金融支持我国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在哪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重点论文,我国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镇化是衡量一国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可以有效促进资源、人口的集聚，解决我国经济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促进统筹城乡发展，是我国未来几年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从我国“九五”计划开始，历次五年计划中都强调支持城镇化建设，并将其作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从更高层次全面论述了城镇化建设问题的重要性，明确要求“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作为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项重点工作之一。
城镇化建设是一项涉及政策、法律、制度、财政、金融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土地制度、环境和耕地保护政策、城市管理等多部门的工作。金融作为配置资源的平台，其自身特点决定只能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支持城镇化建设，而不可能独担重任。农村城镇化建设资金巨大，且城镇化建设中的很多项目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金融企业的逐利特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社会效应在短期内存在矛盾，城乡差距较大的二元经济特点又导致资金流向大中型城市，农村区域和小城镇金融缺失现象严重，严重制约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在我国人均金融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必须寻找好着力点和切入点。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就城镇化问题作了诸多研究，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城市化，两者所指内容基本一致。国外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地方债券或者市政银行进行融资以支持城镇化建设。[1]因此国外学者更多地是研究城镇化建设对经济的影响，对于直接研究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文献较少。Richard利用美国和英国主要城市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分析了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等经济因素对美国和英国城市化的作用，结果显示资本投入是对城市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2]Dematteis研究发现，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往往伴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而城市交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作为基础，城市金融系统提供城市交通发展需要的大量资金，以此促进城市化发展。[3]Teranishi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大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城市住房融资行为，满足这些项目的融资需求可有效支持城市规模的增长。[4]Kyung-Hwan Kim的研究也发现，在城市化进程中金融发展对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5]Cho、Wu和Boggess以美国五个州为例，利用一个多叉分支的选择模型评估城市化水平、土地使用规章制度以及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程度，结论认为城市化进程中金融发展对土地投资与开发具有积极影响。[6]
国内学者对我国金融服务城镇化建设做了大量研究，胡斌认为政策性金融是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手段，并提出通过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短缺，增强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支持作用。[7]伍艳认为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导致我国城镇化率始终滞后于工业化率，城镇集约化程度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较低，因而需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建立“市场主导型”的资本形成机制。[8]郑玫和傅强研究发现金融业的发展是影响重庆市城镇化率的重要因素，保费收入、存款余额、贷款余额、金融机构的现金收入四个指标的增加有助于城镇化率的提高。[9]张正斌对宁夏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金融通过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而收入的提高又带动城镇化发展。[10]汪婷婷、江曙霞从农村城市化资金供给和需求方面入手，探讨民间金融的制度安排，为民间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11]
部分学者运用中国的数据对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进行实证检验，黄勇和谢朝华采用VAR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银行贷款和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12]饶华春使用城市人口占比表示城市化水平，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指标表示金融发展水平，通过VAR模型及其协整对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更大。[13]谷小菁、王定祥利用1992-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国和分区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金融发展能够为城市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增加非国有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金融结构比重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而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贷存比)对提高城市化水平分别表现出正效应与负效应。[14]孙浦阳和武力超分析了金融发展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传导机制，采用1995-2008年间120个国家的数据，使用面板2SLS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各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发展水平和自由度的提高有助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15]赵峥构建了金融支持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运用历史数据分别从人口城市化、产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三个方面对金融支持我国城市化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支持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16]
现有文献大多是从局部角度研究金融是否促进城镇化建设、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意义以及采用何种方式支持城镇化建设等，但是并未将金融在城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缺乏对金融服务城镇化建设的系统研究。城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金融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城镇化建设中只能发挥部分责任，而无法全面承担城镇化建设的所有重任，诸如农民土地流转问题、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均需要相应政策和制度的支持。城镇化建设的特点和金融支持两者互不可缺，单方面依靠金融支持并不能保证城镇化建设的效果，而仅依靠市场自发力量也满足不了城镇化建设的速度。
二、城镇化发展增长源、假设及数据检验
(一)当前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存在的难点
1.金融业逐利性和城镇化建设的社会性存在矛盾。城镇化建设对于提升内需、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民生、拉动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城镇化建设所涉及的大多数项目和商业银行追求盈利的经营宗旨存在矛盾。城镇化建设首先要保证基础设施的完善，但是基础设施中很多项目不符合银行放贷要求，诸如不能按照市场化运作的水、电、气供应企业和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等准公共产品，均无法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调整产品价格。又如城市垃圾处理、废水处理等公益性项目，其本身不产生现金流，需要政府财政补贴或提供政策优惠维持运营，因此还款来源较难保障。
2.城镇化建设所需资金缺口巨大。按照2011年我国GDP471564亿元的规模计算，当年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就达到了47156.4亿—70734.6亿元，而我国2011年的财政收入为103740亿元，仅城镇化基础设施一项的建设资金就占全年财政收入的45.46%—68.18%。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认为中国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17]2011年，我国的城镇人口达到6.91亿人，城镇化率为51.27%。按照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估计将转移农村人口1.2亿人。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单一依靠财政资金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3.城镇化建设中项目承贷主体难落实。城镇化建设以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为主，承办单位主要是地方政府的相关主管部门，这些部门不具备承贷主体的资格。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向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借款，而地方政府通过创新融资方式组建政府投融资平台作为承贷主体。
4.农村金融服务空白不利于城镇化建设。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资料，截至2010年10月月底，全国共有139个金融服务空白乡镇，2030个金融机构空白乡镇，占全国乡镇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些地区农村居民不能享受最基础的金融服务，更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的需要。
(二)关于城镇化发展增长源的概念
鉴于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的现存难点，以及各地区经济差异导致城镇化建设模式的多样性，我国城镇化建设没有一个具体的模式可以借鉴，因此必须从城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入手探求城镇化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将对经济增长贡献大的子系统称为经济增长源。增长源如同发动机一样带动整体系统的可持续运转，优先发展增长源可以消除系统内部各系统之间的摩擦，通过子系统之间的关联效应实现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各项目对城镇化的贡献存在差异。探求城镇化建设的内在动力机制——城镇诞生和发展的动力产生机理，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所构成的综合系统，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城镇化发展。城镇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初是部分变量——发展极或者动力源率先得到发展，由此产生对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要素的需求，进而带动生产要素的集中和经济的繁荣，最终使农村的土地性质、农民的身份、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基础设施和村镇的景观等要素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实现城镇化。
(三)关于城镇化发展增长源的假设
假设1：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之一是工业化发展
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首先，工业化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就业，促使人口集中为城镇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基础；其次，工业部门发展通过乘数效应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增强地方政府供给城镇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再次，工业化的发展也为农村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更好的技术手段和生产设备，解决城镇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最后，工业化的发展能够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城镇的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促进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假设2：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之一是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
首先，城镇化建设所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力均来自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产生剩余劳动力，并提高单位土地农业产出水平，从而为城镇化提供发展基础。其次，农业部门为工业提供市场，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必然伴随着农民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上升，使城镇企业产品的销售得到保证。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镇化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等问题，其根源在于大量资源投向城镇，而农业部门失血现象严重，使城镇发展失去基础。
假设3：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之一是产业结构优化
在城镇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次产业的增长弹性不同，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优化是发展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引起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要素配置由收入弹性较低的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向收入弹性较高的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转化，这种转化促进了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进而促进城镇化经济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假设4：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之一是完善的基础设施
首先，公路、水电气、环境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会涉及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区域间流动，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其次，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降低物流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从而刺激区域内以及同其他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经贸往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最后，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生产要素的流动成本，便利经济主体的生产投资，提升居民的住房条件、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假设5：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之一是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型企业是经济主体中最具活力的一种组织形式，根据2011年修订的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我国中小型企业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在城镇化发展初期，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当地就业、改善民生、提高地方经济市场活力具有积极意义。另外，中小企业还是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对带动产业技术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结构优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模型构建和检验方法说明
本文借鉴产出模型构建思路，将上述假设中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增长源放入模型中，检验其对城镇化率水平变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为城镇化率，使用各地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作为城镇化率的替代变量，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工业、农业、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为检验工业对城镇化的贡献情况，本文使用各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作为工业发展的替代变量，为消除物价变化对真实变量的影响，通过物价平减指数予以修正。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作为农业发展情况的替代变量，使用各地区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代表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产业结构没有明确的替代变量，而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志之一，因此使用第三产业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替代变量。基础设施覆盖范围较为广泛，目前也没有明确的基础设施存量数据和定义对其进行量化，而公路作为基础设施中较为重要的设施被用来作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因此我们使用人均公路长度作为基础设施的替代变量。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中小型企业没有相应的数据可以进行替代，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没有考虑该因素的影响程度，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进行回归，检验上述假设的正确性。由于我国统计数据并未给出2004年和2010年各地区城镇化率的数据，因此我们采用2005-2009年的数据进行检验，数据均来自于2006-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面板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五)检验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模型使用固定效应中的无个体影响不变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选取的四个解释变量均通过t值显著性检验，拟合度达到68.28%。上文所述城镇化发展的增长源主要是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选取的四个解释变量对城镇化建设的贡献已经达到了68.28%，表明这四个变量是城镇化建设的最主要方面。解释变量的系数可以理解为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程度，四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呈现明显的差异，其中农业变量的系数最大，说明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对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最为明显。农业部门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各类资源，农业部门效率的提高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此外，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的系数为9.5938，仅次于农业部门对城镇化率的贡献，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可以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提高城镇化建设的效率。基础设施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t值显著性检验，系数为1.3024，说明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城镇化建设呈正相关关系。工业发展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在四个变量中最低，这与前文描述的不同，可能与本文以各地区的工业总产值作为工业部门发展的替代变量有关。当前统计工业总产值主要以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为主，而忽略了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情况。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工业部门基本以中小企业为主，而这部分企业对中小城镇的经济带动作用并没有在数据中得到反映。鉴于工业部门在城镇化经济中的地位，本人认为其是推动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源之一。
三、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着力点的实证分析
(一)金融支持城镇化的着力点
城镇化建设对资金需求巨大，在我国人均资源相对匮乏、金融市场规模较小、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金融只能促进城镇化建设，而无法主导城镇化进程，因此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应有所侧重，寻找切入点支持城镇化建设。上文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有其内在规律，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重点是要支持城镇化发展中的关键点，也就是支持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
(二)金融支持城镇项目的重要性次序检验
前文对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进行了逻辑推导并实证检验其正确性，这里使用相关计量方法检验当前我国金融支持上述关键点的重要性差异。
1.分析方法和数据说明。主成分分析是一种通过降维来简化数据结构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原来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变量，通过重新组合成一个或者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变量来代替原来的变量，而且这些综合变量能够反映出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按照上述城镇化建设的关键点，根据数据可得性分别选取工业贷款规模、农业贷款规模、乡镇企业贷款规模、三资企业贷款规模、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规模、商业贷款规模和建筑业贷款规模替代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增长源变量。数据时间跨度从2001-2009年，数据来自于2002-2010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2.检验结果。由于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和不同数量级单位，为了使这些不同的数据能够进行比较，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是数据样本的标准差。在数据存在相关性的情况下，进行主成分分析的评估效果会比较好，如果不存在相关性就无法从原有变量中提取出主要变量，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应对数据进行检验，检验数据是否适合用于主成分分析。常用的检验方法是KMO测度，KMO统计量用来比较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本文使用SPSS18软件对所有变量进行计算，得出的KMO统计量为0.630。一般认为当KMO的值大于0.6时比较适合用主成分分析。并且Bartlett检验得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水平0.05。因此选择的变量适合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对标准化后样本的协方差矩阵进行处理，计算矩阵的特征值，从中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值以及按从小到大顺序排列的方差贡献率。主成分个数提取原则为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的前m个主成分。特征值可以被看做是表示主成分影响力度大小的指标，如果特征值小于1，说明该主成分的解释力度不如引入一个原变量的平均解释力度大，所以一般可以用特征值大于1作为纳入标准。由下表可知，工业贷款和农业贷款的特征值大于1，分别为4.475和1.655，且两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3.922%和23.642%，两个变量的方差贡献率之和为87.565%，即可以解释原始变量87.565%的信息。乡镇企业贷款虽然特征值小于1，但是其方差贡献率仅次于工业贷款和农业贷款，方差贡献率为10.232%，三者的贡献率之和为97.797%。所以在各类贷款中这三类贷款最为重要。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城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进行研究，提出了城镇化发展增长源概念，并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部分进行了假设—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城镇化增长源存在，并且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各项目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十八大提出了“高城镇化质量”、“使城镇化健康发展”和“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等内容。在城镇化建设所需的资金巨大、我国金融资源相对缺乏的背景下，金融在支持城镇化建设方面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金融作为经济的内生产物，应将其特点和城镇化建设的重点联系起来，金融业重点支持上述城镇化建设的增长源，通过经济体系内在的乘数效应和关联效应推动城镇化。
当前，应尽快完善服务城镇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机构在推动城镇化建设中应以推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为载体，不断推动城镇产业结构的升级，研究出台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向支持城镇化建设的财政税收政策和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产品的创新研发力度；完善金融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政策，构建和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规范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技术体系，成立必要的相关金融机构，满足城镇化中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需求；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经济发展。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贴息、降低进入门槛等方式支持社区金融机构发展，有效解决中小城镇各类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问题，间接支持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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