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部地区发展放慢的成因分析及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因论文,中国论文,东部地区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部经济增长放慢①，以及中西部经济增长较快状况，已持续10余年。由此形成的收缩性区域均衡发展格局，学界和政府大多正面评价。差距缩小固然应积极肯定，然而令条件较好的东部放慢发展，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加快发展，由此而致全国要素效率下降，影响可持续发展，显然值得商榷。而且，这是在发达经济体仍向沿海集聚下发生的故事，纵有较多积极效应，抑或有逆客观规律之嫌。 一、近10余年区域发展格局变化及简要分析 (一)东慢西快的基本状况 2003年是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西部经济增长整体加快，东部整体放慢。比较突出的是2003至2011年的一段时期，东部GDP名义增速降至14.6%，比1978至2003年低2.9个百分点；中西部GDP名义增速达到16.3%，比1978至2003年加快0.5个百分点，且比东部快1.7个百分点。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由此出现逆转。2014年，东部GDP占全国比重由最高时2005年的61.8%降低到57.6%，降低4.2个百分点。 东部在人均GDP相对较高水平上，GDP增速开始放慢。中西部在人均GDP较低水平上，GDP增速开始加快。这就形成一种表象，即东慢西快是合理的，且由此得到了绝大多数学术文献和政府文件的积极肯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个课题组2014年指出，“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生产力布局的合理性得到了增强。”② 东部GDP比重下降，主要是其发展放慢所致。2003至2014年，东部GDP名义增长率13.0%，比1978至2003年降低4.5个百分点；中西部GDP名义增长率14.6%，仅比1978至2003年降低0.8个百分点，且比东部快1.6个百分点。回归及因素分析表明，对于东部2003至2014年占全国GDP份额的下降，其自身增长放慢占73.5%的影响因素，中西部相对加快占26.5%的影响因素。 所谓的区域均衡协调，就这样在东慢西快格局下开始增强。反映区域发展差距的区域人均GDP变异系数，改革开放以来至2002年达到最高，即区域最不均衡；2003年逐渐下降，至2013年则下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即区域均衡的最好水平。 (二)东慢西快的主要原因 如果导致东部增长放慢和中西部增长加快的因素均科学合理，且导致全国要素配置的整体优化，当然不应诘难，然而情况或许相反。东部经济增长放慢，虽有其长期低层次产业路径依赖，过分依靠人口和引进红利等因素，但更主要是与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向中西部倾斜，全国粗放外延增长越演越烈，集约发展之路走不通等有较大关系。 首先是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增长的东慢西快。2003至2013年，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下，全国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速12.6%，其中中西部年均增长17.8%，东部年均增长7.7%。③其次是政府债向中西部倾斜。中西部政府债截至2013年6月，合计8.9万亿元，占全国51.2%，比其GDP占全国的比重高8.9个百分点。④再次是中西部投资增长大幅加快。2003至2014年，中西部投资年均增速猛增至25.4%，比前期提高7.5个百分点，比同期全国平均高3个百分点。东部投资增长相对性回落，同期年均增长20%，比全国平均低2.4个百分点，比中西部低5.4个百分点。 东部增长投资相对回落这一事实本身具有一定合理性。此时如果中西部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并未“飙升”，从而东部难以大规模在中西部复制传统产业，则东部相当一部分资金将因“地根”收紧，在本地用于集约内涵增长，促进经济转型。同时中西部又因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合理，从而导致投资增长合理，整体具有较高效率。而在此情形下，全国经济整体状况显然将较好，可惜实际状况并非如此。 (三)东慢西快的不利后果 中国经济进入到2004、2005年的时候，原本已具备实施重大根本性转型的较好条件。一方面是出口增长继续加快，全国经济增长势头很好。另一方面是宏观当局开始实施防“过热”政策，从2006年6月16日至2008年6月7日，央行17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从7%提高到17.5%。 如果从2004年开始，加快市场化改革，以市场机制决定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实施全国一视同仁的建设用地供给增长政策。同时在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背景下实施减税，减轻企业和东部负担，这就将在具有一定经济增速和就业增长情况下，适当放慢出口增长，促使东部地区率先转型发展。这样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临时，中国经济将具有较强抵御能力，应对力度或可减弱，四万亿故事或可改写，后续状况将比现在更好。然而非常遗憾，这些局面并未出现，反而产生了一系列至今都难以解决的问题。 这里的问题显然在于，当市场机制不能对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能改变地方政府GDP竞赛情况下，宏观当局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降温经济增长速度。而在实际经济中，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增长难以扼制，政府性及民间资金近乎泛滥，建设用地供给增长听命于地方意志，货币之锚失去作用，不少区域的经济增长一浪高过一浪。 这一期间，全国经济的粗放外延增长不断加剧，投资效果系数降至仅略高于10%，白重恩的研究表明，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在资本产出比增加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减慢，每年从3%多降到1%多⑤。此期间中国经济的实物增长大大快于价值增长，能源原材料消耗增长快于GDP增长，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效益大幅下降。此期间东部大批企业因当地缺地，转而向中西部大量增加投资，使得东部省份难以形成集约内涵发展格局，难以发挥对于全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引领作用。与此同时，东部大批传统产业进入中西部地区，增加了中西部生态环境污染。 二、东部自宋以来即是中国发展主要引擎 (一)两种区域差距发展观 无论实践还是理论，关于区域发展差距，都可以有两种不同状况和理念。一种是扩张性的区域差距扩大，另一种是收缩性的区域差距缩小。 所谓扩张性的区域差距扩大，主要是指在服从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尊重市场资源配置状况下，条件较差地区加快发展，但条件较好地区更快发展，从而导致区域差距扩大。这就后发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而言，应该并无不妥。中国区域经济上个世纪90年代至2013年，虽然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但中西部发展与前期相比是加快的，应属扩张性的区域差距扩大。 有人会说，这是否有失公平。其实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有三种情形来逐步解决区域发展差距扩大所致的种种问题。一是人口迁移，二是中央政府加强转移支付，三是以市场机制促使条件较好地区逐步向条件较差地区加大投资。所以在这种扩张性的区域差距扩大中，所谓区域差距及公平的问题，因总体效率较高，再加上如果具有相应水准的国家现代治理水平，最终将逐步得以解决。发达国家走的应该就是这条路子，库兹涅茨“倒U”曲线，大概也是这样来的。 所谓收缩性的区域差距扩大，主要是指在条件较差地区加快发展同时，由于政府某些具体政策不利于条件较好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发展放慢，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里的情况当然比较复杂，但有一点可以指出，即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水平较低情况下，令条件较好区域发展放慢，来适合条件较差地区，无论如何总是会存在若干效率损失，同时对于条件较好地区也并非公平。2003年至今的区域差距缩小，当属收缩性的区域差距扩大，应该说是不利于全国要素优化配置的。 (二)东部具有难以撼动的集聚优势 东部即使在改革开放前投资严重不足情况下，经济增长亦未显著放慢。1953至1978年，东部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总计仅占全国41.1%，比中西部低17.8个百分点，然而东部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此期间仅从65.8%下降至60.7%，仅降低5.1个百分点。这一期间，东部地区政府和群众冲破禁令，积极创办企业，经济效率更是大大高于内地，即使投资较少，也能有一定增长速度。当然东部一些省份发展异常艰辛。如果此期间东部投资份额，哪怕是增加一两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就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尽管历史发展没有“如果”。 而在1990年中央开始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时，亦正是区域人均GDP差距开始扩大之时。东部较快发展显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未因中央重大方针转变而受到较大影响。重大方针实施固然有时间差，但在中央不再强调加快东部发展，并提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之后的第13年，东部发展才开始慢于中西部。 如此长的时间差，应该是具体政策不适应实际所致。直到2003年，区域人均GDP变异系数终于达到顶点之后开始降低。而从上文分析可知，这主要是建设用地和大量资金向中西部倾斜所致。然而中西部GDP上去了，全国性的粗放外延增长却越演越烈，生态环境破坏日渐严重，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矛盾逐渐加重。与此同时，人口向东部地区的集聚虽然放慢，却仍顽强持续。 还必须看到，尽管建设用地供给、政府性资金和投资增长都在向中西部倾斜，然而最近3年中西部正在出现增长收敛趋势。2003至2012年，东部GDP占全国比重，每年平均降低0.392个点，而2012至2014年，每年平均仅降低0.13个点。这表明即使在要素配置高度倾斜情况下，中西部也较难具有持续的较快增长。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只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只要让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最终仍将回复到东部集聚格局。 (三)东南沿海是中国千年发展支撑 中国经济从唐以后，重心渐渐南移。在传统农业社会，黄河流域的人与土地之间的均衡，大致在唐朝就基本达到了临界点，其后只不过是若干技术上的修订。唐代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达到334斤/亩，仅比汉代增加18.9%⑥。而清代北方地区的粮食亩产，据侯建新研究，河南一带平均仅180斤，所以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150年间的粮食亩产逐渐减少，农业是一个破产的过程⑦。 南方成为唐以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重要的均衡器。宋王朝南渡以后，大批北方移民来到南方，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生产技术，特别是南方治水大规模开展⑧，更是大大加快了南方农业生产发展。浙江在宋代是全国水利工程最多省份，北宋熙宁三年至九年(1070-1076年)，全国共有10803处水利工程，浙江则有1980处，占全国的18.3%。当时全国有水利田3603万亩，浙江则有1048万亩，占全国的29.1%。而且，东南沿海地区土壤肥沃，气温适宜、雨水充沛，土地对于劳动投入具有较高的边际产出。这样，随着耕地面积增加、耕作技术改良、优良品种引进、多熟制大面积推广、商品性农业发展，全社会劳动剩余持续增加。同时大量农产品通过漕运，源源不断运往北京，有力巩固了清皇朝统治⑨。 从下表可以看到，乾隆末期的浙江、江苏和现安徽三地，向中央政府缴交的银两占全国32.9%，缴交的粮食占全国52.3%。需解释的是，英人斯当东提供的粮食缴交数字，缺少北直隶、陕西、山西、福建、贵州等数据。因此，浙江、江苏和现安徽，向中央政府缴交粮食比重，实际可能比表中数据略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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