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兰兰[1]2003年在《中国财经秩序混乱问题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02年，随着安然等一系列美国公司财务欺诈案件的曝光，恐慌情绪一直笼罩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同时，国内财经领域出现的混乱现象也开始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偷、漏、骗税泛滥，越权减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屡禁不止，企业帐外设帐，会计资料严重失真，国家财政收入被截留，公款吃喝，贪污受贿，违规借外债等层出不穷，仅从1985年至1997年开展13年的财税物价大检查就查处各项违纪资金2044亿元，2001年审计部门查出违反财政法纪资金1600亿元，每年税收流失不下1000亿元。如果任这种混乱发展蔓延下去，不仅会严重干扰财税体制的正常运行，制约财政职能作用的发挥，而且会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势在必行。财经秩序归根结底应是一种市场经济秩序，这种秩序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有序化与政府职能转变和财政改革息息相关，需要财政制度的约束与监督。制度包括以法律、法规为核心的正式制度安排和以道德、信用观念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两者构成人们行为的，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由此形成制度——规范人们行为——良好的市场秩序的过程。因此，我认为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的根本是制度建设，有必要从“制度秩序”出发，对制度的构成、制度对财经秩序的决定作用以及制度变迁对财经秩序的影响进行探讨，并重点研究当前财经秩序混乱的突出表现、本质及危害，分析无序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找寻治理对策。本文的基本思路和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是对财经秩序问题进行的基本理论分析。首先，界定财经秩序的内涵——揭示其一般性与特殊性，然后阐述财经秩序的发展规律：其一，有序是一个历史过程，绝对理想的秩序并不存在，但可以作为不断努力企求接近的目标；其二，无序可以<WP=3>变为有序，有序也能变为无序，关键在于转化条件；其叁，对当前无序甚至某些混乱状态，要允许它有一个转变过程，但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对策思路。接下来，给出判断财经秩序运行状况的叁个标准——行为判断、过程判断和结果判断。其次，提出制度秩序论的基本观点。制度构成的叁大内容：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其一，非正式约束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非正式约束与正式约束能否相容，对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其叁，任何一种制度要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实施机制。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因此，制度属于一种无形的、特殊的“公共品”，它是一把双刃剑：规则不合理会导致经济人理性地从事“不合理行为”；规则的合理安排设置则会促成人们的合理行为，或者说，相对合理的制度引导人们更加合理地去行为。结合中国市场现实，目前我国财经秩序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制定的某些市场规则本身存在不合理性，它导致市场主体的“不合理行为”（或称合法不合理的行为），正是这种行为，才造成了财经秩序的无序与混乱。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信息不完全和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的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可能会出现许多制度未来得及规范但却对秩序造成混乱的行为。第二章分析当前国内财经秩序混乱状况的具体表现。该部分分别从财经秩序的内外结构以及市场主体行为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一方面，由主体秩序和交易秩序共同构成的内在竞争秩序，以及由法治秩序和道德秩序构成的外在环境秩序，它们在不同程度上的无序和混乱是造成当前财经秩序混乱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由于“行为判断”是财经秩序分析第一位和基础性的因素，因此，我们有必要从财经领域内各个行为主体的角度，对当前财经秩序状况作一个考察，“混乱”应是其比较准确的描绘。从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财经领域中的主体——政府、部门、企业、个人和社会中介机构在各自特定的环境下，为实现局部或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违法违纪，并屡禁不绝，而且这种行为的普遍化、经<WP=4>常化、集团化和一定程度上政府参与性的特征愈来愈明显。第叁章对国内财经秩序混乱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的研究重心。首先，市场性原因分析。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影响财经秩序的主观方面，当是市场活动主体永无休止的逐利动机；客观方面，则是市场自身的基础状况或成熟程度。笔者认为这些市场性原因，既是基础性的，更是深层次的，应予特别重视。其次，历史性原因分析。从影响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两个角度分析形成我国目前财经秩序混乱状况的历史原因。在这里，我们既要看到存在了几千年的自然经济留下的痼疾，还要看到几十年计划经济的惯性。二者虽然经济基础、制度不同，理论、观念、行为方式有异，但它们对商品经济的封杀都是一致的，对市场发育的危害是同样深刻的。正因如此，随着市场理论的申张和利益原则的确认，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收入最大化急剧上升为社会追求的核心目标，而这种“逐利行为”在极大刺激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秩序的混乱。
崔鸿雁[2]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叁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孙杰[3]2007年在《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与体系构建》文中研究表明建筑市场信用体系主要由经济信用、合同(契约)信用、质量信用和执业人员信用四个部分组成，前叁个部分又都有重合之处，其中质量信用部分内容严格来讲也应归属于合同信用。由于工程建设领域信用建设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以及建设工程合同的特殊性，使得建设工程合同信用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特点，而这方面的研究却完全处于空白，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作单独深入研究。本文主要运用信用经济学理论，结合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理论知识，探讨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与体系构建问题，为建立和深化科学有效的建筑市场信用体系与制度，提供必要和超前的理论支撑。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有关信用与契约信用理论研究。本文在明确信用的基本内涵、特征、分类和信用制度基础上，结合契约的解释、契约与信用关系提出了契约信用的概念。契约信用就是指企业在长期经济交往过程中，基于契约行使合法权利并履行承诺和义务而累积形成的信用，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一种信用形态。关于契约信用的认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契约信用体现了信用的法律规范：契约信用超越了信用道德范畴，体现了信用法律规范。契约信用的缺失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失信者不仅要承担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还要承担法律上的制裁。契约信用反映了合同法治与信用机制的融合：契约信用正是体现了合同法治与信用机制相辅相成、互为促动的关系，将二者互为目的和手段，共同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契约信用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价值契合：契约信用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而来的，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经济活动中的基本要求。契约信用是一种承诺信用：它是契约双方协商的产物，而契约的本质特征则决定了契约信用这种承诺信用的特征。契约信用与效率违约悖论：契约信用以契约双方必须遵守合同为首要条件，效率违约论则认为为了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必要时可以违约，显然两者是矛盾的。本文认为对于建设工程合同当事人来说，必须坚守合同信用，效率违约并不可取。本文对于契约信用的研究，理论上借鉴了叁种演进的契约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在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契约信用与西方契约信用基础上，探讨了契约信用演进与未来发展方向问题，认为契约信用必然经历着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人伦信用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契约信用转变。第二，有关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研究。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是指为了改善建筑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状况，约束建筑市场主体在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范的组合，是敦促建筑市场主体按约行事、降低建筑市场交易费用的有力保证，是关于信用制度的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建筑领域中，建设工程契约信用主要体现在发包人的契约信用和承包人的契约信用两个方面。本文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承包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相关内容叁个方面探讨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的内容。建设工程契约信用是基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建设工程合同所具有的特点则决定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的复杂性、重要性和长期性。本文基于法学知识研究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法律制度，包括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适用的现行法律依据和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处罚责任和归责原则。本文重点研究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缺失主要现象及危害，如建筑招投标市场秩序混乱问题、承包人资质不合格、挂靠现象严重、“黑白合同”问题、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事故增多、工程款拖欠情况严重、承包方违法分包、转包和建设工程无效合同大量存在、建设工程竣工验收纠纷不断等问题。并从建筑企业产权制度不清、企业的寻租行为、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不健全、建设工程契约双方信息不对称、建设工程契约的不完全性和建设工程契约双方缺乏重复博弈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缺失的原因。第叁，有关建设工程契约信用体系构建问题。建设工程契约信用体系本质上是从属于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子系统的，它的建立、运行和完善应与国家信用体系一脉相承，并反映出建筑市场信用体系的行业特征。本文从完善建筑市场经济体制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建筑业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增强建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和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等方面探讨了构建建设工程契约信用体系的必要性。建设工程契约信用体系主要由叁大部分构成：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监管体系和建设工程契约信用评价体系。本文提出的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监管体系主要是基于合同备案制的，并具体分析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监管的主体、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监管的内容和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公示制度。建设工程契约信用评价体系主要由评价管理办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数学模型和评价软件系统组成。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合同管理水平、合同缔约能力、合同缔约状况、合同履约能力、合同履约状况和企业合同社会信誉度等六部分一级指标内容组成，又从发包人和承包人两方面探讨了二级指标组成问题。本文对“守合同、重信用”活动的创新作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建设行业管理部门在构建建设工程契约信用评价体系中的作用。第四，有关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管理研究。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管理是企业基于书面的建设工程合同进行的信用销售的管理，是一种狭义的企业信用管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管理目标主要是建立客户契约信用档案、评价客户契约信用并授信、维护合同利益、实现合同目的、保障债权和账款追收。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管理是建立和维持建筑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它在规范建筑市场管理、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工程质量、治理工程款拖欠、降低工程造价和缩短工程工期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信用管理流程是指一系列旨在实现企业现金流最大化的从客户资料收集到收账管理的紧密相连的活动。本文认为对于建设工程契约信用而言，可借鉴的信用管理流程是“3+1”信用管理模式和全程信用管理模式。最后提出了建筑企业建设工程契约信用管理制度构建策略，即在投标前对业主进行契约信用评价，施工过程中加强合同及合同期内应收账款的管理和项目竣工后提升逾期应收账款的管理水平。第五，有关建设工程契约风险的防范策略研究。契约信用风险是指在以契约信用关系为基础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的一方不能履行给付承诺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和风险一样，契约信用风险具有两个最为显着的特征，即客观性和不确定性。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识别就是要找出风险之所在和引起风险的主要因素，并对其后果作出定性的估计。针对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的特殊性，文章主要从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转移制度和管理制度叁个方面探讨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探讨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防范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制度、建设工程合同代位权制度及其创新、建设工程合同撤销权制度以及如何合理使用诉讼权利等问题。建设工程担保和建设工程保险是工程风险管理的主要方法，可实现对建设工程风险的有效防御，避免或减少损失的发生，也是约束和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本文以信用利益为研究对象，而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所保障的都是债权人的信用利益，承保的都是信用风险，都可以保障债权人债权之实现，确保交易安全。为此，本文主要研究了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的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建立建设工程保证担保制度，目标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规范工程建设中各种行为，形成有效的调控机制和保障体系，用信用保证办法实现工程建设主体之间的联系，形成一种连带责任链规避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最后，文章结合实际提出了建设工程契约信用风险防范的若干管理制度。
李津燕[4]2005年在《地方政府行为与市场秩序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市场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而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市场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依据和基础。不同理性程度的市场秩序及其存在状况,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市场经济的规范程度及其绩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市场秩序本身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资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市场秩序是市场经济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对经济规律和基本社会经济制度进行了深度剖析,尤其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变化和发展规律作了科学、详尽的研究,为我们把市场秩序作为一种制度变量纳入市场理论分析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方法,并且提出了有关制约影响市场秩序的极其宝贵的理论文献和成果,但对市场秩序的具体阐述并不多见。 就我国国内目前关于市场秩序的研究状况来看,人们多是把市场秩序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探讨,有的学者也曾对中国的具体市场秩序作过比较系统的分析。但是,总体上看,人们至今尚未全面、专门地研究市场秩序自身的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规律,对市场秩序的构建机制也都缺乏系统的探索。因此,人们对于市场秩序的思想和理念也难免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和较大的分歧。 从市场实践需要来看,世界范围的市场实践,尤其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的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市场实践,已经把市场秩序构建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全球化浪潮中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缺乏自身独立的、成熟的市场秩序,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法律制度等游戏规则;同时,完善与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不断高涨。在国内,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以及现行市场制度规则实施监督不力造成的交易行为无序、市场竞争失效,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甚至地方政府不规范行为成为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之一。因此,定位地方政府角色、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制定和实施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效措施,选择好的“政府规制”模式,防止市场经济秩序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提高市场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
王芳[5]2016年在《中国金融转型秩序的制度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金融转型是经济转型的核心构成内容和发展保障。但现实中,金融发展相对滞后、金融失序和无序现象时有发生、金融功能发挥不足,其结果,给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基于此,有必要探讨金融转型秩序型构问题,探究其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现实障碍以及破解对策,以期推动金融转型目标实现、促进经济深化发展。本文以制度分析方法为基本研究方法,沿着“理论分析——实践反思——完善创新”的思路进行研究。在对金融转型秩序决定因素理论阐释和现实状况客观评价基础上,考虑金融日新月异发展、金融全球化国际化的背景,系统梳理金融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模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等角度,对已经形成的金融制度、金融文化和制度环境叁维框架加以全面认真审视,探讨它们对于秩序型构的作用机制,挖掘根源,层层递进,对中国金融制度创新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出解答。我国进行金融转型是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和金融深化要求的,也是实现经济改革目标的基本途径。金融转型总体目标是要由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封闭金融向开放金融、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最终实现金融结构体系合理、各子系统协调有序、稳定发展、公平竞争的秩序型构目标。转型期,我国金融运行与发展秩序与最终目标存在差距,它不利于金融深化目标实现。如何改变金融转型过程中的失序状态?理论上,金融结构体系、信任基础、正式制度、金融文化、政治经济体制、市场环境等因素均会对金融秩序产生影响,但制度是秩序型构的决定因素。它能够约束政府防止权力滥用、约束平等经济主体维护公平竞争、提供信息形成稳定预期、促进合作建立良好秩序。由此,失序状态的解决要着眼于制度创新。我国金融制度供求状况与变迁特点影响转型秩序型构。政府主导的金融制度供给存在供给缺乏适应性的缺点,这会造成金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困境。供求非均衡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能完全破解困境。其结果,既得利益者易陷入金融寻租腐败,而缺乏制度支持的需求者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则有可能突破制度约束铤而走险,诱发金融失序。不仅如此,我国金融契约、产权制度不成熟、金融主体行为规则不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明晰,这些均会给我国金融交易秩序、竞争秩序与管控秩序的型构带来阻碍。为此,转轨国家要不断解决此问题。除了上述正式制度外,价值信念、伦理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也会对金融秩序型构产生影响。转型期,计划经济的思维、制度与举措尚未退出国家权力与社会运行空间,市场经济思维、制度尚在建构中。这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的稳定性被打破,非正式规则易出现变形扭曲,对新秩序型构产生阻滞作用。金融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它还需要特定的制度环境以保障各项制度的实施。目前我国金融转型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法律环境、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它对制度保障和秩序型构带来制约。未来,我国金融制度要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环境叁个层面谋求供给创新。正式制度供给创新的总体思路：借助地方政府力量,发展中间扩散型制度创新模式；树立金融制度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观,回归制度本源；加强民营、外资和地方性金融制度供给,夯实制度需求主体。具体的金融制度供给创新对策是：构筑金融产权制度,提升金融组织绩效；保障金融契约履行,稳固金融交易基础；改革金融主体进出与运营制度,保障金融竞争秩序；创新金融管控制度,解锁金融压制体制；完善金融市场中介组织制度,弥补市场与政府失灵。非正式制度供给创新的总体思路：构建有利于促进非正式制度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价值观,发挥意识形态引导作用；培育夯实金融文化基础。制度环境优化层面,第一要着眼于金融立法、执法、司法叁个方面优化法律环境。第二促成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优化体制环境。最后要优化市场环境。金融转型秩序型构中,制度环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叁者合力作用发挥极其必要。因此,要夯实制度环境基础,发挥好制度环境支持力作用；要理性建构正式制度,减少与非正式制度的摩擦；还要加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保障正式制度实施。惟有叁者相辅相成,才能推动金融转型秩序型构目标顺利实现。
文炳勋[6]2005年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与执政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也是一个高风险、高成长的朝阳产业。金融工作是我们党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金融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乃至我们党的执政安全。回顾改革开放25年的历程,最引人注目和值得称允的成就之一就是及时化解金融风险,保持了金融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总结我们党在新时期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金融工作的主线就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作指导,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际,努力探索、探寻、选择一条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金融制度的创立、发展和改革的道路,即从1978年起,逐步探索出一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改革道路,并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 开展新时期党的金融工作与执政安全问题研究,对于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炼中共党史主题,拓宽党史研究视野,充实党史内涵,改善金融经济工作方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目的就在于“察金融之道,兴经国之业”。 在研究方法上,首先,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与执政安全研究与中国当代史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同时,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与中国当代经济史密切关联。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是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在研究中必须坚持党史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即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尊。在全面、客观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开展研究工作。其次,要从正面总结金融工作的历史经验,树立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并以此作为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材料。第叁,研究重点以新时期金融工作方法,包括金融工作指导思想、思想方法与具体推进方法为主,为未来提供历史借鉴。第四,研究工作要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与从具体的历史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五,
于开红[7]2016年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贫困是一个与人类发展相生相伴的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贫困就一直困扰着人类。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贫困问题。虽然,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人类社会的贫困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反贫困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巨大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贫困问题都只是人类的物质贫困,并未涉及到贫困的生态层面。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问题与贫困问题的不断交织融合,使生态贫困逐渐发展并显露出来,成为当前人类面临并亟需解决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生态贫困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诱因,反生态贫困是中国政府及人民在追求“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过程中必须全力以赴,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就外部原因而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是中国当前生态贫困的“罪魁祸首。”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资本对利润的不断疯狂追逐,导致生态贫困这一后果逐渐凸显出来,并像传染病一样,从一国国内蔓延至全世界。世界上只要有资本活动的地方就会有生态贫困,不同的只是产生的时间和发作的程度而已。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思想和生态殖民主义政策就像“苍蝇”一样飞了进来,从而使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严重的生态贫困问题。因此,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既要通过国内反生态贫困的努力,也要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进步力量的合作,共同抵制和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才能最终消除生态贫困。沿着这一思路,文章对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表现、矛盾根源以及矛盾的体现、反生态贫困的方案设计等进行了逐步的分析。(1)梳理并评论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主要分为四个方面：1)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对贫困、生态贫困、生态危机的研究,以及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2)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代表人物的观点：3)国内学者对生态贫困问题的研究综述,包括国内学者对贫困地区和城市生态贫困的研究,以及对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模型的运用；4)对国内外研究的简要评价,既肯定了西方学者在研究生态问题、生态危机方面的成果,也指出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存值得进一步推敲之处；国内研究虽然在生态贫困的概念、特征、分类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和创新,但更多的研究还集中在对西方学者及其观点的介绍和评价,以及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国外理论的中国验证,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未完全建立。(2)归纳和总结了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生态与生态学、贫困及其分类、生态贫困的基本理论(概念、特征、分类和生态返贫困)、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对生态贫困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讨论,认为生态贫困问题与一般的物质贫困问题不同,其内涵至少包括叁个方面：1)人们无法满足其基本的生态资源需求；2)物质贫困的人口因为生态退化而更加贫困,陷入了一种“生态贫困陷阱”(Ecological Poverty Trap,EPT);3)某些物质财富富裕的人口因为生态问题而重返物质贫困。简而言之,生态贫困可以是生态财富的贫困,也可以是生态贫困陷阱,还可以是生态财富缺乏与物质返贫困的复杂结合体,它既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存在于发达国家(或地区)；既存在于农村,也存在于城市。(3)剖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现状,并做了实证分析。这一部分主要有两个板块：1)论述了改革开放来我国生态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包括自然资源供给锐减与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经济发展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贫困；经济滞后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陷阱：经济后退与生态退化并存的生态返贫困等四个方面；2)为了检验我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叁废”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CK)理论对我国生态贫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检验结果做了分析和评论,笔者认为EKC理论尚存进一步商榷之处,其结果并不能全面解释我国当前生态贫困的表现及产生原因。如果要清楚认识我国当前生态贫困,就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等进行深入分析。(4)分析了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产生的矛盾根源,主要涉及两方面：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失衡和市场机制失灵。1)中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失衡,包括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五个方面的失衡；2)中国当前市场机制失灵,包括供求关系的失衡、外部性与机会主义、市场竞争的混乱等方面。这一部分主要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矛盾的原理、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当前中国生态贫困之所以出现的矛盾根源。(5)针对中国当前生态贫困之矛盾的具体表现,正文的第六部分从国内和国外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1)从国内来看,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是建国后的“叁大运动”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阻碍和破坏；二是改革开放后发展方式的扭曲带来的生产异化、公仆异化、分配异化和消费异化；叁是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引起的城乡关系的异化。2)从国外来看,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生态殖民主义政策；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技术封锁；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贸易限制。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到自身在社会、经济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足,更要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施加的不平等手段。生态环境问题既是其生态殖民政策给中国带来的严重后果,也是其唱衰中国、颠覆中国的重要手段。(6)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当前反生态贫困方案进行了设计。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完全协调发展,必须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生产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还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这也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的建设至少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中叶才能完成。因此,从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还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恢复基础上。1)基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一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强生态观念的教育与普及；二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增长；叁要提倡适度消费与绿色消费；四要辩证地看待生态资本理论,提高生态资源存量。2)基于解增长理论与“新常态”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做到：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公有制地位；叁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加强中央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全面统筹。3)基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生态贫困问题的解决,一是应该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建设；二是鼓励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积极参与反生态贫困；叁是加强反生态贫困的国际合作。
王志浩[8]2016年在《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财政制度安排体现和承载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方面的基本关系。在复杂的央地关系中,围绕财政-税收展开的权责斗争,一直处于焦点问题的前列。可以说,一部国家改革史,就是一部波澜起伏的财政史。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建国以来有过多次“收权—放权”的循环。当过度放权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不利于管控时,中央就倾向于收权整顿；反之,因集权过度而导致经济结构僵化、流动性低而导致社会发展放缓时,中央就重新放权以搞活市场。尽管有“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各种批评,但这些举措仍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民经济总体状况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自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重新夺回经济话语权,而地方财权大大缩水。受市场化改革驱动,地方政府建设热情高涨,但建设资金需求与可用财力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迫切需要拓宽融资渠道,增强投资能力。而国家《预算法》一直没有赋予地方政府举债权。在这一现实矛盾下,诸多地方政府绕开法律红线,通过银行信贷、债券、信托、理财、资产债券化、融资租赁等多种渠道寻求资金支持,事实上形成了政府的强大举债能力。无论对于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债务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融资筹集到大量资金,成为经济建设和城乡发展的显着推进器,地方繁荣与活力的累加,客观上也做大做强了中央政府的实力与底气,中央乐见其成；另一方面,融资规模的快速扩张,使得地方财政风险日益加大,中央兜底的意愿下降,困难凸显。最终,在经济下行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下,中央政府开始强力约束地方债务扩张,并通过多种政策组合,试图重建央地财政关系,实现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换代。本文正是试图从央地关系的核心视角,来重新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事实,理解贯穿其中的制度约束、行动选择和治理逻辑。就理论关切而言,本文的重心不是描绘当下地方政府债务的确切规模以及治理路径,而是其背后央地关系的演化和博弈逻辑。在研究方法选择上,本文主要采用经验分析与规范假设并重、解释为主而解读为辅的演绎推理方法以及多阶层—多偏好的行动逻辑观察方法。本文遵循事实与学理互证,单视角与多视角迭加,历史与现实并重,宏观思考微观切入、微观进去宏观出来的多元化思考模式,层层追问,力图在理论研究和对策应用上皆有斩获。同时,本文尽力节制习见的善恶价值判断,不对地方债务的发生及规模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回到历史和事实本身,梳理央地关系的行动逻辑及其动力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的发生与防控,还原为现实世界的多因素复杂互动。在研究策略选择上,本文试图将财经事件与社会变革整合研究,将地方债务的生成逻辑拓展到更广阔的学理空间中。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大部分,一是政府债务规模的分析,多由财政或经济学研究者完成；二是债务风险应对的应用分析,多由实务政府工作者完成。本文希望通过政治学视角的介入以及基于对历史、制度和各方行动逻辑的梳理分析,能够丰富和拓展对这一议题的理解,探讨建立跨学科综合视野的可能及路径。在写作结构上,本文做了一些尝试,将改革历程与博弈过程融合,通过文本安排来呈现某种动态结构,用“找钱-分钱、缺钱-借钱、借钱-赚钱、邀功-赖账、土地-信用、脱缰-重构”这六组核心概念,重新建立了理解地方政府债务从早期到后期,从小借小用到可能失控的分析框架。这六组概念既勾画了地方政府债务发生的时间顺序和空间格局,也提供了理解这种格局的制度动因。“找钱-分钱”是财政问题中央地关系的核心；“缺钱-借钱”诠释了借债兴起的早期逻辑；“借钱-赚钱”则是地方政府从被动转向主动的扩展行动；“邀功-赖账”形成了借债的内在动力；“土地-信用”则构成了债务做大的外在支撑；“脱缰-重构”给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的判断及其治理路径。这六组核心概念表现出的时空-结构张力,构成了本文解剖地方政府债务的央地视角。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文献回顾与述评,梳理了政府债务学术研究的西方脉络,展现了中国学术界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理论探寻,还带入了央地财经高官的政策表态。第二章是学理基础,辨析了从央地视角解释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四种经典理论,包括“收权-放权”策略调整的改革视角、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激励视角、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权视角和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视角。第叁章以“找钱-分钱：财税改革中的央地博弈”为题,再现了1993、2001年一大一小两次财税改革的时空背景,运用亲历者回忆录的素材,对地方政府两次作弊的典型案例,勾画了央地博弈的鲜活画面。第四章以“缺钱-借钱：分税制与早期债务的形成”为题,着重回答了早期乡镇债务兴起的逻辑。第五章以“借钱-赚钱：融资工具创新与地方债务走高”为题,将经济改革新时期的地方债务激增,理解为融资工具创新。第六章以“邀功-赖账：地方政府债务攀升的正反激励”为题,对地方债务攀升的官僚集团行动给予了学理解释。第七章以“土地-信用：地方政府债务的杠杆放大”为题,描绘了地方债务最终走到惊险高度,依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财政和政府效用,它在释放治理风险的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和城市焕然一新做出了重要积极的贡献。第八章以“脱缰-重构：债务治理中的央地关系新格局”为题,解读单一制架构的中央政府如何在逆境下挽回局面的出牌路数。最终的结语,简要讨论了驱动中国经济奇迹的竞争性地方政府,走到了由盛而衰的新拐点。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存在的风险问题,本文认为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改变中央与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局面,争取做到权责相匹配；完善官员考核与激励机制,打破GDP至上论；不断拓宽地方政府合法举债渠道,授予地方政府以发债权,保证投融资机制健康运转；规范债务管理机制,完善监督机制,实施预算硬约束,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
陈华[9]2004年在《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分析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是金融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制度变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有银行脆弱性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国有银行脆弱性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制度根源何在,如何预防和化解,中国目前仍缺乏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因此,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银行脆弱性引发的银行危机越来越频繁,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处置难度越来越大,处置成本也越来越高。银行脆弱性具有马太效应的负外部性,造成金融市场失灵,资源配置效率受损,难以实现帕累托优化配置。中国目前经济金融处于大幅度变革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体制性风险加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必须站在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银行脆弱性,无论怎样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研究银行脆弱性,是为了预防银行危机的发生,提高银行配置资金的效率;提倡正视银行脆弱性,是为了解决中国银行面临的困难,帮助其早日走出困境,因此,研究银行脆弱性,充分发挥金融对经济的“助推器”等能动作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银行脆弱性理论是新兴的解释银行危机理论,这种理论不同于从经济基本面来解释银行危机的传统观点。它强调银行体系内在的脆弱性,从银行体系自身寻找银行危机的原因,认为银行业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市场的不完善性。本文的出发点是论证银行脆弱性,首先对银行脆弱性理论进行梳理,以期从转轨时期和制度合约角度找出其原因,然后对银行脆弱性进行量化和实证分析。本文的落脚点是国有银行脆弱性预警模型及其分散化解路径选择。提出了多重制度缺损假说来解释我国银行体系异常脆弱的原因,不仅重视对影响银行脆弱性的共同的一般因素的分析,而且特别重视我国经济转轨过程影响银行脆弱性的产权制度和政府行为等特殊因素的分析。最后为提高我国银行稳健性,提出了一些建议。
党霞[10]2010年在《合作与冲突：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考察（194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在尽可能地占有和利用档案资料和其他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以具体个案的研究形式,对1945—1949年苏联红军军管时期的苏联与中共在旅大地区的关系做细致的历史考察,对苏联与中共在旅大地区关系中的主要历史事件和历史活动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细致的探究,试图全景式展现具体历史情境下苏联与中共在旅大地区合作与冲突的历史概貌,揭示苏联与中共在旅大的合作体制是双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在思想和行为两个维度的一种互动的平衡过程。本文正文分为绪论、主体章(四章)、总结章(一章)叁大部分：第一章是对全文的背景性论述。首先论述旅大地区在战后苏联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其次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苏联如何通过大国条约、对华条约、军事占领着叁个层次来保证苏联对旅大地区的战略利益实现。第二章主要论述1945年8月—1946年8月苏军当局与旅大中共合作体制的初步建立以及1945年11月至1946年下半年这一时期双方在旅大地区建立合法性、稳定性过程中的合作与矛盾。第叁章主要论述1946年9月—1947年9月这一时期苏军当局与旅大中共合作体制内的协作与冲突。关注苏军与中共对旅大有限经济资源的利益分配和利用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第四章首先论述1947年10月—1948年6月苏军与中共合作体制的矛盾总爆发即刘唐撤退事件以及十月会议、六月会议对中苏关系的调整。接着阐述1948年7月—1949年10月苏军与中共合作体制新一轮的调整。第五章最为总结章,是对苏军当局与旅大中共合作体制内中苏关系的发展轨迹和特点的论述,以及对中苏矛盾关系发展的原因的论述。
参考文献：
[1]. 中国财经秩序混乱问题的研究[D]. 贾兰兰.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 崔鸿雁. 复旦大学. 2012
[3]. 建设工程契约信用制度与体系构建[D]. 孙杰.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4]. 地方政府行为与市场秩序构建[D]. 李津燕. 武汉大学. 2005
[5]. 中国金融转型秩序的制度分析[D]. 王芳. 西北大学. 2016
[6].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与执政安全研究[D]. 文炳勋.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7].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中国生态贫困问题研究[D]. 于开红. 西南财经大学. 2016
[8]. 央地关系视角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D]. 王志浩. 南京大学. 2016
[9]. 转轨时期国有银行脆弱性的分析与实证研究[D]. 陈华. 苏州大学. 2004
[10]. 合作与冲突：旅大地区苏联与中共关系考察（1945-1949）[D]. 党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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