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泓, 祝家兴, 陈发龙, 罗元, 潘琪[1]2001年在《微血管定量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意义》文中认为目的 :研究非小细胞肺癌 (NSCL C)的预后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表达及肿瘤微血管定量间的关系。方法 :对81例行手术治疗的 NSCL C患者运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 VEGF的表达及微血管定量 ,检测 VEGF使用抗 VEGF单克隆抗体 ;检测微血管定量用抗 CD34 单克隆抗体。结果 :在术后半年出现转移的 32例 NSCL C中微血管定量为 (32± 15 .4)根/ mm3比术后未出现转移的 49例患者 (12± 8.6 )根 / mm3明显增高 ,经统计学处理 (P=0 .0 0 1)。在术后半年出现转移的 32例中有 2 4例 VEGF表达阳性 (75 % ) ,在术后未出现转移的 49例中有 2 5例 VEGF表达阳性 (5 1% ) ,经统计学处理 (P=0 .0 31)。结论 :NSCL C的转移形式为血管形成依赖性 ,VEGF是 NSCL C的血管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VEGF的表达是检测NSCL C预后的一个有意义的指标
宋宗元[2]2006年在《VEGF、MMP-9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血管生成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肺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预后极差,86%的患者在确诊后5年内死亡。大约80%的肺癌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cell lung cancer,NSCLC)。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与肿瘤血管生成密切相关。肺癌和其他实体瘤一样,其生长和转移必须依赖肿瘤组织中的血管生成。肿瘤血管生成受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和血管生成抑制因子的调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目前所知的作用最强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它可直接或间接参与血管生成的多个环节。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MMP-9)能降解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中的多种成分,促使癌细胞突破基膜屏障,也是促进血管生成的重要因子之一。肿瘤内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不仅可以反映肿瘤间质的血管生成程度,而且是判断多种恶性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参数。迄今为止,同时观察VEGF﹑MMP-9在NSCLC中的表达和血管生成情况,国内外鲜有报道。目的:研究VEGF、MMP-9在NSCLC组织中表达及与肺癌临床病理生理特征的关系,同时探讨VEGF、MMP-9对NSCLC血管生成的影响及两者之间可能具有的相关性,以期为NSCLC的抗血管生成治疗提
孙江涛[3]2006年在《非小细胞肺癌中VEGF、VEGF-C、CA-Ⅸ基因表达及其与动态增强CT首过时间峰值和临床病理特征相关性的研究》文中提出背景和目的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的恶性肿瘤，是胸部影像学研究的重点，传统影像学主要根据肺癌的形态学特征进行诊断。随着现代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和功能影像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分子生物学与影像学的相互结合，形态与功能相结合的影像技术为肺癌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已有的研究表明，肺癌的侵袭、转移与肿瘤血管形成、淋巴管生长因子及乏氧代谢密切相关。近年来，应用灌注CT扫描观察肿瘤的血供情况，以及与转移相关基因的相关性已成研究的热点。本研究通过CT灌注成像技术，探讨良恶性肺部病变血流灌注首过时间峰值(PH)的差别，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肺标本中MVD、VEGF、VEGF-C、CA-Ⅸ的表达水平，探讨其与临床病理特征和首过时间峰值(PH)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对32例非小细胞肺癌，25例良性病变进行灌注CT扫描，以7ml／S的速度注入对比剂，使用Siemens dynamin evalution软件进行
张利斌[4]2009年在《非小细胞肺癌转移相关分子机制的研究》文中认为第一部分LUNX与CK19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背景与目的:由于传统的RT-PCR法只能达到半定量的程度,因此它很难区分正常组织中靶基因的基础表达水平与癌相关组织中增高的表达水平,从而产生假阳性。本实验旨在应用一种定量检测的方法(实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法,real time fluorescent quantitative RT-PCR,Real-Time RT-PCR)来检测NSCLC癌旁组织及淋巴结中癌细胞,以便对NSCLC术后准确分期及治疗提供准确的理论依据。方法:以LUNX mRNA、CK19 mRNA作为检测标志物,采用Real-TimeRT-PCR方法检测40例经病理诊断为非小细胞肺癌组织及146枚区域性淋巴结组织中LUNX mRNA和CK19 mRNA的表达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对照组为11例肺良性病变患者标本及16枚淋巴结。对所有淋巴结进行常规病理切片HE染色,观察转移情况。结果:①癌组织中LUNX mRNA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与患者年龄、性别、组织学分型、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及TNM分期无关(P＞0.05)。②癌旁组织中LUNX mRNA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但与患者年龄、性别、组织学分型无关(P＞0.05),与淋巴结转移、肿瘤大小及TNM分期有关(P＜0.05)。③淋巴结组织中CK19 mRNA水平接近对照组(P＞0.05),但与患者年龄、性别、组织学分型及肿瘤大小无关(P＞0.05),与淋巴结转移及TNM分期有关(P＜0.05)。④淋巴结组织中LUNX mRNA水平接近对照组(P＞0.05),与患者年龄、性别、组织学分型无相关性(P＞0.05),但与淋巴结转移、原发灶大小、TNM分期有相关性(P＜0.05)。⑤LUNX mRNA和CK19 mRNA均与患者年龄、性别、组织学分型无关。⑥Real-Time RT-PCR法和常规病理方法检测肺癌淋巴结转移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结论:LUNX mRNA与CK19 mRNA均可作为Real-Time RT-PCR检测肺癌患者癌旁组织、区域性淋巴结微转移的分子标记物,但前者在特异性和敏感性上优于后者。该方法的建立可能有利于提高肺癌淋巴转移的检出率,从而指导临床分期和治疗。第二部分LYVE-1和CD31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肿瘤转移的关系背景与目的:肿瘤的侵袭转移是个复杂多步骤过程,与肿瘤细胞的粘附、新生血管形成和淋巴道转移等有关。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手术原则是保证根治性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近年来,随着一些淋巴管内皮和血管内皮标志物的发现,使得对肿瘤血管淋巴管生成及转移的研究逐渐增多。本实验旨在检测淋巴管内皮细胞特异性标志物LYVE-1和血管内皮细胞标记物CD31在NSCLC中的表达情况,探讨NSCLC与血管淋巴管发生及肿瘤转移的关系。方法:采用EnVision显色系统免疫组化方法检测40例NSCLC癌组织和癌旁组织LYVE-1和CD31的表达。并计数LYVE-1和CD31标记的癌组织及癌旁组织中的微淋巴管(MLVD)和微血管密度(MVD)。结果:NSCLC癌组织中LYVE-1标记的MLVD显著高于正常肺组织和癌旁组织中MLVD,有统计学意义(P＜0.01);癌组织中MLVD在有淋巴结转移组与无淋巴结转移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癌组织中MLVDⅠ期+Ⅱ期与Ⅲ期+Ⅳ期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1);但NSCLC癌组织中MLVD与性别、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类型和分化程度无关(P＞0.05)。NSCLC癌旁组织中CD31标记的MVD显著高于癌组织MVD有统计学意义(P＜0.01);NSCLC癌组织中MVD有淋巴转移组高于无淋巴转移组,比较无相关性(P＞0.05);NSCLC癌组织中MVDⅢ期+Ⅳ期高于Ⅰ期+Ⅱ期,比较无相关性(P＞0.05)。相关性分析统计表明,MLVD/MVD在NSCLC癌周组织中的表达无相关性(r=0.034,P＞0.05)。结论NSCLC中LYVE-1和CD31表达水平可作为判断病情进展和肿瘤转移的指标之一。
彭传亮[5]2010年在《VEGF-C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其反义脱氧寡核苷酸对肺癌细胞作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肺癌是当今世界上人们所面临的严重威胁生命与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已成为各种恶性肿瘤死亡的首要原因。在所有肺癌患者中,约75%-80%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其中75%的N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没有手术指征。目前NSCLC的治疗主要是以手术为主的、包括化疗、放疗和分子靶向治疗等,但无论是采用何种治疗方法,都需要一些有效指标来指导和评价NSCLC的治疗效果。目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评价指标是肺癌的TNM分期,这个分期曾经为临床NSCLC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在临床工作中经常发现处在相同分期的患者中,有部分的预后与预期是不相同的。临床有相当一部分NSCLC患者(如：Ⅰ期NSCLC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仅为60%-70%),尽管都得到了早期的诊断和相同的治方法疗,但结果却短期内出现了复发和转移,生存期明显缩短,无疑这些患者的肿瘤在生物学行为特点方面是不相同的,表现为更具有侵袭性。因此,如果单纯以TNM分期来判断肺癌的预后和进一步指导治疗显然是不够完善的。近年来研究发现,从肺癌的早期发生如支气管上皮增生到肺癌细胞的生长、侵袭、转移及预后复发都与血管生成有密切关系。和其他实体肿瘤一样,新生血管为肺癌提供营养物质,促进肿瘤的生长,是肿瘤侵袭转移的前提条件。肿瘤血管的生成涉及到多种基因的突变和不同细胞因子及受体的表达,受正负两方面因素的调控。在肿瘤组织中,由于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抗血管生成因子二者之间平衡失调,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占优势,促进肿瘤滋养血管的形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是目前所知的作用最强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参与血管生成的多个环节。在促进肿瘤微血管生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NSCLC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的表达及肿瘤微血管密度(MVD)可能与NSCLC的生物学行为及预后相关,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及其受体的靶向治疗有可能成为NSCLC的一种新的治疗途径,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目的：研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growth factor C, VEGF-C)在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中的表达情况,并检测经VEGF-C反义寡合苷酸转染的肺癌细胞株A-549的体外侵袭能力和其VEGF-C的表达变化。方法：(1)应用基因克隆技术制备互补脱氧核糖核酸(cDNA),并将其定向克隆入质粒中,转化感受态大肠杆菌,获取有重组质粒的阳性转化子,体外制备地高辛标记的VEGF-C cRNA探针,采用原位杂交技术,检测VEGF-C mRNA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情况。(2)将VEGF-C反义脱氧核苷酸转染人肺癌细胞株A-549,检测癌细胞体外粘附能力和侵袭能力,并应用Western blot技术检测细胞VEGF-C蛋白的表达。结果：(1)用经逆转录反应仅合成一条cDNA链的总RNA为模板,以VEGF-C基因特异性的引物进行PCR扩增后,出现了一条与大小在1.1kb左右的特异性条带；用EcoR I和Xho I双酶消化小量制备的质粒,见重组质粒含有1.1kb的插入片段；对阳性克隆质粒上的插入片段进行全序列测定,与人VEGF-C基因cDNA全序列几乎一致；VEGF-C mRAN在肺鳞癌和腺癌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表达,主要分布于肺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纤维母细胞,阳性表达率分别为65.4%(17/26)和59.1%(13/22)。(2)经VEGF-C ASODN转染的肺癌细胞株A-549体外粘附率在同一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0.15±0.01,0.29±0.02,0.49±0.02,0.76±0.01),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0.01)；48小时浸润细胞数目明显减少(58.6±9.2),对重组基底膜体外侵袭力明显减弱(P<0.01)；VEGF-C蛋白表达水平(0.15±0.01)明显下降(P<0.01)。结论：(1) VEGF-C mRNA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表达；(2)在体外实验中,VEGF-C反义脱氧寡核苷酸通过下调VEGF-C蛋白的表达抑制肺癌细胞的侵袭作用。第-部分VEGF-基因的克隆化及其耐诩A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布目的:探讨VEGF-C在SNCCL中的表达。方法:(1)应用基因克隆技术制备互补脱氧核糖核酸(DcN)A;()2定向克隆入质粒中,转化感受态大肠杆菌,获取有重组质粒的阳性转化子,体外制备地高辛标记的VEGF-C。NRA探针;(3)采用原位杂交技术,检测VEGF-CmRNA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情况。结果:(1)用经逆转录反应仅合成-条。DNA链的总RNA为模板,以vEGF-C基因特异性的引物进行PRC扩增后,出现了-条与大小在1.Ikb左右的特异性条带;(2)用EcoRI和Xh0I双酶消化小量制备的质粒,见重组质粒含有1.Ikb的插入片段;(3)对阳性克隆质粒上的插入片段进行全序列测定,与人EVGF-C基因cDAN全序列几乎-致;(4)VEGF-CmARN在肺鳞癌和腺癌中都有-定程度的表达,主要分布于肺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纤维母细胞,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6.4%(17/2)6和59.1%(13/22)。结论:VEGF-CmNRA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存在-定程度的表达;第二部分VEFG-C反义寡核昔酸对人肺癌细胞株侵袭抑制作用的研究目的:检测经VGEF-C反义寡合昔酸转染的肺癌细胞株A-549细胞的体外侵袭能力和VEGF-C的表达变化。方法:(1)将VEGF-C反义脱氧核昔酸转染人肺癌细胞株A-594,检测癌细胞体外粘附能力和侵袭能力;()2并应用Westernblot技术检测细胞VEGF-C蛋白的表达。结果:(1)经VGEF-CASODN转染的肺癌细胞株A-594体外粘附率在同-时间点与对照组相比明显降低(0.15士0.01,0.29土0.02,0.49士0.02,0.76士0.01),有显著统计学差异(P<O.10);(2)48小时癌细胞浸润细胞数目明显减少(58.6士9.)2,对重组基底膜体外侵袭力明显减弱(<PO.10);(3)VGEF-C蛋白表达水平(0.51士0.01)明显下降(<P0.01)。结论:在体外实验中,VEGF-C反义脱氧寡核普酸通过下调VEGF-C蛋白的表达抑制肺癌细胞的侵袭作用。
赵蕾[6]2017年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mRNA结合蛋白3、CD34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意义》文中研究指明目的研究胰岛素样生长因子Ⅱ mRNA结合蛋白3(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Ⅱ mRNA binding protein 3,IMP3)与CD34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的表达及两者的相关性,研究IMP3在NSCLC的血管生成方面的关系以及在其预后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为非小细胞肺癌的在临床上的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方法收集从2013-01到2013-12在青岛大学的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胸外科住院并行手术切除并被病理确认为是NSCLC的组织标本64例和43例癌旁组织,利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Immunohistochemistry,IHC)检测IMP3和CD34在NSCLC中的表达,分析其表达情况与年龄、性别、分化程度以及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利用ELISA法检测25例来自青岛大学的附属烟台毓璜顶医院肿瘤内二科的NSCLC的血清以及20例正常人外周血清中的IMP3和CD34水平,分析IMP3与CD34在NSCLC的表达情况,探讨IMP3与CD34两者在NSCLC中的相关性及两者对NSCLC的预后起到的作用。结果1.IMP3与CD34在NSCLC的组织中表达与患者的年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等临床上的特征均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p值均<0.05),而在性别等则无明显的统计学差异(p值>0.05),提示NSCLC患者的组织中IMP3与CD34的表达情况密切相关。2.NSCLC患者的血清中IMP3与CD34的表达情况具有正相关性(r=0.44,p<0.05)。3.IMP3、CD34两者在NSCLC组织及血清中均呈现阳性表达,且两者双阳性中位生存时间(28.1个月)比两者双阴性的中位生存时间(34.3个月)短(p<0.05),则提示非小细胞肺癌预后不良(p<0.05)。结论IMP3不仅与NSCLC的发生、进展、浸润和远处转移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其预后有很大的关系。IMP3与CD34在肺癌组织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IMP3、CD34同时表达阳性时则可能提示NSCLC预后较差。生存分析的结果则提示我们IMP3、CD34这两个指标均有可能作为预测非小细胞肺癌的不良预后的参考指标,为NSCLC在临床上的治疗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开发了一个新的领域。
安莉[7]2004年在《COX-2、P53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血管生成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背景与目的] 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增长最快、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最大的恶性肿瘤之一。肺癌的发生机制非常复杂，研究表明，肺癌细胞的恶性转化需要基因表型的改变和血管新生成。新生血管可为肿瘤提供营养物质，刺激肿瘤生长，也是肿瘤播散转移的前提。肿瘤血管形成与某些基因功能和结构的改变，多种细胞因子的正负性调节等均有密切关系。p53基因突变是肺癌发生的关键事件之一，突变型p53(mt-p53)丧失了抑癌基因的功能，还可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促进血管生成。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2，COX-2)是炎症等病理过程中前列腺素合成的关键酶，在肿瘤组织中亦存在着增强表达。近年来的研究表明COX-2通过多种途径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和进展，其中促进肿瘤血管生成是主要途径之一。已有COX-2与P53在卵巢癌、食管癌中协同作用的报道，但肺癌中COX-2的表达及与P53关系的报道尚不多见。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方法，研究肺良性病变和肺癌组织中COX-2、P53蛋白、微血管密度(MVD)的变化及其相关性，进一步探讨COX-2在肺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为肺癌的临床诊断、预测转移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材料与方法] 实验组为手术切除并经病理确诊的非小细胞肺癌标本85例，其中男55例，女30例；鳞癌45例：高分化16例，中分化14例，低分化15例；腺癌40例：高分化17例，低分化23例；有淋巴结转移50例，无淋巴结转移35例。20例肺良性病变组织作对照。标本用10％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制成厚4μm的切片，对标本进行苏木素-伊红(HE)染色及COX-2、P53和CD34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用SPSS10.0郑州大学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COX一、P”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血管生成的关系统计软件分析，COX一2、P53蛋白阳性率的分析采用x’检验和确切概率法，MVD的分析采用t检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和t检验，以。=0.05作为统计学检验的显著性水准。 〔结果] l、COX一2在肺癌组织的阳性表达率56.5%，显著高于肺良性病变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5.0%(尽0.05);COX一2在腺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75.0%)显著高于鳞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40.0%)(坏0.05);COX一2在高、中、低分化鳞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8.8%、35.7%、66.7%;在高、低分化腺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8.8%、87.0%，差异均有显著性(尽0.05);COX一2在有淋巴结转移的肺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70.0%)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的阳性表达率(37.1%)(坏0.05); 2、P53蛋白在正常肺组织中不表达，在肺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58.8%;P53蛋白在鳞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57.8%)与腺癌组织(60.0%)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高、中、低分化鳞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6.3%、64.3%、53.3%;高、低分化腺癌组织中阳性表达率分别为58.8%、60.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P53蛋白在有淋巴结转移组的阳性表达率(74.0%)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的阳性表达率(37.1%)(坏0.05); 3、肺癌组织中MVD值(43.55士n.45)显著高于肺良性病变组织(13.92士7. 52)，MVD值在腺癌中为51.93士9.10，显著高于鳞癌中MVD值(36.10士7.51)(只0.05):有淋巴结转移组的MVD值(49.67士9.69)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的MVD值(34.80士7.40)(尽0.05): 4、COX一2阳性组MVD值为50.44士9.09，COX一2阴性组MVD值为34.60士7.24，COX一2阳性组的MVD显著高于COX一2阴性组(坏0.05);经直线相关分析，两者呈正相关(Rs二0.876，尽0.01); 5、P53阳性组MVD值为50.14士9.07，P53阴性组MVD值为34.13士7.09，P53阳性组MvD值显著高于P53阴性组(坏0.05);经直线相关分析，两者呈正相关 (Rs=0.876，坏0.01)，经直线相关分析，两者呈正相关(Rs=0.824，坏0.01): 6、在48例COX一2表达阳性的标本中，P53阳性表达34例;在37例COX一2表达阴性的标本中，21例P53也呈阴性;经直线相关分析，两者呈正相关 (Rs=0 .758，尽0.01)。郑州大学2004年硕士毕业论文Cox一、P53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血管生成的关系 〔结论] 1、COX一2在肺癌组织中表达增强，明显高于肺良性病变;COX一2的表达与肿瘤病理分级及淋巴结转移有关;COX一表达多见于腺癌，这揭示了肺腺癌易于早期血行转移的分子生物学基础:COX一2对判断NSCLC病程的发展和预后是有一定帮助的。 2、P53蛋白的表达与肺癌的组织学类型、病理分级无关，与肺癌的淋巴结转移有关，也可作为评价肺癌预后的指标: 3、肺癌组织中的MVD值显著高于肺良性病变;MVD与肺癌的病理类型和淋巴结转移有关，可以作为判断病情和评价预后的指标; 4、COX一2及P53蛋白的表达均与MVD呈正相关，推测两者可能具有促进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 5、COX一2与P”蛋白的表达呈正相关，二者在肺癌的发生发展中可能起协同作用:
赵静[8]2006年在《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化疗前后微血管及淋巴管电镜及免疫组化观察》文中指出目的:研究非小细胞肺癌同一个体新辅助化疗前后与不同个体新辅助化疗组(经新辅助化疗手术病例)和对照组(单纯手术病例)微血管和微淋巴管形态、分布、密度、超微结构以及癌细胞增殖活性的改变,为今后新辅助化疗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应用提供新思路。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双染色技术检测podoplanin、CD34、Ki-67在20例非小细胞肺癌同一个体新辅助化疗前后标本与35例新辅助化疗组和对照组标本中的表达情况;应用透射电镜技术观察5例非小细胞肺癌同一个体新辅助化疗前后新鲜标本微血管和微淋巴管超微结构改变。结果:1、同一个体新辅助化疗前后微血管密度统计学差异显著(t=3.98,p<0.01);微淋巴管密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0,p<0.05);肿瘤血管内皮细胞Ki-67指数统计学差异显著(t=2.87,p<0.01);肿瘤细胞Ki—67指数统计学差异显著(t=4.39,P<0.001)。2、新辅助化疗组和对照组微血管密度分别为52.22±9.36,62.96±16.35,两者差异显著(t=3.37,P<0.01);微淋巴管密度分别为10.80±3.00,12.95±3.86,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0,P<0.05);肿瘤血管内皮细胞Ki-67指数分别为(20±7.1)%,(23±8.3)%,两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t=2.04,P<0.05);肿瘤细胞Ki-67指数分别为(32.53±10.20)%,(43.71±14.03)%,两者统计学差异显著(t=3.81,P<0.001)。3、电镜观察: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化疗后微血管和微淋巴管超微结构无法区分,统称微脉管,其超微结构改变主要表现为微脉管基底膜明显增厚,线粒体等细胞器空泡化,胞浆中囊泡积聚增多。结论:1、新辅助化疗对非小细胞肺癌血管生成有明显抑制作用,不仅表现在微血管密度降低,而且微血管内皮细胞增殖活性明显受抑制。淋巴结有转移者血管生成受抑制作用较无转移者明显,Ⅲ期较Ⅰ—Ⅱ期血管生成受抑制明显。2、新辅助化疗对微淋巴管生成也有一定抑制作用。淋巴结有转移者淋巴管生成受抑制作用较无转移者明显,Ⅲ期淋巴管生成受抑制作用均较Ⅰ-Ⅱ期明显。3、新辅助化疗对癌细胞增殖活性有明显抑制作用。4、新辅助化疗后微脉管超微结构破坏,主要表现为微脉管基底膜明显增厚,线粒体等细胞器空泡化,胞浆中囊泡积聚增多。
周晖[9]2012年在《非小细胞肺癌缺氧诱导因子-2α表达与肿瘤脉管生成和上皮—间质转变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背景：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占肺癌总数约80%,尽管人们根据不同的肺癌分期采用了包括手术切除、化疗、放疗及靶向药物治疗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案,但从1975年到2011年NSCLC的总体五年生存率改善并不明显,只是从13%增加到16%,早期可切除NSCLC的5年生存率也只有60%～70%,最终1/4～1/3的患者仍死于转移和复发。为进一步改善NSCLC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迫切需要研究与NSCLC转移和复发密切相关的肿瘤侵袭和转移的分子机制,并根据其信号通路和关键调控因子设计和寻找抗侵袭和转移的新途径。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缺氧可以促进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缺氧诱导因子(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HIF)家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HIF-1和HIF-2是缺氧诱导因子家族中最重要的两种参与组织乏氧调控的因子,尽管在基因序列上HIF-1α和HIF-2α之间具有明显的同源性,但他们在肿瘤的进展中发挥重要的但不重叠的作用。近年来在乳腺癌、肾透明细胞癌、肺癌、神经母细胞瘤的一些研究发现HIF-2α而不是HIF-1α为促进肿瘤进展的主要调节因子,HIF-2α与恶性肿瘤转移以及预后关系密切,HIF-2α可能是NSCLC患者评估肿瘤恶性风险一个有用的指标和潜在的一个肿瘤防治目标。然而,HIF-2α是通过哪些途径促进NSCLC侵袭和转移以及相关的分子机制仍然不清楚。肿瘤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对实体瘤经血管、淋巴管播散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发生转移的主要途径,其中VEGF-A、VEGF-C分别是调控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的主要因子。上皮-间质转变(epithelial-mesenchvmal transition, EMT)是近年来包括肺癌在内的恶性肿瘤基础研究的热点,大量研究表明肿瘤细胞发生EMT后侵袭性明显增强,更容易发生转移。NSCLC肿瘤组织中HIF-2α是否通过影响肿瘤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以及EMT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至今仍不明确。目的：探讨HIF-2α在非小细胞肺癌进展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肿瘤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和EMT的关系。方法：1.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观察52例手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HIF-2α、HIF-1α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HIF-2α、HIF-1α蛋白与肺癌临床病理因素的关系。2.采用CD31和D2-40分别标记肿瘤微血管和微淋巴管,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染色法观察肿瘤微血管密度和微淋巴管密度以及VEGF-A、VEGF-C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HIF-2α、HIF-1α蛋白与肿瘤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的关系。3.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观察EMT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分析HIF-2α、HIF-1α蛋白表达与EMT相关蛋白表达的关系。4.构建特异性HIF-2α siRNA表达载体,并借助脂质体将其转入人肺癌A549细胞,实验分为空白对照组(未转染的A549细胞)、阴性对照组(阴性质粒转染的A549细胞)和HIF-2α siRNA组(HIF-2α siRNA质粒转染的A549细胞)。采用光镜动态观察、Real time PCR以及Western Blotting、细胞免疫荧光染色等方法在细胞形态、mRNA、蛋白水平检测细胞相关因子的表达变化,分析HIF-2α对人肺癌A549细胞EMT和VEGF-AVEGF-C表达的调节作用。结果：1.本组52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HEF-2α蛋白表达和HIF-1α蛋白表达不相关(P>0.05)；HIF-2α蛋白表达与肿瘤血管侵犯、淋巴管侵犯、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均P<0.01),HIF-1α蛋白表达与各临床病理因素均不相关(均P>0.05)；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HIF-2α蛋白阳性表达组生存率明显低于阴性表达组(P=0.012),HIF-1α蛋白阳性表达组与阴性表达组生存率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COX多因素生存分析表明HIF-2α而不是HIF-1α蛋白表达是NSCLC患者术后的一个独立预后因素。2.本组52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HIF-2α蛋白表达阳性组的未形成完整管腔的MVD值及LMVD值均大于HIF-2α阴性组(P=0.000,0.031), HIF-1α表达阳性组与HIF-1α表达阴性组中MVD、未形成完整管腔的MVD、LMVD相比,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HIF-2α表达与VEGF-A、VEGF-C表达均呈正相关(r=0.428,0.316,P=0.002,0.022)。3.本组52例非小细胞肺癌组织HIF-2a蛋白表达与E-cadherin蛋白表达呈负相关(r=-0.451, P=0.001), HIF-2α蛋白表达与Vimentin蛋白表达呈正相关(r=0.321,P=0.020)。4.乏氧的肺癌A549细胞的HIF-2a蛋白表达明显增高,而E-cadherin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同时Vimentin、Twist、VEGF-A和VEGF-C蛋白表达均增高,细胞由上皮型生长模式向间质型生长转变。5.成功构建了HIF-2a siRNA表达载体并且能高效转入A549细胞内。与阴性对照组比较,三对siRNA-HIF-2a中以HIF-2a-siRNA-1331对HIF-2a蛋白沉默效果最为显著(P均<0.05),转染HIF-2a-siRNA-1331组中HIF-2a mRNA沉默效率达到了70.27%。HIF-2α-siRNA转染乏氧培养的A549细胞后,与阴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Real time PCR实验结果显示E-cadherin mRNA相对表达量明显增高(均P<0.01),Twist和VEGF-AmRNA相对表达量均降低(均P<0.05); Western blotting实验结果显示E-cadherin蛋白表达明显增高(P<0.01), Vimentin、Twist、VEGF-A和VEGF-C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均P<0.01)。结论：1.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HIF-2α蛋白阳性表达不仅与非小细胞肺癌的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也可作为判断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指标之一。2. HIF-2α对非小细胞肺癌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起正调控作用,LMVD和未形成完整管腔的MVD增多,可能为癌细胞淋巴道转移和血行转移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具有更高的发生转移的风险。3. HIF-2α可通过上调VEGF-A、VEGF-C的表达分别促进非小细胞肺癌血管生成和淋巴管生成。4. HIF-2α参与了非小细胞肺癌的上皮-间质转变过程,促进肿瘤的浸润及转移。5. HIF-2α siRNA表达载体能有效抑制乏氧的肺癌A549细胞HIF-2α mRNA及蛋白的表达；沉默HIF-2α在肺癌A549细胞中的表达可抑制A549细胞上皮-间质转变和VEGF-A、VEGF-C的表达。
黄礼年[10]2010年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与人非小细胞肺癌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肺癌是当今世界上严重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的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已成为各种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其中约80%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80%的NSCLC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失去手术机会。NSCLC的治疗主要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和分子靶向治疗,无论是何种治疗都需要一个指导和评判NSCLC治疗效果的有效指标。目前临床广泛采用的评价指标是TNM分期,这个分期固然为临床NSCLC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在临床工作中经常发现在各个分期中有部分患者的预后与预期的不同。临床有相当一部分NSCLC患者(如：Ⅰ期NSCLC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仅为60%-70%),尽管都得到了早期的诊断和治疗,但结果却短期内出现了复发和转移,无疑这些患者的肿瘤在生物学行为特点方面表现为更具有侵袭性。因此,单纯以TNM分期来判断肿癌预后和指导治疗显然是不够的。近年来研究发现,从肺癌的早期发生如支气管上皮增生到肺癌生长、侵袭、转移和预后复发都与血管生成有关。和其他实体瘤一样,新生血管为肺癌提供营养物质,促进肿瘤的生长,也是肿瘤侵袭转移的前提。肿瘤血管的生成涉及到多种基因的突变和不同细胞因子及受体的表达,受正负两方面因素的调控。在肿瘤组织,由于促血管生成因子和抗血管生成因子二者之间平衡失调,血管生成促进因子占优势。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是目前所知的作用最强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参与血管生成的多个环节。在促进肿瘤微血管生成中起着关键作用。NSCLC组织中VEGF的表达及肿瘤微血管密度(MVD)可能与NSCLC的生物学行为及预后相关,针对VEGF及其受体的靶向治疗有可能成为NSCLC的一种新的治疗途径。1983年Folkman首先提出肝素具有血管生成抑制作用。国外学者晚近研究发现,低分子肝素(LMWH)在改善肿瘤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生存期等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推测LMWH可能干扰肿瘤细胞向血管内膜的黏连与侵袭、肿瘤的血管生成等环节。目前有关肺癌组织中VEGF的表达和MVD的相关性及二者与肺癌临床分期、病理分型等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及LMWH对人NSCLC A549细胞表达VEGF的影响的体外研究国内外报道尚少。本研究拟对此分别进行探讨。(1)运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VEGF在肺癌中的表达并测定微血管密度(MVD),并结合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进行分析,探讨VEGF表达与NSCLC肿瘤组织MVD的相关性；(2)通过分析VEGF表达及MVD与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预后的关系,试图寻找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和预后判断有价值的肿瘤标记物,为临床提供依据；(3)采用荧光定量-PCR(real-time PCR)等方法探讨LMWH对人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表达水平的影响,为临床应用LMWH治疗NSCLC提供实验支持和理论依据。第一部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血管生成的相关性研究目的：研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同时探讨VEGF对NSCLC血管生成的影响及两者之间可能具有的相关性,并探讨它们与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生物学行为的关系。方法：选用1996年1月至1999年1月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胸外科手术切除并经病理学确诊的43例非小细胞肺癌癌组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组织中的VEGF的表达,并对组织中的血管进行染色、计数。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数值变量资料均以x±s表示,分别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分类变量资料采用χ2检验。结果：1、在43例NSCLC中VEGF表达阳性者23例,阳性表达率为53.50%(23／43)；43例NSCLC的MVD均值为31.98±14.93。2、NSCLC中10例腺癌组织VEGF的阳性表达率为50%(5／10),33例鳞癌组织VEGF的阳性表达率为59.4%(18／33)；经统计学分析二者之间的差异无显着性(P>0.05)。MVD的均值在磷癌中为30.91±15.25,腺癌中为35.50±15.28,二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VEGF在Ⅰ期、Ⅱ期和Ⅲ期NSCLC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12.50%,66.67%和91.67%,临床中晚期(Ⅲ期)阳性表达率显着高于临床早期(Ⅰ期,Ⅱ期)(P<0.01)；MVD的均值在Ⅰ期、Ⅱ期和Ⅲ期NSCLC中分别为21.25±7.86,32.87±15.27和45.17±11.49,有统计学意义(P<0.01)。4、根据有无淋巴结转移,把43例NSCLC分为有淋巴结转移和无淋巴结转移两组。在无淋巴结转移组VEGF阳性表达率为11.11%(2／18),在淋巴结转移组VEGF阳性表达率为84.00%(21／25),有淋巴结转移组和无淋巴结转移组MVD值分别为39.56±14.73和21.44±7.44,在两组间VEGF阳性表达率、MVD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5、在NSCLC组织中,VEGF表达阳性组的MVD为42.83±11.92,阴性组的MVD为19.50±5.73,二者相比差异有显着性(P<0.01)。结论：1、VEGF在NSCLC组织中高表达。VEGF的表达与NSCLC的瘤体大小、有无淋巴结转移及TNM分期相关,而与NSCLC的组织学分类无关。2、NSCLC组织中MVD值与淋巴结转移、肿瘤细胞分化程度及TNM分期有关,NSCLC组织中血管生成活跃,微血管密度明显增高。血管生成与NSCLC的发生、发展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3、VEGF的阳性表达与NSCLC中的MVD值呈显着正相关,VEGF正向调节NSCLC的血管生成,以VEGF或其受体为靶点将有望成为非小细胞肺癌新的治疗途径。第二部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微血管密度与人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目的：研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的表达,同时探讨VEGF对NSCLC血管生成的影响及两者之间可能具有的相关性,并探讨它们与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生物学行为及预后的关系,为肺癌的临床诊断、预测转移和治疗提供理论基础。方法：选用1996年1月至1999年1月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心胸外科手术切除并经病理学确诊的43例非小细胞肺癌癌组织,应用免疫组织化学S-P法检测组织中的VEGF的表达,并对组织中的血管进行染色、计数。采用Kalpan-Meier方法,对病例随访资料进行生存分析并经Log-rank检验；COX模型(似然比检验)用于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1、采用Kaplan-Meier方法,对病例随访资料进行生存分析,NSCLC手术后生存期与TNM临床分期明显相关,分期越晚,生存率越低,差异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P<0.01)；Ⅰ、Ⅱ与Ⅲ期两两比较亦具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P<0.05),NSCLC与肿块大小亦明显相关,肿块直径大于3cm者术后生存期低于小于3cm者,具有显着的统计学差异(P<0.01)；结果亦显示术后生存期高MVD值组明显低于低MVD组,VEGF表达阳性组明显低于VEGF表达阴性组,差异有显着的统计学意义(P<0.01)。2、将MVD值、VEGF表达情况及患者年龄、性别、组织类型等临床生物学特征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显示MVD高表达组患者术后死亡的相对危险度是MVD低表达组患者的34.247倍(似然比检验,P<0.01),MVD值是影响NSCLC预后的一个独立危险指标。结论：VEGF的表达、MVD值与NSCLC的5年生存率密切相关。检测VEGF和MVD可以作为判断NSCLC的肿瘤血管生成、肿瘤侵袭、转移等生物学行为和预后的指标,MVD是NSCLC的独立预后预测因子。第三部分低分子肝素对人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VEGF表达的影响目的：通过研究LMWH对A549细胞VEGF表达的影响,探讨LMWH对A549细胞侵袭、转移潜能的影响,为LMWH防治NSCLC提供实验依据。方法：1.观察LMWH对A549细胞增殖的影响。通过使用不同剂量LMWH处理A549细胞株,动态观察A549细胞生长情况,采用MTT法检测其增殖抑制情况,分析LMWH抗肿瘤效应。2.观察LMWH对A549细胞VEGF表达的影响。不同剂量LMWH处理A549细胞株,Western blotting技术检测VEGF蛋白的表达情况；荧光定量PCR法检测VEGF mRNA水平的表达情况,分析LMWH对A549细胞侵袭、转移相关的分子机制。结果：1.LMWH对人肺癌A549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MTT实验反映了细胞的生长状况,和各处理因素对A549肿瘤细胞增殖的影响。MTT染色结果显示,5IU／ml LMWH组24小时的抑制率为2.47%,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各时间段对肺癌A549细胞增殖均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LMWH剂量的增加和LMWH作用时间的延长,吸光度值(OD值)逐渐减少,A549细胞生长抑制率逐渐升高。LMWH作用24h及48h后,15IU／ml组的抑制率分别为8.01%和14.36%,500IU／ml组的抑制率分别为37.41%和45.9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SNK两两比较,LMWH150IU／ml与500IU／ml剂量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LMWH处理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48hLMWH处理组对A549细胞的生长抑制率明显高于24h组。提示LMWH在一定的浓度、剂量范围内对A549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具有时间依赖效应和剂量依赖效应；当药物浓度达到150IU／ml以上时,即使增大剂量,对A549的抑制作用也无明显增强。2.LMWH对A549细胞VEGF表达的影响。荧光定量PCR检测显示,LMWH作用于A549细胞株后,随着LMWH浓度的增加,VEGF mRNA表达均下调,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着性(P<0.05)。Western blot技术分析显示：VEGF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受到抑制,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结果表明LMWH能从基因和蛋白水平抑制VEGF的表达,并呈明显的量效关系。结论：1、LMWH能直接抑制人非小细胞肺癌A549细胞增殖,并呈剂量-效应和时间-效应依赖关系。2、LMWH在基因转录水平和蛋白翻译水平均可下调A549细胞VEGF的表达,提示LMWH具有抗血管生成作用。在抑制肺癌细胞增殖的同时可能抑制肿瘤血管的生成,因而可能对肺癌细胞的侵袭、转移潜能有抑制作用。通过本实验,进一步证实了LMWH具有较好的抗癌作用,并初步揭示了其作用机制,为临床应用LMWH治疗肺癌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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