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小说传播中的盗版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环节，无论是出版的技术与速度、读者的层次与规模，还是作家的多寡及其创作理念、小说地位的高低以及官方的态度，古代与现代都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近代，小说发展系统中各要素都应时代潮流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古代与现代这两种落差巨大的小说状态相连接。在小说发展系统各要素中，传播环节最先发生变化。它以引入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以及报刊出版为标志，鲜明地体现出历史步入近代后的时代色彩。它造成小说史上从未有过的庞大读者群，这也意味着巨大利润空间的形成。社会处于变化动荡之中，出版业在迅速发展，但人们对有关出版的各种观念却没有相应地进入近代，更遑论相关的法律法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诱惑使盗版一度成为小说传播环节中的突出现象。在这期间，盗版曾是新法印刷冲击传统出版业的方式之一，但更多地是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同时它也刺激了人们版权意识逐渐树立，而由于盗版在某些方面也显示了读者对具体作品的好恶，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小说的创作与翻译。 在古代，传统的印刷方式制约了出版规模，那时人们也不甚讲究版权概念。诚然，经济利益受损害的书坊主对盗版会深恶痛疾，但这一般并不被视为恶行，它在法律上更未被禁止。有的作者认为，作品被翻版正说明自己的才华受到众人赏识，他们甚至对这种扩大作品影响之举心存感激。在进入近代后的很长时间里，情形依然如此。道光年间，梁恭辰著成《劝戒近录》，他在《序》中写道，辛苦著成后，“尤不愿人束之高阁”，于是便自费刻印，“分送远近”。梁恭辰并无牟利算计，而只是怕读者不多，传播不广。后来他得到书被盗版的消息，认为是值得高兴的好事，而将它写入《劝戒续录》的《序》中：“不数月，而吴门遂有翻刻袖珍本出。”那本《劝戒续录》行世不久也被人翻刻，梁恭辰在《劝戒三录》的《序》中又郑重记载：“岭西亦已有翻本。”梁恭辰接连著录书被翻刻事，意在证明大家都欣赏自己的著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远哉”。叙述时所用“不胫而走”四字，很能显示他的沾沾自喜。在道光年间，像梁恭辰这样的注重名声而忽略金钱的士大夫还不少，其实就是到了光绪年间，仍有些人专意于创作或翻译，脑中根本没有权益保护的概念。林纾与王寿昌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借以抒发丧妻之痛，译成后也只是自费刻印一些送同人欣赏而已。当昌言报馆向他收购版权时，林纾大为惶恐，担心收下钱会妨碍自己的名声。昌言报馆根据林纾的要求在报上刊载广告：“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板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板价捐入福州蚕桑公学，特此声明，并志谢忱。”①后来林纾小说翻译得多了，对出版界情况也渐了解，受环境影响的他开始注意保护自己的版权，对稿酬的要求也毫不客气，不过这已是光绪末年的事了。 近代的版权观念是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传入中国，因为它导致了印刷规模的骤然扩增，所涉及的经济利益比以往不知要大多少倍。到了光绪二十年左右，上海地区基本完成了印刷业近代化的改造，但其他地区却仍暂时在传统印刷方式的掌控之下，人们的意识一仍其旧，有些人出版了书籍还是不反对乃至欢迎别人翻刻。光绪十六年(1890)，“文光楼主人”刊刻了《三侠五义》的续书《小五义》，其友“知非子”在《序》中写道，这位书坊主宣称“有乐意翻刻者，则幸甚，祈及早翻刻”，理由是“此《小五义》一书，皆忠烈侠义之事，并附以节孝戒淫戒赌诸则，原为劝人，非专网利”。倘若众人翻刻，“庶广传一世，岂非一大快事哉”。一位书坊主为了道德追求，难道愿意放弃应得的利润？这有可能是真心话，由此也可得知，在当时许多人看来，翻刻并非是应受道德谴责，更别说法律追究的行径。其实，《小五义》一旦售行于世，别人是否翻刻已经完全不由“文光楼主人”所能控制。声明不许翻刻、但翻刻本遍行的例子比比皆是，原刻者徒唤奈何几成通例。既然如此，还不如高调标榜为维护忠孝节义所作的贡献，同时原刻本尽可能多地获取利润：《小五义》原刻本刷印了五千余部，这在当时可是个相当大的数字，所得利润也将颇为可观。 《小五义》果然被翻刻了，仅仅只过四个月，申报馆翻刻本就已行销于世，而且要使“文光楼主人”气塞的是，该本绝口不提文光楼，只是含糊地称“本馆觅得都中善本”。能无顾忌地隐去原刻者，前提自然是当地读者并不知情，而翻刻本行世后，文光楼本更是几无进入南方市场的可能。“文光楼主人”依据传统习惯，强调忠烈侠义等劝善惩恶内容，翻刻本遵循市场法则行事，注重迎合读者喜好，只宣传“事迹新奇，笔情天矫，空前绝后，生面别开”②。申报馆得意地宣称其印本“早已不胫而走，寰宇风行”③，可见收益相当丰厚。不久，文光楼又推出《续小五义》，这次不再有欢迎翻刻之语，但尝到甜头的申报馆还是立即翻刻。十个月后，申报馆宣布《小五义》与《续小五义》业已售罄，再次翻刻，并减价销售：“兹又续印成书，成本较前稍减，是以格外从廉出售，以飨阅者之心。”④两书均减一角五分，约是七折销售。减价的理由冠冕堂皇，但只要了解当时翻刻情形，就不难明白其用心。其时有多家翻刻，有的售价甚至高到每种八角，申报馆显然是想用低廉价格击垮竞争对手。翻刻诸家中，上海书局等采用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善成堂等则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这固然是一场围绕《小五义》销售的竞争，同时也使人感受到新、旧印刷方式的竞争，而在版权观念未树立的当时，竞争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居然竟是盗版!这种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更何况当时申报馆已认定以新法出版小说是其重要财源之一，并有计划地添置设备以瞄准小说市场。上海地区其他拥有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出版机构也不甘落后，传统的小说出版根本无法抵御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新法击败传统的小说出版的另一典型例证，是《野叟曝言》的出版遭遇。这部乾隆间的长篇小说首次由汇珍楼搜得秘本出版，售价每部六元，但当时并无注册版权的意识与法律环境，于是没多久《沪报》就在报上连载该书，不仅是新法印刷，而且运用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接着便是申报馆版的《野叟曝言》行世，它每部仅售一元。书价差距如此之大，充分体现出了先进印刷技术的压倒优势，于是后来只见申报馆版的再版，而汇珍楼版在市场上则是销声匿迹了。 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韬两本小说集的遭遇，很能说明当时版权意识在作家以及出版机构心目中的地位。光绪元年，应申报馆请求，王韬将小说集《遁窟谰言》交其出版，谁知“刊布未几，而翻版者四出”。王韬亲眼在书肆中看到一本《闲谈消夏录》，竟是将《遁窟谰言》与朱翊清《埋忧集》“编撮成书，借以弋利”⑤。眼见别人拿自己的作品“弋利”，自己一无所知且一无所得，王韬自然很不高兴，但他光绪六年时又将此书交与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在今天看来，此举已构成对申报馆版权的侵犯。不过此事似未被追究，王韬与申报馆也一直维持着较好关系，由此推断，版权究竟归于作者还是出版者，同一部书稿是否可交与不同的书局出版，当时似乎都未有共同的规范。 光绪十年，到申报馆任职的王韬带来了小说集《淞隐漫录》，议定先连载，后出版单行本。《点石斋画报》从第六号开始刊载了三年多，正当连载即将结束时，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申报》上刊载了《石印〈后聊斋志异图说〉初集》的销售广告： 长洲天南遁叟，文坛健将，墨海闲人。是书为渠极得意之作，用笔仿乎《聊斋》，命意等于说怪。以数十年之阅历，数万里之遨游，所见闻之侠女高人、灵狐老怪以至青楼妙妓、白屋书生，凡有可惊可愕可敬可喜之事，无不曲意描摹，正所谓长篇不嫌长，短章不嫌短者。兹特不惜工本，抄成工楷，复请吴友如先生逐节绘图，同付石印，七月望日成书。吾知此书一出，实可与《前聊斋志》后先媲美矣。每部用红木夹板，洋二元，在上海棋盘街宝文阁，并各书坊发售。味闲庐启。这部《后聊斋志异》，就是《淞隐漫录》中已被连载的内容。当初“尊闻阁主人”一再索讨，花了大价钱方得到《淞隐漫录》书稿，《点石斋画报》又花费许多精力财力，如请著名画家吴友如逐节绘图。可是按广告所言，读者都会误认为从索稿到插图纯为味闲庐的精心安排。申报馆计划先连载，保证《点石斋画报》的销售，然后再结集出版，再获取一次利润，如今凭空冒出一个味闲庐横刀夺爱，强抢它计划中的利润，这如何忍得？可是申报馆所能做出的最强烈反制措施，也只是先由王韬发表声明，责以大义：“是书乃由点石斋主人出重价购来，以后或照印，或排纂，或付剞劂氏，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因“已受书价故也”，即申报馆的权益不应遭到侵犯。王韬又责问道：“乃今者既不商之点石斋主人，又不下询之余，绝不一言，毅然竟为，抑何巧取豪夺一至于此。”⑥由王韬的声明可知，实际的纠纷，已迫使当时一部分人开始思考版权问题。可是，味闲庐第二日在《申报》的回应却表示，它根本不承认申报馆拥有什么权益，自己唯一可感到“歉愧”的，只是事先未与王韬打招呼，但这也有原因：“本拟预先陈明，只缘向未识荆，不敢造次。”对于擅自出版他人作品则理由十足：“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看不上的我们还不印呢!⑦这也等于在暗示，它压根没考虑过要给王韬什么报酬。味闲庐并非首开先例者，也无任何法规明言禁止。申报馆实际上是认同，至少是不想公开反驳味闲庐的理由，因此它并不出面，只是利用自己的便利，在味闲庐的启事旁刊载《新书出售》广告，宣布正版《淞隐漫录》即将出版。作此宣布后，又在其旁再刊一则广告，预告《点石斋画报》即将连载的《淞隐续录》，届时也将结集出版，同时又批评味闲庐所为“殊非雅道”：“特不思同是一书，同在一地，彼既为捷足之先登，我遂不觉瞠乎其在后；我则劳而无获，彼则安享厥成，言利则诚有得矣，揆之于理，窃未安也。”⑧味闲庐窃取了申报馆的成果，但它毫无羞愧，甚至同在《申报》上振振有词地申辩，可见在当时人心目中，盗版并不受禁止，最多只是受点非议，而申报馆也不强调版权，只是批评“殊非雅道”而已。在健全的秩序未建立前，大家都寻觅机会打混战。实际上申报馆也在翻刻他人之书，三年后它翻印文光楼的《小五义》、《续小五义》的举动，在本质上与味闲庐又有何差别？ 以“文章为天下之公器”为由擅自出版他人作品，这正反映了当时上海地区出版已基本完成近代化改造，但人们维护出版秩序的思想却未及时跟上的情形。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引入使出版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突飞猛进，读者群不断扩大，书价的下降又促进了这一趋势。利润空间也在快速扩张，而约束获取利润手段与途径的机制却未相应形成。大家都怀着“文章为天下之公器”的念头，只要有利可图，看到别家的书籍销路甚好便拿来照印。生产的近代化与维护正常秩序机制未形成的脱节，使小说发展第一次遇上了盗版频仍的局面。 由于开埠、列强设立租界、资金与人口以及各类文化精华因战乱大批流入、率先引入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等各种历史条件的汇集，上海从光绪初年开始逐渐成为全国小说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出版的规模与速度都远超以往，利益的驱动使小说盗版很快在这里成为较突出的问题。报上常见盗版者堂而皇之的推销广告，而就在这类广告旁，又时载出版者反击的告示。上海新闻业起步早，发展快，通过那些报纸上各种广告、告白，可梳理出当时小说盗版的大致情况，以及出版者不得已的应对措施。整个出版业在动荡中快速发展，出版无序的乱象也随之滋蔓。“罂湖居士”序《玉如意》时写道，此时说部书籍虽是“枚不胜举”，但“类皆重印翻刻”，有的作品甚至是“日下翻印甚多，原本无几”⑨。此时无法从法律乃至道德层面借助力量约束盗版，被盗版者反而是孤立无援，只得自行设法维护权益，有时想出的应对之举十分笨拙甚至可笑。改七芗的《红楼梦图咏》出版仅两个月，翻刻本已在流行。出版者只好刊载广告提醒读者：“近有翻刻本，虽依样葫芦，而丰姿大减，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明眼人自能辨别也。”如何“辨别”呢？方法是“现用书面加‘孙溪逸士过眼’印章，以别原刻、翻刻鱼豕之混”⑩。这最多只是给盗版者增添些小麻烦，仿其样加盖印章又有何难？当时采用此法者还不止一家。洗红馆委托点石斋石印了绘图《列国志》，因销路不错，“无耻之徒累用原书照印，以图影戤射利”，“另有铅板将原图石印混充者”。由于书已销完，洗红馆不甘利润全被翻刻者占有，便又委托点石斋重印，并且“书面加‘光绪二十年秋七月重印’，另盖‘双悟书屋鉴定’印章，末页盖‘原图原书，翻印雷殛火焚’一戳”，“如无此二章记，即系赝鼎”(11)。可是盗版者似乎并不在乎“雷殛火焚”的恐吓，两年后洗红馆再次重印宣传时，反盗版便是重点内容，眼见加盖印章作用不大，于是又想出个笨招：“惟本斋全书共五百二十八页，计绣像四十八个，绘图二百十六个，如有缺数，即非原底。”(12)据此推测，盗版书可能为节缩纸版删去了部分图像，可是读者购书时还要分类点数验明正版，指望此招奏效恐怕太不靠谱。 应对翻刻的第二法是刊登广告讽刺或痛斥，稍泄胸中恶气，同时也借此告诉读者，自己所出的正版书质量才最为可靠。光绪二十六年，江南书局在上海代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的《中东大战演义》，它还来不及广为宣传，盗版书即已行世。理文轩在当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上刊载广告，售价六角。广告中将全书三十三回回目悉数开列，占了不小的版面，可谓是不惜工本。二十天后，江南书局在《新闻报》上反击：“近闻申江有店乱将无用浮文、淫污伪书改名，登报高价惑世者，较本局何啻霄壤，识者自能区别。”此广告之右列又强调“新出全图《中东大战演义》四本一角五”。此列用大字排列，以示醒目。三天后，江南书局又专为此书在《新闻报》上刊载广告：“近闻某书号用铅板宋体翻照，字迹模糊，登报骗世，竟有阅报者被迷，化洋六角买回，岂非大受诳骗。”接下来，便是对理文轩的挖苦嘲笑：“想该号贪利如此，竟不要做下次生意。哈哈!”相比之下，点石斋对味闲庐的嘲讽，使人感到有点像赌气：“嗣后若有蹈此弊者，则本斋所印数千部，尽当奉让，请给价值。”理文轩与文宜书局几乎同时出版《大明奇侠传》，其实都是翻刻道光间《云钟雁三闹太平庄》，但它们都自视为正版，两家在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与十七日的《申报》上互相对骂。理文轩斥责文宜书局版内容不全，“殊觉可恶”，文宜书局则干脆开骂：“你头虽未伸出，谅你眼亦瞎矣。你之铅板错字甚多也，火油气味也，数月走油变为黄色也。”对盗版者的挖苦、嘲笑、痛斥甚至谩骂尽可以尽情，但这怎能使他们因此而垂手止步呢？ 降价是反击盗版的第三种措施。味闲庐盗印《淞隐漫录》售价二元，申报馆则宣布自己的正版只售一元。同文分局代广百宋斋石印的《廿四史演义》因遭翻刻，只好减价每部仅售一元(13)。降价意味着经济上蒙受损失，而且还未必就能将盗版者逼出市场，因为后者也可降价，而且它本来就成本低廉，光绪十二年同文书局的《图咏聊斋》便是一例。同文书局为这套书的出版投入相当可观，不仅广请名家，“每幅画成一图，题以七绝一首”，而且“书用端楷抄成，并将吕氏原注移系逐句之下”，又精心校对，“不但无一差字，即破体俗字亦皆悉心勘正”(14)。这部书未能逃脱凡畅销必遭盗版的命运，同文书局不得已宣布“情愿减价售出。每部码洋四元”(15)，后来由于仍然敌不过盗版书，只好再次降价至一元二角，并恳请读者“细辨墨色纸张”，购买正版(16)。广百宋斋在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申报》诉苦道，它出版的绘图《西游记》被人缩小翻印，只好减价到一元二角，这已是“仅收工本洋”，再降就亏本了。盗版书尽管被批评为“字迹糊涂，纸墨恶劣，图像不清”，但它只售五角，据说是“核算仍称厚利”，竞争力仍强于正版。总之，降价导致经济损失，却未必能击垮盗版者。 广百宋斋在《申报》上刊载的那则广告题为《查究翻书》，除诉苦外还发出了警告：“俟访确翻印奸商名号，再当送县究办，以儆刁风而安商业。”可是究竟怎么“访”，又如何“究”的，后来都没了下文。在广百宋斋之前，也偶尔有人提出类似的主张。光绪五年《红楼梦图咏》问世时，九月十七日《申报》上的广告就宣称：“深虑翻刻翻印，转失名人本来面目，现以存案。已蒙中外官宪批准存案备查，不准别处翻本。”可是后来该书盗版本照样在市面上出售。光绪二十五年，昌言报馆合印《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作时，于三月十五日与四月十七日分别在《中外日报》与《新闻报》上郑重声明“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书经存案，翻刻必究”。在光绪二十八年前，目前所见请求官府保护小说版权的资料也只有这零星三则。这都是在警示可能的盗版者，但书却仍被翻刻，官府也没出面干预。原因很简单：盗版书市面泛滥，但盗版者却不知为何人，无头官司不会被受理。而且，诉讼又是件很麻烦的事，不仅费时费力，经济上也须付出代价。所以在二十多年里，尽管盗版已渐渐在舆论上成为大家痛恨、不齿的行径，但未见有人选择司法解决的途径。 庚子国变后，无论是作者、译者或读者，人数都急剧增加，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后，小说阅读市场与相应利润空间更是空前扩大，同时盗版现象快速滋蔓，出版者遭受的经济损失也远多于以往。文宝书局曾埋怨说，那些盗版者“但知见有消(销)路，不知消(销)路从何故而来也”，其余不论，该局每年仅用于报上刊载书籍出版广告的费用，就“足有一千元之费”(17)。巨额的经济损失使正常出版者忍无可忍，被逼无奈的他们最后只有诉诸法律，请求官府干预。市场要从无序整饬为有序，这其实也是唯一有效的途径，而此时西方保护版权的思想也开始传入中土，于是从法律层面制裁盗版更是成了势在必行之事。 最先大张旗鼓寻求法律保护的是维新派创办的广智书局，该局当时出版了大量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书籍。梁启超等人比较了解西方保护版权情况，身处流亡之中的他们要继续宣传维新主张，也迫切需要经费上的支持，对此尤为上心。书局经理冯镜如是香港人，故向英国领事馆提出申请，领事馆旋向苏松太兵备道发出照会，后者除颁发禁令外，又要求下属各县照办。于是上海地区道、县两级都为广智书局颁发了“嗣后不准将广智书局刊译各种新书翻刻出售。如敢故违，定干查究”(18)一类的禁令。文明书局“诚恐书贾射利，易名翻印”，它在创办时便向官府申请版权保护。上海道六天后即颁发禁令“示仰书贾人等，须知文明印书局编译各种书籍，均系该职商等苦心经营而成，尔等不得私易书名，改换面目，翻印渔利。倘敢故违，一经该职商等查知，许即指名具禀，本道立即提案不贷”；又“函致租界领袖、美总领事暨分行县廨一体立案示禁”(19)。嗣后，众书局与报刊纷纷效仿。留日学生组建的译书汇编社远在东京，因“上海各地书贾恶习，往往将他人善本翻印射利”而向上海道申请立案，后者“除分行县廨一体立案外”，并颁发禁令：“为此示仰书贾人知悉，毋得将该社立案各书翻印渔利，致干查究。”(20)其时上海有各国租界，许多出版或盗版活动就发生在这里，因此同时也要请租界当局出面保护。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初六日，通社在《时报》上刊载《声明版权》：“所有通社出版各种书籍，前曾禀请道宪及英、法廨，出示禁止翻刻在案。”即它同时向上海道以及英、法租界提出申请。也有的是向上海道呈交申请，再由上海道照会各国租界，小说林社就得到上海道的“札饬县廨，一体禁示，并照会租界领袖总领事馆立案，以重板权”的批示(21)。这类广告一时颇多，商务印书馆还直接向中央政府的商部暨京师学务处立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得到“禁止翻印”的批示后，便通过《中外日报》、《大公报》广而告之，而它出版的《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鲁滨孙漂流记》与《澳洲历险记》等小说，还同时被选为“学部审定宣讲用书”向全国推行，这更是它津津乐道的事。文明书局也曾向北京学部申请保护版权，并得到批复：“嗣后文明书局所出各书，无论编辑译述，准其随时送候审定，由本大学堂加盖审定图章，分别咨行，严禁翻印。”大学堂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张百熙对“书贾之谋毁版权，心最巧诈”极为痛恨，他曾拟定过“暂定应用书目”，“咨发各省翻刻印行”，结果被解释为允许翻刻书目，使他“殊堪痛恨”。张百熙批复文明书局呈文时又提及此事：“此等市侩设想，断非士类所为。因答该司员来呈，纵言及之，亦以见牟利者之何所不至也。”(22) 同时，出版界内部的版权关系也开始梳理，特别是报刊连载小说较普遍时，何人有权出版单行本的问题尤为人关注。《新小说》连载《离魂病》完毕时，特地声明“特将版权售与上海广智书局，归其另印单行本出售。经已存案，翻印必究”(23)。此举表明，作品一旦发表，版权即归刊物所有，与著译者已不相干。相反的做法也有，《中外日报》刊载《日本军神广濑武夫传》与《七日奇缘》时，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刊载《本馆特别广告》：“本馆所译印之小说，其板权已议定归诸译人，外间书肆不得翻印。如违，定当控究，谨告各书肆幸勿尝试为要。”不过，该馆一年半后即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又宣布：它请人“译得《海卫包探案》数种”，连载结束后，“由本馆改印单行本出售。藉告各书肆，勿得翻印，以致究诘”。由此语推断，版权已归报馆。其时多数书局或报刊，似乎都认为作品发表后，自己就是版权拥有者。小说林社曾专为此发布通告：各类稿件“由本社总撰述选定付印，版权归于本社”(24)。新世界小说社亦是如此：“入选小说，板权概归本社。”(25)《月月小说》创刊号就刊载《声明版权》，厘清版权归属：“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这是因为乐群书局是《月月小说》的经营者。一个月后，《月月小说》的《本社紧要广告》再次重申：“本报内所载各种撰稿，均由巨金购来，取有版权。”创刊方满月就要重申，似是已发现盗版迹象。该刊第十号上《特告》再次强调“本社刊登各部小说，著作板权均为本社所有，他人概不得翻刻重印。如经查出，定即禀究”，可佐证此推测。该刊第二年第二期的《紧要广告》，不仅重申版权，而且明确宣布：“即原撰译之人，亦不得擅自转售刊发。”显然已发生这样的事，《月月小说》才会如此反应。当年王韬责问味闲庐时，说《淞隐漫录》连载后出版单行本，“惟点石斋主人可为，即天南遁叟亦不得擅自刊售”，也正是这个意思。如今《月月小说》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可见已是出版界的共识。 版权观念已经树立，书局报刊为保护自己权益作了许多努力，官府也发布了警告盗版者的告示，现在，就等着一桩官司来印证出版者努力的成效与官府的承诺了。 近代小说史上最出名的反盗版案例，是围绕着当时畅销于世的《官场现形记》而展开。作者李伯元其时为《世界繁华报》主笔，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作品开始在该报连载，四个多月后，已连载的十二回结集为初编由世界繁华报馆出版，其后也是十二回为一单元，以边连载边出单行本的方式连续滚动，同时又在各大报刊载广告造势。此作一面世，立即引起读者关注。国人已意识到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但只是较朦胧的感觉，此作则形象地提供了立体景观的官场百丑图。国人欢迎这部小说，对官场更为愤恨与鄙视；而“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26)，因为可借此揣摩上司或同僚心思，寻觅进身之途。这些现象都被李伯元写入宣传广告，更为其行销推波助澜。 身为报人兼小说家的李伯元很清楚盗版者的无孔不入，他自七月二十日到十月初不断在各报刊载广告，在《中外日报》上就至少刊载了十九次：“禀准捕房查办翻刻，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可是小说三编出版才三个月，盗版书就已公然销售，编排与书价全同原作。盗版者是日本东京金港堂，运往中国代销的是朝日洋行知新社，自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七日开始，它在报上公然连续广告“现今在领事衙门备案，准本社出售，并禁止他人冒牌仿造”，“查出即禀提究不贷”(27)。盗版者时有，但在报上公开亮出名号，还禁止人家盗它的版，这种现象倒是首次出现。明目张胆，气焰嚣张，说穿了就是因为日本领事馆在撑腰。连续有好几天，这则广告竟与李伯元“各书庄幸勿误收被累”的告诫同时在报上刊载。日商在广告中玩了个诡辩，他申请禁止的是“假冒本社牌号仿造洋装式样”，与世界繁华报馆版《官场现形记》并不相干。 李伯元不能容忍自己心血任人肆意掠夺，其后的二十多天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与日本领事馆交涉，日本领事允诺“谕令停卖”；同时又向租界会审公廨起诉，因为世界繁华报馆与朝日洋行都设于英租界，而会审公廨已经受理，决定将“将托销之席粹甫传案严讯”(28)。这则广告在《新闻报》、《中外日报》上也是连续刊载。到了十月十一日，李伯元在《时报》上的广告又说：“近有席粹甫以翻刻本出售，已蒙会审公堂允准出票提拘。”所谓“出票提拘”，意味着席粹甫根本不理会传唤，拒不到堂。不仅如此，十月十五日，盗版者又刊载广告，其中三点尤可注意：首先，盗版《官场现形记》照卖不误，日本领事的“谕令停卖”只是骗人的话。其次，需批发者可与“本社经理人席粹甫接洽”，表明席粹甫仍在打理经营，被会审公堂列为被告事不必在意。最后，以往广告都署“朝日洋行”，这次却是“知新社主人弼本氏”(29)，即日商亲自出面表明主角身份，言下之意是该找我论理，怎么却与我的代理人打官司？ 这正是日本人的狡猾之处，因为起诉弼本氏，按不平等条约中的领事裁判权，案件应由日本领事审理，这意味着李伯元的官司必输无疑。李伯元之所以向会审公堂报案，而且是以“经理人席粹甫”为被告，目的也正是不让裁判权落入日本领事手中，何况租界当局曾批准过李伯元保护版权的申请。就在弼本氏刊载广告的当日，即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会审公堂拘提抗传不到的席粹甫，李伯元终于赢得了这场官司。第二日，李伯元不惜工本用大字在《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等大报刊载《特别告白》醒目广告通报审判结果： 翻刻《官场现形记》者看，看，看!出售翻刻《官场现形记》之席粹甫前因抗传不到，经公堂出票拘提，昨日解讯，奉会审宪判席粹甫先枷三天。特此布告，各书坊、宝号幸勿误售受累。是盼。李伯元喜迎胜诉，枷号三日的处罚也不算轻，但由于国家主权丧失与领事裁判权作祟，受处罚的只是“经理人席粹甫”。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近代小说史上捍卫版权的重大胜利，而它又是围绕名重一时的《官场现形记》展开，故而更受人关注。后来不少书局都向官府备案保护版权，其中应有受此影响的因素。 李伯元胜诉只是个案，其后人们仍为屡遭侵权费神不已，因为要官府受理，前提是须知谁在盗版，这可是大不易。当时有部描写海上名妓女故事的《胡宝玉》，“初版三千部，未及二月已告罄”。销路红火必有翻刻，恼火的乐群书局所能做的也只是刊载广告警告：“如再私行翻印，查出定必究办。”(30)可是不知私行翻刻人何在，“究办”二字只是空话。眼见利润不断流失，书局权衡得失，决心悬赏侦探踪迹诡秘的盗版者。广智书局似最先行动，宣布对提供线索者奖二十元；“能亲自带到该翻刻之所指证者，即谢花红洋二百大元”。它还指出“在东西各文明国，以此等事为侵人权利治之，与盗贼同罪”，这是对中国尚无相关法律的遗憾(31)。文明书局也登报悬赏：“如有人确知翻印之家、能代扣留全书、来本局密告者，本局查确后，当以二百元奉酬，并将所获翻印之书，全数奉送，决不食言。”(32)当时还有些书局也都曾登报悬赏。向官府报案，同时为获取线索重金悬赏，这或可视为书局已摆开架势向盗版者宣战，其身后则有官府一定程度的支持，社会舆论已完全倒向反盗版一边。 此时，人们更迫切要求国家颁布相应法律。光绪二十九年，严复上书学部大臣张百熙，陈述版权立法必要性：“是故国无版权之法者，其出书必希，往往而绝。希且绝之害于教育，不待智者而可知矣”；若再不保护版权，“将从此输入无由，民智之开，希望都绝”(33)。学界与出版界对此也十分关注，上海书业商会出版《日本出版法》、《著作权法》等书，视其为“学界、出版界最要问题”(34)，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介绍欧美版权立法的《版权考》。中国迟迟未就版权立法，学部大臣张百熙是主要反对者之一。他清楚国内呼声的强烈，也曾痛斥“书贾之谋毁版权，心最巧诈”，但基于全局的考虑表示反对。当时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各类书籍的翻译层出不穷，新式学堂课本也多采用译本。西方诸国强硬要求中国保护外国书籍的版权，一旦版权立法，这方面的经济支出将是不小的负担。面对列强的不断逼迫，国内学界与出版界又不断吁请，清政府终于在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颁布《大清著作权律》，涉及到著作权概念、侵权与处罚等各个方面。其第四十条规定，对盗版者“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罚金”，而且“知情代为出售者，罚与假冒同”；第四十一条又规定：“因假冒而侵损他人之著作权时，除照前条科罚外，应将被损者所失之利益，责令假冒者赔偿，且将印本刻版及专供假冒使用之器具，没收入官。”从此盗版不仅违法，而且一旦查实，损失将比投入大得多。 其实进入宣统朝后，由于出版界维权意识加强，明目张胆地盗印小说已较少见。新出盗版书往往玩弄一些花招，尽可能抹去明显痕迹。改良小说社曾宣告它出的小说，“中缝及封面等处，均刊有‘改良小说社印行’七字”(35)。这是预防性告知，并非有特指的作品。但该社确曾遭人盗版，它的《幻梦奇冤》被中国小说社易名为《血指印》出版，虽保留原有署名，但版权页上却是“翻译者东平太郎，著述者中国小说社”，书首另增“支那保黄人”的《歌词》，读者很容易误以为新作。其实，改良小说社也在干类似的事。它的《美人兵》实为新世界小说社的《冷国复仇记》，只是换了个香艳书名，因销路不错后来还再版。章福记书局的《改良新聊斋》初集所载为振亚书庄《新聊斋》的内容，只是原书序的题署“光绪三十四年菊月，茂苑省非子识”，被改为“宣统二年仲夏之吉，古盐补留生志于逍闲轩”。不过振亚书庄也无法较真，因为它是在翻刻光绪三十三年的醉经堂本。“补留生”此类事不止干过一次，他将洪兴全的《说倭传》删改为二十回的《中东大战演义全集》行世，将原书的自序改题为“宣统庚戌年孟秋月，补留生志于退思轩”。其时改头换面的手法还有各种，似乎就可以自辩为并非盗版。不过，这类勾当也很快被认定是违法。《大清著作权律》第三十四条规定，未经“原主允许者”，“就原著加以割裂、改窜及变匿姓名或更换名目发行”都属于侵损他人著作权应受惩处。不过法律的颁布并不意味着盗版现象就会绝迹，只要有利润，总有人会甘冒风险，只是行为将更隐蔽。 尽管国家已经立法，但有些盗版行为因人们不甚重视，仍然畅行于世，报刊上的小说转载便是突出的现象。对于这种侵权行为，《月月小说》比较宽容：“报界诸君如蒙不弃，愿为转载，亦须注明出处，仍存原著原译之人姓氏以昭公道，幸勿任意转录而隐去撰译者姓名，致蹈采美之嫌。”(36)《小说林》的态度就较严厉：“本社所有小说，无论长篇短著，皆购有版权，早经存案，不许翻印转载。”并警告擅载的“□□报馆”：“除由本社派人直接交涉外，如有不顾体面，再行转载者，定行送官，照章罚办，毋得自取其辱。”(37)吴趼人等是传统作家，而徐念慈、曾朴等人受欧美影响较深，这或许是他们对转载态度不同的原因。可作佐证的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东方报》连载《虚无弹》时篇题下注明：“版权所有，翻刻必究。”(38)可是不管同意还是反对，各报刊频繁转载却是客观的现实。 从光绪朝末年开始，“以小说附报者，比比皆是”(39)，因为这“实能助读者诸君清兴”，有“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40)之效。然而报刊对小说的需求量相当大，作者较为集中的上海等地尚可维持，但在其他地区，却是颇使办刊者头疼的难题，四川的《广益丛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几乎就离不开转载，更遑论海外的《中西日报》等报刊。其实就是在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等大报也都在转载小说。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六十五家转载过别家小说(41)，被转载作品有四百四十篇，鉴于近代报刊散佚不少，实际情况肯定更严重。当时转载不署名是常事，注明出处者更少，有时甚至擅改篇名。如《台湾日日新报》曾连载小说《人怪》，《星洲晨报》改题为《电贼杀人记》转载(42)，《中西日报》连载时篇名又改为《人妖记》(43)，都未注明作者。转载者还常任意删改原作，宣统元年《中兴日报》、《中西日报》、《神州日报》与《星洲晨报》都转载了《奇贼》，唯有《星洲晨报》保留作者署名，以及篇末“闻者曰”以下近百字(44)。前三家可能限于篇幅而删节，作者名则是有意抹去。当时转载如此普遍且随意，似可说明大家对这种侵权行为并不很在意。其实即使在意也无法可想。《时报》曾刊载包天笑的《藏枪案》，篇名下特注“不准转载”，可是仅过二十多天，就被同在上海的《通学报》转载，而且连“不准转载”四字也照样印上(45)。国家立法后，小说转载仍很普遍且随意，而且谁也不愿耗费精力财力，为一篇短短的作品诉诸官府。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有待时日了。 《大清著作权律》的颁布，是小说盗版问题解决告一段落的标志，回顾其历程，此问题受到关注是始于出版传播系统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光绪初年。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开始逐渐普及以及报刊等新型传播方式出现，打破了数百年来小说阅读市场常态化的平静。小说创作因甲午战争与庚子国变等事件的刺激出现转向，作品数量开始呈现增长态势，“小说界革命”后更是跳跃式递增。书局林立，报刊普及，物质生产层面刚完成的改造虽可支撑小说的迅速增长，但内部关系尚未调整，而此时作者陡然剧增，翻译小说也开始大量涌现。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十多年里，混乱在所难免。既有小说系统置身于一个较陌生的环境，因不适应而出现的混乱，也有为获利而不择手段的人为制造的混乱。后者的出现有必然性，而即使前者，其中也闪动着“利”的身影。对“利”的追逐导致了混乱，而整饬混乱，使无序走向有序也同样是迫于“利”的巨大力量。“利”还可细析，有有道之利与不义之利之分，也有大利与小利之别，同时还有眼前之利与长远之利的差异。就小说阅读市场中各博弈方而言，书局之“利”、作者之“利”与读者之“利”各不相同，即各群体内部也非一致，它们的纠结与抗衡，组成了犬牙交错、盘根错节且其中可始终看到势力消长的“利”网。当三大群体之“利”的交集很小甚至几无时，混乱就必然降临；反之，当其趋向较为一致或接近时，就形成了整饬混乱的巨大力量。 当旧有平衡状态被打破时，混乱不可避免，而身处动荡之中，人心思定也属必然，这是三大群体之“利”的交集出现并逐渐扩大的社会环境。弃不义而趋有道，这是社会尊崇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原理之一，它对人们决策与行动的制约力始终存在，大家痛恨混乱之弊时，这种认同感会越发强烈，于是混乱会受到道德与舆论层面的干预，如有的报刊在征集稿件时，就明确声明“不可剽窃他人著作”(46)，或“并无陈旧抄袭之弊者”(47)，甚至明确声明不得一稿多投，“总以本人得自有著作权且未在他处刊布者为限”(48)。就操作层面而言，除短视与无力规划战略者，人们都懂得舍小取大，以及眼前行为须顾及将来的道理，这其实也是在混乱中立足并图长期发展的最佳策略，惟有如此，方能经受优胜劣汰的竞争，那几家脱颖而出、行为较规范的书局，是稳定小说市场的重要力量，随其实力增强，影响力也相应增大，这更有助于市场的逐步规范。在另一方面，中国锁国状态被打破后，出版与传播界也必然与各国发生一定的联系，列强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与中国的交涉，也成了规范市场的约束力之一。尽管在法律层面禁止盗版之后，这类现象不可能完全绝迹，但小说市场经过三十年的震荡终于进入较稳定状态，这也意味着新的出版传播系统已经确立。 (本文作者注：在匿名评审中有对本文的批评意见，经反复审核，笔者认为文中的那些论点与表述还是得坚持。对批评者的意见，笔者谨致衷心的谢忱。) 注释： ①“《茶花女遗事》告白”，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中外日报》。 ②申报馆主人《新印〈小五义〉出售》，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申报》。 ③申报馆《新印〈续小五义〉出售》，光绪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申报》。 ④申报馆主人《新书减价》，光绪十八年五月初三日《申报》。 ⑤王韬《重刻〈遁窟谰言〉书后》，见《遁窟谰言》，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光绪六年版。 ⑥王韬《声明》，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申报》。 ⑦味闲庐主《声明即请天南遁叟赐览》，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六日《申报》。 ⑧点石斋主人《拟印〈淞隐续录〉》，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申报》。 ⑨同文书局《同文原印〈图咏聊斋〉》，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一日《申报》。 ⑩《真原刻〈红楼图咏〉声明》，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申报》。 (11)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并申明翻印》，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申报》。 (12)点石斋《原底绘图〈列国〉出书告白》，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申报》。 (13)广百宋斋《〈廿四史演义〉减价》，光绪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申报》。 (14)同文书局《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光绪十二年三月三十日《申报》。 (15)新泰《〈聊斋图咏〉减价》，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六日《申报》。 (16)新泰《同文原印〈图咏聊斋〉》，光绪十六年九月初一日《申报》。 (17)裴锡彬《广告翻书混名者》，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四日《中外日报》。 (18)道、县所出告示载《极乐世界》版权页背面，广智书局光绪二十九年三月版。 (19)该告示载《利俾瑟战血余腥记》版权页前，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年正月版。 (20)该告示载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一日《政法学报》第一期首页。 (21)该告示载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小说林社《秘密海岛》之附页，该社所出各书及《小说林》也多刊印此告示。 (22)该批示载《滑铁庐战血余腥记》版权页，文明书局光绪三十年四月版。 (23)新小说社《侦探小说〈离魂病〉全一册，定价二角五分》，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五日《新小说》第六号。 (24)小说林社《广告著译小说诸君》，《秘密海岛》书末附载，小说林社光绪三十一年四月版。 (25)《新世界小说社敬告著译新小说诸君》，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期。 (26)世界繁华报馆《繁华报馆出版小说》，光绪三十年六月初四日《新闻报》。 (27)知新社《洋装〈官场现形记〉》，光绪三十年九月初七日《中外日报》。 (28)世界繁华报馆《南亭所著〈官场现形记〉初、二、三三编》，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二日《新闻报》。 (29)弼本氏《洋装〈官场现形记〉每编一元》，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五日《中外日报》。 (30)乐群书局《最新社会小说〈胡宝玉〉(一名〈三十年上海北里之怪历史〉)，“老上海”著，再版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三号。 (31)广智书局《严查翻刻赏格告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新民丛报》第二十四号。 (32)文明书局《买〈黑奴吁天录〉者，须看四大本的，封面有“文明书局出版”字样》，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时报》。 (33)严复《与管学大臣论版权书》，转引自周林、李明山主编之《中国版权史研究文献》，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 (34)书业商会《〈图书月报〉出版广告》，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时报》。 (35)改良小说社《购阅改良小说者注意》，宣统元年四月初二日《民呼日报》。 (36)月月小说社《本社紧要广告》，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月月小说》第一年第二号。 (37)小说林社《特别广告》，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小说林》第三期。 (38)见《虚无弹》，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初九日《东方报》。 (39)吕粹声《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二号。 (40)《本报特别告白》，宣统元年四月十一日《中兴日报》。 (41)有些报刊虽先行刊载，但并无法确定为原载，这类报刊数并未统计在内。 (42)见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初九日《星洲晨报》。 (43)见宣统二年六月初八日至初九日《中西日报》。 (44)参见《奇贼》篇末，宣统元年十一月初四日《星洲晨报》。 (45)参见《藏枪案》，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通学报》第三卷第二、三合册。 (46)《本报投稿规定》，宣统元年二月《女报》第一卷第二号。 (47)《本馆征求小说》，宣统元年六月十六日《舆论时事报》。 (48)《东方杂志社悬赏征文略例》，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神州日报》。标签：点石斋画报论文; 小说论文; 官场现形记论文; 文学论文; 月月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小五义论文; 申报论文; 淞隐漫录论文; 新闻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