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学技术发展的酵母——论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技术发展论文,哲学论文,科学论文,酵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古代，当科学知识包容在哲学体系之中时，哲学的思辩逻辑推动着科学知识的扩张、膨胀，而以哲学家载入史册的先哲们同时也是科学家。进入近代以后，自然科学知识不断从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有增强的趋势，自然科学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哲学思维方式的支配。哲学思维方式，作为深入骨髓的东西，它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酵母作用。
一、哲学世界观对科学技术活动的支配作用
纵观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各个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总要受到在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的支配，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在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支配下，人们依靠亲身实践、直接观察以及简单的逻辑推理，从整体上把握了自然界的一般性质，尽管这种把握是朦胧的和不清晰的。但由于这种哲学思想从本质上讲是正确的，因而，在它的影响下，古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诸如数学、几何学、力学、天文学等。同时，古代的先哲们还依靠思辩的逻辑，提出了一些天才的猜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说。
公元5～15世纪的欧洲，史称黑暗千年，又称中世纪。那时， 经院哲学占据着统治地位。经院哲学，即烦琐哲学。它主张理性服从信仰，以各种烦琐的论证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代表人物安瑟伦就认为“信仰是知识的基础”，他说：“我相信了，我才理解，而不是先求理解，然后相信。”经院哲学的前身，教父学的代表德尔都良有一句名言：“正因为是荒谬的，我才相信。”他说：“被埋葬了的神的儿子复活了，这是可信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经院哲学在论证问题的过程中，往往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玩弄概念，经常提出一些荒谬的问题加以论证，诸如“一根针尖上到底能容纳多少天使在上面跳舞”，“天堂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上帝能不能创造出一块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等等。在这种哲学背景下，欧洲的科学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自然科学处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技术的发展也异常缓慢，在漫漫的长夜里，虽然有几次学术复兴运动，但也犹如黑暗的天空划过的几缕微弱的星光，倏忽而逝。
中世纪宗教神学对自然科学家的摧残是有目共睹的，对自然科学家的迫害更是骇人听闻的。公元415年3月的一天，一群基督暴徒在大街的马车里抓住了亚里山大历亚缪塞昂学园最后一位重要人物、古代世界唯一的一位女科学家西帕提娅（Hypatia），将她拖进教堂， 对她进行极其野蛮、残忍、无情的杀害。这群暴徒用锋利的贝壳把她的肉一片片地割下来，然后把她四肢还在颤动的身体投进熊熊的烈火之中。她的“罪名”就是研究数学。这是基督教徒残害自然科学家的血淋淋的罪证！（注：吴国盛：《科学的历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 页。）这当然只是无数暴行中的一个。至13世纪30年代，教皇格里高里九世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公元1254年后又决定，凡是被宗教裁判所起诉的人都被剥夺辩护权，并且一经定罪，财产即被没收。在黑暗的中世纪，无数自然科学家遭到了宗教裁判所的“不流血的任意处理”。
15世纪以后，在英国、法国形成的机械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实际成了当时支配自然科学研究的一种世界观。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是分门别类地研究，科学家们给自己划定了研究的范围。这就使得当时的自然科学研究“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19页。）各门自然科学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却无法描述自然界的辩证运动的图景，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譬如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之间，就被认为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认为有机物只能由有机物产生，绝对不会从无机物发展而来；譬如经典力学，尽管牛顿将刻卜勒的天上力学和伽利略的地上力学加以综合，构造了经典力学的大厦，但是，由于牛顿奉行的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最终却通向了唯心主义。牛顿认为，上帝是无所不在而且万古长存的，“上帝永远存在而且到处都有，并凭自己的永远和普遍存在构成时间和空间。”（注：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0页。）他在说明行星运动的起因时，认为除了万有引力的作用外，还有一个“力”，他说“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单单出之于某一个自然的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的推动。”（注：H·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56页。）这就是牛顿关于太阳系行星运动起因的著名的“上帝第一次推动”。恩格斯在对这一时期近四百年自然科学发展进行总结时曾说，这一时期，以哥白尼给神学写挑战书为开端，以牛顿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作结束。“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页。）
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成了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就曾依据这一崭新的世界观，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对自然科学的未来发展作出了天才的预见。首先，在物质结构理论方面，恩格斯提出了原子无限可分的思想和电运动负荷者的观点，论述了物质可分性与不可分性、连续性和间断性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恩格斯那个年代，许多科学家都认为原子是绝对不可分割的“最后的”物质实粒，是“宇宙之砖”。恩格斯却认为，“原子不能被当着简单的东西，或已知的最小实物粒子”，“简单的原子也应该是可分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14页。）提出了原子具有复杂结构和无限可分的思想。后来自然科学发展进程证明了恩格斯的这一预见是正确的。在恩格斯时代，电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在电学领域里，对电的本质却有着不同的解释，电学理论很混乱。针对这种情况，恩格斯指出，道尔顿发现了化学运动的物质负荷者——原子，这决定了化学学科以后的全部发展进程。那么，在电学领域里，也需要去弄清楚“什么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引起电现象。”他说，“在电学领域中，一个象道尔顿的发现那样能给整个科学创造一个中心并给研究工作打下巩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于人们去探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实际上已经预见到了电运动的负荷者——电子的存在，并指出，找出电运动的负荷者是当时电学研究的中心，沿着这个中心研究下去，就会给电学理论带来突破性的进展。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其次，恩格斯依据各种运动形式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观点，分析和揭示了各门具体科学的联系和转化，并且预见了自然科学将朝着建立新的边缘学科的方向发展。19世纪后半叶，在考察电火花对化学过程的影响时，物理学家宣称，这是化学家的事，化学家却说，这是物理学家的事。恩格斯则指出，“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结触点，（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双方都宣称与己无关，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可望取得最大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35～636页。）直接预见到了新的边缘学科的存在。果然，在恩格斯作出这一预言后两年，1887年，瑞典青年化学家阿累尼乌斯在对电解中的电现象和化学现象进行充分的探讨之后，终于建立起了有关电解质的电离学说，创立了电化学这一崭新学科。进入20世纪之后，恩格斯的预见得到了验证，各种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第三，恩格斯提出了关于生命起源的化学途径。他认为，“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途径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2页。）“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它已经足以使我确信它独自就可以给我们说明向有机体辩证转化。”他认为，生命是核酸和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制造蛋白体成功了，那么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46页。）沿着恩格斯指明的方向，20世纪在化学与生物学、物理学与生物学的衔接点上，产生了一系列边缘学科。诸如：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等等。在今天，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不少科学家自觉利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自己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总之，从古至今，科学技术就没有脱离过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和制约。那么，哲学世界观为什么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呢？原因有三：
第一，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总得受一定哲学思想的支配，不受好的哲学的支配，就会受到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这是必然的。因为进行任何一项科学技术工作，都要涉及到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即科技工作者与被认识、被改造对象的关系问题，以及与社会环境、社会条件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就有一个哲学指导思想问题。
第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是一种认识的活动，其目的是发现、研究、认识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通过理性思维，即辩证思维才能做到。因为任何一个客观对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也不会直接显露其本质。这些客观对象总是同其它现象、次要因素、偶然因素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本质也总是深深地掩藏在事物的背后，这就要求认识主体应用辩证思维方法，把本质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剥离出来。
第三，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总要给予一定的理论解释，说明这一成果所表现出来的本质和规律。而要做出理论解释，就必须运用一定的世界观。
综上所述，哲学世界观对科学技术活动起着自始至终的支配作用。
二、哲学方法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
其实，方法论和世界观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必定表现为什么样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也就是哲学世界观对科学技术活动的支配作用。只不过，方法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表现得更为具体罢了。
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都毫无例外地适用自然科学研究本身。它们是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说，哲学方法论突出地体现于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中。因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最一般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1页。 ）由于辩证法的规律是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世界的发展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所以辩证法的规律“对于理论自然科学也是有效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对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恩格斯就曾说，门捷列耶夫之所以能发现元素周期律，而以此“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7页。 ）这本身就是辩证法所揭示的质量互变规律的胜利。而门捷列耶夫所预言的三种元素被发现，则进一步说明了在化学中运用质量互变规律的重要性。因此，恩格斯认为，无论是在无机化学领域，还是在有机化学领域，质量互变规律都总是客观地、普遍地起着自己的作用。并由此给化学下了一个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的定义：“化学可以被称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4页。 ）三大规律不仅仅对化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而且对其它学科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作用。恩格斯认为，质量互变规律在自然界是普遍存在着的，“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402页。 ）“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这表明，质量互变规律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哲学方法论不仅体现于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之中，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辩证思维（辩证逻辑）的一些具体思维形式之中。如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假设与证明、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等等。它们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收集经验材料，还是整理经验材料，无论是提出理论假说，还是构造理论体系，它们都可以大显身手。如果不应用这些方法，我们可能面对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经验材料却感到无从下手、理不出一个头绪，应用了这些方法对经验材料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加工，我们就能从经验层次上升到理论层次，就有可能作出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一些重大的发现和发明无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哲学方法论指导的结果。也就是说，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为科学技术工作者开辟了通向成功的道路，不善于应用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则可能痛失重大发现的良机。第谷·布拉赫就是如此。第谷·布拉赫是丹麦的天文学家，他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从事天文观测，他的观测极其精密，工作非常勤奋，取得的天文观测材料不仅量大，而且也极为精确（在当时条件下，对各种行星位置的观测误差不大于0.067 度）。但是，第谷·布拉赫不善于进行理论思维，他所积累的观测数据，只是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的堆积，所以，他在理论上并无建树。真正在理论上作出贡献的是第谷·布拉赫的学生刻卜勒。刻卜勒善于进行理论思维，他以逐步逼进的方式，概括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其实，这些成果本来应该是属于第谷·布拉赫的，但由于他没有能用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结果，让如此重大的发现从他鼻子尖下溜走了。
一般地说，一些卓越有成效的科学家，他们都十分注重自觉地用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科研工作，并身体力行进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从而成为哲学大家。如笛卡尔，法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他曾说，“我可以毫无踌躇地说，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幸运，从青年时代以来，就发现了某些途径，引导我作了一些思考，获得一些公理，或从这些思考和公理中形成一种方法，凭借这种方法，我觉得自己有了依靠，可以逐步增进我的知识，并一点一点把它提高到我的平庸的才智和短促的生命所能容许达到的最高点。”（注：《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04页。 ）笛卡尔的方法实际上是突出理性推理与分析的方法，他用他自己思考所得的方法指导他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认为，他所创立的解析几何乃是应用这一方法的成功的典范，并将《解析几何》作为他的方法论著作《方法论》的附录而收录书后。爱因斯坦对于哲学方法论的推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说：“科学要是没有认识论——只要这真是可以设想的——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注：《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第480页。 ）把哲学认识论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提到了不可或缺的地位。事实也正是这样，要是没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们则将一事无成。
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为科学技术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她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为科学技术的创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哲学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她具有一种对现实永不满足的不安分的灵魂。她不仅仅只是对现象的描述，而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审视人们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做出评价，进而用这种评价去指导人们来改造这种现实关系。对此，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第218页。）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其理论创立之初就宣称， 要对现存的一切事物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有批判，才能打破习惯势力和思维定势的束缚；只有批判，才敢于向理论权威提出挑战；只有批判，才能不断地解放思想，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不断地把科学技术推向前进。这种批判精神，能够赋予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信念；这种批判精神，能赋予人蔑视权威，超越权威的勇气；这种批判精神能赋予人不迷信书本，敢于挑战书本的气慨。
翻开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有作为、有成就的科学家无不具有这种批判精神：哥白尼在批判托勒密“地心说”的过程中建立了“日心说”；哈维在批判盖仑人体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血液循环理论；爱因斯坦通过批判牛顿的经典力学，创立了相对论。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就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读书方法，这就是用批判的眼光来读书。他认为，阅读思想家的著作时要善于抓住作者思想矛盾之处。这种矛盾如果不是作者的疏忽，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激发出新的思想，即产生出创造的火花。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造就了无数的伟人，成就了无数的勋业。
怀疑精神同样也是哲学的本性。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这就是“怀疑一切”。怀疑精神在本质上同哲学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只有逢事问一个为什么，才能够追根求源，认识事物的本质。哲学具有探索世界底蕴、超越现实、追求无限的品味和特点。而这些品味和特点是同它所具有的怀疑精神分不开的。爱因斯坦就曾谈到过，正是马赫坚不可摧的怀疑精神，促使他去探索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他说“空间和时间是什么，别人在很小的时候就搞清楚了；我智力发育迟，长大了还没有搞清楚，于是就一直在揣摩这个问题，结果就比别人钻研得深一些。”
早在17世纪，笛卡尔就提出了“普遍怀疑原则”。“普遍怀疑”实际上就是把一切放在理性的面前加以审视，以辨真伪，即用理性去追问一切现存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哲学的怀疑精神要求人们既尊重知识，又不迷信权威；既继承前人的成就，又要努力去攀登科学的更高峰峦；既相信书本，又不被书本所迷惑、所束缚，而要象库恩所说的那样，善于从书本中寻找作者的思想矛盾之处，以激发出创造的火花，从而寻求真理的新发展，寻求科学技术新的生长点。
总之，哲学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创造精神和创造意识，或者说，这种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创造性思维的内在要求。哲学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巨大的推动力，它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鸣锣开道，同时，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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