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本性的伸张——论当代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本性论文,当代论文,在美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70和80年代在美国发生了一场被称为“经济伦理学”的运动。它极其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传统经济观念和理论，促使这些国家的有关教育制度、企业管理制度、政府政策和司法方面发生相应变化。美国经济伦理学运动和经济伦理学研究已经而且迄今仍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世界经济伦理学的发展。本文将着重论述它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探讨其兴起的原因、影响和发展趋势以及它对世界经济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从“无稽之谈”到新兴学科
“经济伦理学是一个仅仅十年中才发展出来的研究领域，它从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到成为‘热门话题’”。（注：R.EdwardFreeman,Corporate Strategy and the Search for Ethic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88.）美国许多经济伦理学著述都提到了爱德华·弗里曼所回顾的这段历史：“经济伦理学”在美国如何从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到成为一门新兴学科。美国著名经济伦理学家里查德·狄乔治在其关于美国经济伦理学的总结报告中这样概括说：在美国“70年代仍有可能问是否有经济伦理学这样一个领域，而到了80年代中叶，提这个问题就不再是恰当的了”（注： Richard T. De George,"The Status of Business Ethics:Past and Future",i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1987)201—211.）。
狄乔治的总结报告将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划分为5 个阶段，并大致叙述了它的基本过程。他的总结基本上为学术界所认可。不过他仅叙述到80年代中叶为止。美国经济伦理学学会主席托马斯·顿费和经济学权威杂志《经济伦理学季刊》主编帕特丽夏·奥汉尼1997年发表的“北美经济伦理学报告”，则提供了从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中叶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发展情况。（注：Thomas W.Dunfee and Patricia Werhane,"Report on Busin ess Ethics in North America",i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Volum 16,No 14,October 1997,1589 -1595,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我将以狄乔治的总结为主要线索，参考顿费和奥汉尼的报告及其它最新有关材料，来概述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过程。
1. 1960年以前：“企业伦理学”阶段
据狄乔治说，60年代以前，也讲企业伦理学，主要从神学和宗教的角度提出。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历代教皇在他们的社会通喻中提出了关于公平工资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问题。这些经文形成天主教社会伦理学包括企业伦理学的基础。就后者言，工人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方面的权力，与物质追求相对的道德价值以及改善穷人的命运等，是经常讨论的一些问题。一些天主教大学开设了社会伦理学课程。教士在布道中也论及企业道德，反对说谎、偷盗和欺骗。
2. 1960—1970年：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提出
60年代西方社会动荡不安。这时期又正是现代工业发展时期，生态污染、有毒物质和放射物质的滥用也恶性增长，消费者运动应运而生。人们抨击企业缺乏社会意识，单纯追求利润而损害社会利益。而对此后经济伦理学发展最有意义的是，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开设了“社会问题”课程，讨论企业社会问题和法人社会责任。
3. 70年代：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出现
狄乔治认为，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新研究领域始于70年代。“水门事件”以及大量公司丑闻使伦理问题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前两个阶段的主角分别是神学家或宗教思想家和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那么这个阶段的主角是哲学家。他们的伦理学理论和哲学分析方法成为先前工作的催化剂，帮助了经济伦理学概念的形成。
哲学家并非是唯一新的参与者。在丑闻的作用下，60年代学生的反企业态度在70年代扩大到一般公众。许多社会团体此时都对企业提出了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开始关心自身在公众中的形象。他们当时的做法是，由例如全国商会这样的组织赞助有关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道德的讨论会。一些工商管理学院、大学也联合企业举办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会。这些会议多到足以引起新闻界的注意。
“经济伦理学”这一术语就是在这时出现的。按狄乔治的说法，“经济伦理学”（Business Ethics ）这个术语是仿效“医学伦理学”（Medical Ethics）这一术语而构成的。（注：Richard T.De George:Business Ethics,Prentice Hall,Inc.,1995,p.17.）当时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经济学界、企业界人士仍然抱着经济与伦理无关、甚至矛盾的看法，许多人认为“经济伦理学”这个概念在措辞上是自相矛盾的。对此，经济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激烈争论。尽管到70年代末这个问题还未解决，但在争论中人们逐步理清了一些问题，提出了后来成为经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一些问题以及有关研究方法。经济伦理学开始作为一个多学科研究领域而出现。
4. 80年代上半叶：经济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巩固
80年代丑闻继续频频曝出，经济伦理学运动也进一步达到高潮。丑闻引起公众对经济伦理问题的强烈关注。面对公众和舆论的压力，企业界坐不住了。当时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企业决策层的道德水准低于普通人，许多损害公共利益的坏事都同他们有关。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感使企业决策层认识到“必须清醒地思考棘手的伦理问题”。他们不再仅仅赞助社会责任之类的讨论会，而是竞相聘请伦理顾问，成立“品行委员会”列出“道德问题清单”，安排“道德议事日程”，制定公司“道德规章”，进行雇员道德教育。伦理学开始渗透到企业，逐步成为公司文化和制度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面对“公众要求学校教授伦理学”的压力，工商管理学院领导和教师也无法置若罔闻。他们不得不失望地承认：那些声名狼籍的当事人正是一些著名学府从前的学生，哈佛大学率先正视这一挑战。当时的校长德里克·博克指出：不仅学习和发现不可能在伦理真空中进行，而且专业研究院出来的专家也不可能在伦理真空中工作。因此他认为，把经济伦理学列入教学大纲，“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学校的迫切需要”。经过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的努力，到80年代中期，经济伦理学已进入大学课堂。它不仅有了同其它研究领域相区别的标志，而且同它相关的各种机构也在形成和增加。据统计，这期间已出版了5 本经济伦理学文献索引，表明了这方面著述发表的数量。此外，各种类型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心也相继成立，它们提供有关研究项目、课程，组织专题讨论会和研讨班。毫无疑问，经济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承认。
5.80年代下半叶至今：经济伦理学在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发展
80年代下半叶后，经济伦理学在美国，无论从学术界还是企业界来看，都已进入它的顺利发展时期。
80年代上半叶，经济伦理学获得承认后，美国工商管理院校权威机构（AACSB）明文规定：必须以某种形式教授伦理学。此后， 绝大多数工商管理院校都开设了专门的或与其它专业或课程结合的经济伦理学课程。一些大学还设置了博士课程。经济伦理学教授讲席也在增加。与教学并行，高校大都建有与企业界联系的经济伦理学研究中心，提供研究课题鼓励、支持有关经济伦理学研究。全国成立了经济伦理学学会，创办了学会刊物和年会制度。经济伦理学基本体系、方法、原则和理论也趋向于成熟。
从实践方面看，经济伦理学的制度化成就也令人瞩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到80年代末，美国已经有500个公司制定了公司伦理章程，开通了“伦理热线”，在董事会建立了伦理委员会，或实施雇员伦理教育计划。目前，美国绝大多数公司伦理建制完备（包括从伦理规章、伦理官员到伦理教育诸方面）。
2）经济伦理奖项增多，伦理品行优秀的企业获得很高荣誉。 如政府部门建立的“道德企业局”，设立“火炬奖”。《经济伦理学杂志》设立“美国经济伦理学奖”等，用来鼓励伦理品行优秀的企业。美国最早也是最成功的经济伦理奖是“企业信任奖”。
3）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审判准则”。 法官在审理法人案子时，可据此按当事人的伦理态度和行为来判决。这套准则旨在推进伦理建设。许多法律事务所和顾问公司因此在这个新领域中显露身手。
总之，在今日美国，经济伦理学早就告别了“无稽之谈”的年代，作为一门新学科，它已经牢固确立了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并在实践中扎下了根。1991年，狄乔治作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作为一门学科，经济伦理学作为哲学与工商管理教育的联姻而令人瞩目。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婚姻，双方的父母学科都不赞成它们的结合。但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不同，它们的结合成功了，而且已生儿育女。双方的祖父母即便不赞成它们的结合，也容忍了这些第三代。” （注：Richard,T.De George:"Will Success Spoil Business Ethics? "in R.Edward Freeman,ed.,Business Ethics,p.42.）
二、兴起原因和发展动力
经济伦理学在美国为何能够在短短一、二十年间，从“无稽之谈”戏剧性地成为一门新学科？从上述美国经济伦理学发展过程看，经济伦理学首先不是作为一门学科而出现，不是少数学者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一个逐步壮大的社会运动。宗教思想家、神学家、学生、消费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哲学家、大众媒介、公众、企业家、学院和政府都相继投入、参与，最终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经济伦理学运动”。（注：Richard T.De George,Business Ethics,p.17.）经济伦理学学科就是由这样一个运动所推动并造就的。这个“运动”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是什么原因驱使人们投入这个最终导向经济伦理学的运动？经济伦理学运动从而经济伦理学产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997年，我在美国时，有幸就这些问题直接请教狄乔治。作为堪萨斯大学哲学教授，狄乔治在70年代就开始转到经济伦理学“这个令人怀疑的领域”，发表了许多经济伦理学著作，现任“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主席。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如下：
“经济伦理学为何在美国发展？经济伦理问题过去就有——要诚实、说老实话等。经济伦理学的产生，是因为这些问题变得更复杂，不可能用那些简单的一般伦理原则来回答。这部分是大企业发展的结果，部分是企业可能对环境破坏增大的结果，部分是企业权力增长的结果。之所以有如此之多不同的群体投入，是因为人们意识到用法律以外的手段来限制企业的重要性。环境运动和消费者运动的兴起都在60和70年代。他们的动机复杂多样。一些人对企业的行为、企业对环境的影响、企业对工人的待遇义愤填膺；一些人担心事情正在发生演变；还有一些人则出于自利动机。企业最初抵制批评，后来看到：企业讲道德，反而生意兴隆——至少一些企业如此。企业中也有一些人是讲道德的，想把事情做好。”（注：Richard T.De George,E- mail to Lu Xiaohe,Re:Business ethics ,1 Jun.,1997.本信承蒙狄乔治允准， 首次中译发表。）
狄乔治的回答非常精炼，意思也很清楚：企业的过分发展，尤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是经济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
美国《伦理学百科全书》“经济伦理学”条目作者古德斯特认为如下因素促进了经济伦理学兴趣：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后对制度的反省、环境运动、对雇员权利的关心、工作妇女人数的增加、对少数派的赞成行动、新技术对健康和安全的挑战、与欧洲和亚洲客户的竞争等等。“虽然不能单单用一种因素来解释，但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却能够大体上道出所以然。 ”（注： Goodpastr,K.K. "business Ethics",Encyclopedia of Ethics,ed.,L.C.Becker,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1992,p.111—115.）
狄乔治等人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兴起原因。我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果说明如下。
1.经济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根本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超出了对这种生产的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的利用形式
美国经济伦理学运动发生、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新发展有关。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注：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资本主义的这一最典型的特点在美国特点明显。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来，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程度一直很高。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竞争加剧、投资扩大、科学技术飞跃进步、国民经济军事化以及信贷发展和国外市场扩展等因素的作用下，美国工业发展和生产集中的过程更快，在60年代达到了高峰。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急剧发展的结果和标志是企业愈来愈大。随着垄断发展和企业巨型化，这类被称为“创造性的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的巨型联合大公司，在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变得愈来愈举足轻重。在国内，它们对中小企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比战前进一步加强。《美国企业史》一书的作者塞利格曼用“大公司主宰一切”来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60年代美国经济生活的特征。在国外，它们通过加速合并外国企业，日益成为国际化垄断组织即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
战后尤其60年代中后期，垄断资本和大企业空前高速度发展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正如狄乔治所指出，它同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直接有关。20世纪初，列宁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时，指出了它具有腐朽和寄生这两个特征。列宁指出，腐朽和寄生这两个特征是以垄断和资本输出为经济基础的。60年代的巨型大企业，由于其垄断程度更高、资本输出更多，腐朽和寄生的能力当然也更强。但战后尤其60年代突出的是这样一种性质，我把它叫做“肆无忌惮性”。这种性质是以“极权性”即控制着支配巨大资金的资本权力或者说经济实力为其经济基础的。塞利格曼写到：“大公司已经形成一个在结构上根据特权阶层的路线而建立的私人政府体系，很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对于这一看法，人们渐渐坚信起来。”由于握有如此巨大的经济权力，因此，“现在决定经济活动调子的是那些不属于个人的大公司组织。”60年代，大公司的“肆无忌惮性”突出地表现在、而且也是后来最引起公愤的是，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有毒物质和放射物质的滥用。此外，让美国普通老百姓愤愤不平的是，一些大公司将大量交易从国内转到国外，成功地逃避了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控制。
大企业的这种“极权性”及其“肆无忌惮性”不仅使美国原有的垄断与反垄断斗争更加突出，而且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谁对这些大企业的行为负责的问题，使对大企业的驾驭和控制变得更复杂了。就这些大企业来说，其本身的所有权与管理体制同以前大不相同。19世纪初期，占统治地位的是集所有权和管理权于一身的独资企业家。20世纪初，股份公司成为美国经营企业的流行方式。由于股票分散持有的情况，使得一般意义上的管理不可能存在。绝大多数股票持有人关心的是股票行情，而非真正对管理公司感兴趣，这就导致了“管理经济”的发展。“公司的管理权交付给一个经理阶层来掌握。”塞尔格曼注意到，“这些大公司的经济实力和力量以及这个国家的力量，都操纵在控制公司官僚机构的少数几千人手里。”
管理经济的出现，是在资本关系范围内生产力被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的一个重要进步。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在谈到生产的社会化“迫使资本家在资本关系范围内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来看待”时，指出了他那个时代“被当作社会化生产力来看待”的几种形式，认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化形式；托拉斯是以调节生产、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况为目的的联盟，在托拉斯内，自由竞争转为垄断，是向社会主义投降；国家承担对生产的领导，表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而资本家的全部职能现在由雇佣职员来执行，则说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排挤资本家了。”这后一点指的即是管理经济。令人信服的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愈来愈朝着恩格斯预测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如上所述，生产愈来愈社会化，另一方面，对社会化生产的占有也愈来愈显示出社会占有形式上的线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巨型企业的高度发展，而管理经济的出现，更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排挤资本家了”。但是，管理经济的出现并不能回避为谁管理这样一个问题。正如塞利格曼所说“现在，我们已有了一个管理经济，但它的关键是为谁管理。”是否应该为少数控制着巨大资产的垄断寡头来管理，以他们的利益作为决策的根据？同企业的生存有关、受企业行为影响的人们的利益是否也应该或者更应该成为决策的依据？经济伦理学运动兴起时，就鲜明地提出了应当以谁的利益来管理公司这个重要问题。换言之，生产已经完全社会化了，是否仍应以股东的利益为重？既然企业的生存发展有赖于与之有关的群体如消费者、供应商等，有赖于社会，它就不能也不应该仅仅以股东的利益为转移。生产社会化了，对生产的占有、利用也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因此，我认为，这就是美国经济伦理学兴起的根本原因，即：生产的社会化超出了对这种生产的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的利用形式，大企业的急剧发展以及社会对它的失控就是这一矛盾的尖锐表现。不论有意与否，美国经济伦理学运动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反对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按他们的利益来管理社会化生产，损害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根本利益。
2. 经济伦理学运动在70年代产生的时代原因：根本问题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突出，丑闻成了导火线
经济伦理学运动这一反对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的对抗运动，之所以在7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机发生，同基本矛盾的激化有关：由各种矛盾、因素、运动汇集成干柴，使频频曝出的丑闻燃起了星火燎原之势。
如上所述，60年代是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企业巨型化时期。尽管当时正处于经济高涨时期，但已暴露了许多问题：一是收入分配悬殊问题，二是失业问题。分配悬殊和失业率高是两个老问题，但即便经济繁荣如60年代仍未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而包括这些贫困者和失业大军在内的绝大多数美国人则要承受大企业倾轧、新科学技术滥用和军事生产带来的恶果。巨大的军费开支刺激了军事生产，青年学生则被征兵到越南去打仗，污染使湖水发臭，空气成为烟雾，财源滚滚流进的却是少数寡头的腰包——这些因素都促成了60年代中期学生运动、消费者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发生。不过当时经济还处于高涨时期，矛盾还未激化。70年代以后，支持6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的各种因素，其刺激作用减弱，而消极作用却增强了。如国民经济军事化和信用膨胀，作为支撑工业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削弱了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基础。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引起失业的增长和社会购买力的相对萎缩，加速了生产与消费矛盾，企业开工不足愈来愈严重等。结果，美国经济开始滑坡，工业发展速度大大降低。除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危机时期外，此时生产速度之低，与60年代生产速度之高，同为历史之最，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反差。从60年代经济繁荣的峰顶一下子掉到了70年代经济衰退的谷底，使60年代暴露的问题变得突出，也使社会各种矛盾激化起来。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对制度的反省、环境运动、对雇员权利的关心、工作妇女人数的增加、对少数派的赞成行动、新技术对健康和安全的挑战、与欧洲和亚洲客户的竞争等，也都在这时汇合起来。如狄乔治所说，60年代学生反企业态度，70年代扩大到了一般公众，人们日益一致地把目光聚向了大企业及其决策层的所作所为。这时候，丑闻不断出现，直至臭名昭著的80年代，经济伦理学运动的大火也愈烧愈旺。
如前所述，丑闻在经济伦理学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使学生的兴趣转到实际问题，使大学教授无法高谈阔论，使大众媒介连篇累牍，使公众怒火中烧，使学院不能置若罔闻，使企业决策层坐立不安。70、80年代的丑闻之所以点燃了经济伦理学运动的大火，因为全国已经布满了矛盾的干柴、愤怒的火药，故而一触即发。
3.经济伦理学运动作为全民研究运动出现的原因：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发展要求相应的制约机制、合理的制度结构和价值体系
狄乔治等人的描述，都将美国经济伦理学的兴起一直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即现代开端，此时，资产阶级已成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弗里曼注意到的第一个广泛趋势，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如果说，此时冲突的双方还是简单的、直接的，那么，在经济伦理学运动中，冲突的双方则要复杂、广泛得多，可以说，表现为整个社会与资产阶级对立。据民意测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认为，企业家的道德水准普遍低于普通人，许多影响美国以至世界的灾难都同他们有关。消费者、环境运动、大众媒介、学生、一般公众对少数垄断寡头和企业决策层的抨击，可用“群起而攻之”来形容。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地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来概括，但是这种矛盾冲突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的继续，只是矛盾更发展更高级了，表现为同少数企业决策层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形式也更高级、文明，用的是“批判的武器”：笔、报纸广播、舆论，而非“武器的批判”，诉诸暴力。
基本矛盾的更高级和更发展不仅表现在冲突双方、冲突形式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冲突涉及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性质上。生产的社会化超出了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的利用形式，这是问题的实质，首先而且根本涉及的当然是矛盾双方的切身利益问题。因此，经济伦理学运动本质上是人民大众反对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的对抗运动。然而，美国的经济制度、企业制度以及作为理论基础和根据的经济理论和道德准则，不是一直认为企业追逐利润是天经地义的吗？不是一直要求为股东保值增值吗？反对少数寡头及其雇佣者按他们的利益来管理社会化生产，损害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根本利益，就要从理论上和道德上证明他们这样做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这就涉及到对美国的经济制度、企业制度以及经济理论和企业信条等重新思考、研究。因而，要解决的就不仅仅是利益冲突问题，而且是理论问题、认识问题、伦理问题、企业和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根据问题。并且只有解决了这些理论和认识问题，才能理直气壮地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所以，这也就是这场反对运动以提出经济伦理问题的形式而出现的原因所在。无论人们是否有意识地明确这样做，美国经济伦理学运动确实成了一场研究运动、伦理学运动、理论运动、思想运动。从企业的目的、企业的责任、企业同社会的关系到美国的经济制度，从西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到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都在这场运动中一一受到批判。这已经涉及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即“看不见的手”了。如果企业的发展机制不是自利，企业的目的是增进公利，那么传统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信条当然就成问题了。
因此经济伦理学运动不止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引起的一场运动，同时也反映了新的生产力同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某种对抗。社会化生产要求社会化占有和管理，也要求反映这种社会化占有和管理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经济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其合法地位的确立，80年代下半叶美国在司法、教育和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新举措以及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改变，是在经济伦理学运动的推动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美国现存制度下，在资本允许的范围内，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所作的某种自我调整。
总之，经济伦理学运动、经济伦理学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由美国资本主义最新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保护这种关系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运动，是一场意义深刻、影响深远的思想和理论研究运动。经济伦理学运动就是在这种社会危机和制度、理论、伦理危机情况下发生的。经济伦理学学科的兴起和确立，力图使对企业的管理和控制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是在不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要求按社会和公共利益来管理社会化生产、脱离资本属性的一次伟大努力，不管成功与否，它都指出了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由社会来管理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
4.经济伦理学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应指出的是，在经济伦理学运动中，企业决策层作为运动对象，最初是被动的，但随着运动的高涨，他们愈益变得主动。如上所述，他们从赞助、参加经济伦理问题讨论会，到建立相应的制度、组织，制定有关章程，也举起了经济伦理学的旗帜。所以，经济伦理学运动及其研究最后还从企业决策层本身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其原因在于：
1）企业家自身的需要。 美国经济伦理学家罗伯特·所罗门认为：“对经济伦理学的需要，首先不是出自愤怒的公众、渴望争论的报界或者为公共利益考虑的社会团体。而是出自企业决策层自身的需要。他们想要有机会弄清他们日常碰到的种种冲突”；他说：“我在大学和公司中教经济伦理学，我必须说，我几乎没有碰到一个经理不关心伦理问题，不想谈论它们”。（注：Robert Solom,Business and Ethics.）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最终有赖于社会的支持。企业决策和管理层发现，尽管他们握有庞大的经济权力，似乎能够为所欲为，但如果不考虑他们的社会责任，不考虑与企业生存和发展有关的社会群体的利益，最终受影响的还是企业。
2）同发展中国家竞争的需要。 美国公司意识到：对世界市场的竞争者可以来自地球任何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的小公司都试图使他们的产品国际化。举起经济伦理学的旗帜不仅有助于美国公司的形象，而且有利于它们同其它国家的公司竞争，这也是美国公司决策层支持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原因之一。
推动经济伦理学发展的原因现在变得复杂和多样了。然而，不管怎样，就要求将社会和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化生产的利用和管理而言，美国的经济伦理学运动以及在这个运动中所诞生并且现在还在发展的经济伦理学学科及其研究，是意义深远的和值得肯定的。
三、对世界经济伦理学的影响
美国经济伦理学对世界经济伦理学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出自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美国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推动，另一方面是其他国家想要了解和借鉴美国过经济伦理学研究成果。如欧洲第一所经济伦理学研究所、欧洲经济伦理学网络创始人乔治·恩德勒说，他在80年代初从瑞士赴美国研究经济伦理学，80年代下半叶经济伦理学在欧洲成为一种时髦学问。这期间涌现的大量经济伦理学著述也反映了美国的影响。而欧洲经济伦理学网络组织的大本营最初就设在美国。
美国经济伦理学对世界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美国的经济伦理学著作被翻译出版、 经济伦理学杂志被订购阅读。例如，英国著名学府牛津大学出版了美国经济伦理学丛书。美国的《经济伦理学》杂志、《经济伦理学季刊》等在欧洲广为流传。日本在80年代翻译出版了大量美国经济伦理学教科书和专著等。2 ）美国举办的各种经济伦理学研讨会大都有欧洲、日本等世界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3 ）美国工商管理学校大会管辖范围包括它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校，因此它关于必须教授经济伦理学的规定也为它在美国以外的学校所遵循。4 ）美国的经济网络组织是包括欧洲等世界其他地区分支在内的国际网络，因此它有关经济伦理学的制度、组织和约束也超出了美国国境。5）举行各类国际会议讨论国际经济伦理问题，在伦理原则、 章程上达到共识。例如通过“考克斯圆桌会议”发表了世界伦理宣言、章程等。6）美国经济伦理学提出的问题、 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也大都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伦理学研究所吸取采纳，尽管经济伦理学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和更具民族特点的发展。
美国经济伦理学之所以对世界经济伦理学发展发生影响，主要是由如下原因所造成：
1）同美国一样， 西方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程度不同地面临由战后资本主义最新发展所引起的企业与社会冲突问题。美国经济伦理学运动最早、最集中也最激烈地反映了这种冲突。故能在西方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起共鸣。从经济伦理学在这些国家中的发展可以看到，类似问题、冲突和动因在这些国家重复出现，尽管没有采取经济伦理学这种激烈形式。
2）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80 年代以后，世界掀起了经济改革浪潮。东欧和苏联解体后，抛弃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走向市场经济。我国在70年代末开始经济体制改革，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也举起了经济改革的旗帜。市场经济应该如何搞？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和西欧、日本等国已经碰到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时期国家正在或将会碰到，后者在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选择市场经济模式时，也极为关注前者的经验教训、理论总结和发展动向。而如上所述，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诞生及其在学术和实践中对世界的影响正好满足了上述两方面的需要和兴趣。这样，80年代下半叶、90年代后经济伦理学就在世界其他国家进一步兴起和发展起来了。
四、小结和评论
尽管美国经济伦理学及其实践还在继续发展中，目前要对它作出全面历的史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看到，自从80年代经济伦理学在美国诞生以来，它在短短10多年间已经对世界尤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的经济观念和实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恩德勒用“新思维”和“新实践”来概括经济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影响。我认为，经济伦理学新就新在，它是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本性的伸张。下面对上述经济伦理学在美国的发展以及它对世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一简短的小结和评论。
1 ）经济伦理学在美国兴起的根本原因是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组织和个人同社会、环境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新科技加速的社会化生产在这种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自利管理下，使这种矛盾激化到了这样的地步：除非顾及经济活动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环境的利益，否则其本身就不能再合法地进行下去。因此就有个为谁生产和管理的问题，不论企业大小，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美国因为其市场经济发达，社会矛盾充分展开，最早碰到这个问题，发达国家继之。发展中国家已经或将会面临这个问题。
2）在理论上，经济伦理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为研究和解决经济伦理问题提供了框架、方法和理论。正如狄乔治所说：“学科并不由它们的立竿见影和可列举的经济效果来评价。清晰性、争论的发展、对经济惯例各种研究方法的澄清将提高道德性，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即便它们不马上为企业界所采纳。学科地位并不依赖于产生道德的企业人士，而在于发展认识、产生工具、解决问题。”
3）在观念上， 经济伦理学使传统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发展机制和目标遭到否定。所罗门对资本主义反思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成功并非因为它使人致富，而是因为它产生负责的公民和繁荣的社会。它不可能长久容忍经济活动只关注利润而粗俗，忽视传统责任、社会和整体美德。”（注：Robert Solom,Business and Ethics.）这一结论无视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血腥发家史。但却反映了新的价值取向：用责任和美德取代唯利是图和粗俗。
4）在企业制度上，经济伦理学从对雇员开展伦理教育、 制定公司伦理章程到伦理官员、督察官员和仲裁委员的设置，将对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考虑纳入公司决策管理制度中，这至少在形式上是一种进步。
5）在实践上，经济伦理学促进了环境问题、消费者保护、 市场管理和反腐败方面的改善。跨国公司的行为得到监督，也有助于全球问题的改善。
按社会化生产的社会本性来管理社会化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让我们看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趋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更富有创造性地展现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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