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红军长征研究综述(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年来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4-0184-06
九、长征精神与长征文化
长征精神与长征文化研究，是长征研究中拓展最广的领域。
(一)长征精神内容
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科学总结了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79)。
除上述内容，研究者提到长征精神还包括：独立自主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本国问题的首创精神(80)；因地制宜，审时度势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82)；义无反顾、“相忍为国”的民族精神；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政治觉悟(83)；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秋毫不犯的优良品德(84) 等内容。
祁镇解析长征精神的灵魂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对革命坚定不移的信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精神；其实质内容是无私奉献精神；其风采是顾全大局、亲密团结的高贵品质；其特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85)。
(二)长征精神的来源和基础
林明、周益锋、胡英杰分别论述了长征精神的哲学基础、长征精神与中国传统道德和长征精神的现实成因，①长征精神源于革命先烈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伟大实践，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86)；陈宇提出长征精神直接渊源于井冈山精神(87)。②长征精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改造，是中国传统文化流光溢彩的折射，又是传统美德的回归。长征本身就是“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道德规范的体现，也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文化的体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红军先烈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准绳。红军指战员把“仁爱孝悌”扩大和延伸为同志之情(88)。③长征精神的现实成因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是长征精神形成的支柱；确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集体是长征精神形成的组织保证；红军指战员舍生忘死是长征精神形成的决定因素(81)。
(三)长征精神的作用与意义
近年来许多人从不同角度研究长征精神的意义，概括而言，①长征精神属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对红军各项工作具有超前导向作用。其在长征中产生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奇迹般地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为红军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81)。②长征精神作为无产阶级优秀品质的结晶和中华民族美德的积淀和升华，作为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84)，产生了超越时代、超越政治立场的巨大魅力(88)。③长征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和红岩精神都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89)，长征精神是延安精神最直接的精神渊源，老西藏精神是新的时代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孔繁森精神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87) (p193、203、221)。其现实意义在于，大力弘扬这些精神，是更好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需要；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更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需要(90)。④发扬长征精神，对于近几年出现的解构党的意识形态的市侩主义论调具有反击作用。如，长征精神可以反击“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告别理想”等市侩主义的论调；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也具有限制作用。⑤发扬长征精神，对促进社会上层更多地关心社会下层、更多地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91)。
赵素萍、梁中华、桑维军等人分别从努力推进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92)，张玲、张西同等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93)，朱超南、许静等人分别从理想与品德教育和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建设(94)，安应民、安常福从新时期的时代精神(95)，龚怀林从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96) 等方面分别论述了长征精神的意义。
(四)长征文化
长征构建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丽景观(97)。将长征研究提升到文化高度，是近年来长征研究深化和拓展的重要标志。
1.长征文化的概念与内容
李安葆认为，长征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汉文化为基本特色，充盈着生机勉力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革命文化，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章(97)。李葆安将长征文化内容定位于长征中的文化活动，分别从诗歌、音乐、美术、戏剧、舞蹈、体育、宗教、日记、文化学习及医疗卫生等方面反映其风采。与之不同，张巨成提出，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多年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宣传、纪念活动、学术研究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以实现高尚价值为目标。建国以来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和联系现实的解释表现为三种形态：审美形态、认识形态和伦理形态。
2.长征文化、长征精神及其意义
吴磊从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大胆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用先进的文化武装全党等方面，提出“弘扬长征精神，繁荣长征文化”(98)。李葆安提出，长征文化折射出的基本价值观体现在长征精神上(97) (p35)。张巨成认为，长征的历史和精神，对于现代、当代和未来中国文化，具有文化经典的意义。长征的文化价值、文化符号深深地刻在了党的第一代领导身上，也影响着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既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也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长征文化的革命话语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加强党的合法性，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有利于引导公民追求高尚的道德观念。长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源泉(91)。
(五)长征精神与红色旅游
近年来开发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不断升温。在此背景下，向宝云等人探讨了“如何才能在长征精神与红色旅游互融互渗过程中相得益彰实现双赢”的问题，提出“红色旅游”这一新名词，背后潜藏的许多矛盾，即“红色”和“旅游”是两个外延内涵截然相异的名词，“旅游”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的，服从商业化逻辑；而“红色”则诉诸人们的精神和意识。“红色旅游”提供了现代人与长征精神近距离遇合的可能，从这种遇合的过程中挽留住当代人已经失去或渐渐失落的精神魂魄，才是“红色旅游”值得关注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才能让红色旅游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兴旺繁荣之路(99)。
十、长征人物研究
近年来长征研究中的人物研究内容颇丰，撷其主要成果分述如下。
(一)毛泽东
1.毛泽东对长征胜利的贡献和他的谋略
毛泽东对红军长征胜利的伟大贡献在于：①促成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他力挽狂澜，战胜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②以高超的作战指挥才能和杰出的领导艺术，率领中央红军实行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③审时度势，适时地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综上所述，毛泽东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47)。
毛泽东高超的谋略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①审时度势，力主红军向黔东进军。②抓住机遇，巧作疏通，力争扩大反“左”阵营。③遵义会议上紧紧抓住军事问题，解决主要矛盾。④巧用“示形”谋略，充分掌握对敌斗争主动权。⑤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妥善处理同张国焘的斗争。毛泽东从传统谋略术中吸取精华，从而认识和解决了谋略运筹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和范畴(100)。
2.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变化及意义
1935年10月至1949年，在毛泽东的意识里，长征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所以毛泽东在论及红二、四方面军或红军三大主力从南方转移到西北的军事行动时，就不用“长征”，而用“转移”一词。毛泽东“显然是将中央红军长征和红军主力的大转移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而长征显然特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1949年以后，毛泽东的认识慢慢发生了变化。渐有将二者合而为一的趋势。1962年到1964年，毛泽东已将长征看作为红军三大主力的军事行动。1975年毛泽东借话剧《万水千山》，以谈党的文艺政策的形式对长征主体问题又一次表明自己的看法与态度。反映晚年毛泽东在逐渐修正和改变自己以前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和界定：长征是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不单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从这一意义上来叙述长征，包括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和红25军(101)。
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长征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探索，改变目前长征史研究中明显存在的“偏荣偏枯倾向”，即偏重于中央红军而相对忽略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史研究范式。进而以红军三大主力为主体，重新建构完整的长征史研究体系(101)。
(二)周恩来
1.周恩来对中央苏区“左”倾错误应负的责任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是当时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因此，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失利，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他的错误与博古、李德有重大区别。博古、李德是“左”倾政策的制定者，周恩来只是执行者。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并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和红军的损失(102)。
2.周恩来对长征的贡献
①含辛茹苦，在险恶环境中极力减少党和红军的损失。具体表现，一是围绕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方针与“左”倾领导者进行了一定的斗争。二是开展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突围准备了有利条件(102)。他据理力争，使博古同意让毛泽东、王稼祥一起长征，使党有了中兴的机遇和支柱。长征前夕，他要求毛泽东了解于都、赣县等地情况，最终确定突破口，所以“他是长征的实际组织者(102)。
②光明磊落，在党的历史性转折中力挽狂澜(102)。长征初期，他独立支撑着困难的局面，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提出的放弃北上会合二、六军团计划，而“西走”贵州，使红军避免陷于重围(103)。遵义会议上立场鲜明，实事求是，为毛泽东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发挥关键作用。他客观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是军事指导上的“左”倾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总之，遵义会议成功，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102)。
③长征后期，他甘当“助手”。一是协助毛泽东、张闻天制定北上方针。二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三是多方努力，纠正西北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错误，克服了“陕北危机”。三是在其负责后方军事工作中，解决了红军冬装和给养问题，巩固了西北根据地，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条件(102)。黄少群研究了从四渡赤水到1935年11月3日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期间，周、毛军事地位的互换的基本史实(103)。
(三)其他人物研究
1.彭德怀
①彭德怀对长征胜利的贡献：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104)，全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05)。军事上，为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功绩卓著。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几乎参与了中央红军的所有重大战斗，为取得战略转移重大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05)。到达甘肃后，就任陕甘支队司令员具体指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04)。他还协助毛泽东巩固和扩大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参与和指挥了红军东征和西征，直接策应了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105)。
②会理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评。四渡赤水后，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时任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撤换毛泽东等，“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并打电话与三军团联系，被彭德怀明确拒绝。在会理会议上彭德怀却受到错误批评。一是说林彪的信就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二是把彭德怀反映部队情绪的一些谈话，说成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和右倾情绪的反映”。面对上述误解，彭德怀顾全大局，只说明：“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并从严格要求自己的角度作了自我批评，声明坚决支持毛泽东的领导(105)。彭德怀的态度对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是至关重要的。
2.张闻天
张闻天在“左”倾路线中与王明、博古的观点存在明显差别(106)；他是反对李德、博古为领导的“三人团”的“左”倾军事路线的核心——“三人集团”的主帅(107)；积极支持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108)；努力促成遵义会议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自觉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坚决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109)；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开创新局面，提出重要意见(110)。
3.王稼祥
王稼祥是从王明“左”倾宗派集团中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第一人；是长征途中和遵义会议上拥戴毛泽东的第一人(111)；他为贯彻遵义会议决议不懈努力；作为中央3人军事指挥小组的成员，协助毛、周一起指挥红军赢得长征胜利(112)。
4.朱德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为毛泽东顺利复出做出重大贡献。过去文章多强调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的作用，对朱德所起的作用历来强调不够。南下途中，毛语为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维护中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13)。吴殿尧将南下时朱德在四方面军的表现概括为：不离开队伍；不背离原则；不激化矛盾；不放弃职责(114)。
5.任弼时
任弼时在长征中果断决策和周密部署红6军团战略转移，为中央红军先遣探路；正确选择战略方向，整顿战略突击力量，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115)；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致力于二、四方面军的团结，了解了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真相，分别找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高层干部谈心，做思想工作，就连张国焘本人也被任的热忱所感动，终于促使张国焘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加强(116)，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6.博古
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期间和会后，他交出领导权。其后，他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开始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是他一生思想发展过程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中，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边，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17)。
7.聂荣臻
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与刘伯承首先共同提出中央红军到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见。转战云南期间，他同林彪于1935年4月多次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渡金沙江入川西北，准备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重视(118)。
8.张国焘
张国焘的研究，主要论述了其放弃川陕根据地(46)；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拥兵自重，大搞军阀主义(119)，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直到南下成立伪“中央”(46) 等方面的错误。林修敏提出，“张国焘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机会主义路线”，主要是指遵义会议前的路线，所以，张的看法是正确的(120)。
还有文章专门研究了长征中邓小平(121)、谢觉哉(122)、刘志丹(123)、廖承志(124)、陈云(125)、董振堂(126) 等人的重大贡献。
十一、长征中一些重要史实的考订、研究和介绍
(一)长征前夕与陈济棠的谈判
红军长征前夕，曾与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向陈借道并达成协议。以前的史料上从未有过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何长工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首次向外界披露此事时。李正堂专门进行调查考证，将事实基本查实廓清(127)。
1.谈判的准备
1934年春夏间，中央苏维埃执委主席毛泽东来到会昌做调查，多次提醒赣南党委书记刘晓、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等注意作争取陈济棠的工作，得到朱德、周恩来的支持，红军得以与陈济棠部建立了有线电报联系。1934年10月初，朱德、周恩来派何长工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黄任寰、黄质文等举行秘密谈判，地点在江西寻邬县罗塘镇严应鱼旅部。
2.谈判内容
双方谈判达成5点协议，即停止敌对行动；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可以借道。红军行动前将所经过的要点告诉陈，陈部后撤一定距离。红军则保证不入广东腹地，不在粤境久留。
3.谈判影响
长征开始后，由于陈济棠基本执行了谈判协议，没有对红军实施认真的追堵，使红军得以较顺利地通过了前3道封锁线，走出粤北进入湘南向广西转移。
(二)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兵力损失情况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兵力损失一直存在着不同时期的不同说法。王建英通过考证，认为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到遵义时减少为3万余人较切实”。通过对直接当事人的讲法、李德的讲法、过湘江后至遵义新的损失的分析统计，得出突破三次封锁线至湘江战役前损失2万余人；渡湘江损失2万余人，到黎平约有4万余人，到遵义减为3万余人。
作者分析了损失的部队和人员的具体情况，得出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经验教训在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逃跑主义战略方针是根本错误；没有对广大干部和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采取错误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不该将红21师、红22师等带走，不该匆忙补入大量新兵(128)。
(三)新三人团成立时间
红军长征中新“三人团”究竟是何时成立的，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党史学界普遍采用的是费侃如在《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小组成立的直接背景是打鼓新场风波，成立的时间是1935年3月12日，地点在苟坝，孙果达对此提出商榷。
1.小组成立的直接背景不是打鼓新场风波
孙果达从毛泽东、周恩来的回忆和张闻天回忆的不同，认定张闻天笔记中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毛泽东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可靠性与准确性应该更高”。再从“打鼓新场争论”的本身来看，是3月10日毛泽东与全体政治局成员在决策会议上，对红军究竟应该打运动战还是打攻坚战产生分歧。由于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会议撤销毛泽东3月5日刚刚担任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之职。不可能第三天就同意任命毛泽东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与会者的回忆录中，详细提到了打鼓新场风波，却只字未提成立三人团。
2.小组成立的直接背景是鲁班场战役的失利
小组成立时间应该是在3月17日。①红军即将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准备长途奔袭贵阳，需要有一组织来高度集中军事指挥权。②毛泽东受命于危难之际，急需名正言顺的军事指挥权以保证这一关键战役的顺利。⑧由于打鼓新场风波和鲁班场之战失利的教训，更由于长途奔袭贵阳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毛泽东建议成立小组要求合情合理。③张闻天接受毛泽东建议，交出军事指挥权必定也是在鲁班场之战后。
3.正确解读叶剑英的回忆
认定新三人团成立于3月12日所依据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文字史料是叶剑英的回忆与伍云甫的日记。作者考证叶剑英的回忆与伍云甫、肖锋二人的长征日记，记载互为印证，形成了证据链，“足以说明小组成立于3月17日的可能性远大于3月12日，陈福村作为成立地点的可能性也远大于苟坝”。作者特别提出“第四次渡赤水是红军军事上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红军的指导方针、指挥方式和行动特征都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改变，开始充分体现毛泽东的风格”(39)。
(四)“长征”、“万里长征”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由来
1.长征由来
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孙学宝对长征称谓问题进行了综述。归纳为经历了“长途行军”、“突围行动”、“突围战役”、“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的变化。“长征”一词的首提者有毛泽东、朱德和王明三种观点(129)。
王建强等通过查阅文献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仔细考证，认为最早使用“长征”这一概念的是王明。1934年11月，他在苏联做报告，讲红七、红六军团的突围转移，使用了“长征”这一概念。这是第一次把红军的突围转移称为“长征”。
1935年6月10日，《前进报》第1期刊载博古文章《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把红军的行动称为“长途远征”，开始有了“长征”概念的内涵。
6月12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提到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这是目前所见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为“长征”。报告结尾署名“向前代草”，也就是说最早提出“长征”以及“万里长征”概念的是徐向前。
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红军进行了“二万余里的长征”。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11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
综上所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结束时提出的，是专指中央红军的(130)。
2.“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容置疑
2002年10月16日英国青年李爱德、马普安从江西于都出发，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路，用了384天时间，于次年11月3日到达吴旗县城，行程6294公里(131)。但此前几天，他们回答记者时说“长征并不是25000里，而是12000到13000里，所以长征没有那么长”(132)。李爱德还说“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如果你要说25000里，也许就得把当时红军第二、第六、第四方面军所走的路程加在一起”(133)。在此后两人写的《两个人的长征》的“结语(1)”中，李爱德又谈了他所谓的发现(134)。此言一出在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王建强、李海文等人先后予以澄清。
王建强在文章中，①说明了李爱德对红军基本历史常识的缺乏，将红二、六军团误称红二、六方面军。②通过详实列举历史文献资料，考证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提法的由来。③论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各部队行军的复杂性。红军与英国青年在大的行军路线上，如经过县级以上的城市，双方基本一致是能够做到的，“但要与中央红军各部队在长征中的具体途径地点都一致，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二者走的并不是同一条路”。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划等号的”。④马普安、李爱德“根据行进速度、地图和路标估算距离的”，这是错误的。首先，25000里是根据红一军团团部汇总得出的结论。其次，红军长征多半走的是崎岖的羊肠小道，打的是运动战，要筹款、扩红、做群众工作，由于缺少地图，走错路也是经常发生的，以上诸多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增加红军长征的行程。这些因素都是英国青年不曾遇到的(133)。李海文统计指出中央红军长征中行程最少的红一军团直属队(非战斗部队)走了18095里。按李爱德、马普安所写的《两个人的长征》所绘的路线图，他们比红军走的最少的部队还少走了1/3路程。如四渡赤水，红军共走了3945里，而李、普二人只走了1866里。红军过了大渡河、经过泡通岗，李爱德两人却走的是另外一条近路。⑤张小艾(张爱萍将军之女)和以色列老战士驱车重走长征路，走了46000多里，还不包括步行之路(132)。综上所述，“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容置疑。
(五)长征早期报道考述
1.不同时间对长征报道情况
姚利民对红军长征早期报道分时间进行考述：1934年10月～1936年3月以前，主要见于国统区的一些报刊，以《大公报》的报道最为集中。该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成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报道正在进行着的长征之第一人”。1936年3月～1937年7月抗战爆发之前，以长征亲历见闻为基础的记述和回忆录首先在国外出版，以斯诺为代表的西方记者或观察家的报道在国内外英文报刊发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国共关系的缓和，国统区出现了大量介绍红军长征的新作，《西行漫记》正式出版，轰动西方国家，“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广为世人熟知”(135)。
2.是谁最早向世界介绍长征？
长期以来认为是1938年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研究成果说明这是不准确的。
李文乾、李泽民等人认为英国传教士薄萨哈特(R.A.BOSSHARDT，或译为勃沙特(135)、薄复礼(136))最早向世界介绍了长征。薄萨哈特于1934年10月，在贵州由安顺返回镇远途中(姚群民和卢海鸣文章为贵州省黄平境内)被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扣留，后与红军生活560多天，行程6000多里，获释后写成15万字的《神灵之手》(RESTRAININGHAND，另译为《控制的手》《舵手》)，1936年8月，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该书真实而又详尽地描写了红军长征日夜转战的艰苦生活，是向西方世界介绍长征的第一本专著(137)。其史料价值超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等著作，是目前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独一无二的原始史料(138)。
徐兴学、张国柱认为陈云是向世界宣传长征的第一人。1935年8月，红军长征还没有结束，他就以“廉臣”的笔名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中共主办的《全民月刊》创刊号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在苏联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在国内广为出版，改名为《长征两面写》《从东南到西北》(139)。姚利民也对《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写作与出版情况进行了较详细的考证(135)。
3.其他报道
姚利民对《长征时代》一书的编者黄峰的情况，该书编辑的背景，书中收入的有关红军长征和苏区情况的报道和记述作了介绍，对该书较高的文献价值做了分析(140)。
蓝鸿文著文对中共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进行研究。该报成就在于，利用中外媒体资讯，传播红军长征信息；连载长篇通讯，系统报道长征；出版《长征记》书，反映长征全过程；抢译斯诺陕北通讯，披露斯诺苏区见闻；刊发大量图片，展示红军风采(141)。
(六)红军对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矛盾的利用
吴兴河(142)、刘艳萍(142) 等人先后撰文，认为充分利用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蒋介石对拥有实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西南军阀既要笼络收买，又想排斥消灭，时拉时打，时哄时骗。当中央红军长征时，他企图收一石二鸟之功效，借消灭红军之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西南六省的军阀，即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和白宗禧、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四川刘湘和刘文辉、云南龙云等，既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又担心蒋介石乘机染指他们的地盘，于是对红军采取了“保境守土，驱逐为上”的对策，实行了“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的战略方针(142)。中央红军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中央势力与地方军阀、地方军阀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制定符合具体情况的军事策略，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落脚点，各个击破敌人(144)，最终打破了他们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七)地理环境与红军长征
长征的原因，一般认为是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马佩英、荆南翔等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根据地的地理位置，资源条件和分布特点等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成为南方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73)。具体讲，①根据地位置的制约性因素不利于革命力量在南方发展；②根据地构成的分散性特点不利于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③根据地资源的匮乏性条件不利于红军在南方坚持(73)；④北方是反革命势力相对薄弱的地区，长征完成了我党地缘性转移，将革命大本营从南方转到北方(76)。
注释：
(79)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6页。
(80)廖正本：《论长征精神的内涵》，《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81)胡英杰：《论长征精神的成因及启示》，《思想工作论坛》1997年第1期。
(82)李平：《简论长征精神及意义》，《毛泽东思想研究》2005年第6期。
(83)伊胜利：《红军长征精神之研究》，《理论探讨》1996年第6期。
(84)莫岳云：《重论长征精神》，《岭南学刊》1996年第5期。
(85)祁镇：《试论长征精神》，《青海社会科学》1996年增刊。
(86)林明：《试论长征精神的哲学基础》，《梧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4期。
(87)陈宇：《长征精神万岁》，黄河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页。
(88)周益峰：《长征精神：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创新》，《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
(89)邹火明：《论长征精神、红岩精神、延安精神的内涵、联系和启示》，《荆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90)胡小蓉、王欣：《党的精神财富刍议——井冈山、长征、延安、西柏坡精神的特点及意义》，《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91)张巨成：《论长征文化的历史启示及其意义》，《学术探索》2001年第1期。
(92)赵素萍：《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梁中华：《继承和发扬红军精神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桑维军：《长征精神与现代化建设》，《社科纵横》1996年第4期。
(93)张玲、刘兆强：《长征精神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海农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张西同：《长征精神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源泉》，《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5期。
(94)朱超南、王祥：《论“长征精神”是进行理想与品德教育的最好素材》，《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4期；许静、张才国：《长征精神与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5期。
(95)安应民、安常福：《论长征精神与新时期的时代精神》，《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96)龚怀林：《长征精神的现代启示》，《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2期。
(97)李葆安：《长征与长征文化》，党建读物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页。
(98)吴磊：《弘扬长征精神繁荣长征文化》，《贵州日报》2005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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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刘佰合：《试析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及其变化》，《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
(102)廖祖庆、葛晓霞：《周恩来在长征时期的历史贡献》，《唐都学刊》1997年第4期。
(103)黄少群：《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的伟大贡献》，《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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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张闻天从“左”倾路线中转化出来的原因浅谈》，《河南机专学报》1998年6月。
(107)丁鲁省、沈贵荣、孙永志：《论张闻天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期间的合作》，《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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