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异同及其对社会历史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封建社会论文,中西论文,其对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深刻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对中西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发展作些比较分析，以期对加深中西封建社会形态和中西历史发展道路的认识有所帮助。
（一）
由于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同属传统农牧社会，基本社会结构框架相似，因而人口的发展也具有很多一致性或相似性。
同近现代相比，中西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都十分缓慢。据西方有的学者估算，公元600年时西欧各国（包括今之英伦三岛、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人口总数约1630万人；到公元1700年，西欧各国的总人口约6450万人，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13%。中国人口总数在秦统一中国时约为2000万人，到1840年时增至41888万人，期间平均年人口增长率约为0.15%。而1700年—1910年西欧各国（指英、法、德、意、荷、比、西、葡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平均年人口增长率却增至0.57%，在19世纪，西欧不少国家的年人口增长率都在1%以上。1840—198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63%，也远高于古代中国的人口增长率。
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增长都呈波浪循环的态势。在西欧封建时代，人口的增长经历了两个循环周期。公元200 年是古代人口增长的峰值时期，600年前后为谷值时期。1300 年后达到了封建时代的第一个峰值，14世纪中叶又跌入了第二个谷底。1600年前后为封建时代的第二个峰值。在17世纪，西欧不少国家的人口数量再度有所降低，18世纪后才进入了人口的持续增长期。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也经历了循环周期，只不过要比西欧多得多，共跃上了四个梯级，即先秦梯级、汉唐梯级、宋明梯级、清至民国梯级。
中西封建社会中人口发展的统一性来自于两者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上的共同性。不论中国还是西欧，封建经济都是劳动密集型经济，在生产设施上的资本投入很少，生产活动的进行主要依靠劳动者的体力。在封建劳动密集型经济中，劳动力对于生产的进行和扩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人口的增殖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同时，由于当时人们生活水平的低下，子女养育的成本并不高，增加一个孩子，只要“锅里多添一瓢水，桌上多放一双筷”就行了，而童工劳动的广泛利用，却能为家庭经济提供必要的补充。这些因素都起到刺激人口增殖的作用，所以，中西封建社会中都维持着高人口出生率。
然而，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增长率并不高，因为都维持着高死亡率。人口增长是一把“双刃剑”，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从长时段的眼光看，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率一般都是低的，经济的增长率一般不及人口的增长率。当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时，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往往被消极作用所取代，导致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边际收益递减，使生产停滞，人均生活水平下降，最终导致人口危机，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发生，使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因此，封建经济与人口便在周期性循环起伏中缓慢增长，随着生产技术和能力的梯级式跃进，人口也呈梯级式增长态势。
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也有相异性。
首先，中西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的速度和幅度不同。在西欧各国，从公元600年到1700年，人口增长幅度不过295.7%，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不过0.13%。而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从秦统一到1840年，人口增长幅度达1994.4%，平均年人口增长率为0.15%。在西欧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经历了仅两个循环周期（或波段），两个周期间的增幅仅30%。而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人口增长经历了14个循环周期（或波段），跃上了四个梯级，首尾间的增幅高达1367.6%。
中西封建社会中人口增长的幅度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差距？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增长的潜力也不同。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的早期，人口的分布也不平衡，但随着11—14世纪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人口分布渐趋平衡；14世纪时西欧各国各地区间的人口密度也有差距，但差距并不太大。而中国却不同。中国由于幅员辽阔，不同地区间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的差别甚大，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一直很不平衡。中国封建时代人口增长的四个梯级实际上是和不同地区的经济开发紧密相关的。先秦和汉唐两个梯级人口的增长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是黄河流域地区经济开发的结果。宋明梯级的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江淮流域，是与江南和淮河流域地区的经济开发相伴随的。清代人口的增长则与边疆地区的开发、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的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封建时代中国在土地资源拓殖方面的潜力大于西欧，因而人口增长的潜力也大于西欧。
二是中西封建社会中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同，容纳人口增长的幅度自然也有差距。在西欧各国的封建时代，农业经济基本上是维持着农牧混合经济结构的粗放性农业，人工施肥并不多见，土壤肥力主要靠畜牧业成份自然地加以保证。如果农业耕作面积扩大，使用于畜牧业的草地和山林面积减少，便会出现土壤肥力下降，使单位面积产量降低。在这种粗放性农业经济下，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较低，人均生存所需要的土地面积较大。中国封建社会却不同。从战国时代起，黄河流域地区已经从粗放性农业发展到精耕细作的集约化农业，秦汉以后江淮地区也向集约化农业过渡，畜牧业成份急剧退缩，对于农业的发展不再具有制约作用。明清时期，从国外传入的玉米、蕃薯等耐旱高产作物又被广泛种植，我们的祖先用这些作物拓殖了大量原来不易耕作的荒山丘陵地。中国古代传统集约化农业的高度发展，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不断有所提高，远高于西欧封建时代的水平，使维持人们生存所需要的人均土地面积降到了远低于西欧的水平上。封建时代中国传统集约化农业在外延上的不断扩展和在内涵上的不断强化，使农业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使中国人口增长的梯级和循环波段数远多于西欧各国，人口增长的幅度也远大于西欧。
中西封建时代人口发展的另一重大差异是人口控制机制开始有所不同。在封建时代的中国，一直是由天灾人祸等自然力量来控制人口增长，是由马尔萨斯所称的“积极控制”调节人口。在西欧封建社会中，“积极控制”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期，西欧开始形成了人们自觉控制人口增长的机制，“防御性控制”逐渐形成，并在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流行的家庭婚姻形式是早婚和普遍性婚姻，在婚内也没有对生育的人为控制。而在西欧，11—13世纪发生了一次影响广泛的“婚姻革命”，形成了“欧洲婚姻类型”，多子式大家庭为单子式（核子式）小家庭所取代。年轻人结婚要单立门户，为此要具备建立家庭的经济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条件，就被迫推迟结婚年龄。在13世纪时已有不少人婚龄推迟到30多岁，有的甚至被迫终生不婚。其实，在西欧晚婚并非自古有之，中世纪早期早婚就十分流行；而在中国，早婚也并非自古有之，在先秦时代就存在过晚婚制。然而，在中国与西欧，早婚与晚婚的发展趋向却不同，欧洲是从早婚发展到晚婚，而在中国是从晚婚发展到早婚。何以有此差异呢？内中原因看来只有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史中寻找。
在西欧封建时代，农业生产长期未能完成从农牧混合的粗放性农业向集约化农业的转变，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投入量有某种限制。因为在西欧国家的粗放性农业生产中，粮食耕作地与休耕地和荒草地、农业生产与畜牧业生产之间要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关系。如果人口和劳动力增长驱使农业生产以牺牲畜牧业而扩展，打破了这种平衡，则非但畜牧业生产退缩，农业生产势必也会因牲畜肥力不足而导致土壤肥力下降，使劳动边际收益递减，甚至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都可能下降，从而产生人口和经济危机。封建时代西欧国家粗放性农业使人口压力、人口过剩的威胁比较容易显示出来，迫使人们有意识地控制生育。“欧洲婚姻类型”的产生来源于人口增长与粗放性农业的矛盾。
中国集约化农业生产要求并能够容纳更大更多的劳动投入，兴修和维护水利灌溉工程、人工制肥和施肥、园艺化的田间管理（尤其江南一年多熟的水稻种植）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并能使产量有所增长。正是集约化农业在外延上的不断扩展和在内涵上的不断强化，推动古代中国早婚多育现象不断发展。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农业经济都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但劳动密集化的程度却有所不同，因而对人口发展的要求也有不同。这正是中西封建社会人口发展不同的关键所在。
（二）
中西封建社会中人口发展的差异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历史发展，对以后中西历史的发展道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当时的影响而言，中国封建时代人口的高度发展推动了中国的封建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高度发展繁荣，达到了世界各国前工业时代首屈一指的高水平。与之相比，西欧封建时代明显逊色一筹。
古代中国主要通过增加劳动投入的途径，使农业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了世界前工业时代罕见的水平，达到乃至超过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现代农业的单产水平。古代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不仅推动了农业产量的提高，推动了农业文明在质上的提高，而且促进了先进农业文明区域的扩大，促进了农业文明外延上的拓展。随着人口的不断梯级式增长和流动，先进农业文明区域也不断由黄河中下游地区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继而再扩展到西南、华南、东北等边疆地区，使中国先进的集约农业文明圈渐次扩大，使封建的中国成为世界前工业时代罕见的农业文明发达、疆域幅员辽阔、政治高度统一的文明大国。
在农本社会中，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只有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剩余率的增长，才使工商业的发展、政治形态和科学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中国封建农业的较高产出率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封建手工业在其产量之高、工艺水平之先进上，是西欧和其它封建国家所难以比拟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更是标志着前工业时代科学发明的最高水平；古代中国政治之统一、政权形态之发达，作为脑体劳动社会分工产物的士大夫阶层之发展、在科学文化和政权建设方面发挥的作用之大，都是西欧和其它封建国家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科学文化发展上，中国都代表着世界封建时代的最高发展水平，而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其起了十分重要乃至关键性的作用。
与西欧国家相似，中国封建社会中大幅度的人口增长既具有突出的积极作用，也显示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西欧14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的封建经济和政治危机往往都与之前的人口大幅度增长有某种关联，都是人口增长超过了土地资源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减少，单位面积上的劳动投入增大，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劳动边际收益递减，使经济停滞乃至衰退，从而引发了封建经济政治危机，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故当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大都用人口原因来解释西欧封建经济政治危机的发生。中国封建时代人口危机和封建经济政治危机周期性发生的频率远多于西欧，人口因素对这种危机的发生有没有影响呢？国内不少学者否认这种影响。实际上，在封建中国，由于人口增多而使人均占有土地数量减少、劳动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是存在的。但中国自从战国以来已进入集约化农业，人口增长和土地垦殖对生态平衡虽有破坏，但土壤肥力递减现象却并不明显，投入更多的劳动，产出也能有所增长，因而人口过剩表现得没有西欧那样突出。导致中国封建经济政治危机发生的最直接、表现最明显的原因，往往是生产资料占有和产品分配关系上社会矛盾的激化，如土地兼并、流民增加、国家赋税剥削加重等等。但这些矛盾的激化，与人口的过度增长是有重大关系的。因为人口压力的加大使土地资源更显得紧缺，从而使土地价值倍增，这就不可避免地加剧土地兼并。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自由民破产，又使国家的税源减缩，封建国家又把减缩的赋税负担转嫁到尚未破产的自由民身上。这不仅是逻辑关系上的分析，事实也证实了这种因果联系的存在。其一，引发历次封建经济政治危机的农民大起义和战乱大都爆发于人口压力沉重之时，如西汉末、东汉末、隋末农民大起义、唐安史之乱、元末明末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等，大都发生于人口增长的峰值时期，或虽非人口峰值、但人口压力较往常大得多的时期。其二，历次农民大起义爆发地区的人口密度也往往高于其他地区，更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1〕。所以， 我们只能说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增长对于封建经济政治危机的引发没有西欧封建时代那样明显，但至少它是引发这种危机的一种“酵母”，对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中西封建社会人口发展的差异对此后中西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于人口控制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在英国等西北欧国家16世纪后人们普遍采用推迟婚龄和部分人保持独身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逐渐形成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低压平衡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转变。首先，人口增长速度的缓慢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市场条件的改善，有利于社会生产量上的扩大和在质上的提高。其二，人口压力的减轻有利于经济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在英国等国家，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先增加畜牧业的比重，形成面向市场的混合农业，然后再实现农业的科学化、机械化的16—18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的缓慢便利了农业混合经济的发展。人口压力轻也便利了土地的集中，便利了农业生产关系上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对工业而言，人口增长缓慢使劳动力价值上扬，会刺激在生产条件和设备方面的投资，激励新的技术发明和创新。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缺乏人手的抱怨到处都可听到，要求投资于技术发明创新以节省劳力、提高生产率的呼声得到了相应的提高”〔2〕， 这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爆发。其三，人口增长缓慢使人口结构中成年劳动力的比重提高，儿童比重降低，依赖性人口减少，使社会的生产能力提高而负担减少，这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在1678—1681年的英国，0—14 岁的儿童占总人口的29%，15—60岁的成年人占61%〔3〕， 而通常在前工业社会中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都在1/3以上。 英国这种人口结构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都较高；而且，较之于儿童人口，成年人的消费结构中工业品的比重更大，这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
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与经济发展的高水平均衡结构却有碍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第一，从生产力的方面看，这种结构使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经济的过渡十分困难，使生产力在质上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艾尔温关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高水平均衡陷阱”的理论也是讲的这个道理。在艾尔温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在其前期充满了活力，富于创新和发展，但到后期却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难以完成由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变。其原因既非资本的不足或市场的限制，亦非政治上的障碍，更不是大企业的缺乏或者短命，而是“高水平均衡陷阱”的作用。在这种人口—经济结构下，人口压力通过两条途径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一方面它吞食了小农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另一方面，它也使传统方式的投入（如水利工程、肥料和劳动力等的投入）达到了再增加便会导致收益递减的极限，把传统农业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一个不可能通过内生力量来改变、而只有通过工业—科学革命才能突破的高水平。科学化、工业化生产需要大量资本投入，然而，由于传统经济的高度发展，即使投入了大量的资本，短期内仍难以指望在产出方面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艾尔温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期，经济力量是沿着使有利的发明愈来愈困难的道路发展的。由于农业中减少的剩余、降低的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由于日益低廉的劳动力但日益昂贵的原材料和资本，由于农业和运输技术发展得那样完好，以致任何简单的改进都难以取得，农民和商人理性的战略主要不在节省劳动的机器方面，而是在经济地利用资源和固定资本上”〔4〕。 艾尔温由此得出了中国社会不能靠自身的因素走向现代工业经济，而只有靠西方国家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和现代工业、把中国导入现代化轨程的反动政治结论。然而，我们不能由此而否认他关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口与经济结构阻碍现代经济与技术的孕育和发展的分析具有不少合理的成份。其实，国内学者对此也多有分析。傅筑夫先生就曾指出：在中国古代，“人口因素对整个社会经济所起的消极的破坏作用，是非常明显和非常巨大的。具体说，它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陷于发展迟滞的状态中，而不能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过高的人口压力也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时间并不迟，但却长期不能摆脱萌芽状态而走向成熟，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人口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过高的人口压力在市场条件、资本积累和雇佣劳动力大军的形成等方面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人口压力使民众生活水平低下，使市场狭窄。民众生活水平低下使一般劳动者难以积累起扩大生产的资本，社会上虽不乏拥有资本的富商、官僚、地主，但由于市场狭窄，从事资本主义生产不及购买土地、出租土地或教育培养子弟取仕为官
更为有利可图，因而他们手中的财富并不能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本。就劳动力而言，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似乎保证了劳动力的供应，其实不然。雇佣劳动力大军的扩大需要将原有的小生产者改造、吸收进雇佣劳动力队伍，而非简单地利用一些无业游民。而在人口压力沉重的情况下，农民千方百计保持手中的土地，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低下又使不少雇工难以建立家庭，进行雇佣劳动力的人口再生产。
中国封建时代高度的人口增长推动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文明，但却为中国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过渡设置了某种障碍，而西欧各国的历史发展恰恰相反。这种现象从线性发展观看来是十分矛盾的，但其实也是不难理解的。
注释：
〔1〕汪润元、 勾利军：《试论中国封建社会周期性动乱与人口运动的关系》，载《求索》1988.4，第95页。
〔2〕D.C.Coleman:England's economy 1450—1750.Oxford.1977.
〔3〕E.A.Wrigley & R.S.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of England,1541—1871.Harvard,1981,P217.
〔4〕M.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London,1973,P314。
〔5 〕傅筑夫：《人口因素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