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合作——从博弈论角度分析国际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合作论文,角度论文,博弈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始终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对于全球秩序的走向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学术界存在着普遍的争论和分歧，但就“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一点已然达成了共识，也很少有人会否认全球化、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已经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地位。世纪初的今天思考中国将在新的世纪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将采取怎样的合作策略，是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一 无政府的国际社会
在很多现实主义者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Anarchy）的状态， 各国之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政府来强行施加规则和法律。以国内社会的标准来看国际社会的机制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脆弱的机制下，国家之间的欺骗极其普遍而且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在国际政治中合作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许多合作并不像现实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脆弱。
“合作”并不等同于完全的“和谐”。和谐要求参与者有完全相同的利益，但合作可以发生在利益相互补充或彼此依存的情况下。合作的各方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满足其他合作者实际的或期望的“偏好”（Preference）。因此从道义上讲，合作也许不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但它一定实现了利益的较为完美的调和。（注：David A.Baldwin,ed.,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93,p.145.）
对于所谓的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也需要作进一步的阐释。“无政府”顾名思义是指国际政治中缺少一个共同的政府，但它并不能否认一个国际社会的存在——尽管这个社会可能是不完整的。很显然，国际社会上的各种国际关系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了非常稳定的行为模式，说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无组织的。不同的国际实体之间的关系也许在某些领域中表现得较为松散，但在另一些领域中有着极为严谨的建构。同样，某些国际问题的规范和原则存在着较大的争论，而另一些却有着非常完整的运行机制。
因此“无政府”与“无秩序”并非是同义语。国际秩序是各种行为方式的有机组合，它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要素和目标。事实上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为各国所承认的共同的规则和理念，它们使各国的行为处于一种有秩序的状态。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吉尔平曾经指出：“尽管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却有着高度的秩序。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的行为有着一种无形的控制。”均势政治就是一种典型的控制国际秩序的机制。秩序也许潜伏在国际政治中而不为各个国家所知，就像在完备的市场机制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各个经济人的行为，使它们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各种交易。国家的行为并不仅仅是由它们的理念和目标所指引，而是由一种超越它们之上的一种共同的框架所约束。（注：Andreas Hasenclever,Peter Mayer and VolkerRittberger,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7,p.65.）
一种有效机制的价值所在是它的功能以及它的运作方式。政府机制通过立法和权力来实现秩序。但政府并不是提供秩序的惟一源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秩序仍然是潜在的，它以不同于政府的其他形式进行着表达。
二 影响合作的因素
有三种因素直接影响到政治实体是否倾向于合作：相互的利益，对未来的预期，还有行为者的数目。这三种因素也是影响国际政治中各种博弈行为的关键。
1.利益结构
不同的博弈对于合作有着不同的潜在要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参与者的利益越是冲突，他们就越有可能背离对方，合作也就越难以形成或维持。相反，利益越是一致，合作就越是成功。
利益结构决定了相互利益不仅仅是建立在客观因素的基础之上的，而且还基于博弈者对自身利益的领悟和理解。因此为了理解相互利益的程度（或者加强这种相互性），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不同的利益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以及不同的偏好是如何被决定的。
理解这一过程的方法涉及到利益的变化。博弈的对抗性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弈者利益的对比、预期和变化。在“囚徒困境”中博弈双方都有背离对方的趋势，如果一方选择合作（C）， 另一方是会选择背叛的（D），因为这样他会得到更大的利益：DC〉CC。另一方面， 如果一方选择了背叛，另一方同样也会选择背叛：DD〉CD。困境就在于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利益会远大于双方都背叛：CC〉DD。因此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偏好的次序：DC〉CC〉DD〉CD。但如果双方的偏好都有所转变的话，相互的合作就会被认为比单方的背离更具有优势。于是偏好的顺序会变为：CC〉DC〉DD〉CD，而形成一个具有较小摩擦性的博弈（如“猎鹿游戏”（STAG HUNT））。（注：Peter C.Ordeshook,Game
Theoryand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22 ～134.）一战之后世界体系由均势政治转向了新的格局，战胜者之间的关系就暂时地类似于猎鹿博弈：彼此的争斗导致了一个短暂的合作。在一个对抗霸权的战争结束之后，其他重要的政治势力往往会有一个对共同利益的预期——继续保持合作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霸权再次崛起。他们甚至会因此对其他合作者的利益和福利加以考虑。
囚徒困境博弈转向温和型博弈的条件之一是对博弈的多次重复。在重复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博弈者都会意识到合作要远比互相欺骗更为有利。对囚徒困境的分析表明，在国际政治中实现稳定的合作涉及到几个重要的因素：（1 ）参与者相互作用的预期行为以及他们彼此联系的决策过程。（2）快速地察觉并对对方的决策迅速作出反应的能力。（3）博弈者都对长期的利益更为感兴趣。（4 ）博弈双方有着较为相似的利益结构和偏好取向。符合上述条件的博弈往往会形成合作，尤其是当博弈者通过多次的博弈之后看到合作的远期收益要明显地优于背叛合作所带来的短期利益。（注：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
对于博弈者的利益结构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参加合作的一方均要冒一定的风险，他必须对合作所能带给他的收益和发生一方背离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失作一个权衡。据实验表明，当博弈者认为背离合作得到的利益很小，而当双方背叛时造成的利益损失很大时，他必然会选择合作（以理性行为为假设前提）。如下图所示：两个博弈者在第一个囚徒困境的博弈中（game 1）都选择了背叛（DD），但当博弈重复了若干次之后，双方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合作（CC）才是最佳的选择，因而在第二个博弈中（game 2）形成了新的利益矩阵。
Game 1 Game 2
C D CD
C1,1 -50,50 C9,9 -10,10
D50,-50 -1,-1D 10,-10 -1,-1
囚徒困境也有可能转化为一个更具对抗性的博弈。如果博弈双方都认为相互的合作比相互的背离更糟，博弈就会变为“僵局”（DEADLOCK）。因为双方有着相同的偏好顺序：DC〉DD〉CC〉CD。由于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背叛，而不管对方采取什么策略，因此结果必然是DD。在僵局中的博弈者不会像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者那样能够从重复进行的过程中得到收益，因为他们并不认为相互的合作比相互的背离更好。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采取了单边的非合作的经济政策，这是从囚徒困境转向僵局的很好的一例。造成合作失败的原因是参与者对“共同利益”的理解有所不同。很多军备竞赛也是一种类似于僵局的状态，因此非常难以解决。但大多数博弈都不是僵局的结果，因为双方都背离合作却能够带来更好结果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即使是军备竞赛往往最终也会以双方共同削减武器作为结束，因为在多次重复了囚徒困境的博弈之后，双方都意识到合作才是最理想的结果。
我们必须明确“囚徒困境”的利益结构并不是国际政治中最典型的。当强势的实体与弱势的实体相遇时，就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利益矩阵。即使是对称的博弈也会以不同的形式加以表现（猎鹿博弈、胆小鬼博弈等）。最重要的并不是对囚徒困境的研究，而是要看各种博弈所表达的最基本问题。在所有上述的博弈中，参与者对自身利益短视的追求往往会造成破坏性的后果。但是如果博弈者能够实现合作，他们都会从中得到利益。
2.对未来的预期
对未来的预期也往往对促成合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博弈者认为合作所带来的未来的收益会远远大于今天背叛行为所带来的收益，他自然会选择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合理分析。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博弈双方很难了解对方的利益结构和偏好取向究竟是怎样的，因而也就不能作出迅速的理性的判断：是合作还是对抗。冷战时期的中国和美国就处在一种极端的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之中，当时的中国由于国内和国外的种种原因对外界严格封锁，这使得西方世界几乎对中国的政治决策方向一无所知。在中国和美国都急切地需要与对方进行合作时，双方却都不敢贸然行事，于是才出现了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秘密”外交。
在当今这个市场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注：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世界经济的高度市场化和相互的依存性使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开放国门，而通讯卫星和电脑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几乎使国家的每一个行为都处在了“半公开”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国际社会中的博弈者能够很清晰地了解对方的利益结构和决策的方向，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合作的风险。而且由各国利益的公开化使不同的行为者更容易找到与自己的利益相同或相近的合作者，因此对合作前景的预期也大大地提高了。
3.博弈中的行为者
在国际关系中很多博弈并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形成多层次的博弈，因此博弈者的数目也相应地由两个变为多个。多层次博弈的存在可能使合作变得更加容易，也可能使之更趋于复杂化。因为各种博弈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容的，也可能是不相容的。
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经济谈判中的合作就是一种相容的博弈。在二战后，这些国家在军事上的联盟更加促成了这种合作。一战的爆发则是由一系列不相容的博弈引起的：在相对抗的各个联盟内部的合作破坏了在更大范围内合作的可能性。
若使合作得以维持和延续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国际机制对各国的行为加以控制，无论这种控制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种机制的建立必须涉及到对下列问题的考虑：
（1）怎样才能使参与者倾向于合作并且使合作长期保持下去。
（2）怎样监督参与者的行为使合作者和背叛者区分开来。
（3）怎样才能使合作者受益而使背叛者得到惩罚。
互惠的政策也许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维护互惠政策的方法之一是建立一个权力的等级结构，以强势政治来维持秩序。但是这种方法的弱点在于无法控制强势政治实体的行为，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互惠政策的失败。而且国际社会越来越趋于无政府化，严格的等级制度是无法建立的。
另一种促成合作的方法是建立一个国际政治体制。国际政体可以被定义为“一系列原则、规范、法律和决策过程的整体”。（注：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483 页。）由于使用权力可以加速国际政体的构建，因此这一方法可以看做是互惠政策的一种补充而不是它的对抗。国际政体并不会代替互惠政策，相反它会使之更加“机制化”。这种体制为参与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以至于不确定性被大大降低了。也就是说，博弈者对未来的预期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因此合作的可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增强。
国家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可以导致国际政治体制的变化。在利益零和的情况下，不存在建立国际机制的基础，也不可能出现合作的政策，因为一个人的损失是另一个人的所得。而当博弈者具有相同的嫌恶或相同的利益或彼此的利益互相补充、依存时，建立和维持国际体制的基础才可得以存在。换言之，只有当国际社会上的各种行为体的利益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配置时”（至少有一个行为者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而不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得更糟。）（注：蒂格利兹：《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合作才有可能出现。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并且它们理性的行为是建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的。而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也开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现实主义者对这一观点持有异议，他们认为，国际机制无助于缓解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对国家间合作的限制。现实主义者（如Joseph Grieco ）一再强调国家最关心的是相对利益（Relative Gains）的获取，而不是绝对利益（Absolute Gains）的获取。（注：Duncan Snidal,Relative Gains and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8,p.170.）因此，以个体主义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必然充满了各个实体之间为了争夺相对利益的优势而产生的各种对抗。
三 国际机制与合作
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不同，我并不认为理性的个体主义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的彼此争斗和对抗。如果每个个体都监督彼此的行为，并且有足够多的个体有合作的意愿，他们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减少争执和摩擦。他们甚至会创造并维持一系列的原则、规范和过程以形成机制。即使没有一个权力等级的存在，一个很适当的机制也可以帮助个体合作得以实现。
国际机制并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主权，相反，机制是由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而建立的。在相互依存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当今国际社会，为了谋求合作与协调，政府需要国际机制以保证他们通过有限的集体行动来获取利益。机制的运行并不一定要求对国家强加法律，而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减少国家之间交往的成本以此维护国家间的协议。这种机制与完备的市场机制极为相似：市场中并不存在一个强制的力量，但价格通过对信息及时的传递使市场中各个实体能够有效地进行交易和各种形式的竞争与合作。
1.相互依存与合作
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实体类似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他们都是理性的，而且都追求自身“效用”（utility）的最大化。 而且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之间的利益是相互依存的，而且这种趋势在随着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强化。
相互依存大致有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战略上的依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实现其目标的能力直接取决于另一方的决定和选择。在没有合作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实现目标。相互依存意味着行为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他们终止合作关系所要付出的代价。其次，相互依存还意味着任何一个行为者效用的满足都不是独立的。尽管各国仍具有独立的主权以作出选择，但为了实现目标必须考虑他国的选择和决策。随着时代的发展，各国都认识到许多国际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而不仅仅是一国主权范围之内的事。在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艾滋病问题和毒品问题上，各国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一个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都必须考虑到他国的具体情况，这些问题也只有在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如果有一方背离了合作，它所造成的不仅是他国利益的损害，同时也使自身的长期利益遭到严重损害。
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与完美的市场体系极为相似。在这一体系中，有一只无形的手选择了国家的最恰当的行为。按照现实主义者的定义，国家只追求相对获利以防止他国对自己构成威胁，但当行为者的数目多于两个时，“相对利益的获取”这一定义就变得十分模糊了：国家B 的相对获利很可能从侧面“帮助”国家A在与国家C的竞争中占据优势（AB是同盟者或B与C相对立），因而我们很难说清A的最根本目标是防止B在双边关系中取得优势呢，还是防止C在A与C的关系中取得利益？ 还是为了在三方博弈中获得一个特殊的位置？国际政治的系统化特征使得国家同时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因此如Grieco等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国家最基本的目标是为了防止别国在他们的能力对比中取得相对优势”（注：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p.132.）就变得难以解释了。
尽管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缺少一个共同的强制力量，但国家之间的共同的利益是存在的，现实主义者仅因为前者就对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是片面的。
2.国际机制的作用
冷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国际机制，如IMF、世界银行、WTO、NATO和欧盟等。当各国的政府需要系统的、持久的合作来实现其目标时，政府就可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种种机制。霸权并不是维护政治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尽管美国的霸权曾在建立一些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二战之后它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直接影响到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分歧的方式。
二战后各种国际组织大量的出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机制的推广。全球化与一体化的发展使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日益密切，而一些全球化问题使国家间合作有了共同利益的基础。现实主义者对国际机制的怀疑主要来自于他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但事实上无政府并不一定就会对合作形成阻碍。但是如果缺乏了国际机制，多元政治和民族主义会变得十分危险，国家会通过自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并以对抗的方式寻求利益。
国家的行为是基于理性的分析的，这意味着国家寻求主观的效用最大化。对自身效用的期望还要涉及到对他国能力和意图的预测。国际机制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并使期望保持稳定，使合作者能够在合作中实现自我的利益。因此在一个机制化较高的地区，如西欧，分析国家的理性行为一定要将国际机制的作用考虑进去。
结论
国际政治体系如经济的市场体系一样，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而形成的。国际结构是根据一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单元来界定的，不论这些单元是城邦、帝国还是民族。“国际结构产生于国际政治实体的共存局面，没有一个国家有意参与塑造制约自己和其他国家的结构。”（注：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国际政治体系像经济市场一样， 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意创造的结果。按照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观点来看，市场潜在的机制使各个企业的行为高度趋向一致——都寻求供需的平衡。只有在这个平衡点企业才能够得以生存，才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社会也同样如此，各个政治实体也在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和国际机制的引导下寻求着政治的平衡点。
在两种体系中，结构都是由其单元的共同行为组成的，那些单元是生存、繁荣还是死亡，是对抗还是合作，都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和利益原则。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国家、民族、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其他一些政治实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维持自身的利益，必须依靠它们所能够创造的一切手段和它们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安排。以肯尼斯·沃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自助（self-help）是必然的行动准则。 ”（注：肯尼斯·沃尔兹：前引书，第132页。）但事实告诉我们，在当今的世界上， 各种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已大大增加，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和自助都是不可能的，而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已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21世纪中，国际社会的等级制度将进一步瓦解，世界的多极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将进一步突出出来。在更加“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谋求合作必将成为各种政治实体共同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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