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望而不可即？新兴经济体的全球化和社会政治分化*
约翰·格莱德赫尔 理查德·多兰 杰里米·斯奈德
内容提要 ｜ 全球化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分化，阶级划分也许不再是主要的社会群体划分手段，而“世界主义者”（欢迎全球化）和“社群主义者”（不欢迎全球化）之间的社会鸿沟却正逐渐加大。目前相关研究通常仅针对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而非新兴经济体）的分化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讨论全球化对新兴经济体的分化所产生的影响。在探讨了医疗和教育自由化改革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影响后，我们认为全球化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中出现世界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之间的进一步分化。全球化进程最终是弥合新兴经济体的社会分化，还是进一步放大这种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和私人部门能否采取措施，促进非精英阶层获取新的全球化资源。
关 键 词 ｜ 社会政治分化 新兴经济体 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 全球化医疗 全球化教育
最近，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兴起了一股民粹主义之风，有些人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分化和政治竞争的性质将发生根本性转变，政治竞争不再是传统的阶级团体之间的竞争，而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主义”赢家与“社群主义”输家之间的政治竞争。虽然已经有很多的定性和定量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论断，但是目前在研究全球化对社会分化和政治竞争产生的影响时，研究者往往仅侧重于发达经济体所在的地区。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因为这些地区见证了2016 年最严重的政治海啸，包括英国的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澳大利亚和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重新）崛起。发达经济体同时也与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网络的关联度最深。因此，全球化对这些国家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最为强烈，这是可预见的。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北半球发达国家以外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全球化进程也可能为其重新产生的社会政治分化奠定结构性基础。此类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近几十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主要原因是其已加入全球商品、服务和知识网络之中。但是直到现在，学界和评论界基本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现实。
鉴于存在以上疏漏，我们对以下情况进行了研究调查：全球的自由化和私有化进程是否正在（重新）使新兴经济体出现结构性不平等，并促进这些国家的世界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之间产生分化。在初步调查了全球化对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产生的社会影响后，我们发现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了解到，在这两个领域实现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确能够促进全球商品、服务和观念向新兴经济体转移。然而，全球化资源的成本相对较高，因此，能够获取新服务的，往往仅限于拥有大量财务和政治资源的当地精英阶层和/或外国人士。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全球资源获取机会的不平等，很有可能会使新兴经济体的精英阶层进一步加入全球的产品和知识网络之中，而非精英阶层将仍然固守着国内的市场和思想。因此，将进一步导致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本土化”的非精英阶层之间发生分化。虽然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结果，但我们的结论是，如若私有服务提供者及其所在国家能够提供补贴和援助计划，以使所有当地人都能够获取全球商品和服务，那么上述结果就可能避免。
我们将论证过程分为六步。首先简述了人们目前如何认识全球化对（发达经济体）社会政治分化所产生的影响；之后引入一个分析框架，利用其评估新兴经济体中全球化和分化之间的关系；在明确了实证研究的范围之后，我们分别阐述了医疗全球化和教育全球化将以何种方式改变新兴经济体中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可得性；我们随后将探讨，对全球化的商品和服务具有的不同获取能力将在社会中产生不平等，此类不平等未来将在新兴经济体中形成社会政治的分化，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论。
一、现有观点：全球化以及社会政治分化的转变
关于全球化进程将在多大程度上重新塑造社会和政治结构，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全球主义者”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彻底颠覆市场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去疆域化时期，而“怀疑论者”则拒绝接受这类说辞，认为其将并不明显的事实予以夸大。然而，在认同全球化具有变革性质的学者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如果“分化”一词的定义是“群体之间由于某种冲突产生的深刻和持久的划分”，而不再是根据个人与市场中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对社会阶级进行划分，那么贸易、金融和劳工的自由流动，以及与之相关的跨国管理行为正在促使社会政治分化的性质发生转变。相反，有观点认为，社会正按着新的方式分化，将那些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的人与那些脱离全球化进程（且不一定能够认识到其利益）的人加以区分。
学者们以各种方式描述并讨论如何区分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例如，有些学者重点研究全球化带来的差异性经济效应，并强调，随着一些人和地区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他们与那些未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的个人和地区之间的裂痕将越来越大；另有一些学者则主要探讨文化、认同和移民问题，并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一体化的倡导者与国家认同和国家社区的支持者之间的分歧日渐扩大；汉斯彼得•克瑞埃西（Haspeter Kriesi）等人在区分全球“一体化”的支持者和“画地为牢”的捍卫者时，还会考虑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要素，而西蒙•伯恩希尔（Simon Bornschier）在“自由主义—普遍主义者”和“传统主义—社群主义者”之间亦作出了类似的划分；与此同时，迈克尔•祖恩（Michael Zürn）、彼埃尔特•王尔德（Pieter de Wilde）及艾伦•魏特利（Alan Wheatley）等人探讨了如何区分世界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会说：“同意开放边界，同意设立全球领导机构，同意奉行个人主义，同意个人权利优先。”而社群主义者会将（国家）社会的重要性置于个人之上。因此，其倾向于支持对本国采取社会和经济保护措施。由于最后一类划分方式（世界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能够以结构分明且言简意赅的方式描述新兴（和分化）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在下文讨论中采用了这一方式。
（1）管道布置形式的选择。管道布置形式可分为环状管网和枝状管网。本项目室外消防给水管网采用环状管网，供水可靠，满足消防给水系统设计要求；其他生活及生产给水管网均采用枝状管网，管网构造简洁，层次清晰，节省管材，有利于节省投资。
最近发布了一系列旨在探讨世界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之间分歧的研究，为一些先进民主国家在2016 年发生的政治海啸提供了重要见解。例如，在对英国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结果的解读中，上述研究指出了一系列导致英国选民分化的世界主义/社群主义问题，包括：选民对全球化经济的参与（脱离）程度；对移民的态度；以及对国家主权和超国家治理的观点。在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分析中，还探讨了全球化导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分歧是如何为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特朗普在此之后因呼吁“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而赢得了民粹主义的拥护，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则因批评全球新自由主义和随之产生的社会不平等而赢得了民主党人的广泛支持。最后，用世界主义/社群主义的动态变化来解释为何最近欧洲大陆会频繁出现政党体系的重新洗牌，支持传统政党的人士逐渐减少，而支持社群主义政党（如法国国民阵线）或新成立的、明显属于世界主义政党（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前进！”运动）的人士却逐渐增多。
近年来，我校在教师中倡导和践行“四有”好老师和“德艺双馨”教师的标准和理念，对师德建设工作进行总体规划与部署，出台并实施《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实施办法》《教师师德考核办法》等制度，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年度考核、职务聘任和评优奖励的重要依据，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以制度和机制保障师德师风建设，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师德师风氛围。
毫无疑问，在研究中利用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的视角来解释重大政治变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最近政治动荡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很少有分析家能够提前预测。然而，现有的研究范围可能过于狭窄，因为其往往重点关注全球化对经济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所产生的分化及其影响，而未能探讨全球化将如何影响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及政治发展。上述研究重点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民主发达国家在过去50 年中高度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在这些地区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最大。对西方的“偏爱”或许是因为其调研方法更为便捷：在西方民主发达国家能够十分便利地获取调查和投票数据，因此在这些国家可以非常容易地跟踪社会和政治趋势。无论如何，仅仅关注于西方意味着我们的视野存在着局限，未能看到全球化对新兴经济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个问题并非仅仅与学术相关；相反，如果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那么我们必须了解这一融合将如何在未来发生分化，以便采取有效措施来管理政治分歧。
为了作出上述评估，我们需要梳理探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尽管本文的风格有些兼收并蓄，但在本文的各项研究中，其主题始终不变：虽然现有资源足以确保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福利，但是当拥有金融、政治或社会特权之人可以获取这些资源，而没有上述权利之人却不能获取时，就会存在结构性不平等。例如，这一区别已被用于粮食安全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尽管全球食品足够所有人食用，但是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饥荒和粮食安全问题，因为金融和/或政治上的限制导致获取食物的机会并不平等。类似的研究还覆盖了医疗、环境安全等领域。尽管此类研究著作与解决群体性不满和冲突的文献有所不同，但是需要注意，可得性/获取性（availability/accessibility）的方法印证了古尔对相对剥夺的起源的诠释。
二、分析框架：全球化、剥夺和分化
何时以及为何会在一个社会中出现新的社会政治分化？最初是由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斯特恩•罗肯（Stein Rokkan）在其对欧洲分化和政党结构的代表性著作中展开讨论的。然而对我们而言，他们的研究意义不大，因为其仅仅探讨了为何分化和政党结构往往能够长期持续，但并没有研究为何会偶尔发生改变。虽然最近有很多研究人员已经探讨了社会分化的演变情况，但往往侧重于西欧的分化和政党政治。因此，尽管他们对分化的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观点，但是此类观点的有效范围和实践应用通常仅局限于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政党不仅是利益的交汇点，亦是利益表达的工具。由于我们对西方民主国家之外地区的分化更为感兴趣，因此我们在分析的起步阶段并未从研究“分化”文献开始。相反，我们在理论上退后一步，回头从研究群体性不满根源的文献中寻找有关的见解，因为群体性不满正是社会分化和政治冲突发展的前兆。具体而言，我们采纳并修正了泰德•古尔（Ted Gurr）的重要观点。
古尔早期提出的关键主张包括，当一个或多个群体意识到，其期望享有的机会和结果与现实中能够实现的结果之间存在差距时，就容易出现社会分化和冲突。如果人们的期望增加，但其实现结果的能力没有增强，或者其并未降低自身的期望，而其实现此类期望的能力却已削弱，就很可能会发生分化和冲突。古尔认为，无论是上述哪种方式，当一个群体发现其期望的机会和实际结果之间存在差距时，都会感到不公——古尔将这一感觉描述为“相对剥夺”。“相对”一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表明，如果一个群体认为其享有的机会少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那么绝对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就剥夺感而言）可能就并非那么重要——因为群体之间的比较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预期。如果在此过程中对剥夺的感知确实是“相对”的，那么此类人因不公正感而组成群体时，就不仅应将其视为一种集合，而且也应将其视作一种分化；毕竟，当个体因共同的剥夺感而走到一起时，该个体也会将自身与其他享有更大机会的人进行区分和对立。若情况果真如此，就会为社会政治的分化奠定结构性基础。
除了上述因素外，新出现的跨国质量保障和跨国认证网络亦促进了国际分校在世界各地迅速发展。例如，Quality Beyond Boundaries 集团成立于2014 年，其业务机构遍布欧洲、亚洲、中东、北美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2016 年于中国成立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网（Crossborder Quality Assurance Network in Higher Education）已成为跨越欧亚大陆、多个机构提供质量保障的“交流合作平台”。此类监管部门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教育机构正在进行越来越多的合作与交流。
为了评估全球化对新兴经济体产生的潜在分化影响，需要解决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何时以及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政治分化？第二，全球化进程是否会在新兴经济体中导致这种分化？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吸收现有文献的见解和观点以解决第一个问题，因为此类观点探讨了群体的不满、分化和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后，我们根据这些观点来评估，如果之前由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教育）已在全球实现私有化，其是否会在新兴经济体中重新产生社会政治的分化。
在之后的实证讨论中，我们采用了可得性/获取性框架，并以此为基础评估全球私有化和自由化进程对新兴经济体的平等结构产生的影响。在起步之初，我们的立场无可争议——随着跨国人士进入新市场并为新兴经济体带入新产品，贸易自由化正在改变和扩大新兴经济体中可以获取的商品、服务、观念和社会网络的范围。因此，我们预计全球化将增加新兴经济体的资源可得性，并提高当地人的预期——他们认为可以享受更多的商品和更好的服务。同时，我们还探讨了不能平等获取全球新商品和新服务的可能性。既然政治和经济精英阶层已拥有大量的金融资源、政治关系和快捷信息，那么显然他们很可能会优先获取新兴经济体中的全球化服务。与此同时，非精英阶层的资源较少，因此很可能难以获取上述服务。非精英阶层在此情况下会发现，与精英阶层相比，他们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被剥夺感会越来越强。反过来，这种认知将奠定一种结构性基础，政治界可以根据这一基础将现有的精英/非精英阶层之间的隔阂转变为一种新形式的分化，即主张全球化的世界主义者与固守于国内的社群主义者。
三、实证分析：概念和范围条件
为了探讨全球化对新兴经济体的可得性和获取性产生的影响，针对经济快速增长且日益全球化的地区，我们选取了医疗和教育服务的最新发展趋势。我们的实证分析的目的并非是“检验”因果关系。相反，我们的目标要更为谨慎和务实。具体而言，我们在研究这样一种可能性：全球化进程是否会使新兴经济体中可得性和获取性的结构发生调整，并改变社会分化的态势。
反之，如Φ0(z)在D内全纯，且连续到边界L上，则也容易证明由式(4)所确定的分区全纯函数Φ0(z)必满足式(1)，且连续到L上.这样，提出的RH问题就转化为求在D内全纯，且连续到边界L上的函数Φ0(z)，使它满足由式(2)转化的相应条件.将式(4)代人式(2)，可得下述条件：
我们第一个研究考察的是，新兴经济体内新商品、服务、观念和社会网络的可得性，以及新资源的获取性是否平等。考虑到操作的可行性，我们将研究重点集中在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可得性及获取性。我们之所以研究这两个领域，是因为其在过去20 年中受全球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影响最大。因此，可将其视为能够就该主题“提供最多信息，并对知识发展带来最大影响”的“关键”案例。这两个领域之所以深受全球化的影响，是因为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福祉。因此，鉴于其具有公共和非排他性属性，医疗和教育领域一直受到国家的专门调控。但是，在过去10 年中，医疗和教育均经历了私有化和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新兴经济体中提供上述服务的私人和外国投资者数量急剧增加。
兰州石化始终坚持“环保优先、安全第一、质量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HSE体系建设，常年坚持开展公司、分厂和车间三级岗位责任制大检查，建立了四级风险“管控网”，形成了专业监督、专职检查、干部走动式巡检、值班检查“四位一体”的监督检查体系，做到了现场作业风险识别管控全过程、全覆盖。兰州石化严格执行环保新标准，推进清洁生产、绿色发展。5年来，公司重点环保项目建设投入达到20多亿元，减排成效显著。
关于合理的“因果”影响，我们感兴趣的是全球化进程将以何种方式影响可得性和获取性。“全球化”包括非常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监管进程，而本文将分析范围缩小到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私有化产生的影响，这样做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从实践角度出发，这一措施将有助于开展实证分析。因为如果用全球性的私人服务来取代地方性的公共服务，就会比较容易观察到商品和服务的可得性趋势。第二，只要方法切实可行，在关注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过程中还会获取一个比较全面的线索，有助于我们发现，在因经济自由化而导致全球化之后，将产生何等广泛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可将经济自由化视为各类全球化进程（包括向国内外移民以及文化多元化等）的推动引擎。
我们的理论研究范围仅限于“新兴经济体”，即“由于市场、技术、商业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变化而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虽然“金砖四国”通常被认为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但是我们感兴趣的是最近所有融入全球市场后，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国家。我们认识到，这些国家位于不同的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政府架构和社会政治体制——这些因素均有可能使全球化产生分化影响。然而，我们暂时先搁置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感兴趣的是全球化将如何在日益受其影响的经济体中形成不平等结构，进而重新形成社会政治分化的前兆。在特定情形下，不平等所产生的政治分歧将因国家不同而各异，这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接下来，我们将集中在医疗和教育两个领域。我们首先要介绍全球化是如何改变这两个领域的，并重点关注“医疗旅游”的市场发展以及全球化大学的兴起。我们将在每个领域中研究全球化是如何重新形成可得性和获取性的结构，包括商品、服务和观念等。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受到现有数据的限制，我们的证据有时的确不够完整且不够严密。因此，我们的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四、全球化医疗：可得性和获取性
（一）背景
医疗全球化将彻底颠覆全世界的医疗服务业。各国纷纷签署国际条约以响应这一变革趋势。签署此类条约主要是未来对以下领域进行管理：药品的专利申请和定价机制、卫生工作者的跨国流动，以及涉及人类受试者的跨国医学研究。随着医疗市场和医学研究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前往国外寻求医疗服务的患者人数也在不断增长。此类国际医疗出行通常被称为“医疗旅游”。
若按以上方式表述，医疗旅游市场并非是新鲜事物。即使在古代，达官显贵也会因寻求最新的医疗技术而出国前往温泉和其他疗养地治疗，或去拜访名噪一时的、具有特殊疗养秘诀和技艺的大师圣手。而现代医疗旅游行为则更加普遍，为了获取优于本国的医疗服务，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富人们会选择出国就医。因此，直到不久以前，医疗旅游始终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体现，拥有雄厚财力和广泛政治资源的人士纷纷前往拥有最顶尖的医疗专业人员以及最先进技术的地区治疗疾病。
然而，在过去20 年里，医疗旅游市场经历了飞速扩张，双向私人医疗旅游的情形已越来越普遍。具体而言，患者除了从经济不发达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流动外，发达国家的患者现在也开始在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医疗机构接受私人护理服务。这一“逆向旅游”的背后，是这些国家不断发展新型私人医疗机构的结果。此类机构通常向财力雄厚的当地患者开放，同时也在积极招揽国际患者。通过此举，新兴经济体的私人医疗机构能够与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提供商展开竞争，因为它们的价格更低、服务速度更快且服务项目更多；与此同时，其医疗服务的质量水准与发达国家的非常接近，甚至优于后者。
考虑到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在英留学生网上购物行为进行调查研究。问卷调查是一种受欢迎的、可行的和有效的研究手段。鉴于本文的研究类型，本文作者对300名在英留学生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以获得具体而丰富的数据。
第二，劳动力与服务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将导致新兴经济体中高质量医疗专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促使外国患者前往这些国家的医疗机构。在放宽医疗从业者的旅行和工作监管限制后，全球化医疗模式将得到推广和发展。在此类模式下，医疗从业者可以前往新兴经济体中的私人医疗机构工作。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人才流失”到发达国家的案例不断增加，且仍然是困扰国际医疗公平的一个问题，但如今亦能够看到，一些发达经济体的医疗从业者也开始前往新兴经济体的私人医疗机构工作。反过来，因为监管措施正逐步减少，这些机构可以赢得越来越大的潜在客户群体；同时，航空公司竞争的不断加剧也导致旅行成本越来越低，而且全球航线的数量还在增加。因此，对于北美或欧洲的中等收入医疗游客而言，之前前往印度接受私人医疗服务的成本或许高不可攀，但是，目前便利的旅行条件已打开了市场之门，使得这些潜在的患者能够前往亚洲的医疗机构接受服务。
第三，在线交流促进了一系列附属业务的发展，为全球医疗市场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些业务中，最重要的是中介服务，从而将潜在客户与国外医疗机构进行对接。此类公司与旅行社非常类似。此外，国际联合委员会（JCI）等国际认证机构亦会采取干预措施，以解决患者的后顾之忧，如认证、年检等。
（二）可得性
最后，医疗旅游业能够阻止甚至逆转医疗专业人员向国外“流失”的趋势，从而为患者留住更多医疗专业人员。过去，训练有素的新兴经济体医疗专业人员会前往享有更多国家医疗补助的地区，不仅是希望学有所用，而且能够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然而，如果能够在当地医疗旅游机构设立类似职位，就会使医疗工作者更愿意留在本国。
除了扩大医疗设施之外，引入面向全球市场的私人医疗机构可能会促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从而间接导致高品质的医疗服务数量不断增加。新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医疗旅游设施建设和运营中出现的就业机会、新到访的游客以及私人医疗机构贡献更多税收等，均被视为关键的“涓滴效应”。纵使仅仅部分实现了上述经济收益，也可将更多税收用于建设新的医疗机构和培训医疗工作者，并提供更多新的医疗服务（或改善现有服务），从而惠及这些社区内部的广大民众。
除了提高医疗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之外，扩大的医疗旅游市场将为一些新兴经济体（尤其是较小的目的地国家）内部带来更多的先进知识和现代医疗实践经验。通常，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够且国内人口数量不多，无法负担专业服务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成本。然而，当新兴经济体拥有医疗旅游设施时，就有理由对更高水平的技术进行投资，以吸引国际付费患者。一旦引进了技术和知识，这些资源在理论上也可让国内民众使用。例如，由于人口稀少，开曼群岛长期以来提供的医疗服务相当有限。然而，在发展“开曼群岛健康之城”之际，医疗机构亦开始提供一系列的专业心脏手术；若没有医疗旅游，这一切就无从谈起，而且不可能持续下去。在较小的目的地国家中，先进的医疗程序和技术的普及程度很快，同样在大型新兴经济体的农村以及不大富裕的社区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墨西哥的Los Algodones 市已经成为国际牙科诊所的聚集地，从而极大扩展了这一社区的服务范围。
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在积极加强小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培养的过程中，必须顺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积极进行全新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展开语文知识的探究与学习，突出小学生语文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高效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目标，促进小学生语文素养以及人文修养的提升奠定基础。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采取有效措施结合教学内容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精华至关重要[3]。
由于医疗旅游市场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引进并掌握高水平的医疗专业知识，因此将增加更多可选的医疗解决方案。对目的地国家而言尤为如此，这些国家之前的医疗服务比较匮乏，因此患者不可能根据专业实力和品牌声誉选择不同的医疗方案和医疗机构。而现在，在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之余，当地人亦有机会享受上述专业的治疗服务，从而摆脱因当地医疗市场和/或公共卫生系统难以为继、或无法达到专业化医疗水准而面临的局面。
近读林则徐《致潘芸阁河帅书》，竟不能自已。六百四十七个字，让我对这位一百多年前的老人更加充满敬意。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昏庸无能，鸦片战争吃了败仗，为了投降买好，将林则徐等革职流放。“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是林则徐1842年流放伊犁途经西安时，留别家人所赋诗中表达的不屈精神。
医疗旅游市场增加了新兴经济体中的医疗商品和服务供应，而这些新兴经济体会通过多种机制设立提供医疗旅游服务的机构。最重要的是，为了发展专门为医疗游客服务的新医疗机构，国际和国内投资一直在持续增加。尽管上述基础设施是专门为国际患者开发的，但其亦可为部分国内患者提供新的护理服务选择。无论以哪种方式，相关国家和医疗机构的发展数据都十分亮眼，往往能给医疗旅游业描绘出美好的发展蓝图，体现了新兴经济体的医疗服务正在迅速扩大规模，从而为更多患者带来福利。
（三）获取性
新兴经济体医疗旅游机构的主要吸引力在于价格优势，原因包括生活和劳力成本不高、医疗事故保险成本较低、监管负担不大，以及医疗旅游机构之间的竞争等。当然，由此产生的低价无疑对国际患者非常有利，同时对于医疗旅游机构所在国的富裕居民而言，也能够承受医疗旅游机构的治疗服务费用，从而使部分当地人可以获取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然而，对于新兴经济体中的许多、乃至大多数的非精英阶层而言，情况可能未必如此。例如，印度私人诊所10 分钟门诊咨询费用相当于大多数当地人每月工资的“一半或大半”。因此，私人机构为医疗游客提供的服务实际上超出了大部分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除非对其提供补贴，或者当地医疗旅游带来了其他的“涓滴效应”，方可使其负担得起。
为此，支持者认为，对医疗旅游进行直接干预及其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等，一定会有助于当地人获取私人医疗机构的服务。在直接干预方面，相关国家有时会在开发医疗旅游的过程中明确承诺对使用私人医疗机构服务提供补贴，或是对公共医疗卫生领域给予交叉补贴。具体的干预措施包括：要求医疗旅游机构为低收入居民留出床位或其他资源；规定公共医疗机构中的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共享资源；以及规定将医疗旅游的部分或所有税收收入归属于公共医疗卫生系统。虽然尚未评估上述举措的效果和成本效益，但是，印度阿波罗医院集团和泰国康民国际医院均已实施了此类计划。同时，在间接经济效益方面，医疗旅游投资可为当地人创造短期就业机会，建设新设施，并为医疗旅游行业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就业——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就业，均能增加部分居民的收入，从而提升其获取私人医护服务的能力。新的就业机会也会增加政府的税收。理论上，可将这些资金补贴给当地居民，从而使其能够承担私人医疗机构的服务费用；同时，亦可将这些资金用于改善公共医疗设施。
部分因素促进了新兴经济体医疗旅游市场的扩张。第一，一些新兴经济体制定了结构调整计划之类的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削减了对医疗机构的公共补贴。因此，这些国家的公共医疗机构感到压力重重。在此背景下，很多私人医疗机构纷纷成立，其不仅能为国际患者提供服务，而且，在国内患者不愿前往资金不足的公共医疗机构时，亦可为其提供自费治疗。此类医疗机构在设立时得到了国际贸易协定的援助，如《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明确规定了国外医疗服务的消费和外国对医疗基础设施的投资事宜。在承诺实施《服务贸易总协定》或类似双边协定的国家（如印度），外国投资者能够获取更多进入新兴经济体医疗市场的机会，而且，外国患者在获取上述市场提供的服务时会面临更少的监管障碍。
尽管医疗旅游可能有助于当地人获取私人医护服务，但批评者认为，医疗旅游市场将至少产生三组外部效应，从而限制当地非精英阶层获取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第一，医疗旅游将导致优质资源从公共部门流向从事医疗旅游的私营部门。例如，巴巴多斯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以促进医疗旅游业的发展，但成功案例寥寥无几，而且还付出了很多财政和人力资源代价。还有其他情况，古巴等国将国际患者服务设施设在了公立医院内部；虽然此类合作将为公立医疗机构提供新的收入来源，但是批评者担心，此类合作协议会吸收公立医疗机构中的公共部门资源并分散其注意力，从而使其不再关注当地居民的福利。批评者还认为，通过医疗旅游增加税收的想法固然不错，但其潜力可能并不如预期，因为外国投资者会将业务进行离岸外包并截留收入；同时，外国投资者还能享受各类关税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第二，虽然医疗旅游机构会为本国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减少熟练的医疗工作者向国外流失，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私营部门的工作还会吸引公共医疗卫生部门的人员向私营部门流动以获取更高的报酬和职位，导致广大当地居民难以获取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人力资源发生这种转移，显然会带来严重的医疗服务公平性问题，因为这一现象会为国际患者和有实力支付私人医疗费用的国内群体提供更多优惠，而那些寻求公共卫生服务或希望以优惠价格获取私人服务的人们却需要为此付出代价。问题还不止如此，在私营医疗部门的需求增加后，很可能会开启一种内部移民模式——熟练的医疗工作者会设法离开僻远农村的公共部门，并纷纷前往城市定居，然后从城市的公共部门转移到私营部门工作。假如发生这种情况，最脆弱的、享受医疗服务最少的群体获取公共医疗服务的机会（往往已经极为有限）将很有可能受到医疗旅游的威胁。
第三，若医疗旅游机构所在国提供的新服务、技术和技艺是由国际患者，而非国内患者的需求所推动，则这些国家提供的私人医疗将不会对公共医疗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若情况果真如此，将无法通过增加私人国际医疗设施的数量来满足所在社区中最为贫困群体的需求。毕竟，此类群体甚至还未获取基本的医疗服务。因此，对其帮助最大的是预防性医疗和初级护理等基本服务，而非医疗旅游中技术复杂的专业护理。例如，上述的墨西哥Los Algodones 市向国际患者提供的牙科服务，并不适合本地患者，因此通常将此类群体明确排除在服务对象之外，有时甚至禁止当地患者进入。
“冲啊！”夏国忠和他的战士们发出排山倒海的吼声，狂风一般向敌人的江岸阵地扑去。一时间，敌人的江岸阵地上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很多日军还在睡梦中没有醒来，就赤身祼体下了地狱。
五、全球化教育：可得性和获取性
（一）背景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全球化教育发展迅猛，形式多种多样：特许项目、在线学习和远程教育、升学合作项目/预科班课程、跨国伙伴项目、留学项目、联合大学，以及设立分校等。全球化进程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的影响尤为巨大。知识、课程、教师和学生等，会从一国教育领域流动到另一国的教育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的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为人员流动（学生、教师、学者），其次是项目流动（双联课程、特许项目、虚拟教育项目），最终到教育机构的流动（设立分校）。因此，本文探讨的国际分校代表着跨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决定性阶段，而我们要着重研究国际项目和教育机构的流动。
虽然关于“国际分校”并没有官方定义，但是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OBHE）和跨境教育研究小组（C-BERT）的研究人员将分校或“卫星”校园定义为：外国教育机构拥有一定比例的所有权和运营权，且以该教育机构的名义授予学位的跨境实体。常见的模式为，先进经济体的大学在新兴经济体所在地区设立分校。例如，诺丁汉大学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建立了国际分校；纽约大学在阿联酋和中国设立了分校；乔治敦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德州农工大学均在卡塔尔设立了分校。除此之外，在最近的一些合作中，还出现了新兴经济体的教育机构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设立分校的情况。
综上所述，医疗旅游业的向好趋势展示出了美好的可得性前景，但对于获取性而言，则喜忧参半。虽然医疗旅游实现的医疗全球化和私有化能够增加新兴经济体中优质医疗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可得性，但是证据表明，能够获取上述资源以及优质医疗服务的，可能仅限于那些能够负担得起私人护理的人——只能是外国人和当地精英阶层。国家的具体环境将对获取性产生重大影响，同时，还取决于医疗旅游机构所在国将采取何种监管行动、患者所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状况，以及医疗旅游设施开发商所实施的行动等。
高等教育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由一系列因素所导致。首先，知识密集型贸易和服务的兴起促使各国对先进技术和专业劳力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为了在日益信息化的全球经济中培养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一些新兴经济体政府正在努力提升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鉴于新兴经济体本地高等教育机构往往面临资金不足和资源匮乏等问题，且通常脱离于全球学术网络之外，这些国家希望引进外国教育机构来补充国内的教育资源，通常以国际分校的形式开展合作。
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教育机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商机，使其在国家资助减少和国内管理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能够扩大和实现投资目标。旨在保护和促进教育等贸易商品的国际贸易政策（尤其是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实施，使相关机构可以设立外国实体来获取更多收入，因此办学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凭借上述优势，发达经济体的大学就能够在其他成员国设立国际分校，创造新的收入，同时亦可广为宣传该校颁发“全球认可”证书的实力。
如果分化是源自于对相对不平等和不公正的认知，那么我们需要确定此类认知可能产生的条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答案是“社会现实”——这是一种由社会、政治和/或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真正的不平等，这些条件（如阶级结构、种族或民族特权、性别准则等）会使某些群体拥有相较于其他群体的优先权。然而，从多元角度来看，客观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通常不足以导致集体的剥夺感，也不会发生社会分化，因为与认识到不平等并因此而形成的相关群体相比，世界上还存在着更多的客观不平等群体。持有分化观点的学者已经认识到结构性理由尚不充分，因此指出，在将“社会现实”转化为群体性不满（其构成了社会政治分化的支柱）的过程中，认同、意识形态、组织和政治机构都会对此产生促进作用。虽然这一综合性方法有其内在的逻辑，但其支持者也认识到，专注于产生分化的结构性和机构性原因将会创建一个高度复杂的因果矩阵，按照既往经验，可能难以操作。因此，克瑞埃西提出了“盖楼”法，即首先探讨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之后研究产生分化的政治根源。鉴于本研究具有探索性质，我们将采纳这一方法，以评估全球化进程是否在新兴经济体中（重新）产生结构性不平等。
（二）可得性
国际分校的迅速扩张增加了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的商品服务供给。事实上，全球国际分校的增长规模迅猛，发展极快，表明了在改善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的可得性以及提高大学数量方面，这些机构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在2002 年仅确定了24 个国际分校，2009 年确定了162 个，2014 年确定了217 个。根据该组织的最新报告，到2015 年底又有32 个分校开始运营。尽管一些国际分校已运作失败甚至关闭，但目前全球共有249 家国际分校，较2010 年底增加了26%。最重要的是，在增加的国际分校数量中，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南南”流动，因为中国、印度及其他金砖四国经济体正在海外建立越来越多的国际分校。
企业人力资源开发要和学校教学环节紧密结合，学校协助企业将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与学校的体育教学大纲对接，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的“双赢”。
除了可在新兴经济体增加大学的绝对数量外，国际分校还能改善高等教育质量，否则高等教育系统将难以满足当地学生对高水平的高等教育需求。换言之，能够在当地提供国际标准教育的国际分校将被视为该地区的优质教育输入机构，若非它们，当地将很少有、或根本没有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学术教研机构。例如，两所澳大利亚大学（科廷大学和斯温伯恩理工大学）在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设立的国际分校是该地区目前仅有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而该地区的公立教育机构一直难以满足高等教育需求。鉴于这些外国大学历史悠久且其颁发的证书能够获得全球承认，因此对教育质量是有力的保证。此举不仅可以直接使教育系统及其学生受益，而且还能够使拥有国际分校的国家增强软实力，使之被视为高等教育的中心。
在新兴经济体高等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改善的过程中，国际分校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拥有卫星校园的国家中以全球化方式（或至少是西化方式）增加了知识、语言和学术教育的可得性。就其本质而言，国际分校可通过其提供的跨文化平台、流程和实践增加人们对全球化思想的接触。事实上，有人认为国际分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接触区”——一个旨在使世界人民参与其中的平台，一个（有选择性地）支持和认同世界主义的平台。
到目前为止，此类接触的模式通常比较自由且以英美教育为主，主要是因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率先建立了分校，同时，英语仍然是全球通用的学术语言。尽管很多人对这种文化霸权提出了批评，但是在开设国际分校的国家，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意味着学生和学者可以越来越多地获取当地语言教育难以提供的教学资源、科研成果和思想观念。虽然此类交流常常会导致国际分校的学生去往英语国家，但金砖四国的教育机构却越发积极地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自己的分校和开展交流项目。除金砖四国之外，其他新兴经济体亦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为“教育中心”。例如，毛里求斯政府希望能吸引印度大学分校落户，这不仅可以满足大部分印度裔毛里求斯人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吸引附近的非洲国家学生。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分校将会成为广泛传播知识的最主要机构。
（三）获取性
新兴经济体的当地学生在获取私立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如果面临某种程度的财务和/或社会障碍，则可以在国际分校获取全球化的私立教育。特别是在财务方面，国际分校和分校所在国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部分当地学生能够接受国际分校的教育。例如，国际分校有时会降低分校的学费等，使其远低于母校的收费水平。以宁波诺丁汉大学为例，其学费远低于母校的收费水平。当地学生在国际分校学习课程时亦可加入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增加了当地学生的就业机会，从而部分抵消了因正规教育耗时过长所产生的机会成本。国际分校自身也经常向当地学生提供各类财务支持。例如，马来西亚科廷大学为当地学生提供一系列奖学金以及财务援助方案，其中一些方案得到了科廷大学所在地西澳大利亚州政府的支持。国际分校的学生有时也会得到分校所在国政府的财务支持，这些国家希望确保本国公民能够进入设在本国的国际分校。因此，政府可以间接支持私立教育机构，将其作为公立机构的补充，这有助于国家实现公共服务目的。
与大型出版企业相比，中小出版企业在资源垄断、出版许可、网点布局、文化沉淀、社会责任等方面差距较大。因此，中小出版企业转型升级不能效仿大企业的“高、大、上、全”。
除了努力减少私立教育的财务障碍外，一些国际分校和分校所在国政府还采取诸多措施来减少法律和/或社会障碍，以确保分校所在国当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国际一流分校提供的标准教育）的机会。因此，对于因实行种族配额而被排除在公立教育之外的群体而言，马来西亚的国际分校确保能够对其开放。同样，卡塔尔政府亦设立了一个“学术之桥”项目，其旨在对申请该国国际分校的当地学生提供支持。卡塔尔政府致力于向所有申请国际分校的当地学生提供财务支持，而“学术之桥”这个项目对其是一个有力的补充。
（3）《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4]中明确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是指直接从事植物的种植、收割和动物的饲养、捕捞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的注释所列的自产农业产品。
尽管有很多鼓励当地学生进入国际分校的措施，但入学费用对于分校所在国的许多当地人而言仍然难以承受。在马来西亚，每年商学院和工程学院分校的费用约占当地人年均收入的34%～77%。鉴于收费水平仍然较高，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有超过1/3 的学生来自国外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国际分校会以提供助学金、补助金和贷款等形式帮助当地学生，但是此类奖学金通常是依据学业成绩来选择发放。因此，对于背景更为丰富，且已经了解了奖学金授予评估方法的学生而言，就更容易获取奖学金。虽然很难评估这一现象是否属实，但显而易见的是，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国际分校中，经济条件优越的学生比例很高。之后，这种家庭财富带来的获取性将因招生政策而得到强化，例如科廷大学，如果学生的兄弟姐妹入学，可在一年级时提供10%的学费折扣。与此同时，宁波诺丁汉大学为其学生的子女、兄弟姐妹和配偶提供了类似的费用减免政策。
对非精英阶层的当地学生而言，进入国际分校的障碍不仅仅包括财务因素，招生流程也更倾向于精英阶层的学生，因为他们更早地接触到全球化语言、观念和国际分校特有的教育形式。英语作为国际分校的主要教学语言将使英语水平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录取标准。例如，马来西亚莫纳什大学学士课程的入学要求是根据大学录取前公认的资格和能力范围所确定，通常要求申请者具有足够的英语水平。即便英语资格不是一项正式要求，但在国际分校普遍采用英语教学这一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入学机会实际上仅限于那些在私立高中或精英公立学校接受过高水平外语教学的学生。此类机构的学生也更有可能接触到英美国际分校教授的全球教育理念和自由教育方法，这可能会促使精英阶层的申请人获取更多国际分校提供的教育服务。
总而言之，尽管目前的证据并不全面，但高等教育似乎正在不断走向商业化（国际分校就是一个缩影），这已使新兴经济体中关于高等教育的讨论从公共属性转移至私有属性。商业化也成功地将有关外国投资和干预的话题从“国际援助”转移到了“跨国贸易”。上述过程将使全球化和私有化的高等教育以全球传播的形式增加新兴经济体中高等教育的可得性，与此同时，将部分获取性限制于那些享有社会政治和财务优势（此类优势可保证其能够支付不断攀升的成本）的群体。
藏药诃子提取物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任丹君等（24）：3392
六、结 语
我们在本文开篇指出，最近世界上部分发达经济体所在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因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由来已久的分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一种新的分化取代，在后一种分化中，受益于全球化的“世界主义者”将与脱离全球一体化且无法洞察其利益的“社群主义者”发生对立。在之后的讨论中，鉴于新兴经济体正逐渐融入全球市场，我们试图探讨这一分化是否也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中的社会群体发生分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我们假设全球化可以提供一种结构性基础，从而促进世界主义/社群主义之间分化的发展，前提是自由化和私有化的过程允许将新的商品、服务和观念提供给新兴经济体中的当地居民；但是，由于这些国家中存在社会分层，只有精英阶层才能获取新产品。为了探讨这种情况是否将会发生，我们研究了全球化将以何种方式在新兴经济体的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形成可得性，并分析了当地居民在上述领域获取全球化服务的能力。鉴于目前的相关证据不够全面，我们得出的研究结果相当有限。换言之，我们的研究指向了一些可以观察到的趋势。
就可得性而言，不断发展的全球私营市场似乎正在新兴经济体中增加高质量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的数量。建立私营医疗机构，吸引世界各地拥有财力的客户，进而获取利润，这一模式能够极大地激励服务提供商，使其将国际标准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引入到公共医疗薄弱的地区，以及当地市场的盈利无法支持大规模私人投资的地区。然而，仅凭当地市场将使全球标准的私营医疗机构难以为继，这一事实表明，许多医疗机构所在国的当地居民未能拥有必需的资源，因此难以获取身边的全球化服务。然而，外国人和当地精英阶层却能够获取这些资源。因此，目前各阶层获取全球化利益的机会不够平等。这一不平等现象使得当地精英阶层能够与全球的人才、观念、实践和社会网络建立联系，而非精英阶层则仍与全球保持脱节。因此，如果缺乏市场干预，我们预计当地精英阶层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化进程（他们会从中受益），而非精英阶层将脱离全球化进程（他们很少或根本未能从中受益）。拥护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和以国家为中心的非精英阶层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结构，在政治上可能导致新兴经济体内形成以剥夺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分化，而这一结构在发达经济体中也刺激了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两大群体的分化日益严峻。
放眼未来，全球化进程能否最终弥合新兴经济体的社会分化，抑或是使其逐步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和私人部门，取决于它们将采取何种措施促进非精英阶层获取新的全球资源。我们的两个案例研究表明，事态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在政府方面，机构所在国当局将提供补助，帮助当地居民支付私人服务提供商的收费；确保外国提供商向当地居民提供一定配额的服务；并将私人服务提供商的税收收入转为公共支出，以提供相同的服务。与此同时，在私人部门，一些全球性的医疗和教育特许经营机构参与了普惠推广项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获取其提供的服务。特别是教育领域，其提供的补助将有助于当地居民获取教育服务。如果此类促进获取的项目能够持续，那么全球化进程将有可能增加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而无需使国家内部的资源重新分配，就可以避免社会发生进一步分化。然而，如果我们未能努力去改善获取性，则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商品、服务和观念的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加深世界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而这一现象已经开始令发达经济体的社会产生分化。
通过3个对比实验，并综合3个评价指标来看，IOCAP算法在整体上较K-Means算法、Spectral Clustering算法和AP算法有一定的优势.该算法在一定程度保证聚类效率的同时，也较好地提高了准确度.因此，综合考虑聚类的时间、精确度及通信开销等因素，IOCAP算法的优势较为明显，也更适合大数据集的高效精准聚类.
作者简介 ｜ 约翰·格莱德赫尔（John Gledhil），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助理教授；理查德·多兰（Richard Dolan），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博士生；杰里米·斯奈德（Jeremy Snyder），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健康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 ｜ 邹
（1991—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处外事项目官（上海 200020）
*原文来自John Gledhill, Richard Dolan and Jeremy Snyder,Availability without Access? Globaliz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leavages in Emerging Economies, Globalizations, vol. 16, 2019.
（责编：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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