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藏传佛教法器铃杵与汉藏艺术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器论文,明清论文,藏传佛教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佛教法器指各种佛事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其功用、形制、材质不一而足。其中，中国的佛教法器源自印度，在长期的使用流传过程中逐步发展丰富，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体系。藏传佛教法器较之汉传佛教法器，种类更为多样。因功用不同，而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身、劝导六大类。各类法器具有鲜明的特色。金刚铃、金刚杵属于持验类法器，藏传佛教僧人、信徒诵经作法时经常需要手持金刚铃杵，一般左手持铃，右手执杵。铃上部供握持，由短柱金刚构成，下部铃身为覆钵形，内有铃舌。铃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上部表示佛身，下部象征佛语，铃舌寓金刚于其心中。杵原为古印度兵器，后演变为佛教法器，刃端也由尖锐趋向圆润。金刚杵有一股、三股、五股、九股之分，常见三股、五股杵，成束腰形，两端对称隆起。杵象征坚固锋利之智，可除障降魔，具有加持力，也称作降魔杵。杵有单杵和十字交杵两种，而单杵远较十字交杵为多。铃、杵往往组合使用，表示阴阳和合，铃为阴，杵为阳。铃也是称赞法器中的乐器之一，意在惊觉诸尊，警悟有情。杵单独使用既表示佛智空性真如，又有驱邪降魔之效，为金刚手菩萨及各种护法神手持的具有标志性的法器。金刚铃杵是藏传佛教法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具有代表性。其在汉藏两地绵延千年，相互流传。明清时期，有为数不少的金刚铃杵传世，并屡见于文献记载，成为汉藏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见证。
金刚铃杵早在唐代已传入中国，唐代文献中明确记载，自印度来华的“密宗大师不空①留给唐代宗(762-779)五股金刚铃杵、银盘子、菩提子、水晶数珠。”②此外，唐代佛教版画中也出现了金刚杵的形象。③唐代，随着汉传密教(唐密)的传播，其法器金刚铃杵也得以流传。在日本京都东寺至今还保存有唐代十字三股金刚杵，五股金刚铃和金刚杵。④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唐代阏伽瓶和臂钏饰十字三股金刚杵。在洛阳市史家湾墓葬中出土的后唐天成二年(927)纸质密教金咒上千手观音菩萨手持金刚杵，其边饰也为金刚杵，这说明五代时期密宗在中国内地的流传。宋、辽、金时期，中国内地密教仍有传布，宋代金刚铃杵的实物虽未见存世，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佚名《十八罗汉轴》⑤中可见到罗汉手持的金刚铃杵形象。大理国的墓葬、塔基有不同材质的金刚铃杵出土，其中金刚杵数量十分可观，达395件之多，质地有金、银、铜、水晶、石等。辽代墓藏也有金刚铃杵出土，杵为小型水晶质，亦见铜金刚铃。⑥
宋、大理、辽境内的铃杵主要属于汉传佛教体系，而西夏佛教因更多地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其铃杵与藏地佛教法器联系紧密。在西夏境内的藏传佛教遗迹中频频发现铃杵等法器，西夏黑水城出土了铜金刚铃和九股金刚杵，在西夏缂丝唐卡和佛经插图上亦出现金刚杵纹边饰和金刚橛的形象，杵有单杵和十字交杵两种样式。在宁夏除发现饰密宗种子字的梵文铜镜、银盒、瓷盘及擦擦外，而且还在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出土了西夏时期的瓷质素烧如意轮、降魔杵，这是已知最早将藏传佛教法器与内地制瓷工艺相结合的制品。⑦
图一 明永乐合金铃杵
元代藏传佛教被朝廷奉为国教，包括铃杵在内的各类藏传佛教法器大量流传内地。虽然在文献中有关法器的具体记载十分有限，但元代大规模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势必大批量制作铃杵等法器以供佛事之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金刚铃杵实物传世，然而在雕刻、建筑、壁画、佛经插图以及铜镜、银盘、瓷器等工艺品上却留下了诸多金刚铃杵的形象。⑧元代，当铃杵一类藏传佛教法器在内地流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内地铃杵也输入西藏及其他藏区。元代文献中不乏关于统治者将法器作为礼品颁赐给西藏宗教领袖的记载，忽必烈曾赏赐给八思巴以“金杵”、“银橛”。⑨从元代起，以密教为核心的藏传佛教在内地得到较大的发展，而汉传密教逐渐式微，其法器踪迹难觅。此后，铃杵等法器基本上与藏传佛教紧密相连。
明代，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汉藏艺术交流较之元代更加兴盛。这一时期，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不仅通过藏传佛教僧人传教及朝贡等方式进入宫廷；而且内地也大量制作各式藏传佛教法器，除供宫廷佛事活动使用外，更大量赏赐西藏及其他藏区寺院和各教派高僧。明朝政府对藏区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的政策，对朝贡者“薄来厚往”。宫廷生产藏传佛教艺术品，主要供赏赐之需。明代朝廷设立了隶属于兵仗局的专门制作法器的机构。⑩明朝永乐时期已将铃杵与佛像、唐卡等一同赏赐给西藏及其他藏区。永乐、宣德两朝朝廷所封大宝、大乘、大慈三位法王先后进京朝觐，得到了大规模赏赐，其中就有铃杵。据文献记载，永乐六年(1408)永乐帝赏赐大宝法王的物品中有“镀金铜铃杵九副，每副四件，镀用金四钱，共三两六钱，计三十六钱，黑斜皮骰全”。(11)在《宗喀巴复成祖书》中也提到永乐帝所赐礼品中有“金刚杵及铜铃各两份”。(12)永乐、宣德赏赐西藏其他宗教上层人物的礼品中多也包含有“镀金铜铃杵一副”。(13)由此，不难想见明代铃杵在汉藏两地的流传状况。至今传世的带有明代款识的藏传佛教法器仍散见于西藏各地，且数目较为可观。据笔者统计，仅传世的带有永乐、宣德款识金刚铃杵就有十余件(14)(图一)。其中，带有“大明永乐年施”款识的铃杵共三副，现分别藏于布达拉宫、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西藏博物馆；带有宣德款识的铃杵有五件(两副金刚铃杵和一件金刚铃)，款识有“大明宣德年施”和“宣德年制”两种，现收藏于西藏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15)(图二)和中国国家博物馆。(16)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所藏宣德款铃杵，是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由八世达赖作为献给乾隆皇帝六十寿辰的礼品贡入清廷的。(17)六世班禅也曾向乾隆皇帝进献过宣德款铜铃。(18)这些传世铃杵实物可与档案记载相印证，进一步表明铃杵与汉藏交流的紧密联系。
图二： 明宣德款铃
明代宫廷制造的铃杵多为合金铸成，尺寸相对统一。铃高多在20—23厘米，直径10—11厘米，杵长17、18厘米左右，总体上尺度略大于同时期西藏制品。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柄端多为五股、九股金刚，中间有佛首、莲花，下接圆柱，与钟形铃体相连；铃体表面浮雕装饰，顶部为覆莲瓣纹，内填梵文六字真言，铃体主要部分饰兽面璎络纹或缀珠宝相花纹，上下各有一周由细小的联珠与单杵构成二方连续边饰，上层的单杵横排，下层的单杵竖列。铃柄部的圆雕与铃体的浮雕结合，具有写实特征的佛首形象与富于装饰性的二方连续图案相映成趣。杵中部形如圆珠，与上下的莲花托相连，两端为雕饰精致的五股或九股金刚，有的金刚雕刻成龙首形。明代与西夏—元时期，杵的样式基本一致，而铃存在差异。明代铃体增大，柄部无论是直柄，还是中部设圆环的，均更便于握持。铃主体部分与宋《十八罗汉轴》中的金刚铃形制相近，而与西夏黑水城出土铜铃的浅腹覆钵式有别，不能排除宋、明铃体是受到中原青铜古钟造型的影响。明永乐、宣德铃杵是历代金刚铃杵中的典范之作，其各部分比例恰当，装饰疏密有致，简而得体、繁而有度。明代铃杵的形制、纹饰虽来源于西藏，但造型、装饰等方面的细部处理，则具有明代宫廷工艺严谨工致、雍容华贵的作风，显示了汉藏艺术融合的特征。如铃上半部分的佛首与同时期造像中的佛首风格一致。既体现了西藏宗教的神圣性，又具有内地艺术的唯美倾向。明代宫廷与西藏的造像和唐卡中，描绘上师形象时，常表现其手握铃杵的姿态，是当时使用铃杵的真实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明永乐、宣德铃杵往往成对置于专为其量身制作的皮套盒内，设计妥帖，包装考究，这一做法也为此后汉藏两地继承。
有幸存世的九件明代铜铃杵，并不足以反映当时传入西藏铃杵的整体面貌，大量作品未能传世，这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破坏因素。在佛教受到打击的特殊时期，仅用于佛教仪式而无其他实际功用的铃杵一类法器，更容易遭到毁弃而被熔铸，以作他用。可充作一般乐器的铙、钹一类法器则相对幸运些，因而在传世品中相对于铃杵数量更多。据已公布的资料统计，现藏于西藏境内仅带有“大明宣德年造”款识的铜钹就有十余对。(19)由此可推测明代传入西藏的内地铃杵之一斑。
明代内地藏传佛教主要流传于宫廷，铃杵也被用于宫廷佛事活动。明代永乐至正德时期，宫廷中藏传佛教颇为兴盛。正德皇帝笃信藏传佛教，习藏语着喇嘛装的正德皇帝在宫中演法自然离不开铃杵等法器。然经历了嘉靖毁佛，法器必然在劫难逃，这是内地未见直接流传至今的明代法器的重要原因。万历时藏传佛教再度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已经是难复其旧。据文献记载，万历朝番经厂“跳布扎”，诵梵贝时僧人需合掌捧杵。(20)
图三 大利益铜铃杵
明代铃杵在内地的流传，其影响并非局限于藏传佛教法器范畴。金刚杵的形象频频出现在宗教与世俗装饰艺术中。在明代石刻、建筑彩画、缂丝、瓷器上均有所见，如北京真觉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底部即雕刻金刚杵，(21)北京白塔庵白塔的铜伞盖上饰有金刚杵，在北京智化寺的建筑彩画中也绘有金刚杵纹。石刻、建筑彩画上所饰均为单杵，出现在景德镇窑青花瓷器上的则为十字交杵，有的还系以飘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结带宝杵纹，不仅饰于官窑瓷器，民窑瓷器装饰中也较为常见。明中期瓷器所饰宝杵纹已摆脱了宗教意味，而演变为具有吉祥寓意的装饰纹样。
清代内地与西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显著增强，铃杵在汉藏交流中一如既往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西藏佛教上层人物以各种名义贡入清廷的物品，除马、金银、食物、药物、香料外，多为佛像、唐卡、佛经以及铃杵等法器。关于铃杵的记载屡见于档案中。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八月，八世达赖喇嘛贡“系五色哈达鎏金银杵一个、鎏金银轮一个”；(22)同年八月初七日，六世班禅在依清旷殿递丹书克进贡物品中有金曼达、轮、杵；八月十三日，六世班禅恭庆乾隆帝七十万寿递丹书克“镀金银杵一个”。(23)乾隆以后各朝，西藏上层人物进贡清廷的礼品中往往含有银杵或镀金银杵。清宫传世的铃杵蔚为大观，其中为数不少系来自西藏的制品。现藏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六世班禅进大利益铜铃杵(24)(图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班禅进铜铃杵和原供于布达拉宫为二世、三世、五世达赖喇嘛手执的铜金刚铃杵，以及长达31.9厘米的大型银镀金五股金刚杵等，均为不同时期西藏上层人物入贡清宫的。后者很可能为档案中所记载的乾隆帝七十寿辰时由八世达赖和六世班禅分别献给乾隆帝的“系五色哈达鎏金银杵”(25)和“镀金银杵”。(26)乾隆朝是历史上汉藏交往最为兴盛的阶段，仅就清宫存世的铃杵看，西藏上层人物入贡清廷的法器，数量、规格、档次超过以往各个时期。
图四 清镀金十字杵
清代亦如明代，宫廷大量生产铃杵等法器赏赐藏传佛教上层人物及供宫廷佛事之需，清中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铃杵制作法度严谨，除仿造西藏制品、继承明代永乐、宣德款式、纹饰外，还致力于在材料、工艺上有所突破，甚至有些材料配方是请教藏传佛教高僧后的如法仿造，如：乾隆帝三十六年(1771)乾隆皇帝问章嘉胡图克图“铃、杵如何对用响铜、金子、宝石之法”。(27)让他派通晓铃杵造法的喇嘛一名帮助造办处工匠制造。当时在宫廷效力的西洋传教士蒋友仁还协助造办处采用高锡配方的合金铸造金刚铃，(28)这类法器是汉、藏、西洋多种工艺相结合的产物。根据存世文物并结合文献记载来看，清中期的铃杵主要以铜及铜镀金为主，银、银镀金、铁、铁鋄金较为常见，此外，还采用珐琅、金、玉等珍贵材料制作。如雍正九年(1731)珐琅作曾加工“珐琅轮杵一件”。(29)传世的这一类高档材料加工的铃杵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珐琅莲座十字杵、铜镀金十字杵(30)(图四)布达拉宫藏青玉铃杵(31)(图五)等，反映了清中期宫廷高档铃杵的基本面貌。清宫铃杵造型、纹饰与西藏制品并无明显区别，但在材料、工艺及细部处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清宫法器相对缺乏宗教的神秘感和威慑力，而注重花样翻新，追求装饰效果。如：原存慈宁宫的珐琅莲座镀金十字杵，(32)杵一端以螺丝固定在莲花心上，下承以祥云团寿字纹珐琅座，这件法器较之常见的铜镀金制品更加富丽华贵，彰显出皇家艺术气派。乾隆时期制作的铜镀金番莲食子碗(图六)，(33)还以十字杵作为碗的双耳；在一件西藏制作的嘎布拉碗盖顶部还配以白玉雕十字杵，金、玉、宝石镶嵌交相辉映，汉藏艺术相得益彰。藏传佛教法器已演变为器皿的装饰部件，别具一格。这类独出心裁的特殊法器往往是为宫廷佛堂陈设专门制作的。从清宫《造办处活计档》和《内务府陈设档》中有关法器的记载，即可了解到当时清宫铃杵等法器制作、陈设之盛。
图五 清乾隆玉铃杵
清宫制作的各种铜铃杵除供宫廷使用外，源源不断地赏赐给西藏及甘、青、川、蒙古等地区的宗教上层人物。乾隆帝曾将特制的金杵、玉铃杵法器赏赐给达赖、班禅。据档案记载，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曾得到乾隆帝赏赐的金杵。(34)乾隆帝赏赐给八世达赖的青玉铃杵(35)现存于布达拉宫，这副青玉铃杵与铜铃杵造型纹饰十分接近。内地也藏有带“乾隆年制”款白玉金刚铃杵，与西藏所藏青玉铃杵风格一致，二者均为清宫制品。这件白玉金刚铃从形制、纹饰上看，与原供奉于清宫养心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金刚铃十分相像(图七)。(36)台北故宫所藏金刚铃原为布达拉宫二世、三世、五世达赖手执，因其来历特殊而备受珍视，置于描金皮盒内，附汉、满、蒙、藏四体字说明。乾隆皇帝命造办处用珍贵的和田白玉对之加以仿制，自在情理之中。
乾隆朝，特别是乾隆中后期，清宫藏传佛教法器制作达到巅峰，皇帝亲自过问铃杵等法器的制作，多种不同的工艺手法被用于铃杵加工，技艺无不用其极。充分体现了清宫藏传佛教的工艺水平。此后，嘉庆至宣统各朝，尽管宫廷不断加工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供赏赐达赖、班禅等藏传佛教领袖，但是无论其材质，还是加工工艺，都无法保持乾隆朝的水平，造型、装饰基本沿袭乾隆旧制，罕有创新。
图六 铜镀金番莲食子碗清乾隆
上述文献记载与传世实物均有力地说明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是宫廷藏传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不应忽视的是，明清藏传佛教在内地民间也得到传播，这在铃杵的加工上也得以体现。民间铃杵大多模仿宫廷法器，现藏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五件铜金刚铃即为侥幸存世的明清民间藏传佛教法器制品(37)(图八)，其中三件以璎珞纹、单杵纹、覆莲瓣纹及梵文作为装饰，明显带有永乐、宣德金刚铃特征。因无款识，无法知其具体制作年代，但它们与永乐、宣德制品之间的关联显而易见。乾隆时期宫廷也仿造永乐、宣德铃杵，民间法器有可能因效仿乾隆制品，而间接吸收了永乐、宣德铃杵特征。如其中的宝珠形顶金刚铃，(38)形体规整、装饰精细，与永乐、宣德璎珞纹金刚铃较为接近，但柄部光素无饰，柄端呈宝珠形，光色与铃体有别，可能并非原配。民间藏传佛教法器相对于宫廷制品更难保全，更容易因毁佛、战乱等变故而被销毁熔铸。因此，仅凭这几件铜铃难以全面窥探民间藏传佛教法器的整体面目。
图七 金刚铃 十五世纪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很少如元、明两朝将金刚杵用于世俗物品的装饰，多在藏传佛教法物如金铜造像的底板、佛塔、五佛冠及天杖等法器上装饰十字杵及单杵。
图八 现藏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铜金刚铃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法器铃杵得到较大的发展，在汉藏艺术交流中发挥着媒介的作用，对宗教与世俗生活产生了积极显著的影响。明永乐、宣德和清乾隆时期铃杵的制作最为兴盛，这与汉藏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显著增强息息相关。永乐、宣德法器融汉藏艺术于一体，确立了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的范式，为汉藏两地共同传承。乾隆宫廷法器在秉承汉藏工艺传统的基础上，锐意求新、不惜工本，使铃杵等法器面貌愈加丰富。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时期铃杵等藏传佛教法器的宗教价值和艺术水平可与同期的金铜造像、唐卡等艺术品比肩，在汉藏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和影响。
注释：
①一说不空法师为今斯里兰卡人。
②谢弗著、吴玉贵译：《唐朝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
③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图29。
④薛翘：《中国密宗东渐日本的历史见证——谈日本京都东寺收藏的唐代佛具金刚杵》，《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
⑤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故宫书画图录三》，1989年版，第281页。
⑥金远：《中国古代金刚杵的发现及其源流考》，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⑦马文宽、黄振华：《宁夏新出土带梵字密宗器物考》，《文物》，1990年第3期。
⑧参见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2页，《忽必烈赐给藏地僧人诏书》。
⑩刘若愚：《明宫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
(1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115页，选自于道泉：《释注明成祖遣使召宗喀巴纪事及宗喀巴复明成祖书》，“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抽印本，第945—947页。
(13)《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50页，《成祖回赐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敕谕》，“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初一日：颁赐(大国师果栾罗葛罗监藏巴里藏卜)……镀金铜铃杵一副；响铜钹儿一副……”。《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一册，第136页，《英宗遣使入藏敕封辅教王并赐乌思藏等处阐化王宝石等物》，选自《英宗实录》卷二八二，“天顺元年(1457年)九月辛巳，遣正使灌顶国师葛藏、副使右觉义桑加巴等，赍敕诰并彩币、僧俗衣帽、铃杵等物……”。
(14)甲央、王明星主编：《宝藏——中国西藏历史文物》第三册，朝华出版社，2000年版，图83。
(15)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图102。
(16)朱晓明、索文清主编：《珍宝——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历史文物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精粹》，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图30，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17)朱晓明、索文清主编：《珍宝——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历史文物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精粹》，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图30，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18)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图102。
(19)原分别藏于后藏萨迦寺、昂仁县扎桑寺、维桑林寺、亚东县东嘎寺，山南地区的乃东县昌珠寺、泽当寺、曲松县甲日贡寺、朗真寺等处，其中维桑林寺一处就藏有三对铜钹。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编：《西藏文物志丛书》中的《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昂仁县文物志》等。
(20)申时行：《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
(21)韩永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雕卷》，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22)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2页，《达赖喇嘛谢恩递丹书克进贡单》。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260页，《班禅在承德依清旷递丹书克进单》、《班禅等祝贺乾隆七十寿辰递丹书克进单》。
(24)朱晓明、索文清主编：《珍宝——历代中央政府册封达赖班禅历史文物历世达赖班禅敬献中央政府礼品精粹》，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2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三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0—1711页，《八世达赖喇嘛为祝乾隆七十寿辰递丹书克献佛尊等奏书》。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9页-260页，《班禅等祝贺乾隆七十寿辰递丹书克进单》。
(27)王家鹏：《中正殿与清宫藏传佛教》，《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3期，页69引《活计档》3567-3570号。
(28)谢继胜主编：《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824页。
(29)朱家溍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30)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9年版，第82页，图13。
(31)上海博物馆编：《雪域藏珍——西藏文物精华》，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图51。
(32)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9年版，第83页，图14。
(33)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9年版，第206页，图108。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内务府奉旨将现做备赏班禅金曼扎边上珠子加间红宝石刻字》。
(35)上海博物馆编：《雪域珍藏——西藏文物精华》，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图51。
(36)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99年版，第76页，图8。据图录说明此金刚铃可能是十五世纪西藏作品。
(37)全锦云主编：《北京文物精粹大系·古钟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图194、195、196、197、198。图录中五件金刚铃时代含混，标为明清。据笔者推断此物即便非永乐、宣德时期产物，也应为受永乐、宣德金刚铃影响的制品。
(38)同上，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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