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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1月5日，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出版家、 政论家，著名的新闻记者邹韬奋诞辰100周年。邹韬奋祖籍江西余江， 出生在福建，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他在上海接受新式教育，完成了学业；他在上海开始了编辑、记者的生涯；他在上海建立了和谐、美满的家庭；他在上海创办了生活书店，达到了事业的高峰；最重要的是，他在上海从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一、申城苦学
1912年10月，韬奋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把他带到上海，报取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开始了他在上海的求学生涯。
在南洋附小和中院（即附中）学习的时间里，给韬奋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担任国文和历史教学的沈永癯和朱叔子两位先生。他们教学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对以后韬奋办事负责的作风的形成有极大影响。最使韬奋终身受益的是，在沈、朱两位先生的启示下，他领悟到了写作的要诀：“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
由于对国文课的浓厚兴趣，韬奋还在课余时间，阅读了《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有的甚至看第二遍第三遍，从而一进步接受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奠定他扎实的国学基础和提高写作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时，韬奋已开始了习作，1914年7月由苏州振新书社出版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中，他已有7篇文章入选。其中第一篇是《斯宾塞谓修道之法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论》。老师的评语是：“文事轩爽，能见其大。后路尤足为有为而为者痛下一针砭。”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韬奋已经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思想，正在寻找一条振兴中华的正确道路，并作好了为之而奋斗的心理准备。他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后立功成德，遗泽万世。后人闻风兴起，馨香膜拜，钦之仰之，慕之亲之，豪杰之士，甚至俯仰慷慨，戚涕零泣，恨不同时者，夫岂偶然哉。”“虽然，君子孽孽为善，惟日不足；小人孽孽为恶，亦惟日不足。夫周公之握发待士，固劳也。而王莽之伪恭下士，亦劳也。孔子之周游列国，固劳也。而苏秦之奔走游说，亦劳也。其劳相同，而其所以为劳则大异。其尝天下最大之辛苦相同，而其尝天下最大辛苦之结果则大异。是何哉？所修之道异也。于是乎知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固也。苟所修之非道，则虽尝人生最大之辛苦，庸有济乎！”他还称赞孔子是“挽既弱之世风，传一线之道绪，东亚道德赖其维”，认为王阳明是近世之大儒，“悟格物致知学，倡圣贤良之旨，振人心之委靡，患益后进以无穷”。充分表达了他对儒家代表人物的敬仰之情。
由于父亲失业，韬奋升入中学后才几个月，家里就无法继续支付他的学费。在这最困难的时候，韬奋在期末被学校评为“优行生”，可享受免缴学费的优待。此后他把这个荣誉保持到离开南洋公学。为了支付其他必需的生活开支，韬奋开始给《申报》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投稿。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不求轩困勉录》（见《学生杂志》第2卷第5号，1915年5月20日）。在这篇文章里， 作为中学二年级学生的韬奋提出了“交友四德”（就是“敬爱”、“虚心”、“不蓄疑”、“不嫉妒”）。8个月以后， 韬奋在《学生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不求轩因勉录》，提出了“学生十思”（思国家、思父母、思师友、思先哲、思幸福、思光阴、思希望、思责任、思励学、思敦品）。从这二篇文章可以看出，青年韬奋对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的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就青年应如何交友，如何做人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1917年，韬奋进入南洋公学上院专门预科。由于经济困难，他经常利用课余或假期，担任家庭教师以弥补支出。升到大学二年级以后，韬奋越来越感到所学的电机专业和自己的兴趣不合，因此决心弃工从文，离开南洋，投考圣约翰大学。然而经济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因为离开南洋就没有了“优行生”的奖学金，而要进入的圣约翰又是一所有名的贵族化学校。为了凑足学费，达到转学的目的，经友人介绍，韬奋于1919年2月，到宜兴当了半年家庭教师。同年9月，他回上海不久就以工科二年级学生的资格考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三年级学习。
韬奋在宜兴做家庭教师期间，北京爆发了席卷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上海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7月，韬奋一回到上海， 就投入到这场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参加了宗旨为“唤醒农工商各界，共做救国事业”，“团结一致誓与旧势力抵抗”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的编辑工作，成为“五四”时期的上海学生领袖。他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刊《约翰声》上发表了《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一文，号召全国青年“坚持其奋斗之精神与社会腐败恶习宣战也”！他认为：“吾国前途之希望，其在青年之奋斗精神乎！”他说：“抑吾所谓奋斗精神者，非以坚甲利兵与仇敌相见于疆场之谓也，盖以忠恳真挚之热诚，百折不回之毅力，与己身之腐败恶习奋斗，与社会之腐败恶习奋斗，与家庭之腐败恶习奋斗，不受前人种种腐败陈言所羁縻，不受现在种种腐败环境所诱惑，卓然自立，奋往前迈，夫然后青年奋斗精神凯旋之时，即国家前途希望如愿之日。”〔1〕
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韬奋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积极主张反封建，倡民主，学西学，先后翻译了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的《德谟克拉西与教育》、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塞尔的《社会改造原理》、全面介绍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的《科学底基础》以及《穆勒底实验方法》等反映西方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的学术专著，并撰文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猛烈的攻击。他认为“吾国社会进化阻碍之最大者，殆莫甚于家庭之腐败恶习”，“旧式家庭之最大腐败恶习莫甚于彼此倚赖而互失其自立之精神”。从而使人“丧失了独立的性格和意志”，阻碍了“政治人轨范”和“腐败制度铲除务尽”〔2〕。 对于身受封建制度摧残的广大妇女，韬奋更是给予极大的同情。他先后发表了《妇女解放》、《妇女觉悟的曙光》、《愿全国为女子者思之》、《男女问题的根本观》等文，为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大声疾呼。“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3 〕在一个封建专制极浓的国度里，妇女的解放显然是不可能的。怎样使妇女获得解放，韬奋认为妇女首先要接受教育，自强自力。他明确指出：“妇女解放至少有两方面，一是经济上的解放，二是人格上的解放。”韬奋的这些思想主张，是对中国数千年封建礼教的鞭挞，它给古老的中国传入了西洋文明，对中国妇女的解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提高人的素质，使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得到提高，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教育，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对于这个问题，韬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他在早年的作文中就提出了“国小不足为患，民愚始足为患”〔4〕的观点。 他认为“国家之兴隆倾颓，以全国教育之发达否为断”。〔5 〕因此他向知识分子发出呼吁：“教育群众的责任在那里？”他尖锐地指出，“国民是国家的重要分子。分子的教育程度，就是国家强弱的标准。这是人人晓得的道理，不消说得的”。然而现在有“许多无知无识的群众却仍在那里阻滞国家的进步，社会的改良，我们就眼巴巴的随他拖过去就算了吗”？他认为，“倘若有知识的阶级——指中学的教师学生以及各种专门高等和大学的教师学生，都有这种自觉，肯出热烘烘的血忱和极恳挚的诚意，大约每一校无不立一个夜学，把极紧急的知识、极实用的技能——如卫生识字写作阅报等等——输与”“那些在下等社会未曾受过教育的人和许多没有能力和机会受相当教育的那般小孩子”。“由教师学生轮流担任，人才既无可虑，利用学校之课堂，单应晚间一二小时之用，经济又可无虑”。“如此办法，推而至于全国各处，这种事业的结果，就大可惊异了！”这种思想，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韬奋在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通过了毕业考试，得到了文学学士学位。1921年7月， 这位品学兼优的苦学生，在诸多好友的帮助下，渡过重重难关，完成了大学学业，开始了人生新的旅途。
二、辛勤耕耘在浦江职教战线
1921年7月韬奋先后在厚生纱厂和上海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 这个工作虽然有违他想加入新闻界的初衷，但在一时没有什么其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走曲线就业的道路。当时，圣约翰毕业的张竹平正在做《申报》经理，知道了韬奋的意愿后就请他帮忙处理英文函件。于是韬奋每天下午6点离开交易所后就忽忽赶到《申报》馆， 一直忙到晚上10点。当他离开时，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病。三星期后，他又被好友请去兼任上海青年会中学（现浦光中学）英文教员。此时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位中英文基础都好的编辑人材。他对韬奋进行了认真考察后，决定请他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编译“职业教育丛书”。有限的经济力量使职教社只能支出60元的月薪，为了不使韬奋收入减少，黄炎培只要求他为职教社工作半日，还有半日则介绍他到江苏教育会的“科学名词审查会”兼职。于是，韬奋毅然辞去了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秘书职务，跨进了职教社的大门，开始走上了编辑、出版的道路。
韬奋做任何事，都是认真负责的。尽管他“对于职业教育并没有怎样浓厚的兴趣”，但基于对职业道德的重视，他仍然克尽职守，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1922年进入职教社到1926年10月接办《生活》周刊，短短的4年时间里，他除了编辑《教育与职业》并为其撰稿外， 还先后译著出版了《职业教育研究》、《职业知能测验法》、《职业指导》、《职业指导实验》第二辑、《职业心理学》、《书记之智能与任务》等职业教育丛书。职教社为韬奋提供了取得这些成果的环境和机会，而更为重要的是韬奋从黄炎培等职教社前辈那里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在担负职教社的编译重任的同时，韬奋还兼任了职教社的职业指导股副主任，参与发起了职业指导运动。他还先后撰写了《美国的职业指导运动》、《西洋社会趋势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之鹄的》等数十篇文章，介绍了国内外职业教育的情况，发表了自己对于职业教育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职业教育之鹄的乃在促进切于实用之职业训练，乃在促进毕业后恃以自谋生计之职业训练，乃在促进审慎择定特别职业之训练。明此鹄的，则职业教育之教师学生皆当无时无地不注意实用二字。”〔6〕“职业是一方面利己，一方面利人的行为。 ……一人的真正价值，全在他一生对于社会能有多大贡献。这样一来，能多尽一分材力替社会多做一件好事，便多一分快乐。所尽的职务愈有效果，精神上的快乐也随之增高。这就是职业的真乐。这种真乐是求之在我的，是别人抢不去的，是永久无穷的。”“不知享受这种真乐的人，就是世界上最没有价值的人，就是虽生如死的人”。〔7〕
在从事职业教育的时候，韬奋最关心的就是青年的前途，妇女的地位和儿童的健康。他非常注重青年的思想教育，竭力主张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和执行“童工保护律”。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第二年，韬奋又受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顾荫亭的聘请，出任该校的英文教师兼英文教务主任，而且一干就是七、八年之久，辛勤耕耘在职教战线上。
三、上海滩上的新《生活》
无论从生活上讲，还是从事业上讲，1926年可以说是韬奋一生中的最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他和沈粹缜喜结良缘，也在这一年，他接办了《生活》周刊。1926年元旦，韬奋和沈粹缜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现华联商厦）楼上的大东酒家正式举行了婚礼。他们把新房安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成裕里18号（现复兴中路221弄18号）， 这是一幢三层的石库门楼房，刚造好不久，共100多平方米的居住面积。 一层是客厅，二层作卧室，为了减少开支，他们把三层转租给了别人。同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他们的长子嘉骅（即邹家华副总理）就在这里出世了，温馨的小家庭一下子热闹起来。然而随着家里添丁进口，还要给老家寄钱，他们只好再度节省开支，告别了这幢住了3年的新房， 搬到劳神父路玉振里5号（现合肥458弄5号）。他们租了二层，减少了房租开支， 韬奋上下班也更近了。他们还把韬奋的父亲邹国珍接到上海同住。1929年农历正月初八，他们的次子嘉骝也来到了人间。这就是曾经连任两届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为中国和世界气象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中国气象学专家、中国气象局局长邹竞蒙教授。
随着韬奋事业的发展，一年后，他们再次搬了家。1930年农历五月十八日，他们的女儿嘉骊出生在吕班路万宜坊54号（现重庆南路205 弄54号）。建国以后，这里作为韬奋故居被保存下来供后人瞻仰，隔壁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吧，几十年以后，邹嘉骊一度在她的出生地担任过韬奋纪念馆的副馆长。她继承父业，长期从事编辑工作。80年代以来，邹嘉骊在韬奋著述的文献整理和韬奋研究的资料搜集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韬奋著译系年目录》、《韬奋画传》、《韬奋手迹》、《忆韬奋》等书。日前， 共有 14卷，近800 万字的《韬奋全集》，经过她多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全部正式出版，为学习和研究韬奋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1926年10月，就在长子嘉骅出生不久，韬奋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了职教社的机关刊物——《生活》周刊。当时社址在辣斐德路444号（现复兴中路444号）的一个小小过街楼里，三张办公桌就把小屋塞得满满的，几乎没有转身之地。编辑部、总务部、发行部、广告部、资料室、会议室，六位一体，都在这十几平方米的空间里。全编辑部只有两个半人从事实际的工作，除了韬奋以外，就是主管营业、总务和广告的徐伯昕和兼职会计孙梦旦。因此编辑部的“独角戏”就落在韬奋身上。他搜集了各种材料，分类排列，每一类编写成刊物上需要用的文章，以不同的笔名发表。如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等，都是他接办《生活》之后，先后所用的笔名。
韬奋的办刊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8〕他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 一头是每期的开篇“小言论”。他说，小言论“虽仅仅数百字，却是我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9〕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 这里给广大群众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韬奋的精心之作。从而大大加强了编辑与读者的心声交流。
由于韬奋处世认真，满怀对人民大众的同情与热爱，以及富有正义感的硬骨头个性，《生活》周刊在他的主持下，“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渐渐注意于社会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渐渐由个人出发点而转到集体的出发点了”。〔10〕因此，反映群众的疾苦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字日益增多。他宣布：“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今后仍本此旨，努力进行”，“使本刊对于民众有相当的贡献”，并且说明他所指的民众就是“一般有正当职业或正在准备加入正当职业的平民”，“尤其是这般人里面受恶制度压迫特甚的部分”，〔11〕明确表示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
当时正值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时期，北伐战争顺利进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韬奋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欢呼北伐战争“是群众的革命。”〔12〕他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杨耻之的文章《农民运动与暴动》，并在附语中指出，湖南农民运动使“万恶的军阀、暴虐的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走投无路，无以自存于社会”，“真是可贵极了”！“如把这种精神引入正轨，传播全国，实为全国的福音”。〔13〕可见韬奋在政治上极端敏感，他的思想进步倾向已十分鲜明。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韬奋也是深恶痛绝。他先后发表了《政治力与经济力的压迫》、《怎样恢复民族地位》等文章，呼吁全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抵抗“世界列强”的侵略。只有这样，“我们民族便可以发达”。〔14〕
1931年8月，《生活》应读者要求， 准备揭露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贪污丑行。王获悉后即派人携巨款来找韬奋，妄图用金钱堵住《生活》之口，遭拒绝后又写匿名信，“警告”韬奋要“小心”。韬奋软硬不吃，仍然刊登了关于王伯群贪污腐化的调查报告，并义正词严地指出：“在做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诚有以为只须出几个臭钱，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以为天下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骨气的人，但是钱的效用亦有时而穷。”〔15〕韬奋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是使《生活》始终保持独立“报格”的重要支柱。
由于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敢于批评时政，攻击黑暗势力，维护民众利益，因而深得读者青睐，发行量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到1931年就突破了10万份。《生活》周刊社也告别了过街楼，于1930年7月1日迁到了华龙路80号（现雁荡路80号）。
四、投身于浦江两岸的抗日怒潮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韬奋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实现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交织的艰难时世中，勇敢战斗在民族解放第一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16〕“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韬奋就在9月26 日出版的《生活》周刊上作了报道，认为“全国同胞对此国难，人人应视为与己身有切肤之痛，以决死的精神，团结起来作积极的挣扎与苦斗。”〔17〕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入侵。19 路军将士在上海民众的支持下奋起抗日。韬奋始终与上海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忘我地支持19路军抗战，奉献了全部心力。1月29日， 《生活》周刊一天出了两次“紧急号外”；1月30日至2月8日，《生活》周刊连续出版了3期“紧急临时增刊”，使读者及时了解有关战争的重要消息，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18〕韬奋认为，“我们最后的胜利实在我们手中，任何强暴不能加以丝毫的改变。”〔19〕他还撰写了《上海血战抗日记》，使外地及海外读者也能了解“19路军血战抗日之忠勇悲壮行为”。〔20〕
3月初，《生活》周刊社在读者捐助6千元的基础上，借梵王渡青年会中学（现上海中等职业教育中心）的校舍开办了伤兵医院，聘请著名外科专家王以敬任院长。4月上午，韬奋带了100本新出版的《生活》周刊，亲赴该院慰问各受伤将士，他说：“此皆为我民族力争生存而牺牲的同胞，见其痛状，听其哀声，使人感激崇敬悲怆的情绪，萦怀不能自已。”〔21〕轰轰烈烈的淞沪“一二八”抗战终因国民党政府动摇妥协，19路军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而夭折。但韬奋却从中看到了胜利，看到了希望。他说：“‘能自卫的国家’所赖的基础即在乎此。”“蔡军长和他的忠勇将士此次血战抗敌，义声震动遐迩，不过为我们全国‘为中华民族及中华民国生存而战’开一先声，我们全国民众还要赶上去作继续不断的努力。”〔22〕
1932年7月1日，韬奋在《生活》周刊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生活书店。店址就设在华龙路80号。同年9月10日， 生活书店随《生活》周刊社一起迁往环龙路环龙别业2号（现南昌路212号2号）。 11月12日，生活书店单独迁往陶尔斐斯路（现南昌路48弄弄口）；1933年12月1日，又迁至霞飞路（现淮海中路）593号；1934年9月， 再次迁往福州路384弄4号。生活书店成立后，到抗日战争前夕，五年中出版期刊十种、图书近400种，在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情况下， 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战斗的阵地，对形形色色反动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教育了群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30年代初期，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国民党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抽调大量精锐部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另一方面，在国统区制造白色恐怖，非法逮捕监禁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肆意蹂躏人权。面对这种黑暗统治，韬奋毅然加入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发起建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了同盟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参与了同盟的各项活动。他认为，“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23〕
同年1月21日，江苏省主席顾祝同不经公审， 仅以“宣传共产”为名，在镇江非法将该市因主张新闻言论自由，常以文字揭露当时社会之黑暗的《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枪决，引起了全国的公愤。韬奋在《生活》周刊上撰文强烈要求对刘案“彻底根究以昭示于全国民众”。他还认为，“尽管把全国的言论都变成千篇一律的应声虫，‘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到来！”〔24〕韬奋的斗争触犯了国民党的统治，被反动当局列入了黑名单，经常遭到特务盯梢，从而被迫离开上海，开始了在国外长达两年的流亡生活。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瓜又伸向了华北。11月16日，刚从海外流亡归来的韬奋，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他在发刊词中提出办刊的三大目标，即：“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大众生活》一创刊就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销量增加到20万份，开创了中国杂志发行的新纪录。当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的时候，《大众生活》予以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韬奋先后发表了《学生救亡运动》、《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学生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联合阵线》等文，特别强调要“注意‘联合战线’原则的运用”。要“以诚恳的态度说服大多数的已有觉悟而仍不免中立或踌躇的分子，也来积极参加，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目标下，扩大并巩固‘联合战线’。”〔25〕
在“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同时，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救国会。救国运动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大众生活》先后刊登了上海文化界发表的两次救国运动宣言，成为救国运动的一个坚强的舆论阵地，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从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敌视和迫害，禁止邮寄，不准出售，并终于在1936年2月29日以“鼓动学潮，毁谤政府”的罪名， 被当局勒令停刊。在短短3个多月时间里，《大众生活》搬了两次家。 创刊时在福州路复兴坊（即384弄），1936年1月迁至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中汇大厦414号，1936年2月22日，又迁至四川中路企业大楼。韬奋也在金神父路安和新村8号（现瑞金二路198弄8号）杜重远家避了一个多月后， 再度被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了成立大会，韬奋当选为执行委员。大会通过的文件规定，救国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持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它现阶段的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26〕7月15日，韬奋和沈钧儒、章乃器、 陶行知等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了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更是明确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这一呼声，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同。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致章乃器、 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函》，充分肯定了救国会的主张，并希望救国会派遣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27〕
1936年8月，韬奋回到上海， 在爱多亚路泰晤士报大楼（今延安东路160号）主编《生活星期刊》，继续倡导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年11月23日凌晨，韬奋在辣斐德路601弄4号（现复兴中路565弄4号）寓所被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救国会的其他六位领导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生活星期刊》也在12月13日出到第28期就被迫停刊了。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形成，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韬奋出狱后先是居住在吕班路巴黎新村5号（现重庆南路169弄5号），后又迁移到拉都路389弄3 号（现襄阳南路389弄3号）。8月19日，他创办了《抗战》三日刊， 社址在城内肇家路75号。
“八一三”事变以后，全国抗战的形势使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成为现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韬奋获悉这一消息后说：“这样的全国团结，是保障抗战胜利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重大打击！”“中共这次宣言所表示的宗旨是要‘挽救祖国的危亡’，是要巩固‘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是要‘决心共赴国难’，是要造成‘民族内部的团结’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要把这个民族光辉前途变为现实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宗旨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所一致拥护”。〔28〕针对因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而导致的正面战场的溃败，韬奋尖锐地指出：“目前抗战形势的不能好转最大的症结还是在仅有军事上动员，而实在没有做到全民族的整个抗战，也就是说对于民众运动仍然是未有彻底的解放。”他认为，要取得抗战的胜利，“非彻底开放民众运动不可”！〔29〕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韬奋也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我们为祖国的生存而战，同时也是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而战。我们为祖国驱除我们的民族的敌人，是我们对祖国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世界驱除人类的刽子手，也是我们对世界应负的责任。”“我们的牺牲和苦难不但是为祖国，而且也是为世界人类，甚至也是为敌国的大众，那未任何牺牲任何苦难的忍受，都是值得的。”〔30〕1937年11月11日上海沦陷，韬奋不得不于11月27日离开上海，再度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
五、心系延安，病逝申城
1943年2月，韬奋为了治疗耳病， 从苏北抗日根据地回到了他长期生活、工作的地方上海。他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东升里（现复兴中路407弄）1号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生活书店的同事，根据党的指示，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韬奋夫人沈粹缜还在内地，他们就找到了韬奋的二妹邹恩俊。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有一定的医药知识，也认识不少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务界的几个朋友给韬奋会诊，一致认为是癌症，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邹恩俊隐瞒了年龄，以他晚辈表亲的身份，陪伴侍候他。陈其襄摆出一副资本家的架势，以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出面担保，并和妻子陈云霞一起到医院照料。韬奋曾多次对陈其襄说：“我很清楚你这样关心照顾我，不是一般的朋友关系，也不是出于同在生活书店工作，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世界上最珍贵最高尚的同志间的革命情谊。”〔31〕
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他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痛苦，坚持放疗。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韬奋的半边脸歪了。他经常照着镜子，用诙谐的口吻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32〕这时韬奋的长子嘉骅、夫人沈粹缜先后来到上海。嘉骅住在蒲石路二姑家里（现长乐路786 号），一面到医院照顾父亲，一面在附近的大成中学继续上高中。沈粹缜则全天在医院里陪伴丈夫。韬奋把自广东梅县分别后的情况，以及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见闻，都告诉了她。
至1943年9月，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已经住了半年多了， 为了避免引起敌伪的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后改名剑桥医院，现延庆路18弄10号）继续治疗。这是戴笠亲信丁伯雄开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这时韬奋的病情又有了新的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他虽在病榻、病魔缠身，仍心系国事。10月23日他把自己反复思考的一些问题，口述出来，请在场的同事帮他记录。这就是韬奋生前最后一次《对国事的呼吁》。他首先指出：“当这民族的苦难快到尽头，光明的胜利临到面前的时候，国民党内反动派却变本加厉，策动对日妥协，调回大军围攻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阴谋，内战危机系于一发。”这“实是危害国家，荼毒人民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以全国人民的力量，全国舆论的力量，全国抗日党派的力量，以及海外数千万华侨的力量，共同揭露国民党内反动派的这种阴谋，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他再次呼吁，“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最后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绻念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故强支病体，以最沉痛迫切的心情，提出几个当前最严重的问题，对海内外同胞作最诚挚恳切的呼吁，希望共同奋起，各尽所能，挽此危机，保卫祖国。”〔33〕口述完毕，他伏在床上，就着床前放着的椅子，用毛笔写了他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他的字迹还是那样清秀，但笔力已不像平日那样劲健了。同月，他还向代表中共华中局从苏北根据地前来看望他的徐雪寒表示，希望病愈之后能很快回到苏北解放区去，并写了一封信请他带给华中局，信中说，“我死也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34〕他认为，中共领导的人民获得解放的地区，才是他归宿的地方。
11月间，敌伪已风闻韬奋在上海治病，照料他的曾耀仲医生也被三番两次传讯。韬奋只好从格罗疗养院搬到海格路善钟路口的瞿直甫医院（现华山路第五小学，华山路常熟路口），不久又从瞿直甫医院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德济医院（现延安西路地段医院，和平路15路）。
1944年初，因为用了麻醉药，韬奋的病痛比较稳定，便开始撰写《患难余生记》。每天早餐后，他拥被而坐，在床上放一个小木桌，全神贯注地伏在案上写作。他不觉手酸，也忘了病痛，天黑了也不肯停笔，甚至晚饭后在电灯光下还要再写一会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全凭自己的记忆，写出了五万多字。他尽量争取时间，“能写多少是多少，写一些是一些”，〔35〕直到体力实在不能支持了，才停下笔来！原计划，他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运动史》，他对沈粹缜说：“我虽在病中，也还一定要写。要把我这次看到的这么许多好的东西都写出来。把解放区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千百万读者，让他们看到那里是我们新中国的希望！”〔36〕
这时，徐雪寒受华中局委托，再次到上海来看望韬奋。韬奋高兴地和徐雪寒握了握手表示道谢，并迫不急待地说：“我看来是不行了，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赶出去，我却再也不能拿起笔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了！我的心意，我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党中央，我要求入党，请你代我起草一份遗嘱，也就是一份申请书，请求党在我死了之后，审查我的一生行为，如果还够得上共产党党员这样光荣的称号，请求追认我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37〕接着，他还说了一些对于抗日建国的重大政治问题的意见。要而不繁，若断若续。他是用了最后的生命的力量，说出这些出自肺腑的话的。
1944年2月，正当韬奋心力交瘁的时候， 日军谍报机关已知道他在上海治病，派出特务四处打探。如果继续住在医院里，很有可能发生意外。因此，生活书店的同事们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把他转移到新闸路泌园村（现新闸路1124弄）22号隐居，对德济医院说病人回乡去了。这里是生活书店浙江金华分店在上海的同事毕青哥哥的家。毕青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冒很大的风险，说服了亲属，挤出一个亭子间让韬奋住。韬奋搬去以后对毕青说：‘这一下我放心了，住在医院里不免提心吊胆。”陈云霞主动承担了一些护理工作，并找到她的同情革命的表姐林砚云每天来给韬奋打针，后来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韬奋在可靠群众的掩护下，避开了敌人耳目。
韬奋在沁园村住了一个多月，病情继续恶化，食欲渐减。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越来越小了。他自己也意识到病情在日益严重，很有可能突变，应当把必要的事情交代一下。他说，他死了以后，希望能将遗体解剖，或能对医学上有所贡献；他平生不治私产，妻子沈粹缜可以参加社会工作，贡献她的专长，长子嘉骅可专攻机械工程，次子嘉骝可研究医学，幼女嘉骊爱好文学，都希望给予深造的机会，使能为社会进步事业做出贡献。他还谈到二十多年来，他大约写了几千万字，早期的著作有缺点，和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不相一致，希望对他的著作能由他最敬佩的老朋友胡愈之全权决定取舍，加以整理。最后他饱含热泪地说：“我死之后，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的历史，如其认为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也望妥送延安，火葬后的骨灰尽可能带往延安。”〔38〕韬奋不讳言死，但从他的内心说，他多么希望活下去啊。他对毕青说：“假使我的病能好起来，我还要做几十年工作。”〔39〕
1944年4月，韬奋的生命已处于垂危之中。为了便于抢救， 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韬奋接进了他自己最近在祁齐路开设的上海医院（现岳阳路190号，徐汇区结核病防治所）。为了安全起见， 生活书店的同事们把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成“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韬奋的病情仍然每况愈下。6月1日深夜，他又突然昏厥过去。第二天，他赶紧召集亲友，口授遗嘱，“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40〕这时韬奋的幼女嘉骊也来到了他的身边，他为不能再见到次子嘉骝而感到惋惜。当时他还不知道，嘉骝已由生活书店的同事从桂林保护送到重庆，后来又由周恩来亲自带到延安，留在那里学习了。如果他能知道这些情况，他会感到莫大安慰的。有一天，他的神色特别清新，眼角流露着光芒，带着兴奋的情绪对沈粹缜说：“我要使我的病很快的好起来，让我好早些到延安去。过去在重庆，我已不止一次的告诉过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我虽然不会使用枪炮作武器，但是我能用锋利的笔尖，挑开国民党无耻阴谋的黑幕，号召民族团结起来，反对敌人，那时我还能起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助手的作用。我要在敌人的地区内坚持斗争，不愿就此离开。今天国民党已经对我发出了通缉令，黑暗势力愈加恶劣，敌人想制我死命，可是我不怕死，因此我要尽快到延安去，争取入党，我要为党多做一些工作……”〔41〕
1944年7月24日，一代文化斗士韬奋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韬奋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厝于上海殡仪馆，两年以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注释：
〔1〕〔2〕〔4〕〔5〕〔6〕〔7〕〔11〕〔12〕〔13〕〔14〕〔16〕《韬奋全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71、173、8、 33、274、304、305。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4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15〕《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1930年12月13日；6卷34期，1931.8.15。
〔9〕〔10〕《韬奋文集》第3卷，第73、77—78页。
〔17〕《韬奋文集》第5卷，第51页。
〔18〕〔22〕《生活》月刊7卷5期，1932年2月6日，第9期， 1932年3月5日。
〔19〕〔21〕〔23〕〔24〕〔25〕《韬奋文集》第4卷，第13、 49页，第5卷，第545—546、557—559页、第6卷，第517页。
〔20〕《生活》临时特刊，1932年2月20日。
〔26〕〔27〕周大度：《救国会》第9，128页。
〔28〕〔29〕〔30〕《韬奋文集》第8卷，第90—91页、第140页、第79—80页。
〔31〕〔32〕〔34〕〔35〕〔37〕〔41〕《忆韬奋》第507、506、93、224、288、224—225。
〔33〕〔38〕胡耐秋：《韬奋的流亡生活》第134—142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36〕沈粹缜：《忆韬奋》，《文汇报》1964年7月24日。
〔39〕俞润生“《邹韬奋传》天津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 页。
〔40〕穆欣：《韬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