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16世纪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2)_文化论文

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文化交流论文,中西论文,桥梁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中国工艺美术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16—19世纪中叶,由澳门起航经果阿到里斯本,再运往欧洲国家的中国丝织品、瓷器、漆器等商品,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品,深受欧洲人民的欢迎和称赞。特别是各国君主均酷爱中国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命令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经澳门入广州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运回巴黎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德国一些罗柯柯(Rococo)式的宫殿也以收藏陈列华瓷炫耀一时。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 Ⅱ)更醉心于中国瓷器, 在宫内专设玻璃橱窗陈列各色华瓷。有鉴于此,欧洲各国纷纷掀起仿造中国瓷器的热潮,并有专家对瓷器进行研究,撰写专著加以阐释和宣扬,使中国的工艺美术得以在欧洲广为传播和影响。1677 年, 法国人查尔丹(Chardin)在布撒诺开设瓷厂,仿造中国青花软质瓷。1717年, 在江西传教的耶稣会殷宏绪(Pierre d'Entrecolles),将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和开发瓷土。1768年,发现了类似景德镇的高岭土瓷土层,即设立塞夫勒瓷厂制造出硬质瓷器。1750年,英国在斯特拉福设立瓷厂,仿制出首批中国软瓷。1760年,又在博屋(Bow)建立“新广州瓷厂”,招收工匠300多人,利用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 仿制出中国硬质瓷器。 1752 年, 建立伍斯特(Worcester)瓷厂、罗斯托夫特(Lowestoft)瓷厂;德国的迈森瓷厂和法国的塞夫勒瓷厂,均仿中国瓷器的模式和图案工艺制造瓷器,而且制造瓷器的质量已接近中国瓷器。以致一些欧洲陶瓷史专家把罗斯托夫特制造的瓷器误认为中国制品,正如1763年的《牛津杂志》载文夸耀说:“中国瓷器和伍斯特瓷器可以搭配使用,毫无差别。”这说明中国的制瓷方法和工艺美术已为欧洲国家所掌握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不断仿制中国的漆器。1730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Robert Matin)独立仿制中国漆器,以蓝、红、绿和金色为底色,以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和牡丹花为图案,深受法国人酷爱。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宅邸的漆制家具全用此种有中国图案工艺特征的制品。 耶稣会士汤执中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漆器的工艺美术, 于1760年撰写和发表题为《中国漆考》论文,附有中国精美漆器图片多幅。英国商人为了满足英国人酷爱中国漆器的需要,先是到广州购买大块漆器运往英国,然后改制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甚至有时将英国的木制家具运来广州,请广州漆工师傅上漆加工,然后运回英国出售。18世纪的英国上层妇女以学绘工艺美术为时尚,绘漆竟成为女子学校的一门美工课程。也有不少专家研究中国漆器工艺。著名家具设计师汤姆·齐本达尔(Tom Chippendale)和海普尔·华特(Heppel White )设计和制造的橱、台、椅等家具,全部仿制中国式样,采用上等福建漆,绘刻龙、塔、佛像和花草图案,使英国18世纪的家具称为齐本尔时代。直到今天,还可看到英国家具保存着中国风格的痕迹。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William Chambers)到中国考察后,于1757年写成和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集》(Designs' of China Building,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 》)一书,向欧洲国家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家具、衣饰工艺美术。

中国的壁纸(墙纸)亦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经澳门运往欧洲出售,这种每幅通高12尺,阔4尺的墙纸, 上面绘有花鸟、山水和人物图案,甚受英、法国顾客欢迎。不久,欧洲国家也仿制中国墙纸,生产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墙纸,于1688年仿制成功。虽然如此,但英法所制墙纸仍逊色于中国墙纸。所以,直至1766年,英国仍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大批中国墙纸供其本国需要。今天伦敦古斯银行客厅内还保留着当年英国特使马卡特尼觐见乾隆皇帝后带回去的花墙纸,上面绘有302个各不相同栩栩如生的人物, 表现了极高造诣的中国工艺美术。中国丝绸的工艺美术更为欧洲人(特别是妇女)所艳羡。尤其是刺绣工艺在罗柯柯风行时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毡而代之,在法国,直到18世纪,里昂生产的丝绸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可见中国工艺美术在法影响之深矣。

(九)中国绘画和建筑术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中国绘画艺术对西欧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工艺美术。明清时期中国的山水、人物画成为欧洲著名画家的摹本。例如法国最杰出的画家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作品景色,常常仿照中国画的黯淡流云和纯朴山景构成画面中烟雾迷蒙的韵致,被人誉为深得中国作画六法之佳作。他所作《孤岛帆阴》一画,更是一派中国画风格。英国著名画家柯仁(John Robert Cozen)的水彩画,亦深受中国画风之影响, 他作画的设色山水,与中国画毫无二致,常常用棕灰作底色,再涂上红、蓝二色烘托。他作画时仿照中国画家好用毛刷蘸色和墨,以墨草图,使水彩画在欧洲初期发展时,就显出了特色。其学生特涅(Turner)等人的人物水彩画,亦继承他的笔法。另一名著名画家康斯保罗的作品亦受中国画之影响,其杰作《绿野长桥》一画,洒脱而出,一如中国江南风光。直到19世纪,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仍然受到中国画风的感染,常用中国的泼墨法作画。其中莫里斯(Malisse )尤以模仿中国瓷器工艺美术画见长而深受人们喜爱。

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对西欧国家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中国的庭园艺术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风格,更使欧洲的布置呆板、单调的园囿建筑大为逊色,因而欧洲国家纷纷仿照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建筑房屋或园囿,

蔚然成风。

德国华肯巴特河旁边的费尔尼茨宫(Phillnitz),开了按照中国式屋顶建筑的先河, 以后德国波茨坦和荷兰、法国、瑞士等国家也多竞相修筑中国式的钟楼、假山、石桥和亭榭。上述英国建筑,

威廉·查布斯在他所著《东方艺园》(《ADisertation of Oriental Gardening》)一书, 高度赞美“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实无与伦比。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象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0年,他为丘城(Kew)设计一座中国式庭园——丘园。园内有湖,湖中有亭, 湖旁有耸高163尺的十四层角形塔,角端悬以口含银铃的龙。 塔旁建有孔子楼,图绘孔子事迹,一派中国建筑风格。1763年,他把丘园的建筑撰写成专书《丘园设计图》(《Plans, Elevation, Sectionand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vey》)出版。另一建筑师哈夫佩尼(W·Halfpenny)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nmphal Arches,Gardenseats,Paling》)一书,系统地介绍中国庭园建筑艺术,使中国庭园建筑在英国日益完善,被誉为“中国式花园”。1773年,德国派出园林设计家西克尔(F.L.Sekell)亲自到英国研究中国庭园建筑后,于同年出版了温塞(Ludaig A.Unzer)所著《中国庭园论》(《ber die ChinesischenGartten》), 以示德国对英国所兴的中国式庭园建筑应迎头赶上之意。此后,卡赛尔(Kassel)伯爵在威廉索痕(Wilhelm-Shohe)建筑木兰村(Moulang),村旁小溪起用中国名字吴江(Hu-Kiang)。村中一切建筑风格和艺术均模仿中国,俨然江南苏州园林。中国庭园建筑艺术对德国的影响跃然可见。

(十)中国风俗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随着中国茶叶在广州经澳门出口贩运到欧洲国家后,中国饮茶风俗也西传欧洲国家了。

1610年,荷兰人从澳门贩运茶叶回荷兰后,揭开了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并在荷兰兴起饮茶的风气。1636年传至巴黎;1650年在英国伦敦,饮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1659年,饮茶传至俄罗斯的莫斯科。1685年,海牙有一位医生编写一本《奇妙的草药——茶叶》专著出版,系统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饮茶的方法和功能。1700年,英国桂冠诗人纳厄姆·泰特(Nahum Tate)发表了《饮茶颂》的文章,大力宣扬饮茶的好处,说:人们有了烦恼,总是去找酒神,哪知道多喝了几杯,烦恼未去而神志不清了。饮茶则不同,饮茶可以忘忧,而头脑仍然清醒。女王安娜(Queen Anne)也爱饮茶。诗人蒲伯说,女王陛下常在肯辛顿宫园闲坐饮茶。蒙塔果夫人(Mrs Montagu)是名女士中的人物, 也宣扬因为饮茶,社交活动更加有生气了,年老的变得年轻,年轻的更年轻了。(注:蒙塔果夫人:《书信与著述》,1837年版,第376页。 )于是,饮茶风气在欧洲国家兴起来了,成为时尚。中国茶叶更大量地自澳门运往欧洲,满足英国等国家人民的需要。据统计,17世纪,每年从澳门运往欧洲的茶叶为2万磅;到1769—1772年,增至200万磅;19世纪初又增至2000万磅以上。(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Ⅰ,p.295.)总而言之,18世纪以降,饮茶已成为英国等欧洲国家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和风气了。上至王公贵人,下至车夫百姓,均以饮茶为乐为荣。

由于中国轿子也作为商品从广州经澳门贩运到欧洲国家,乘轿也成为欧洲国家人们的一种风气和习惯。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贵族官吏出行均兴乘轿。轿顶围被的质料和色泽,还按等级严格规定,以示身份的高低和官阶的级别;轿身均以漆绘。流行于中国的牡丹、芍药等花卉均有漆于轿身,以示华丽。乘轿者多为贵妇人。但与中国乘轿略有些不同者,是抬轿夫不用肩荷, 而用手举抬, 法语之意是“抬椅”(Chaisea porter)。“抬椅”习惯还搬上舞台演戏, 1659 年出版的莫里哀(Moliere)的喜剧《风流妇女》,就有抬椅的场面。“抬椅”在法、 德、英、奥地利等国家一直流行,直至1861年,德国仍有保持禁止仆役乘轿的法令,可见乘轿风气影响之深远。

在16—19世纪中叶,作为中国优秀文化西传和影响欧洲国家的结晶,就是一批传教士翻译、编译或编著了大量中国古典经籍和著作传至欧洲国家出版发行,影响更为深远。据不完全统计,有70—80种之多。直至今天,这些著作仍不断地再版发行。(注:至于具体书名,限于篇幅,不一一举列,请参阅笔者的《澳门是16—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书。)

三、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传入中国

西方传教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他们遵循“到中国来传教,……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的原则,(注: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2册,王昌社译,第216页。)带来大量西方国家的书籍。如1620年金尼阁来澳门时,将“有装演(璜)图书7000余部”(注:杨廷筠:《代疑篇》,见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运经澳门入中国内地,至今仍有500多部保存在北京图书馆。这7000 余部书中“有水法之书,……有算法之书,……有万国图志之书,……有医理之书,……有乐器之书,……有格物穷理之书,……有几何原本之书。以上诸书,所非吾国书传所有”,(注:《徐文定公集》卷60。)而“传教士之得以在中国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数学”。(注:魏特:《汤若望传》第2册,杨丙辰译,第422页。)下面,我们即从数学开始,阐述西方国家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数学

前节说过,《易经》的六十四卦对魁斯奈创立近代数学有所启示。但中国近代数学和历法则又受到西方国家近代数学的影响。而近代数学经澳门传入中国则推利玛窦为首功。他最初辑著《乾坤体义》两卷;又于1606年口授,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6卷; 1607年,与徐光启合译《测量法义》;1613年口授,李之藻翻译《同文算指》和他与徐光启合著《测量异同》等书,“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是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始。”(注:钱宝琮:《中国数学史》, 第230页。)其内容包括笔算算法、几何学、平面几何、球面三角学、对数,等等。如《几何原理》6卷,“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 卷四论圆内外形,卷五、卷六俱论比例”;(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测量法义》一书, 介绍了勾股测量知识;《同文算指》论述比例、级数、开方等。《同文算指》还介绍了笔算的加、减、乘、除运算方法和验算方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所缺乏的。

继利氏之后,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于1631年口授,瞿式谷笔录《几何要法》,邓玉涵(Joannes Terrenz)著译《大测》、 《割圜八线表》;罗雅谷(Jacohus Rho)于1744年译《测量全义》、 《筹算》;穆尼阁(Nicolas Smogolenski)著《比例对数》、 《天步真原》;杜德美(Petrus Jartoux)著《周经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等书在中国出版,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从此之后,中国学者注意努力研究西方近代数学,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数学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数学近代化,出现了一批贯通中西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前期,从事研究西方数学的学者达112人,(注:诸可宝:《畴人传三编》。 )撰写不少中西结合的数学专著。例如,梅文鼎著有《筹算》3卷、《平面三角法举要》3卷、《孤三角举要》5卷、《方程论》6卷、《勾股举偶》1卷、《几何通解》1卷、《几何补编》4 卷;王锡阐著《晓庵新法》6卷; 李之全著《几何简易集》4卷;杜知耕著《几何论约》7卷;年希尧著《对数应用》1 卷、《对整表》1卷、《三角法摘要》1卷;毛宗旦著《勾股蠡测》1卷; 陈讦著《勾股述》2卷、《勾股引蒙》10卷;王元君著《勾股衍》; 程禄著《西洋算法大全》4 卷;戴震著《算经十书》、《策算》、《勾股割圜论》3卷;焦循著《加减乘除法》8卷、《开方开解》1卷、《释弧》2卷、 《释椭》1卷,等等。这些著作宣告中国古代“本土数学”时期即将结束, (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3卷,第114—115页。 )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天文学和历学

中国天文学和历学历史悠久,早就有“浑天仪”和历书。但中国历书需要年年制定,不够科学。利玛窦来澳门、肇庆、韶关、南昌、北京等地传教时,就带来有关天文、历法的仪器和书籍,如在肇庆时,他制作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报时器,又翻译刻印世界地图,并让广东人民到肇庆参观。在韶关时,又收瞿太素为学生,指导瞿仿西方天文仪器制作“天球仪(globes )、

星盘(Astrolabes )、

象限仪(Quadrants)、罗盘(Magneticboxes)、日晷等其他仪器”。(注:《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1553年至1610年日记》,第231—232页。)以后,利玛窦在南昌、南京、北京传教,又不断撰写天文学的教材,传播和宣扬地圆说,九重天论、四元行论、日大于地、月小于地和历法改革等理论。利玛窦于1605年著《乾坤体义》一书,上卷《天地浑仪说》详细地论述“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信教,日月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继利氏之后, 会士熊三拔(Subbathinus ds Ursis)于1613年口授,徐光启笔录《简平仪说》,周子愚、桌尔康笔录《表度说》,从理论上论证“地圆地小之说”。(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阳玛诺(Emmanue Diaz)于1615年著《天问略》一书,进一步论证地圆之说。会士汤若望更是以介绍西方天文学和历学著称于世,他先后著《古今交食考》、《西洋历则》、《星图》、《八线表》、《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16种天文著作,系统地向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知识,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制造了黄道经纬仪、 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天体仪等9种天文仪器, 改造更新北京现象台的仪器,并著《灵台仪象志》16卷,详细地介绍西方近代天文仪器的制作方法、用法和安装方法,编订《康熙永年历法》32卷,推算出康熙以后2000年的天文数据,为观测天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 200年间耶稣会士所著天文学著作50多种,制作天文、历法仪器34件, 说明西方天文学在中国传播影响之广深。

在西方近代天文学和历学的启示下,出现了万历年间修改《大统历》的动议和实践。 本来元朝郭守敬撰有《授时历》一书, 定一年为365.2425日,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仅差26秒,是14世纪初最先进的历法了,但到了明成化年间,宪宗实行《大统历》,却差误过大,影响农时。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于1613年向神宗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洞悉历算之学,携来彼国书籍极多,……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气节,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118页。)

同时,人们纷纷要求明政府吸收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1629年,崇祯皇帝批准修改大统历,任命礼部尚书徐光启为监督,李之藻为副(后因徐病改由李天经督修),组织李之藻、邓玉涵、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中西人士,在北京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成立“西局”,修改历书。至1635年完成,定名为《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历法书》,清朝时易名为《新法算书》。此书集西方天文、历学之大成,采用欧洲近代科学方法编成,是一部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法之蕴。”(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

清朝康熙皇帝更重视历法。他觉察旧历法不准确的弊病,便毅然决然采用西洋历法,并征召有西洋历法专长的耶稣会士恩里格(Chrislaian Herdtricht)、闵明我,徐日升(Thomas Pereyra )入京恭奉内廷,日夜轮流讲解西洋天文学和历法。同时,先后任用了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Ignatius Kogler)等15 位会士为钦天监监正和监副。在皇帝重视西洋历法的情况下,在知识界掀起一个研究西洋历法的热潮,涌现了一批中国的天文、历法学家和著作。如李之藻著的《浑盖通宪图说》,是为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洋近代天文学的著作。到了清朝康、乾时代,融贯中西天文、历法而著书立说的学者和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例如薛凤祚译穆尼阁著的《天学会通》、若游艺著《天经或问》、若揭著《写天新语》、江永著《翼梅》、王锡阐著《晓庵新法》、《历说》等,对近代中国天文学和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地理学和地图学

利玛窦在澳门及肇庆传教时,曾带来一幅《万国舆图》挂在卧室。肇庆知府王泮见之,喜其绘制之新鲜精巧,请利氏译为中文。利氏则据西文地图重新绘制,附中文注释,名曰《山海舆地图》。此是西方地理学、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始。1602年,利氏在北京为奉迎神宗之请,测量北京、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后,特别绘制一幅符合神宗心意的《坤舆万国全图》,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此为中国有世界地图之始。全图把欧洲经纬度绘画法,有关世界五大洲和五带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1605年,利氏又著《乾坤体仪》,除了继续从理论上阐述地圆、五洲、五带等地理学说外,还特别叙说四季和昼夜形成的原因。利氏在制图时所测定的经纬度与今天的数据相差无几,地球半径为6689公里,近似于今天的6378公里,其绘制的五大洲的国家译名、五大洲名称,其以南北极和南北回归线划分的五带气候等地理学理论至今不变,相袭沿用。其他耶稣会士如庞迪我(Did,de Pantoja)为神宗绘制的《海外舆图全说》;1623年艾儒略(Julius Aleni )撰著《职方外纪》六卷; 1674 年南怀仁著《坤舆全图》、 1672 年著《坤舆图说》; 蒋友仁(Michael Benoist)著《增补坤舆全图》等, 详细地叙述了各国的地理、物产、气候、风土、民情和阐述地质地理。据统计,在这200年间,耶稣会士著、画地理、地图书籍共43种,其中包括全中国地图一册,和蒙古、直隶、黑龙江、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南、河北、福建、浙江、江西、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两湖等分省地图17册。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创始。

在西方地理、地图学的影响下,康熙皇帝于1708年传谕会士白晋(Joach Bouvet )、 雷孝思(Joan-Bapt Regis )、 杜德美(PetrusJartoux)和费隐(Xaveruis Ehrenbert Fridelli)等人,和中国学者何国栋、明安图等组成测绘队,走遍全国各省,费时10年(1708—1718),使用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绘制成比例为1∶1,400,000的《皇舆全图》,亦名《皇舆全览图》。 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图。它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5卷,第235页。)该图于1718年由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欧洲制成铜版图41幅印行, 现沈阳故宫博物院有藏本,名为《请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可供阅览研究参考。1760年,乾隆帝又命会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蒋友仁等绘制《乾隆皇舆全图》(亦名《乾隆中国地图集》),比例为1∶1,500,000,共104幅,制作比上述《皇舆全图》更精密。同时, 显示了中国地图的绘制术走在世界前列的地位。所以时人剑华堂为此拍案叫绝:“呜呼!今日之天下,与古之天下异矣!……西人东来,地球图书,夫然后五洲之土地,数十国之名号,焕然而分呈。”(注:《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9。)说明当时西方地理学、地图学传入中国的成就,确实使中国人周知世界大势,拓展世界眼光。

(四)西医学和西药学

西医学和西药学传入中国是以耶稣会士在澳门办西医院为张本的。1569年,卡内罗在澳门集资“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注:《Lettere de 1575 dans Lettere》,p.215.)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也就是张汝霖所说的“医人庙”,(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即拉法医院(Santa Casa daMizericordia),又名白马行医院。该医院分内外二科,看内科者除诊脉外,还以玻璃瓶盛溺水验其色,以识其病根。所用药品皆为露汁,此为西药蒸馏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十分赞扬西药说:“西国用药法……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腑肌骨间也。”(注:转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第118页。)看外科者“有安哆呢, 以外科擅名久”,所用“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计;永片油以瓢计。”(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1755年,方济各会士也在澳门办了医院。(注:《文献丛编》第31页,见《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医生立温斯顿(John Livingstone)在澳门办了一间西医院;另一名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门办起了眼科医院,免费为眼疾者治疗,据说五六年间有6000名眼疾者得到治疗。

与此同时,英国医生詹纳从中国人痘接种医术中得到启发,试验牛痘接种成功后,于1781年—1880年撰文向中国介绍,其法是将牛痘之浆注入人体,使之产生防天花疫力而防止天花。到1803年,英国孟买总督赠给澳门东印度公司一批痘苗,首次在澳门试种牛痘,但未成功。1805年(嘉庆十年)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利用从马尼拉运来的另一批痘苗,再次在澳门种牛痘,取得成功,并撰文加以宣传。时适广州十三行商邓崇谦来澳门,将皮文译编成《牛痘奇书》出版。1805年(嘉庆十年),皮氏到广州行医,得十三行巨富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的资助,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施种牛痘,八日一次,计30年间种牛痘者达100万人。邱熹也奔走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专种牛痘。从此, 种牛痘甚多,正如《引痘略》一书所说:“凡间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注:《陈修园医书》(五十种)第1页, 邱熹:《引痘略》自序。)由于种牛痘效果显著,很快得以在全国传播开来。1828年(道光八年)番禺人潘仕成到北京,设痘局于南海会馆,由广东人余心谷主办,北京的医生争相来学习种牛痘技术。从此之后,种牛痘防天花之医术遂传播中国各地,深得民众的欢迎和赞扬。有南海人伍秉镛的诗为证:

人事补天天无功,天心牖人人乐从。

牛痘自种始夷城,传来粤海今成风。

等此批却道大窍,化尽险厄调鸣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

邱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

……

曲突徒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注:伍秉镛:《渊六墨妙诗钞》下卷。)

与此同时,西医生和西药学的理论亦传入中国。其首功者亦推利玛窦。他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撰《西国记法》一卷,其中《原本篇》“记含之至室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其次是邓玉涵于1620年抵澳门行医时已作临床病理解剖。次年,他以西欧解剖学始祖韦尔撒鲁斯(Andreas Versalius)的解剖理论为据, 著《人身概说》两卷,上卷介绍人体的骨、肉、筋、皮、筋络、脉、血、神经等50个部位;下卷介绍总觉司、口、耳、目、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言语等8个部位,所论生理器官、形态、部位十分详尽。 此为人体解剖学传入中国之始。之后,罗雅谷、龙华民合译著《人身图说》一书,系统的介绍了人体内的脏腑、脉络、溺液、妇女子宫、胚胎、脐络等28篇,和五脏躯壳21幅,成为上书的姐妹篇,使中国的人体解剖学知识日臻完善。到了康熙年间,西医学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1693年,玄烨皇帝先后患疟疾、唇瘤、心悸等疾病,耶稣会士洪若翰(Joames deFontaney)等用金鸡纳霜治愈其疟疾,又用西药医好其唇瘤和心悸等病。从此,康熙皇帝更加强了对西医、西药的信心。于是征召有西医专长的耶稣会士入宫充当御医,史称:

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脏弱,跳得很快,卧病儿死”。罗德先进药痊愈,遂荣任内廷御医。(注:阎宗临:《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载《扫荡报》(桂林)《文史周刊》第四期,1941年3 月19日。)

在西医生和西药学的传播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西医生和西医学家,以及中西结合的医生。例如王宏翰研究并吸取艾儒略的《性学粗述》、高一志的《空际格际》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西医学理论的精华,于1788年写成《医学原始》一书,是为中国最早的西医生和西医学著作;王清任接受了邓玉涵的《人身概说》和罗雅谷、龙华民的《人身图说》的人体解剖学的理论,于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两卷,论述了利用尸体解剖来验证病人生理和实施医疗措施,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理论和医疗技术,使中医更加科学化。

(五)物理学与工程物理学

西方物理学和工程物理学也是16—19世纪中叶由传教士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内容包括物理、机械、测绘、水利工程等。1627年,会士邓玉涵到澳门后,由他口授,王征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三卷,介绍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螺旋、斜面等近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起重、引重、转重等力学的应用方法。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著作,“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 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汤若望于1620 年携带新色望远镜来澳门,1626年用中文著《远镜说》一书,详细介绍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作工艺,是为西方近代光学传入中国之始。1634年邓玉函将望远镜送给崇祯皇帝,中国学术界为之震动。清初,望远镜在澳门已甚流行,屈大均记述:“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 《地语·澳门》。)在工程物理学的水利学方面,熊三拔于1612年著《泰西水法》6 卷,集欧洲近代水利工程学的精萃,第一次向中国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取水蓄水之法”。(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 )徐光启研究了熊氏本书,结合中国原有水利工程的知识,撰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卷12至20卷的水利部分皆依据《泰西水法》,更系统更实际地介绍了西方有关修筑水库的技术方法,创立了中国的水利学。

(六)建筑学与建筑术

西欧近代建筑学和建筑术之传入中国是由耶稣会士在澳门建筑教堂开始的。据统计,自1562年至1758年,耶稣会士在澳门建有圣保禄堂、圣望德堂、圣老楞佐堂等十大教堂。这些教堂多是“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引书。)的西方近代建筑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是圣保禄堂(大三巴)。整个教堂宏伟巍峨,富丽堂皇,气概非凡。前壁有16根石柱并列鼎上,高峰四层,金字屋顶,中心为大圆顶。是集中了中式与长堂式结合的建筑,既有古典建筑的艺术传统,又有新兴的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教堂虽然于1835年被雷击起火付之一炬,但前壁石牌坊一直巍然屹立,至今成为澳门的象征,供游人参观凭吊。清朝广东十三行商馆多仿此而建。而欧洲建筑术传至内地,则以圆明园中的长春园最为典型。他们把意大利和法国巴洛克建筑艺术浑然一体,如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有西欧建筑物12处,即大水法、谐奇趣、蓄水楼、花园门、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观水法、行亭、线法山、湖东线法画,各具特色,至为壮观。在这一典型的中国园林中,能看到凡尔赛和德·圣克劳式的大喷池,和巴洛克宫苑。这是世界造园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建筑物。所以,王致诚在1743年给沙达的信中,称赞圆明园是“万园之园”。乾隆皇帝为此景题诗序中亦称“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飞扇。冷冷瑟,非丝非竹,无籁遥闻,林光逾生净绿。”(注:向达:《中西交通史》,第95页。)1933年,漆固著《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是系统地介绍圆明园欧式建筑风格和艺术的专著,备受建筑学界的重视和推崇。

(七)语言学和音韵学

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不采用字母拼音制。耶稣会士为解决传教中汉语不易掌握的困难,利玛窦和罗明坚于1584年编写了一本《葡华字典》,运用罗马字母拼音方法,在每个汉字旁边,注上罗马拼音,见其字即能读其音。这是以西文拼中文汉字之始。利、罗两氏所注罗马拼音,共有26声母,43韵母,4“次音”,5字调符号。每个中文字,注有声、韵两字母,标明清平、浊平、上、去、入五声符号,(注: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以便西人学习、掌握便利。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一书,是以拉丁字母拼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3卷, 是更系统地用罗马字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全书3编,第一编是“译引首谱”, 第二编是“列音韵谱”,第三编是“列边正谱”。其编排是按形、声、义为序:“首册言文字学及译者之大意;次册是依字之音韵排列华字;末册是从字之边画排列华文,而以西字拼其音。”(注: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第321页。)本书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 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方以智著《通雅》一书中的《切韵声原》一章所附的音韵图表,四次直接引用《西儒耳目资》。民国初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语言学家,倡导以罗马字母拼音方法来注音汉字,与此书的罗马字注音汉字不无关系。

(八)哲学和伦理学

1605年5月,南京教案发生, 耶稣会士高一志被沈逮捕押回澳门居住两年,高氏在澳门静心著《斐录(哲学)汇答》(2 卷)和《空际格致》两书,宣传火、气、水、土宇宙四大元素的哲理。是为西方希腊哲学传入中国之始。艾儒略于1673年著《性学粗述》一书,论及灵魂、知学、心梦、哲学、心理学等哲学原理。特别是傅讯际于1628年、1631年与李之藻译、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 前书介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后者介绍伦理观。这是西洋哲学传入中国最系统的哲学著作。

(九)美术

利玛窦初抵澳门时,带来一幅天主象和二幅天主圣母象,并于1600年作为礼品呈送明神宗。此为西洋美术传入中国之始。时人顾起元将这些宗教画与中国画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西洋画是用一种透视方法作画,具有与中国画不同的优点和特点,他向利玛窦请教,利氏回答是:

中国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象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象与生人亡异也。(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

这就是西洋画立体感强,人物栩栩如生的奥妙。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更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郎世宁还口授,由数学家年希尧撰写了《视学》一书,向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洋画透视法的知识和技术,(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引书。)使中国美术别开生面。例如,明末福建人曾琼采用西洋透视作画,重墨骨而后傅彩加晕染,使得写照传神,独步艺术,形成江南画派的写实手法。至康熙年间,钦天监官正济宁人焦秉贞和冷枚、唐岱等人亦效西洋透视法作画,出现了一派中西结合的画派风格。以后民间美术受西洋美术影响者亦屡见不鲜。如1747年刊本《西厢记》所付版画,即题名“仿泰西笔意”;《红楼梦》第29回,说到玛紫英向贾府求售的《汉宫春晓》屏风画,也是吸收了西洋透视法而画出的中国画,别具一格。

(十)音乐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是随耶稣会士传入澳门始。王临亨记述:

澳中夷人,……制一木柜,中置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名;一人拨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注:向达:《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载《北平图书馆刊》第10卷第5号(1936年)。)

当时澳门的教堂中还流行一种演奏风乐的风琴。史称:

三巴寺楼有风琴,藏革椟中,排牙管百余,联以丝绳,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鸣鸣自椟出,八音并宣,以和经吹,甚可听。(注:王临亨:《粤剑篇》卷3,《外夷志》。)

这是西洋的大型乐器。还有利玛窦初到澳门时,带有西琴一张,其结构“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注:《续文献通考》卷120。 )后到北京即作为礼品送给神宗,还特意编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宋对西琴甚感兴趣,特派乐师4人学习弹琴。 利氏还送给神宗一种“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注:冯时可:《蓬窗续录》,转引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册,第3页。)的铁弦琴。除利氏外,当时的会士如徐日升、德理格等亦精通西洋音乐。康熙初年,南怀仁向玄烨推荐徐日升,玄烨即于1674年派人到澳门请徐氏到京入内廷供职,曾以能仿奏中国乐曲而获赐锦绸。玄烨喜欢西洋音乐,于是又迎请德理格入宫教授皇子学习西洋乐理。史载: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鸟、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明明白白说与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注:《康熙与德理格》,载《扫荡报》(桂林)1941年4月23日, 《文史地周刊》。)

于是,德理格在宫廷供职5年,专向皇子教授西洋乐理。 今天的音乐所通用的“1、2、3、4、5、6、7”七音符, 即沿西洋音乐传入的六音而来。德理格为教授皇子乐理,于1713年与徐日升合著《律吕正义》三编,上编为“正律审音”;下编是“和声定乐”;续编是“协韵度曲”。其中续编卷一,专论西洋音乐的乐理,特别是着重介绍西洋音乐五线谱的编制和唱法。此为五线谱传入中国之始。因为康熙皇帝喜爱西洋音乐,于1699年在宫廷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西乐团,由徐日升任首席乐师。

此时,西洋音乐的管弦乐器和管弦乐也传入内地了,而且在各地教堂流行一时。赵翼曾详细地记述北京天主教堂盛行管弦乐的情形,说:

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须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罄、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注:赵翼:《檐曝杂记》。)

为了进一步发展管弦乐,有些耶稣会士用西洋乐理作中国曲子进行演奏,可谓中西结合。例如,魏继晋、鲁仲贤曾谱写成16首中西音乐相结合的乐曲和歌词,为宫廷演出。1760年,意大利会士曾组织一个乐队,在清廷中演奏当时风行罗马和全欧洲的普契尼编的歌剧《赛乞娜》。

以上是16—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形。而其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则反映在传教士所撰写的各种著作中。据不完全统计,此一期间,传教士在中国撰写、翻译出版的各种科学文化著作共达187部之多,其中明代出版102部,清代出版85部。

综上所述,足可见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广阔与规模,而澳门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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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16世纪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2)_文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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