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小传
贺雪峰
贺雪峰在办公室
我1968年6月生于湖北荆门农村。1987年考入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生物科读专科，大学毕业回荆门当中学教师，1992年到湖北教育学院脱产进修，1993年入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攻读政治学研究生，师从张厚安教授。
1987-1989年在黄冈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时，兴趣由理转文，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广泛涉猎各类社会科学著作，撰写若干报告，如：《改组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单元》《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途径》《中国政治体制新设计及其原理》。遗憾的是，大学期间虽然读了不少书籍，却没有老师指导，读书不成体系，没有获得正规的学术训练。
大学毕业后回家乡当了多年中学老师，1993年有幸进入华中师范大学读政治学研究生。因为专业基础薄弱，读研期间将学习重点放在系统阅读上面。当时计划用两年时间系统阅读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经典著作。我用了大约一年多一点时间阅读经济学，接近一年时间读政治学，在结束经典阅读的尾声也读了一点社会学著作。在张厚安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题为《村级组织制度安排与创新》的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整理后发表在几家期刊上。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再次回到家乡工作，先后在中共荆门市委党校和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当教师。1998年开始了持续20年的农村调查，至今累计驻村调研时间应该超过1500个工作日，除少数边疆地区以外，在全国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进行过驻村调研。
应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教授的召唤，2001年调入华中师范大学工作，担任徐勇教授助手，并在2002年破格晋升教授。2002年与徐勇、吴毅等人在《浙江学刊》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提出三农研究三原则：“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形成了后来被学界所称“华中乡土派”的研究风格与基本主张。
2004年底与吴毅、董磊明等人从华中师范大学调入华中科技大学， 创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至今。2017年年底担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同时创办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多年来特别注重人才培养，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正在登上学术舞台，也正在成为华中乡土派的主力。
青少年阶段的价值观塑造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当前社会中有很多压力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教师必须要了解这些压力的来源，从社会的角度分析其根源，并采取合理的措施，才能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当前全国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家庭均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主要是家庭中青年子女进城务工经商，中老年父母留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代际分工模式。
2005年开始持续组织大规模农村调研，称2005年为“调研年”。此后年年都是调研年。2018年更进一步开展调研会战。我主持的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十多年累计驻村调研达6万个工作日，平均下来我们团队每天都有10人以上驻村调研。
1997年我在《广西社会科学》第6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村级组织的制度安排与创新》。1998年自己开始长时间调研，这一年发表了7篇CSSCI论文。1998年是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第一年CSSCI统计数据，当年在《光明日报》刊登介绍文章，入选1998年政治学学者发表CSSCI论文前十，首次感觉到学术好像离我没有那么遥远。
那个时候的农村人，一辈子能盖上一处房子已经是大事，几间祖屋就是几代人生活的居所。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家里房子，帮工的邻居对放学回来的他说“黑健儿，我们这可是给你盖房子呢，过几年你娶媳妇得记得我们！”黑健翻了个白眼，“才不是！我长大了要盖高楼！”顿时引起一阵大笑，有赞许也有不屑。村里人没想到，这一句话，十几年后便成了现实，再回到村里，一些长辈一脸欣慰地说“臭小子，从小就喜欢盖房子，如今真的能天天盖楼房了！”
1999年继续调研。这一年在CSSCI期刊发表11篇论文，成为小有影响的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这很出乎我的预料，并强化了我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与决心。1999年应邀参加北京大学王汉生教授主办的“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与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较正规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首次见识以孙立平、王汉生为首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团队的实力和魅力。这次会上，孙立平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提出“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是我第一次目睹“实践社会学”的模样。这个时候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确实是非凡的，我也受到北大社会学的很大影响。
自然质量分运算包括“因素法”与“样地法”，具体操作中常采取“因素法”。“因素法”的运算前提是“立地条件”、“土壤环境”以及土壤管理效果等多种因素指标。这类指标能够比较全面的体现耕地质量级别情况，但这类指标信息的采集却要消耗大量人力与物力，难以实现及时动态测定。而且，有些指标是在长时间地质过程与耕种环境下出现的，在无更大的自然和人为因素影响时是比较稳定的，能够在第一次采集基础信息后削弱对它们的及时动态测定。
2001年在湖北荆门主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学术会议“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讨会”，会上结交了很多终生的朋友。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来参加了这次会议，比如苏力、孙立平、张静、秦晖、曹锦清、张鸣、景跃进等等，也有很多年轻学者参加了这个研讨会，这些人后来也成为国内学界研究三农问题的重要学者，如吴毅、吴重庆、董磊明、罗兴佐、吴理财等等。
2001年底调入华中师范大学成为徐勇教授的助手，一方面继续开展全国调研，一方面协助徐勇教授建设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徐勇教授支持下创办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研究生读书会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三农研究人才。
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可能是零碎的、片面的、混乱的、有矛盾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经过分析、处理和判断才能使之完整化、真实化、系统化，才能用于临床[7]。例如一位老年患者到口腔科门诊，主诉“牙痛”。口腔科医生做了详细的口腔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就诊断“神经痛”。该患者到另外一个医院口腔科门诊，医生发现患者不是牙痛，疼痛部位在颞颌关节处，每当咬合时发生，而且咬合时可以听到声响。遂诊断“颞颌关节炎”。
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中国土地制度最根本性的规定是宪法上将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并且消灭了土地私有制，也就消灭了土地食利阶层。中国现行土地制度是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所形成的土地制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土地制度。
2002年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和仝志辉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引起学界关注。
2003年在湖北荆门农村的一次集体调研
2003年出版两部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著作，一部是《新乡土中国》，一部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新乡土中国》的影响超过我的预期。2013年修订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重印了七八次。《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也将在近期由生活书店再版。
1998年到2003年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村民自治。2002年在《社会学研究》发表《论民主化村级治理的村庄基础》，2003年出版《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一书，研究重点转到对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
2007年开始关注农民家庭和农村价值问题，价值问题就是农民为什么活的活法问题，农民生活世界的意义问题。进入2000年后农村变迁加速，农民价值问题凸显出来。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到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构成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线索。
因为长期在农村调研，2004年前后注意到不同农村地区存在的巨大差异，逐步形成关于中国农村南北区域的认识，提出“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这个概念，依据村庄结构差异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中北三大区域。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在2008年出版的《村治的逻辑》和2017年出版的《南北中国》两书。
新工科学生应具备的知识、技术能力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健康与安全工程、人工智能、ICT 知识与能力，跨学科、设计思维、制造活动与过程的专业技术知识。而这些知识、技术能力的获得，课堂教学仍然是主要的渠道。改革教学模式，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并不是弱化课程教学的地位和作用，相反，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课堂授课效果，科学组织课程教学突出工科课程教育的重难点应该是下一步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根据工科专业课程连贯性较强的特点，可以借鉴国外工程教育的办法将这些专业课程安排在相对统一的时间内组织教学，使学生能够在较为集中的时间内进行集中学习、消化、吸收、思考、实践与研究。
2008年北京小康论坛
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好我一直关注乡村建设且自2002年一直主持湖北六个村的乡村建设实践，在2002年还写过一个长篇报告《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兼论乡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便将与乡村建设有关的文章汇编为《乡村的前途》一书，2007年出版，后来就比较关注三农政策问题了。《乡村的前途》一书封面语目前看来还是有点意思，照录如下：
2013年出版《小农立场》一书，主要收集了关于农业经营的一些评论，认为中国未来数十年小农户很重要，老人农业是常态，也很重要。2019年中央下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应该是对小农立场的肯定。2016年出版《谁是农民——三农政策重点与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道路选择》一书也讨论了同样的主题。
在这60多篇文字中，我试图提出一个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新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建农村生活方式，提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文化感受力，让农民可以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③对水泵各项指标数据，在现场测得几项重要数据后依据水泵的使用情况、使用时间及当地水质情况，对照水泵型号表才能正确取得。采用水量实测的方法现场测得水泵每小时的实际出水量，采用三相异步电动机依据电流表的实测电流量除以2得到功率的方法获得水泵的实际功率，通过水泵说明书或水泵扬程标牌及询问管理人员等方式获得水泵扬程。
我希望重建田园牧歌的生活，希望温饱有余的农民可以继续享受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可以继续享受家庭和睦和邻里友爱，可以继续享受陶渊明式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休闲与情趣。劳作是有的，却不需要透支体力，消费是有的，却不一定奢华，闲暇是有的，却不空虚无聊。
这是一种强调主体体验和人际关系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农民不一定特别有钱，却可能因为有生活的主体体验而生活充实。
2017年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如何理解乡村振兴战略成为重要的政策问题，也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为了赶热闹，我将最近两年所写有关论文汇编题为《乡村振兴诸问题》，即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乡村体制、农业发展、精准扶贫、农村低保、农村文化、信访制度，都是重要的政策问题，这些年也都有一些思考，写有多部著作，比如2012年出版的《组织起来》，2017年出版的《农业发展与乡村治理》等。
我的画：流淌的水波纹是汇合？是守望？生命侵透在湿润的大气中彼此言说。我尝试用符号来串联、焕发出某种背后的思虑。
在较大频率范围内声速不会随频率发生较大变化，也就是说超声与可闻声波的传播速度是接近相同的，超声波在介质中的反射、折射、衍射、散射等传播规律和可闻声波相同，较一般声波相，超声波具备更好的定向性，并且具备穿透不透明物质的属性。超声在一般流体媒质(气体、液体等)中的传播理论已然较为成熟。
从图2看出，黄土高原植被覆盖呈东南地区高西北地区低的变化趋势。植被覆盖较高的地区为燕山-太行山山地落叶阔叶林生态区(Ⅰ-10)、汾渭盆地农业生态区(Ⅰ-11)和秦巴山地落叶与常绿阔叶林生态区(Ⅰ-15)，该区多为暖温带以及温带湿润气候，处于迎风坡，多地形雨，降水充沛，水热充足；植被覆盖度较低的地区有内蒙古高原中东部典型草原生态区(Ⅱ-1)、内蒙古高原中部-陇中荒漠草原生态区(Ⅱ-2)和内蒙古中部草原化荒漠生态区(Ⅱ-3)，这些地区由于多为草原及高山草甸或荒漠景观为主，生态环境脆弱，加之地理位置为内陆深处，远离海洋，湿润水汽难以到达，降水和气温成为影响其植被覆盖度的关键性因素。
2011年在湖北英山调研
2012年开始频繁到长三角地区调研，先后到上海、江苏、浙江调研十余次，形成了关于长三角的若干认识。也大致在2012年开始到珠三角调研，形成了关于珠三角的若干认识。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农村已经工业化，绝大多数农民脱离农业进入二三产业，农村成为沿海城市带的内在组成部分。东部地区已经工业化的农村与中西部传统农业型农村内在逻辑渐行渐远，也就逐步形成了一个与《南北中国》大为不同的《东西中国》。
长期调研，除写调研报告和研究论文以外，也写了若干调研随笔。2003年出版的《新乡土中国》就是早期写作的调研随笔。2008年出版《乡村社会关键词》，2017年出版《最后一公里村庄》《治村》，都是所写调研随笔的汇编。近期还有两部调研随笔即出版，书名初步定为《进城与返乡》《基层治理内卷化》，前者主要是对城乡关系的观察，后者主要是关于基层治理的讨论。
中坚农民。在城市化背景下，越来越多农户家庭全家进城，让渡出大量农村获利机会。有一些不愿或者不能进城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开办小作坊、当经纪人、提供农机服务，可以从农村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这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就成为农村的中坚力量。“中坚农民”在农业生产和农村治理诸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半熟人社会。最早是1999年在江西观察村委会选举提出的一个概念，后来主要用于解释村庄规范弱化，传统熟人社会解体后农民行动的逻辑。半熟人社会这个概念的重要性还在于反观传统熟人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围绕半熟人社会，吴重庆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
2008年土地问题变得很热，看到很多不靠谱的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开始研究土地问题，并先后在2010年、2013年和2017年出版了《地权的逻辑Ⅰ》《地权的逻辑Ⅱ》《地权的逻辑Ⅲ》系列论著。
乡村利益共同体。主要用于解释取消农业税前县乡村干部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县乡政府为激励村干部完成国家税费收取任务，往往会默许村干部搭车收费，并对有能力完成税费收取任务的村干部采取保护型措施。村干部完成任务获得提成，县乡政府默许村干部获得与完成任务难度相适应的利益，因此形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乡村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就会加速三农形势的恶化，造成基层治理内卷化。
分利秩序。在国家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围绕资源展开的争夺中形成的一定程度的均衡。
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在村庄熟人社会，不同地区农民有不同层次的自己人单位。一般来讲有三个层次的自己人单位，最内部层次是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第二层次是五服之内的血缘关系，再次是同祖同宗关系。在华北地区，农村五服内的认同很强烈，形成以五服为单位的小亲族群体。在华南地区则普遍存在聚族而居的大型宗族。在长江流域以及东北地区农村，农民个体家庭之上的所有认同都比较弱，不能成为强有力的行动单位。
2002年开始连续五年主持召开“中国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2005年开始与李昌平联手主办“县乡干部论坛”，2018年在河南信阳召开了第十届“县乡干部论坛”。通过高级研讨班和县乡干部论坛结识了很多学界和基层工作的朋友。
医疗人才与其他行业相比，培养周期长、 投入大，医疗工作者工作强度大、风险高[11]。我院针对医务人员的特点，建立了完善的职工职业生涯计划，为职工个人发展提供充分的自我增值机会和职业上升空间。通过完善的培训及进修体系，提高员工自身素质和知识技能，建立公平竞争的选人用人制度，合理配置、因岗设人。如“1351”人才计划；登峰、青苗人才遴选上报；215高层次卫生技术人才学科上报；医院组织的青年人才出国进修计划；利用“海聚工程”人才政策平台，吸引海外优秀人才等。
在创建调整区域之后，我们还可以使用画笔工具对调整范围做更精细的手动修改。首先使用快捷键Y打开蒙版叠加显示，以便于观察当前工具的影响范围，接着选择画笔工具，然后在画面中涂抹修改径向滤镜的调整范围。绘制时，可以使用快捷键]与[修改画笔的大小。
从事学术研究20年，有一些个人认为具有一定重要性的发现，提出了若干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概念。自己认为比较重要的概念有：
负担不重的人。农民最重的负担是上有老下有小。当一对农民夫妻，父母已经去世，子女已经成家立业，他们既不需要赡养父母，又不需要抚育子女，劳动收入仅仅是养活自己，而且他们身体还很健康时，他们就是农村“负担不重的人”。这个时候是他们人生中最轻松的退养时期。“负担不重的人”是建设乡村最重要的力量。
低消费、高福利。当前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闲暇生活质量不高的问题。通过乡村文化建设，可以提高农民之间的联系紧密度，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即使消费水平没有大幅度提高，也可以通过改善人际关系、提高闲暇生活质量，让农村老年人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
代际剥削。中国农民普遍将子女成家当成自己的人生任务。为了完成人生任务，父母需要长期积蓄，以为子女成家准备经济条件。当前中国农村尤其是华北地区，父母普遍要为子女成家准备高额彩礼甚至还要在城市买房、买车。与父母在经济上给子女巨大支持不相称的是，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却往往十分薄弱，造成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子女应尽赡养义务之间的不匹配，形成了子代对父代的代际剥削。
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本体性价值就是农民关于活法的定义，是终极价值层面的。社会性价值就是在社会竞争层面产生的价值。随着现代性不断侵蚀，注入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终极价值越来越弱化，失去本体性价值支撑的社会性价值就容易变得畸形。
对目标数据样本做处理后，就可以进行数据的综合分析，从而得到电机下沉的趋势。综合分析的考虑因素和原理如下：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当前城乡体制中形成了对农民的保护型结构，即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城市资本却不能自由下乡。当前城乡体制保留了农民进城失败的退路，是一种保护农民的城乡二元结构。
2014年在海口召开的中国城市规划年会做主报告
饱和经验法。经验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深刻全面理解经验，办法就是反复到经验中浸泡，不断发现经验的意外，在不断进入经验的过程中形成对经验由表及里、由外到内的深刻认识。
经验质感。经验是一个整体，也是一种抽象。有质感的经验必定是“包含了具体的抽象”，“具有结构的整体”。长期饱和经验训练就可以形成经验质感，有了经验质感，就可以具备将现象还原到本质的能力，也就具备了做好经验研究的能力。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循环与小循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强调规范化和学术对话。存在的问题是，对话对象往往脱离中国现实语境，失去了研究的自主性。以学术对话为基本模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处理与经验关系时，经验只是用来作为论据的材料，经验本身并非目的，其研究路线为理论-经验-理论，从理论出发再回归理论。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我称之为社会学科的小循环。此外还有一种研究进路，从理解经验出发，形成理论解释，再回到经验中验证，研究过程中使用各种理论资源，研究路线为经验—理论—经验。这样一种研究模式，我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大循环。目前中国社会科学最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是通过社会科学大循环，形成正确的学术问题意识，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大厦的基本骨架与格局。只有有了有效大循环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小循环才可能有正确的方向。
2017年 8月的一次内部研讨班作报告
还有若干重要的判断或者论述，比如：
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2002年提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劳动力的蓄水池”，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大量农民工返乡并未造成社会普遍担忧的不稳定问题，充分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
返乡是农民的基本人权。提出返乡是农民的基本人权，理由是农民进城可能失败，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若农民可以返乡，他们就比较容易依托土地重建自己在农村的体面生活。之所以中国城市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农民可以在进城失败时返乡。返乡是农民的一种权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两化深度融合的基础上，以“互联网+”发展为先驱，中国制造业发展瞄准了智能制造。总结日本在发展智能制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引以为戒，将有利于使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少走弯路、错路，更好地促进我国智能制造发展，促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成功实施。
基层治理的不出事逻辑。2010年在调研中发现基层治理中出现了比较普遍的卸责行为，概括为“不出事逻辑”。
基层治理中责权利不对称原理。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下级“权小、利少、责大”的制度安排，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快速转型时期，上级很难对下级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上级试图通过不对称的责权利安排来调动下级尤其是基层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学术研究是一个长线工作。最近20年一直主张呼啸走向田野，主张“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展望未来，除了继续走向田野以外，还将重点加强理论整合的工作。建立与中国大国崛起相匹配的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都有责任。
[作者简介] 贺雪峰(1968-)，男，法学博士，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武汉 430072)。
标签：师范专科学校论文; 湖北教育学院论文; 小传论文; 学术论文; 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论文; 1968年论文; 中学教师论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