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民本思想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本论文,述评论文,中国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胎息于《尚书》，孕育于孔子，而成于孟轲荀卿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被儒家作为治国安邦、约束君权、德化君臣的指导思想。尽管民本思想经常遭到尊君思想的“围剿”和专制君主的压制，但它依然如奔腾不息的江水，浩浩荡荡地从远古涌向近代，并成为“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基础和衔接点”以及“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料。”（注：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4页。）
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源远流长，又深入人心。如孕育了许多像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之士，更造就了像黄宗羲、孙奇逢、李颙那样的“从道不从君”的思想者和读书人。正因为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故备受治思想史、哲学史和中国历史者之青睐。尤其是20世纪百年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出发，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并对其性质、特征、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百年来的民本思想研究实际上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论到史的历史发展过程。对民本思想的发掘整理和理论探索，既折射出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思想精粹的依恋情结，又反映了他们追求民主政治和面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时所取的一种审慎和严肃的科学态度。
一、民本思想的宏观审视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可谓千头万绪，异彩纷呈。从宏观上来审视民本思想，既有历史的考察又有理论的透视。近百年来民本思想研究由此可分为历史和理论两部分。
从历史演变这个角度研究民本思想，其表现形式为民本思想发展史，重在民本思想的起源、产生、形成、发展、变异等方面的研究，意在找出民本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从纵向的角度给人以历史感。萧公权有这方面的研究：“先秦以来之政论家，发扬‘民为邦本’之学说者虽不乏人，然以近代之语述之，彼等大体只知‘民享’、‘民有’而未知‘民治’之政治。……民本者未实现之理论，而专制为不可否认之事实。……故古代民本思想，乃不完全之民权思想，其去近代民主政治之观念，实有若干距离。就大势言，明清两代政治思想之贡献，即在逐渐放弃专制天下之观念，而达到近代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之境地。”（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5页。）在他的眼里，民本思想萌芽于夏、商、周三代，形成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消沉于秦汉乃至唐宋，到了元明之际，民本思想又突然兴盛起来（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5页。）。
如果说萧公权先生的民本思想研究只是在自己的政治思想史专题内展开的话，那么，金耀基的民本思想之史的分析就显得格外集中而突出。他认为：“吾国因有民本思想之澈上澈下，第一期与神权政治交融，乃成为有‘神之主在民’的观念之‘神’、‘天’合一的政治；第二期与君权政治结合，乃成为有‘君客民主’的意识之开明专制；第三期与民权政治汇流，乃成为有‘四万万人皆做皇帝’之新思想的民主政治。基此，吾人若谓中国五千年来之政治为民本思想做根底的政治，非不可也。”（注：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93页。）
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民本思想的，在国内亦代不乏人，但是，专题性的民本思想研究尚不多见。试观近百年来的海内外学术界，确有不少学者从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社会史等不同的角度，对民本思想亦作过相应的探讨，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谢扶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史》；杨东莼的《中国学术史讲话》；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等，虽不是民本思想的专题著作，但都不同程度地对民本思想进行了史的考察和质的分析。如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对民本思想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使我们对民本思想有了比较完整和深刻的印象（注：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从理论上理解民本思想，也不失为一种宏观审视的方法，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民本思想的总体认识。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陈顾远的《中国政制史上的民本思想》，丁守和的《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冯天瑜的《中华元典精神》，韦政通的《中国的智慧》，张岱年主编的《中华的智慧》，孙广德的《我国民本思想的内容与检讨》，刘述先的《文化与哲学的探索》，陈胜粦的《民本主义论纲》等论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于民本思想的内容、性质、特征、作用、影响、意义等方面的理论分析和整体把握，而且侧重点倾向于古代。如韦政通虽然涉及到民本思想的起源、性质、内容、特征、演变、作用和意义，但总体看来仍欠具体和深入（注：韦政通：《中国的智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5页。）。冯天瑜对民本思想的探讨，既广泛又颇具新意。他从民本和尊君对立统一的角度，论述了民本思想的起源、内涵、性质、作用、意义和转换，使我们对民本思想的认识由表层到深层，由简单到复杂（注：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81-491页。）。但是，由于不是民本思想的专题研究，故说理多于描述，思辨多于实证，民本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在近代的走势，以及民本与民主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
相比之下，陈胜粦的民本思想研究更注重史论结合和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从林则徐民本思想研究开始到“民本主义论纲”的发表，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旨趣。《民本主义论纲》一文从理论思辨的高度结合具体的历史材料，对“民本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民本主义的内涵及其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作用，民本主义对中国近代民主思潮发生和发展的影响、民本主义对近代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制约等问题”进行了宏观上的审视和探索（注：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第587页。）。他认为“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时代已萌芽、出现；民本主义形成为思想体系，则在汉晋唐时代；到明清日趋完善。鸦片战争以后，民本主义开始与近代民主主义相衔接”（注：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第588页。）。显然，陈胜粦是站在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的高度，对民本思想作了一次历史的和理性的鸟瞰。
诚然，从宏观的角度审视民本思想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他们对民本思想的探讨，既非兴之所至，亦非理性使然，而是出于研究或阐释某一历史问题的需要，他们的真知灼见也就因此而湮没于主课题研讨和阐释的枝枝节节之中。
二、民本思想的内涵
民本思想的内涵，涉及到民本思想的定义、起源和内容、性质、特征等问题的认定。
首先，什么是民本和民本思想？梁启超比较早地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并认为民本思想乃我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胡适虽然看到古代重民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但没有明确地称其为民本思想，也未能指出民本思想与民主和民权思想的区别（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通常情况下，把重民思想和仁政主张称为民本思想或民本主义，并无不妥之处，故杨东莼在《中国学术史讲话》一书里亦称重民思想为民本主义。金耀基认为“凡为生民立命，凡为天下著想之精神，即是地道的民本思想。”（注：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页。）这种对同一思想的不同称呼，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别，但亦反映了人们对民本思想缺乏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和统一的认识。
那么，民本主义的内涵又是什么呢？金耀基认为：儒家民本思想之第一义是以人民为政治之主体；第二义为天之立君既然为民，则君之居位，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君与民之间存有双边的契约关系；第三，儒家的民本思想在于得民养民为君之最大职务；第四，民本思想重“义利之辨”；第五，民本思想又离不开“王霸之争”；第六，民本思想还涉及到“君臣之际”的互约关系的认定问题（注：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8-12页。）。王得后认为：古代民本主义包括民养、民服和民愚三个方面的内容（注：王得后：《鲁迅心解》，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页。）。台湾孙广德认为民本思想主要有尊重民意，重视人民地位以及安民保民养民教民等项。所谓尊重民意，就是认为为政须观民心的向背，政治措施须合乎人民的意思。所谓重视人民地位，就是认为在一国之内，甚至整个天下之中，以人民为主，以君子或天子为客。所谓安民，就是不扰民，不以暴政虐民。所谓保民，也就是卫民，使人民免于外来的侵害。所谓养民，就是消极地或积极地谋人民生活的解决。所谓教民，就是对人民加以教导感化，使其明是非善恶，知人伦道德，以免除刑杀，或少用刑杀（注：孙广德：《我国民本思想的内容与检讨》，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社会科学论丛》1988年3月30日第36辑抽印本，第3-22页。）。韦政通则认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大抵有以下六种涵义：（一）民为邦本；（二）民意即天意；（三）安民爱民；（四）重视民意；（五）民贵君轻；（六）革命思想（注：韦政通：《中国的智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2页。）。朱义禄把民本思想归结为四个基本观念：一是民众为国家的根本，二是立君为民，三是民贵君轻，四是爱民富民（注：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冯天瑜认为民本思想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第二，民意即天意，民心即圣心；第三，自民众中选贤举能以用之；第四，安民、重民（注：冯天瑜：《近世民主的民族文化渊源》，载冯天瑜著：《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邓小军则认为民本思想包括民贵君轻、君权有限合法性、君臣关系相对性三大组成部分（注：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陈胜粦认为，民本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构成部分主要有三：其一，“民”在“邦”、“国”中之地位与作用；其二，君主、政权与“民”之关系；其三，“固本”与“宁邦”之关系与固本之措施（注：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2页。）。田广德亦认为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为：(1)尚德治，倡仁政；(2)得民心，顺民意；(3)爱民；(4)利民；(5)取信于民（注：田广清：《和谐论——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265页。）。尽管学者们对民本思想的内涵说法不一，但大都肯定民本思想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思想体系。
在分析民本思想的内在结构和具体内容时，学者们不期而然地顾盼到民本思想的性质和特征，并在与民主思想进行比较分析的同时，凸显了民本思想的独特个性。金耀基认为“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有of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the people)的一步。”（注：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时报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60页。）萧公权早就指出：“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5、87页。）柳诒徵曾认为：“吾国先哲立国要义，以民为主，其立等威，辨上下，亦以为民、而非为帝王一人或少数武人、贵族纵欲肆虐而设。故虽未有民主立宪之制度，而实有民治之精神。”（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03页。）胡适亦认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具有民权思想的意味，却没有什么民主民权的制度（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韦政通也肯定地说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貌似而质异。冯天瑜认为，“兴起于晚周而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界不是一种论证主权在民和民众自我治理的学说，它与民主主义之间颇多扞格，从内容到形式都难以自然发展为民主主义。”（注：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页。）“民本学说在本质上不是民本位理论，而是君本位理论一种明智的，眼光远大的君本位理论。”（注：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1997年版，第279页。）丁守和亦持相同的观点（注：丁守和：《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24页。）。赵吉惠说：“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思想又是不同的。其主要不同之外在于：思想主体不同，思想前提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以君为主体，治国当以‘民为邦本’……民主思想则是以人民为主体，人民治国，人民在国家政权中当家做主人。民本思想以人治为前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民主思想以法制为前提，以高度发达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商业经济为基础。因此，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仅仅包含民主思想之萌芽，还不是民主思想”（注：赵吉惠：《国学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陈胜粦更从理论层面上对民本思想的实质与特征做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近代民主主义有着质的区别：民本主义以君为本位，依靠圣君贤相，‘为民作主’；民主主义则以民为本位，实行民主自治，‘由民’作主。民本主义属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治民’之术；民主主义则属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是资产阶级所需要建立的‘民治’之制。民本主义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的；民主主义则以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目标。”（注：陈胜粦：《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93页。）
不难看出，百余年来整个学术界对民本思想的内容、性质和特征的认识有一个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从早期对民本思想的直观把握到后期的理论层面和历史层面的探索，民本思想的真实面貌逐渐为人所知。尤其是在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热情，而且也深化了人们对民本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
三、民本思想的作用和影响
民本思想于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有何作用和影响，同样见仁见智。
梁启超认为：“我国有力之政治思想，乃欲在君主统治下，行民本之精神，此理想虽不能完全实现，然影响于国民意识者既已甚深，故虽累经专制摧残，而精神不能磨灭。”（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金耀基认为：“盖中国之政治，自秦汉以降，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局面，但总因有浓厚的民本思想之影响，遂使君主专制的政治弊害得以减轻和纾解。”（注：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页。）冯天瑜说得更明白：“民本学说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效用。在古代，民本学说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一种比较富于人民性的思想，成为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士人的精神支柱，……另一方面，民本学说作为一种替君主长治久安设计的政治方案，又为历代统治者所用，构成君主专制政治的补充物和装饰品。……到了近代……一些以施行民主政治为己任的先进中国人站在近代民主主义的高度，重新审度传统的民本学说，将其批判专制君王的言论阐扬为反君权思想；将其重视民力、民心、同情民众疾苦的言论阐扬为民权思想。……在这一意义上，民本学说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点。……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格局的特殊形态和发展进程的曲折坎坷。”（注：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页。）陈胜粦也认为，“民本思想不仅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料，渗透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而且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更深的层面上制约着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注：陈胜粦：《民本主义论纲》，载《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增订本），第596-597页。）
还有一些学者亦在自己的研究专题内不同程度地对民本思想的作用和影响展开了讨论。如龚书铎在《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一书中就多处谈到民本思想在近代社会的影响问题，认为民本思想固然与民主思想存在着质的差别，但它对于近代思想家接受民主观念仍然具有积极意义（注：参见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9页。）。如张岂之、陈国庆在《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一书中对民本思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评介。徐宗勉和张亦工等在《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一书中，也注意到民本思想对近代民主思潮勃发的影响。胡滨、宝成关等在研究“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的问题时，更对民本思想的潜在影响做了必要的分析和评价，肯定了民本思想在近代社会思潮变迁中的作用和意义（注：参见胡滨主编：《西方文化和近代中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宝成关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更有如熊月之、丁守和等从民主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个角度出发，探讨了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民主思潮的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注：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丁守和：《民主科学在中国的命运》，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版；徐宗勉、张亦工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另外，一些从事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学者，对民本思想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注：参见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萧萐父等：《中国哲学史》，1986年出版；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章开沅等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彭明等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丁伟志等：《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不过，他们感兴趣的或注意的不是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和社会作用，而是由于民本思想在他们讨论某一专题的过程中无法回避。但从总体上看，对民本思想的作用和影响是肯定多于否定，想象多于研究。
四、民本思想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回顾百年民本思想研究，可以明显感到古老的民本思想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青睐。民本思想的内容、性质、特征、作用、影响、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方方面面，在百年来学术界的不断发掘整理、探幽发微、阐释论证下，逐渐显露出她本来的面貌。但是，民本思想毕竟源远流长，千头万绪，不可能一览无余，更不可能简简单单地盖棺定论。事实上，由于学者们的立场、观点、方法、知识、能力、兴趣等方面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误读民本思想的现象也就时常发生，研究方向上的迷失和总结反思上的挂一漏万也就在所难免。
首先，从研究的侧重点上看，人们大多把注意力投放到古代中国民本思想的探幽发微上，而较少关心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从已知的民本思想研究状况上看，研究成果最集中的也主要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整理与研讨，近代民本思想虽有论列，但零散而粗浅。50年代以前的梁启超、胡适、萧公权、陈登原、陶希圣等人的民本思想研究是如此，50年代至70年代的海内外学者的民本思想研究莫不如此。金耀基先生虽然注意到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的民本思想及其作用和特征，但注重点仍然在古代那一漫长历史时期的民本思想之流变，对民本思想在近代中国的表现及其命运并没有系统和全面的论述。国内学者如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及翦伯赞主编的《中国通史》等，他们关注的仍然是古代民本思想的性质和作用，对于近代民本思想同样是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化热”和思潮研究的兴起，民本思想研究在民主思潮研究的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但是，到目前为止，真正较为完整的近代民本思想研究方面的论著尚未问世。有关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或杰出人物的民本思想研究，虽然也发表了不少论文，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如学者们对林则徐、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等的民本思想等所做的论述就颇有新意，但是从总体上看，近代民本思想的研究仍然没有在广度和深度上实现新的跨越。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百余年的民本思想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的研究：一为动态研究，重考据、重文献、重传承、重发展演变；一为静态分析，重文本、重思辨、重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前者重史的研究，从纵向上把握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后者重质的分析，重在“论”，从静态的角度对民本思想作全方位的透视和价值评估。从过去的研究来看，论的部分大过史的部分，理论思辨多于史实考证。见之于文字的因而多以思想史、哲学史为特征，也就是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体认民本思想，这种研究必然以论带史或议论多于叙述，其结果也就难免趋于抽象或脱离史实。侯外庐等著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虽然史的成分较大，但民本思想在古代和近代的发展脉络仍不够清晰，议论多过叙述和考证。在具体的方法运用上、采用了比较方法、阶级分析方法、定性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但史学常用的考据和实证的方法没有一贯到底（注：张岂之认为，侯外庐著作具有思想史与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特点，尤其注重理论思辨与逻辑分析相统一，考据方法与实证方法相结合。见《五十年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把史和论结合起来形成厚实的民本思想研究虽然一直为学界所提倡，但并没有形成一种风气和潮流。萧公权和侯外庐、金耀基和陈胜粦等海内外学者追求的就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但在民本思想研究方面步其后尘者寥寥无几。运用历史研究方法，钩沉史事，考镜源流，把思想史与学术史、社会史以及多学科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思辨与史实考证相结合的民本思想研究，无疑是深化中国民本思想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再次，从研究民本思想的动机和目的上看，百余年的民本思想研究，可以分为求真、求用和求善三种动机类型。以求真为目的的民本思想研究，倾向于史事和史实方面的考据，以及史论方面的言之有物，重在弄清民本思想的起源、产生、发展、变化和传播等基本事实，给人以历史感和整体感。如侯外庐、萧公权、金耀基等的研究，就比较有代表性。以求用为目的的民本思想研究，重在探讨民本思想的价值和意义，倾向于民本思想的性质、内涵和作用方面的研讨，目的在于解读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给近代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勃兴以一个合理化的说法，或给追求文明进步的现代社会的人们以一种历史理性的暗示和启发。代表性的学者有刘述先、徐复观、殷海光、冯天瑜、熊月之等。他们要么是借民本思想研究来说明古代君主专制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要么是借民本思想研究来强调近代民主思潮的独特性和先进性，或者干脆出于政治思想研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需要，而不是为了纯学术的民本思想专题研究。以求善为动机的民本思想研究，侧重于民本思想的内涵、功能和作用等问题的剖析和评价，目的在于弘扬传统文化和儒家德治与仁政的政治理想，或者在传统政治思想中寻求推进民主政治的动力资源。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丁守和、陈胜粦、韦政通、刘泽华等，他们在求善的动机驱使下，将民本思想研究逐渐推向史论结合，成为通古今之变的有用之学。
最后，从民本思想研究的资料发掘、整理和出版来看，近百年来学术界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较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为深化民本思想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最早对中国历代民本思想进行资料发掘和注释的应为刘师培和林獬。他们合撰的《中国民约精义》所辑选的语录就包括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与主权在民本思想相近的民本思想或重民思想；（二）与社会契约论相近的君臣、君民通功易事的思想；（三）反对君主私天下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四）反对君主专断的法治思想（注：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该书所收录的虽然不完全是民本思想的内容，但大致反映了中国古代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概貌。稍后有梁启超、胡适、陶希圣、侯外庐、蔡尚思、萧公权、钱穆、金耀基、徐复观、冯天瑜等学者，他们亦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诠释，为民本思想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比较完全的民本思想研究资料，有的均是散佚在中国文化元典中的只言片语，至于深藏于帝王将相、士大夫和民间百姓中的民本思想观念，以及典章制度中的重民思想，则几乎没有人去搜集整理，更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和科学解读。至于文学作品，如小说、诗词、散文、戏曲、歌谣中的民本思想，虽然少数有心人注意到了（注：如龚书铎在《中国近代文化探索》中就注意到文学作品戏曲中的民主思想和民本思想的内容；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一书中对乡间戏曲和民间文学中的民本思想进行了分析。）但是很少有人去作细致的梳理和研究。事实上，除了正史和“中华元典”中蕴藏着大量的民本思想资料外，野史、文学作品、戏曲、民谣等亦包含有民本思想的内容，并且比正史和元典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因而同样不能熟视无睹。民本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无疑有赖于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深化民本思想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发掘和整理有关民本思想的资料，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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