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历史飞跃及其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发展史上究竟有过几次飞跃，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对于目前流行的两次飞跃论、三次飞跃论和四次飞跃论（参见高放：《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究竟有过几次飞跃》，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6年第2期），笔者均不表示赞同。 原因在于这种种说法都不是从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学说、运动的统一体本身的发展变化着眼，而是把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作为划分标准。这就难免受到唯我所用的思维方式的诱惑，甚至陷入实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误区。
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伴生物，社会主义迄今已有400 多年的发展史。在前300多年里， 社会主义主要是以一种思想学说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形式今天仍然存在。不过，20世纪的社会主义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由于从理论领域进入了实践领域，社会主义的形式显然不同了，内容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简言之，社会主义从“一声痛苦的呐喊”和“对正义精神的呼唤”变成了解除痛苦的现实努力和追求正义的切实行动，从社会的反叛者变成了社会的改造者和治理者。因此，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中真正的飞跃只有一次，就是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社会主义理论同劳工运动的结合，并以后者作为主要体现形式。这次飞跃是从思维到现实的飞跃，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社会主义实现历史飞跃的关键因素。显然，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一种分析社会的方法，它的实践指向是随处可见的。恩格斯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并认为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因为有了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投身这一事业视为自己的毕生使命。如果没有这种明确的实践指向，很难想象马克思主义会成为19世纪后期蓬勃兴起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唯一理论表达和指导思想。一般说来，劳工运动并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社会主义也并不一定是劳工的理论，早期更是如此。即便是在二战以后，这一点还可以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和中、南欧国家普遍存在的基督教民主主义工会运动中得到说明。但是，马克思却在19世纪中后期完成了劳工运动与社会主义的主体结合，马克思主义成为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共同的代表性的理论表达。毋庸置疑，这对于两者的发展都产生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社会主义正是通过内化于劳工运动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即所谓“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劳工运动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载体，使社会主义得以对现实社会施加实实在在的影响。进而，社会主义运动从非法到合法，从非主流到主流，从反叛社会到治理社会，在本世纪中叶刮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旋风：西方国家蒸蒸日上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东方国家成就赫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交相辉映，从殖民主义枷锁中挣脱出来的新独立国家也纷纷打出社会主义旗号。一时间，社会主义选择成为大势所趋。可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深刻危机也正是在这凯歌行进般的发展中同时积淀的。先是社会主义的纯粹性受到实用性的挑战，继而社会主义原则被肢解和歪曲，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一步一步陷入困境。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分析。通常，一种科学的学说用以指导现实的运动，必须首先把它通俗化、公式化，以适应“外行的”群众的理论水平和接受能力。哲学指导运动，庸俗化是不可避免的，真正发挥作用的必定不是其中最深刻的哲理，而是可以作为“语录”背诵的最浅显的道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遭到后来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不同方式的歪曲，其深刻的理论根源正在于此。这一点，早在30年代就被一些社会主义理论家所察觉，并提出警告。例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托·鲍威尔就曾这样深刻地分析道：第二国际以考茨基正统主义的通俗解释和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起为两根支柱，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在欧洲大陆工人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活动在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方面的巨大成功却不得不以这一科学理论遭到歪曲和简单化作为代价。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正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它认真进入广大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民阶层中时必然要发生的萎缩所造成的同样必然的结果。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针对内部的简单化和外部的攻击而完整无缺地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将它继续发展，使之与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并由此出发去把握马克思以后出现的大量未解决的问题。
从方法论上讲，鲍威尔的上述分析是有启发意义的。可问题在于，一种社会运动的拓展决不是在思维的空间进行，它时时刻刻受着现实力量的制约。这一点正是社会主义运动后来在很多方面被迫背离原则的实践根源。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是逐步从在野走向执政，东方国家诉诸暴力，西方国家通过竞争。尽管方式截然不同，执政后的具体表现有天壤之别，但社会主义政党从现存社会的反叛力量成为与社会共荣的政治实体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原则取舍要与自身的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一致。于是，本是主要作为劳工运动而存在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广泛得多的社会改造运动，不但要考虑社会上众多阶层和阶级的利益，而且要处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以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实践的丰富多变消磨着理论的体系完整，事务的繁杂开始吞蚀原则的纯粹，越是现实成就赫然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明显。所以，二战后一段时期，东欧和亚洲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西欧各国政坛也纷纷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把持，社会主义的实践仿佛一遍兴旺，可这种兴旺对于作为理论和实践整体的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来说，却无异于一次回光返照似的跃升。此外，由于各自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同，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充满激烈的争论和不可逾越的派别界限。理论的探讨因为不同的社会主义者现实立场的不同而黯然失色，大多沦为对自己实践活动的辩护和对对方行为的攻击。相反，社会主义实践上的低潮往往有利于真正严肃的理论探讨。分析马克思主义派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柯亨就认为，苏东剧变从政治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从理论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谈到这里，事实上已经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如何评价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和独立左翼人士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大军在20世纪的历史作用。毫无疑问，如果没有20世纪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上的努力，社会主义远没有今天的声势。无论是当初的“痛苦呐喊”和“正义呼唤”，还是后来的“使整个官方发抖的强大的党”，（恩格斯在1893年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9页）社会主义都还只是社会的非主流， 它对社会的影响只能从反面施与。可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已成为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一股决定性力量。甚至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世界力量格局，就是围绕社会主义的兴衰而展开的。当然，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进步，至少不能单独代表这种进步。
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成就只是针对他们治理社会的效果而言的，若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就未必了。把社会主义从现实社会的异己力量导引到共生力量，从理想主义导引到实用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是最积极也是最卓越的推动者。他们自称“资本主义病床旁的医生”，可显然不是那种世人需要的祛病驱魔的良医，而类似于有钱人雇佣的保健按摩师。可以说，目前欧洲左翼力量面临的被动局面及其被迫向右翼的“趋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民主党人为了谋求执政或保住执政地位而向右翼投降的结果。他们同保守党“共谋”，分享政治权力，放弃了左翼运动历来的思辨优势，不敢就各种社会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主张，或囿于日常事务的局限而失去了提出主张的能力。不断的政治磨损而无理论的创新，最后必然走向实用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走向毫无思想特色的党派竞争。对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自己也不讳言。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拉封丹就曾经说过，社会民主党在作为执政党期间，放弃了乌托邦，放弃了自己的基本概念，这实际上意味着放弃了希望，因为左翼没有乌托邦将一事无成。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突出意义在于，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牵引下，向着与现存社会完全妥协的机会主义道路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的时候，它本着对人类理性的充分肯定，就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为人们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尽管今天仍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列宁和马克思相比，在政治上是进步，在理论上是倒退，但十月革命的首创精神，它对当时明显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巨大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建构新社会秩序的希望，是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的。革命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产物，它是解决最尖锐矛盾的社会大地震。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善于把握革命时机并领导革命取得胜利，这对于富有历史责任感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考验。列宁经受住了这个考验，因而赢得了历史的尊敬，被思想家们誉为“恢复了人类良知的人”。至于苏联后来毕竟还是解体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模式完全失败，个中原因是复杂的，决不能归咎于列宁和他领导的革命。当初，列宁有一个明显的想法，就是先夺取政权，再发展经济和文化。可是，要在一个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巩固一个本该以先进的经济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其艰巨性是不难想见的；而要让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薰陶的人民和他们同样没有经过这种薰陶的领导者一起，迅速发展和完善旨在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其重重困难更是超乎预料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现实的矛盾而忽略理论的创新，或者为了解释现实的行为而歪曲理论的真义，乃至做出种种悖理和变态的事来，都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取向。对于苏联东欧演变，恐怕应该多从这方面作些分析。
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外，独立左翼人士作为某种学理存在，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当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声音是很微弱的；而当社会主义运动面临困境，他们的分析便显示出独到的深刻来。或许正是应了“旁观者清”的常理，独立左翼人士几十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剖析成了苏东剧变后世界性的理论大反思中最有见地的主流观点。他们的作用的这种凸显，预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理论创新阶段。
二
社会主义从学说阶段到实践阶段的飞跃，现在已经到了予以扬弃的时候了。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的现实表明，由于世界局势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自身失误，各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已经无法胜任自己昔日确定的历史角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须为自己开辟新的天地，而这一历史进程的起点当是理论的创新。只有经过否定之否定，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理论，再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社会主义才能赢得新的生命力。返回思辨，由此成为社会主义在现代社会的突破口。
葛兰西曾经指出，真正有生命力的哲学运动，应当是“在研究着科学的、一贯的、较常识为高的思想的同时，决不忘掉同‘普通人’保持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找到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来源”。（葛兰西：《狱中札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13页）作为新社会主义突破口的返回思辩，自然也应遵循这样一种方法论原则，而不是要让社会主义返回书斋，游离于现实之外，变成经院式的学问。可现在的问题恰恰出在反面，即没有“较常识为高的思想”，而不是缺乏“同‘普通人’保持联系”。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已经受到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的严重侵蚀。超越它们成为我们的紧迫责任。要求现实运动要有理论感，至少同要求理论思维要有现实感一样重要。
政治实用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为了眼前的好处而忘却真正的目标。这种现象在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就社会民主党人而言，执政本应是手段，却被当作目的而推崇。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政客化、官僚化，已经遭到来自各方的非难。党内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社会运动的崛起则可以看作是这种非难的一个突出的外部表现。社会主义仅仅被当作一种传统的标签，它的批判锋芒已被剥夺或消磨殆尽。于是，在社会民主党人的纲领原则和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他们自认为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因为对改造社会来说，不执政便一事无成。事实上，在作出了过多的妥协之后，执政照样一事无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当首推密特朗的所谓“法国式社会主义”，随着左翼向右翼的步步退让，到头来“密特朗没有改变法国，而法国改变了密特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体现自己的独立存在价值，与其丧失原则，勉强执政，还不如充当积极的议会反对派，对于社会的正向调节更有意义。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实践中，政治实用主义主要表现为对所谓“政绩”的片面追求，似乎只要上了一些大项目，搞出几个高指标，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其实不然，在东方落后国家诞生的现实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更需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解，更需要有长眼光、大手笔。否则，将误入歧途。即便经济一时搞上去了，社会也会被糟蹋得不成样子。
技术实用主义是我们身之所处的高科技时代在精神上的一个副产品。现代人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思维习惯，凡是接受一件新事物或反思一种旧传统，都要有意无意地问一句：“科学不科学？”显然，科学技术已如水银泄地般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们价值判断的一个通用标准，似乎凡是科学的，或是技术上有用的，便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也被一些人曲解为技术革命的直接产物，曲解为技术要求的社会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则被从“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角度予以理解和阐释。其实，社会主义作为人类优秀文化的一种继承，决不应该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在物质与精神的融汇贯通中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总体改善。德国社会学家布鲁赫施泰因认为，人类文化自产生以来便包含了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科学文明”和“文学文明”。科学文明体现为人类认识、评价、改造、利用外部世界（特别是自然界）的活动，以及通过这种活动所积累的知识和技能；文学文明则意味着人类为探索自身的存在价值，求得精神的自由和发展，寻找美与和谐而从事的活动，以及在这种活动中所创造的成果积淀。两种文明本应是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理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作为。可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正日益变成这样一种景象：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发明的引诱和推动下，生产、交换、消费……组成一股浩浩荡荡的物质流，碾过意蕴丰富的人类文化的丛林，披荆斩棘，势不可挡，开辟出一条不断向前延伸、向外拓展的大路，路两旁的一切都被卷入其中，从近到远，无一可以幸免。当然，在今天，发展科技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的绝对命令”，它不但为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所必需，而且接受科技本身也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一项主要内容，社会主义自然不能逆此历史潮流而动。但是，作为一个批判性的建设运动，社会主义是不是也应该同时呼唤人类精神的地位、思想的价值和理性的生命呢？须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社会主义追求的真谛。
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作为当代左翼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对传统左翼运动失去思辨优势和批判精神的反抗，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类因滥用技术能力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片面追求技术进步而导致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泛滥的抵制。它坚决反对“在一个按技术官僚统治方式组织起来并由技术决定的社会中使各个个人平均化、佚名化和贬值化”，这其实是对政治实用主义和技术实用主义双双擂响了战鼓。因此，新民主主义是应该从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等种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中吸取养料的。拉封丹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必须超出政治左派的两个社会势力和平共处的范围，而形成一种“共生”。无疑，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关注新的社会问题，吸收新的社会力量，才能使自己长葆青春活力。
可以肯定，由苏东剧变引发的社会主义理论大反思，将成为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飞跃的开端。我们不妨引用邓小平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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