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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资本流动的基本态势
我国是一个转型国家，金融制度一直处于变革之中，这种变革无疑会对资本流动性产生影响。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本流动性一直比较低，但在1992年以前有一个明显的较快的上升趋势，在1992年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微小的下降阶段，至1995年又呈现一个稳定的缓慢上升趋势。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进程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改革前，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对资本账户进行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开放，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之前我国资本流动性出现了较快的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除了1994年实现了汇率并轨、1996年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等措施外，1998年以后只是在原有法规基础上进行规范和完善，金融体制未见较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采取的计划审批、数量控制为主的严格的直接管理措施一直没有放松，限制外国对华证券投资和国内对外投资，所以资本流动性仅呈现一种稳定的缓慢的上升过程。即便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对资本流动的监管也没有明显的加强。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政府一直对资本的流出和短期资本的流入限制措施本来就很严格，在内外经济均衡发生较大冲突时期，监管当局只是对个别以前已经放松的资本项目重新实行严格管制。例如，2002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了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我国，为了控制国内金融机构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对外负债，监管当局对借入外债开始实行规模管理，2004年6月监管当局制定了将外资银行和中资银行短期债务规模限制在经营资本5倍以内的限制措施。
另一方面，在1982-1986年间，我国直接投资指标稳步缓慢上升，在1986-1996年期间急剧上升，1997年以后逐步下降，这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开放程度迅速提高。实践表明，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我国的开放程度甚至超过了一些OECD国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证券投资所占比重不高，却一直比较稳定，并在总体资本流动性指标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1982-1996年期间其他投资所占比重比较稳定，1997年后波动程度较大。同时，从数据可以看出，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从1994年开始逐步下降，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比重逐步上升，这种变化与我国资本项目管制逐步放松直接相关。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账户开始了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开放。从交易项目看，我国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B股，以及我国在境外上市H股、B股等外币股票和境外发行的外币债券，但限制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购买A股、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同时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货币市场工具、居民向非居民提供商业信贷、金融信贷、担保、保证和备用融资便利等交易活动基本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这些不受限制或较少限制的项目占我国资本交易项目的一半左右，居民在境外购买、出售或发行资本市场工具、衍生工具等仍受较多限制，但仅占资本交易项目的四成左右，严格管制项目仅占一成。可见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速度加快了，开放的程度明显提高。
相关数据还显示，1992年之前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较小，不超过GDP的2%，1992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各种外汇管制的放松，1994年人民币在经常项目的部分可兑换到1996年底全部可兑换，为资本外逃提供了便利，资本外逃的数量快速增加，1998年达到高峰。近年由于我国经济强劲增长以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资本大量回流，使我国资本外逃规模逐步回落。我国对资本管制的措施主要是直接的行政管理，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的管制。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官方统计数据体现的资本流动在下降，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逃所体现的资本流动份额在增加。
二、政策建议
1.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我国资本市场和引进国外资本的同时，适时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形成资本双向流动的合理格局。从我国资本流动性的总量指标（资本流入流出的平均值占GDP的比重）以及4个分量指标（外商对华投资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值占GDP的比重、证券投资平均值占GDP的比重、其他投资平均值占GDP的比重及非官方统计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来考察，可以发现，1997年以前，从总量规模上看，我国资本流动性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在1997年以后，资本流动性呈下降趋势。同时，在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各分量指标中，直接投资所占比重一直较大，1996年后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所占比重则开始上升。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徘徊不前甚至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外商直接投资占到一半左右的港澳台投资经历1991-1993年的高速增长后，基本达到自身的最大投资能力，港澳台投资基本保持稳定。并且，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等等，进一步使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放慢。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所占比率仍然较低，这与我国采取渐进式开放资本市场的政策相适应。与我国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和大力引进国际资本形成反差的是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很小，适时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不但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结构、降低保持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和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也有助于形成资本双向流动的合理格局，协调内外经济的均衡。
2.尽管我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但是难度正在加大，部分政策逐步失效，管制成本逐步上升，因此应该尽早探索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总体上看，我国的资本流动性非常低，这是我国政府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和体现，也表明资本管制确实对资本流动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实现经常账户完全可兑换以后若继续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则资本外逃就难以控制。从总量资本流动性的分析也可以看出，自从1996年人民币在经常账户可以自由兑换后，非官方统计的资本外流急剧上升，甚至在一段时间内远远超过此前一直占较大比重的FDI；而且，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找到在1997年后我国资本管制加强对我国资本流动性影响的证据，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资本管制效力已经下降。考虑到资本监管的成本正处于上升之中，所以逐步放松资本管制就成为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因此，应尽快构建在较高资本流动性条件下的应急机制，降低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以及探索在资本流动性逐渐增大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和合理搭配的机制。
3.必须坚持资本项目的稳步开放。出于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机制、融入金融全球化、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化解贸易中的冲击与摩擦、提高资本管制有效性等方面的考虑，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具有其必然性。但是，对于资本项目开放到底应该采取激进方式还是渐进方式，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所有亚洲新兴国家中，我国的资本流动性是最低的（国内市场利率大概只有12%左右由国际市场利率变化引起，相对来说资本流动性很低）；除了韩国以外，其他国家国内利率的变化既不是完全由国内货币市场决定，也不是完全由国际货币市场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深受其害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韩国资本流动程度远远高于我国，这显然跟当时各国资本市场开放程度有密切的关系。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实行“先短后长”的资本账户开放次序，短期外债过快的开放速度使韩国资本流动性高于我国。泰国于1996年前几乎取消所有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印度尼西亚选择“先资本账户，后经常账户；先资本流出，后资本流入”的相对激进的资本账户开放模式，这些激进措施必然使其资本流动性较高。我国的资本账户开放基本遵循“先经常账户，后资本账户；在资本账户内部，先长期资本流动，后短期资本流动；在长期资本的范围内，先直接投资，后证券投资；在所有形式的资本流动中，先资本流入，后资本流出”的渐进开放次序，其结果是较低的资本流动性。当资本流动性较高时，迅速流入一国的大量国外资本会增加该国货币供给，短时间内使本币面临强大的贬值压力，在固定汇率制下，该国必须保持名义汇率不动，这会导致本币高估，危害贸易及国内资产价格，进而影响经常项目的贸易收支，从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的进攻，如果在攻击中政府无法保持汇率不变，汇率狂泻，那么国外资本会大量撤出，其后果可能是一系列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以及金融危机。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的我国对资本的流出管制严于流入、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管制严于长期资本使我国保持了较为合适的外资存量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较小；而采取激进式改革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短期资本的强力冲击，无一幸免。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对资本账户进行管制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不能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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