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文化大革命”理论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论战论文,中苏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所有领域。它在政治上对苏共领导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完全必要的斗争。但在理论上则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失误。但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接着又说：”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4-295页。）由于论战中双方各执一词，离开了实践标准，所以其结果不但无助于对这两个问题认识的深化，而且还在相当大程度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更有甚者，这种“空话”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害，其中最大的危害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左”倾理论的形成。如果说中苏论战的酝酿是毛泽东初步提出“继续革命”理论过程的话，那么，中苏论战的全面展开则是这一理论日臻系统化与模式化的过程。中苏论战在以下几个方面促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左”倾理论的发展。
一、政治战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
政治战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灵魂。这个理论的形成，是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而逐步定型的。
1.中苏论战促进了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
我党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认识转折，始于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对八大主要矛盾结论的轻易改变。这一改变又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做出不正确判断的结果。首先，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不满意，特别是在其影响下发生波匈事件后，感到社会主义国家不抓阶级斗争问题严重。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认定“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3页。）其次，国内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直接导致了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错误结论的形成。他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亚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改变了八大上提出的主要矛盾，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姜华宣等：《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由此可见，国内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也是与对国际形势的不准确判断有关的。
总之，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八大主要矛盾结论的外因与内因。也就是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判断的失误和经验教训总结的偏差，促进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逐步形成。必须指出，国际上的“冷战”形势和我党长期阶级斗争的“惯性”是毛泽东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2.中苏论战促进了“大过渡”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大过渡”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过渡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主要矛盾始终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把社会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中苏论战推动了毛泽东“大过渡”理论的形成。
首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是鉴于南斯拉夫与苏联“修正主义”上台的教训，从“反修防修”的高度重提阶级斗争的。他说：“历史上封建地主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也有过复辟的情况。……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可能的。南斯拉夫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嘛，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必须好好掌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8页。）怎么样“好好掌握”呢？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其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既不会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更不会始终是主要矛盾，虽然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化，但其发展的总趋势是逐渐趋向缓和。
其次，中苏论战把“大过渡”的理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1963年，我党在中苏论战的重要文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发展了八届十中全会的“大过渡”理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注：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所谓整个历史时期，就是“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注：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日报》，1963年6月17日。）并且引用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来证明。其实，“大过渡”理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列宁虽然使用过“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提法，但是，他们是在把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同义语使用时才这么说的。1964年的“九评”更是把“大过渡”理论当作“反修防修”十五条经验的第二条提了出来。（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3.论战中提出了“党内资产阶级”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执政的共产党内，产生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乃至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个理论与中苏论战对南斯拉夫与苏联国内阶级状况的错误分析与判断密切相关。“三评”中我们错误地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出现了一个以铁托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九评”中又认为苏联自从赫鲁晓夫上台以来，形成了一个新生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这为“文化大革命”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理论依据。
提出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着并且会不断产生出一些敌对分子与违法犯罪分子，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内，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如果搞得不好，还可能会产生新的“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这些观点无疑是有先见之明的，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出：“决不允许在共产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这些人，可以而且应该依靠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进行斗争。但在中苏论战中，我们根据当年苏联报刊上公开揭露的一些丑恶的社会现象，就断定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武断地下了“苏联已经变修”的结论是轻率的，至少是言过其实的。即使真有“特权阶层”，那也不是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而只能是封建特权阶层。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拿苏联与中国一对照，发现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似乎已迫在眉睫，所以，“文化大革命”就成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唯一选择。
二、经济战线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反映在经济领域就是限制与消灭商品经济。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战线上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作为整体虽然被消灭了，仍留下一些“尾巴”，这些“尾巴”正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腐蚀人们思想的“诱饵”。南斯拉夫与苏联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原因之一是没有彻底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旦条件适宜，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因此，中国要反修防修，就必须继续开展经济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必须限制与消灭商品经济，割去“资本主义的尾巴”，从经济上“挖修根”。中苏论战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上述“左”倾理论的形成。
1.论战中对商品经济的性质做出了错误判断，对资本主义因素做出了夸大化估计
在中苏论战中，我们对南斯拉夫与苏联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现象做出了错误判断，把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因而断言南斯拉夫与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而把这种现象同中国的情况作对比，毛泽东就对我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做出了夸大化的估计。
首先，在中苏论战中，我们把公有制经济理解为纯之又纯的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是否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呢？中苏论战对此是断然否定的。一方面，我们当时认为，公有制经济只能是上述两种形式，不能有其他形式，“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年26日。）这种判断不是实事求是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论战中批判南斯拉夫与苏联恢复与发展一定程度的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做法导致了“资本主义势力在城乡泛滥”，把劳动者先富后富的差别作为“两极分化”。
其次，在中苏论战中，我们把商品经济的一些共同现象当成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加以批判。比如市场竞争现象，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现象，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现象等。“三评”把南斯拉夫发展进出口贸易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倾销市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把吸收外资发展民族经济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投资场所”；把发展来料加工说成是“西方垄断资本企业的装配车间”等。
中苏论战中对南斯拉夫与苏联商品经济现象的错误判断，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中国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夸大化估计。他把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现象，如自留地、自由市场、小商小贩、家庭副业、多种经营，以及企业的利润、工人的奖金等统统当成资本主义因素。由于对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夸大化估计，增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机意识，促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
2.论战中开展了对“修正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在中苏论战中，我们批判南斯拉夫与苏联资本主义势力泛滥现象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领导集团采取了“修正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3年9年26日。）“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在“九评”中被我们批判的“修正主义”经济政策，包括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用经济杠杆调节经济的政策，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的政策等。如“三评”批评南斯拉夫“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实行鼓励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政策”，“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等。“九评”批评赫鲁晓夫，说“他还指望用美帝国主义的贷款来建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他热衷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这些批评有的确是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的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无限上纲，有的恰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政策。
在中苏论战中我们对南斯拉夫与苏联所谓“修正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反过来推动了我国国内经济领域的大批判，并把批判矛头指向那些主张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者虽不自觉要发展商品经济，但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领导人。当时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成“唯生产力论”批判，把主张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作为“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利润挂帅”批判，把主张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当成“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批判，并把“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当成修正主义的经济政策加以批判。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在同金日成的谈话中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注：高凯、于玲：《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1页。）由此可见，中苏论战中对“修正主义”的经济政策地批判影响了国内“整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针的确定。
三、思想战线上“斗私批修”的理论
“斗私批修”是“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纲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战线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思想领域中的应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社论。）目的是为了从思想上挖“修根”。
“斗私批修”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纲领，虽然是毛泽东在1967年9月才提出来的，但它的基本思想可以说由来已久。中苏论战虽未能就“斗私批修”问题作过专门论述。但是，在总结南斯拉夫与苏联“变修”教训时，我们仍然把以“私”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作为重要教训之一。“九评”中我们批判赫鲁晓夫“热心于在苏联复兴资产阶级思想，并且充当美国腐朽文化的传道士。他鼓吹物质刺激，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发展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所以，为了反修防修，“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谓“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就是“斗私批修”。“如果不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让形形色色的私有观念自由泛滥，公有制经济就会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伟大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联，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教训。”（注：把“老三篇”作为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必修课，《人民日报》，1966年10年28日社论。）
诚然，仅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斗私”与“批修”都没有什么错。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斗私批修”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把一切个人利益都当成“私”去“斗”，实际上是提倡一种道德虚无主义；它把不符合极左思潮的各种思想都当成“修正主义”去批判，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也批判了。比如，当年提出的“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等，实际上是提倡一种“禁欲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在人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便清除物质利益、物质欲望对人们的诱惑。而这正是建立一个纯洁无瑕、无私无欲的理想社会的重要保证。”（注：萧延中：《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页。）
四、组织战线上培养接班人的理论
中苏论战在总结苏联“变修”教训时，把斯大林没有培养好接班人作为一个重要教训。因此，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反修防修，除了彻底完成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外，还必须在组织上培养与选拔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组织保证。“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场废弃“不合格”接班人，培养“合格”接班人的运动。
1.中苏论战与广义的培养接班人思想的形成
接班人，按其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未来的领导人。毛泽东认为，未来的中国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固然取决于中央的路线，同时也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即使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各省可以造反”。所以，毛泽东十分关注培养与造就广义的接班人。“九评”写道：“毛泽东同志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毛泽东在中苏论战中提出的广义上培养与造就接班人的理论，从方向和原则来说是正确的，因为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后继有人。但是，在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上有重大缺陷，正是这些缺陷诱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首先，从培养目标来看。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九评》提出了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都是“革命化”的条件，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左”的标准来认定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毛泽东看来，凡是不赞成“三面红旗”，凡是不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都是非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他说“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67页）；二是把革命化与知识化、专业化对立起来。“九评”中的五条标准没有一条讲到要有知识、有文化，懂科学、懂技术。相反，在毛泽东看来，现有的知识分子都是不符合“革命化”标准的，他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在学校受过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注：1967年5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的讲话。）因此，毛泽东主张，“要叫那些年纪小，学问少，立场稳，有政治经验的人做接班人”。（注：1966年3月毛泽东在华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把“学问少”作为接班人的条件是耐人寻味的。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是“文化大革命”首先在文化领域开刀的原因之一。他要废弃“旧知识分子”的接班人，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十六条》规定，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与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注：姜华宣等：《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这里所谓的“旧的教育制度”，其实就是建国后从苏联学来的那套“苏式”教育制度。“一九五三年起，照抄苏联凯洛夫教育学，进行‘教育改革’。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教育了。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是走了弯路，犯了错误。”（注：1964年11月17日，《中央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苏联的教育制度有它的弊端，不顾国情的照搬照抄当然不对。但进而认为苏联教育制度下培养的是资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是精神贵族，是修正主义苗子，并以此类推，断言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从培养方式看，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就号召青年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去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风雨，见世面”。但是“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风浪还不够大，接受锻炼的人还不够多，毛泽东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人为地造成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让未来的接班人受到锻炼。在1966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这样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注：高凯、于玲：《毛泽东大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可以说，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接班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理论依据之一。然而实践证明，“文革”式的“大风大浪”不仅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反而耽误了“不止一代人”。
2.中苏论战与狭义选拔接班人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理论，也包含了狭义选拔接班人的意思。他在总结苏联“变修”教训时，把斯大林没能为自己选拔好可靠的接班人看成是一大失策，“接班人要自然形成，不要象斯大林，培养一个马林可夫，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注：1966年3月毛泽东在华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最危险的。为了防止苏联悲剧在中国的重演，毛泽东开始在中国寻找赫鲁晓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毛泽东的晚年陷入了虚幻的危机意识之中。他与处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发生分歧。本来党内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可以而且应该在党的组织原则范围内加以解决。但是，由于反修防修促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党内，以致党内的不同意见也被当成修正主义。1966年6月他在与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忧心忡忡地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4页）怎么样准备呢？毛泽东决心在有生之年解决好这个问题。仅仅从组织上撤换刘少奇的职务是不够的，毛泽东认为，关键是让群众识别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让群众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通过群众运动打倒刘少奇的初衷。
“文化大革命”废弃了“不合格”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亲自选拔了林彪，并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了“九大”的党章，自以为是解决了接班人间题。“九一三事件”证明了个人选拔接班人的危险性。但毛泽东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认为林彪是又一个“赫鲁晓夫”。因此又亲自选拔了“年纪小，学问少”的王洪文。可是王洪文也没能接班，却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临终前，毛泽东又匆匆忙忙选择了“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历史证明也不能算成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这种做法不可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个人的智慧，即使是伟人的智慧也是有局限性的。况且人的思想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产生，必须根据党章和宪法的规定，通过民主渠道选举出来。
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一项事业要顺利进行下去培养接班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与完善一整套良性循环的干部轮换制度与切实可行的监督制度，“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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