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一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镇企业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城镇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1)07-0017-06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城镇化问题，比如，有的学者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角度分析，有的从城镇的基础建设角度探讨，有的从工业化的角度论述，还有的学者对城镇化和城市化孰优孰劣以及何者优先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宝库，1997；国风，1998；李青、陶阳，1999；杨继瑞，1999；马宏，1999；胡必亮，2000；杨治、桂朝晖，2000）。
对于乡镇企业的研究，目前众多学者集中于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技术创新等方面（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2001）。至于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的现象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理论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但笔者认为，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是很大的。遗憾的是，当前的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很少专门涉及到这个问题。浩如烟海的城镇化研究的综述性文献也至多是略提一二则已（韩小清，2000；王远征，2001）。
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分割特性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方面，国内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丁金宏，1995；赖德胜，1996；李萍、刘灿，1999；杨云彦、陈金永，2001）。他们的研究较侧重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特性，对于其他的分割特性，如功能性分割、区域性分割的论述，笔者未曾见到。但是，有关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区域性分割和功能性分割问题在我国，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技术进步、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乡镇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和量都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中高技能的劳动力需求大幅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则较为缓慢。（注：本文把高技能劳动力界定为工资较高、工作稳定的劳动力，如中高级技术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中高级营销人员和高级研发人员。低技能劳动力界定为工资较低、工作不稳定的劳动力，如，从事一般体力劳动的人员、简单重复劳动的人员，低级技术人员、低级管理人员、低级销售人员。）但受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约束，高技能劳动力在农村地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并且，乡镇企业也无法通过其内部的劳动力市场获得供给。因此，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寻找解决这一约束条件的方法。
二、分割理论和我国的分割特征
从历史渊源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源头要追溯到约翰·穆勒和凯恩斯的时代（赖德胜，2001）。但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多林格和皮奥里的学说则奠定了劳动力市场细化和结构化的基本概念。现代劳动力市场分割主义学派的理论可谓多种多样（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2000）。可以说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理论本身也是分割的，即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赖德胜，2001）。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双元结构理论，它提出了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的区分。这种区分最初是由皮奥里(Piore,1970)提出来的。在主要市场上，劳动力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工作条件优越，就业稳定，安全性好，流动率很低。次要市场的工资较低，任职的教育要求、培训要求和技术要求较低，而劳动力流动性较强，一旦公司作出裁员决定，次要市场劳动力往往首当其冲。我国城市中的农民工往往成为次要市场的主要劳动力。上海的有关调查证实，不少劳动强度较大的船厂、棉纺厂等第一线的生产工人，多使用外来劳动力。行业工种方面，外来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建设用工、社会用工以及本地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苦、脏、累、重、险、有毒、高温等工种。而本地劳动力主要流入职业队伍中处于较高层次的部分，如行政事业单位、大中型国有企业、新兴服务业等，外地劳动力则主要流入那些临时性的、收入低下、体力繁重、工作条件差的岗位（杨云彦等，2001）。
还有的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多个区域组成的（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2000），即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分割。另一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工作链，“链”上的工资差别很大，但并不存在界限明晰的区域（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2000）。
赖德胜(2001)在分析欧盟劳动力市场分割时，着重分析了欧盟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性分割、区域性分割和功能性分割状况。他认为欧盟的劳动力市场既存在传统的功能性分割也存在文献较少论述的制度性分割和区域性分割。笔者通过研究发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乡镇企业所处的劳动力市场也存在这三种分割特性，其中制度性分割和区域性分割表现明显，而功能性分割特性在乡镇企业中也开始显现。因此，本文将运用这种分类方法对我国乡镇企业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情况进行分析。
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分割称为制度性分割。西方劳动力市场理论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归因于制度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非竞争集团演化的结果。具体来说，劳动力市场中最重要的制度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险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几项（赖德胜，2001）。但在我国，制度性分割还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比如，由户籍制度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表现就很明显，其他的因素还有投资政策、企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性别歧视和文凭限制等等。而户籍制度引起的分割对乡镇企业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影响最为显著。
改革以前，国家通过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一系列制度把劳动力市场分割成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两大块（赖德胜，1996）。户籍制度把城乡居民划分成两个在权利、义务方面不对等的、保障程度迥异的社会集团，国家对城市人口增长实行严格控制，城乡劳动力（理论上）在各自体系内自行平衡（杨云彦等，200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开始出现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的现象，并迅速形成了一股所谓的“民工潮”。据估计，80年代初期，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不足200万人，自八十年代中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估计1993年达到6000万人，占同期农村劳动力的14%（杨云彦等，2001）。1998年，北京的流动人口接近400万，其中农民占到68%左右（陈秋华，2000）。
如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开始通过暂住证等制度加以缓解（注：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例如，一个外地来京的打工者，至少必须持有5-6种证明和证件，才有资格在北京临时就业（蔡昉，2001）。）。但是城市劳动力向农村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仍旧存在。农村地区的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障社会和住房制度不完善，乡镇企业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也极不健全。对于养老问题，有关统计显示，只有27.4%的职工所在私营企业已参加了社会保险，其余均未参加。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也不规范，乡镇企业不能提供人才创造社会价值，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高技能劳动力无法流进农村地区，流入乡镇企业（注：在江苏华西村，外来人员大部分都是一般工人，而技术专家、高级管理人员，高级工程师及高级官员仅10多人（邓键，2000）。）。出现了“城里人才扎堆，乡下人才奇缺”的现象（程建平，2000）。因此，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处于一种单向的、不稳定的状态。乡镇企业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在农村地区得不到满足。
区域性分割是指因区域差异所引起的分割（注：前述的制度性分割特性对分割的区域性特征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城乡之间的分割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如城乡差异、东西差异等。总体上来说，城镇经济的发展长期快于农村，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也长期好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这种发展差异也作用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城镇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机会大大多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劳动力。各区域之间提供教育的机会也存在差异，城镇地区的居民接受高质量的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机会要多于农村地区的居民。并且，每年的大学毕业生绝大部分选择在城镇及东部沿海地区就业（注：中国乡镇企业报对十所高校近百名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90%以上的毕业生不选择乡镇企业，88%的毕业生不了解乡镇企业（陈目，2000））。以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城乡之间和东西部之间的区域性分割。乡镇企业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区域性分割的制约。
另外，从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the theory of search)出发也可以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区域性分割特性。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认为，搜寻是有成本的，但也是有收益的（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2000）。因此，无论是劳动力的供给者在作出就业决定还是劳动力的需求者在作出雇佣决定时都必须考虑成本因素，即，他们必须考虑工作搜寻成本（赖德胜，2001）。影响搜寻成本大小的因素很多，其中重要一点是搜寻半径的大小。搜寻半径越大，搜寻成本越高（赖德胜，2001）。对于城镇中的高技能劳动力来说，乡镇企业的地理位置偏僻造成搜寻半径变大；就业信息供给相对不足引起信息搜寻成本上升；乡镇企业的预期工资率同城市企业没有比较优势。（注：选择乡镇企业就业的应届毕业生还不太多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乡镇企业有些制度不完善，毕业生的户籍问题不好解决；另一方面，目前学生已被推向布场自主择业，但到学校要人的乡企远少于国企——而学生与乡企之间的交流沟通相对少，自然选择乡企的机会也要少（陈目，2000））因此，搜寻的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布特征（大卫·桑普斯福特、泽弗里斯·桑纳托斯，2000）。
由以上劳动力市场的两种分割特性，我们可以发现乡镇企业所处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也是分割的。传统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建立在劳动力同质假设之上的，而乡镇企业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即可以分为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和高技能劳动力市场。如图所示，图中横轴q为劳动力供给量，纵轴w为工资率。图(1)描述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该曲线呈水平状，表示在w[,0]的工资率水平下，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供给弹性无穷大。而图(2)描述的是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曲线。该曲线几成垂直于横轴的直线，供给弹性极小。这表明受制度性分割和功能性分割影响，无论工资率有多高，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量几乎不变。
功能性分割是指因生产的市场结构和组织形式等所导致的分割。西方劳动力市场受到生产的“后福特主义”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赖德胜，2001）。但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中，生产则具有明显的“福特主义”特点，即生产规模化，劳动分工高度专业化和商品市场同质。这种特点促成了乡镇企业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壮大。而农村地区的绝大部份劳动力属于低技能劳动力，他们一般在生产层就业，因此，这些劳动力就成了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最主要的供给来源。
另一方面，随着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乡镇企业的治理结构得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向着委托代理制转化。企业开始重视内部的经营管理、市场营销和产品的研发，并不断加大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注：在乡镇企业新增投资中，有一半左右是用于科技投入。对1000多家大型乡镇企业的分析，这些企业的研究和开发资金占到销售收入的4%（赵承，2000）。）企业内部开始出现专业化的管理层、研发层、营销层等。这些层次中劳动力的工资率、就业稳定性、安全性和流动率同生产层低技能劳动力的状况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逐渐形成了企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外部市场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二是企业内部劳动力的培训及升迁。受到制度性分割和区域性分割的影响，第一个供给来源对于乡镇企业来说是有困难的，几乎是切断的。在劳动力培训方面，乡镇企业的分散性布局及农村培训市场的缺失制约了员工培训计划的开展。这样，第二个来源也无法实现。这就导致了农村地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刚性。因此，如不实施制度变迁，乡镇企业的发展就会遭遇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的困境。
此外，除了上面的因功能性分割形成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这种层次性分割外，乡镇企业所处劳动力市场还出现了条状分割状况。这是由于乡镇企业内部出现的大量专业分工极细、专业要求极强的工种引起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都遭遇这种专业化的工种细分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各工种之间明显地体现出劳动力的“专用性”(specific/idiosyncratic)（杨瑞龙、杨其静，2001）特征。这种“专用性”给劳动力的流动添加了新的障碍。
三、分割约束下的集聚类型
面对劳动力市场的诸多分割特性和企业自身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进行制度变迁。向高技能劳动力集中的城镇集聚是它们的必然选择。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不仅解决了乡镇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供需矛盾，还带来了显著的集聚效应，加速了城镇人口的集聚，促进了城镇的综合性发展，使得城镇成为名副其实的城镇，而不是有城无市、有城无业的空城。从劳动力市场来看，集聚效应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和区域性分割的约束，实现了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随企业迁移城镇，城镇高技能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就业的目的。城镇化集聚也给乡镇企业内部劳动力的培育提供了条件，使得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通过培训进入中心劳动力市场就业成为可能。同时，企业间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也增加了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从根本上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整合。
乡镇企业的城镇化集聚还存在不同的集聚类型。技企业类型划分，可以分为同类性集聚和非同类型集聚；按企业参与迁移的程度来划分，可以分为整体性迁移和部分性迁移。
同类型企业是指其生产技术、产品类型和市场销售等方面有着相似性的企业。从劳动力市场来说，这些企业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类型也有着相似性。因此，这种集聚就可以扩大企业间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范围，增加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之间的相互竞争并提高劳动力素质。同类型企业的集聚还可以适当减少各个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因为同类型企业的集聚可以带来某些技术、原材料、价格信息、生产工艺等方面的共享性，使得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部主要劳动力市场对一些管理性、技术性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浙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同类型专业化生产企业集聚的现象。在那里，往往一个镇，甚至一个地区的企业都在生产同一类型的产品。这些企业和地区的经济显现出很强的活力。
非同类型集聚从集聚的角度看，当然是受到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但从非同类型的角度来看，受到其他约束条件影响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比如原材料供给、运费等。
整体性迁移是指在城镇化集聚过程中，企业整体实施迁移。一些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所占劳动力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那么，这些企业就有可能进行整体迁移。据《中国乡镇企业报》报道，目前集中到建制镇和工业小区的乡镇企业占乡镇企业总数的20%以上。有的地方达到40%。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乡镇企业集聚在工业小区和小城镇的约有30%。目前1.25亿从业人员中，有2600万在小城镇居住。同时，乡镇企业的人才密度已达6.7%，拥有各类人才超过300万。
部分迁移指企业中的某些职能部门单独实施迁移。一些乡镇企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很大，但这些需求主要集中在管理部门、决策部门、研发部门和营销部门，而生产部门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和依赖性依然很大。这类企业就往往实行部分迁移（注：虽然农村劳动力可以流向城市，但目前这种流动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因此，企业在城镇雇佣低技能劳动力的费用也比在农村地区高。）。把对高技能劳动力依赖大的职能部门迁往高技能劳动力集中的城镇，把对低技能劳动力依赖大的职能部门留在低技能劳动力集中的乡村。比如，有的企业把生产性部门留在农村地区，以获得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把管理部门、决策部门、研部部门或营销部门迁往城镇（注：如森达公司，到2005年，该集团将形成以建湖为决策、生产中心，上海为营销中心，广州为信息开发中心。《中国乡镇企业报》2001.5.22）。浙江一批领头的乡镇企业，已将其总部迁往上海，实现了信息利用、产品销售在上海，产品生产在本地的历史性跨越（华轩忠，2000）。这些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很高，往往是一些新崛起的乡镇企业集团。
四、结束语
本文的研究旨在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角度去解释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问题。以前的文献在讨论城镇化问题时，多侧重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研究，对于企业迁移的分析并不多见。当然，本文的分析只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之上，至于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的动因则是多方面的。但无论企业是作为一种“资本雇佣劳动”或是“下赌注者”共同治理的制度安排（杨瑞龙、杨其静，2001），劳动抑或劳动力始终是企业合约中的重要一方。那么，在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乡镇企业高技能劳动力不到位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制度设计是需要变迁的。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比如，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的影响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如销售市场、土地价格、交通条件、资源分布等都会影响乡镇企业城镇化集聚。如果将这些变量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那么分析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注：韦伯在分析工业区位论时，首先假定了：(1)工业原料供给地地理分布是已知的。(2)工业产品的消费地和规模是已知的。(3)工业劳动力的供给也是已知的，劳动费用一定，且供给量是无限的（张文忠，2000）。）。另外，劳动力市场分割不仅制约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同样约束着城市企业的发展。以上的诸多不足之处也可以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