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生产体系下后发国家产业结构的知识转移_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全球生产体系下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知识化跃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体系论文,国家论文,全球论文,下后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微电子技术、生化技术、激光技术、材料能源技术、空间技术的发展,继美国之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以高技术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产业结构迅速知识化,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取代,知识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越来越高,并逐渐成为竞争力的标志和主要源泉,导致以新兴产业扩张与传统产业萎缩为内容的结构调整。面对这一浪潮,后发国家纷纷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意欲成为承接全球产业转移的基地。因此,必须深入剖析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对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深远影响。

契机抑或陷阱:全球产业结构整合的冲击

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对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意义有着重大的区别,对后者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如无得当应对举措,有可能成为导致其产业升级持续滞后的陷阱。主要表现为:(1)受制或依赖于外部产业结构升级。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存在着明显的产业生命周期,或者为了获取全球性的资源优势和实现全球竞争战略,发达国家将价值链上的低端产业向海外低经济势能区位转移是必然的趋势。后发国家通常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产业结构调整有其客观的布局和步骤。然而全球产业结构整合的趋势会迫使其变更思路,调整部署,甚至被迫放弃自身的优势产业基础和超越经济成长阶段而迎合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整合,成为发达国家低要素成本的加工生产基地。(2)产业竞争能力继续削弱。当前,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在后工业化基础上加速信息化进程,产业结构日益知识化;而后发国家则同时面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压力,产业结构知识化层次较低。由于信息产业的新特点以及后发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其产业结构升级将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无法顺利提升整体产业竞争能力。(3)产业体系发展结构脱节。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后发国家可以迅速建立起超越自身特定经济成长阶段的某些产业门类,由于这些产业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很容易诱致后发国家的产业政策倾斜和经济资源的倾向性支持,从而一方面使得该产业在国内的相对优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则不仅可能与国内原有产业结构日益脱节,而且优质资源分流导致传统产业升级更加困难。

然而,在开放体系中对全球产业结构整合趋势的任何阻挡或回避不仅是无益的,反而可能错失良机,甚至损害后发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如果能够依据经济成长阶段,制定适宜的经济战略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则有利于发挥自身优势产业的竞争能力。就我国而言,必须正视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和牢牢把握其中蕴含的机会。(1)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必然伴随着在投资回报率牵引下的国际资本流动,进而引发产业技术的同方向流动。近年来,在我国兴起的FDI热潮必然在客观上使我国加入动态的全球技术进步过程,融入世界最前沿的技术进步体系。跨国公司着眼于高效率和高效益,在全球整合资源和生产体系,必然向东道国输入前沿产业技术,从而为产业结构知识化升级创造条件。(2)主动契合和衔接全球产业结构整合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进程。我国面临着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产业结构升级刻不容缓,正好利用全球产业结构整合的契机,就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坐标作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定位,重新梳理自身的优势产业基础,挖掘和构建优势产业,打造和提升产业竞争能力。(3)由于全球产业升级的速度呈现加快的趋势,我国有实力成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经济区位。经过多年建设,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具有明显的区位竞争优势:较为发达的产业存量基础,较强的技术吸纳能力和较低的资源获取成本,日益增强的区域创新基础和技术变革力量,巨大而持续增强的市场需求,一些产业门类、尤其是相当比例的制造业已深入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这些都成为顺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

由此,作为背景的全球产业结构整合应当理解为或导向为契机。然而对契机的认识与把握的差异可能会导致相左的局势,后发国家产业结构知识化升级也无定式可依,需细细梳理前人的研究成果,方能悟出有价值的思路来。

分野抑或因循:经典理论关于产业转移和升级的启迪

全球产业升级主要遵循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技术密集产业的方向进行升级,其理论和实践基础在于科学技术进步、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入发展。

比较优势理论是解释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主导理论,其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梯度结构:即发达国家应发展和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其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这样各国都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建立适宜的产业体系,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然而现实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谜”等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经济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导致了“比较利益陷阱”。因此,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根据从比较劣势行业开始投资的原则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也可以扩大两国的比较成本差距,创造出新的比较成本格局。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发生在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与升级现象,但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

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研究产业转移和升级演变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尤其是伴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将东道国纳入投资国全球生产体系,为前者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重大的契机。垄断优势理论提出,直接投资与垄断的工业部门结构有关,美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主要集中在具有独特优势的少数部门,对外直接投资与部门的垄断程度较高有关。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产业技术水平各不相同,对外直接投资或是降低生产成本,或是被迫转移相对落后的产业技术,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遵循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步骤,其实也是产业结构知识化升级的步骤。

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可以通过不同于先进国家的方式或途径,以较少的资源和较短的时间达到后者的工业化水平或状态,其内容包括技术引进、经验借鉴以及后发国家对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和寻求工业化的强烈的社会意识。20世纪50~60年代,一些拉美、南亚国家相继实施进口替代战略,通过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替代进口产品,加速工业化进程。在当时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据此建立或强化了其现代工业部门,步入了新兴工业国的行列。而另外有许多经济学家通过研究表明,出口导向(通过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替代初级产品出口)战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我国学者林毅夫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认为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机构都显示出其维持持续经济增长和抵抗金融风暴的优越性,这种发展道路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经济成功的核心所在,是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经济浪潮深入地改变了产业结构演进的自然秩序,“霍布斯丛林”规则被合作竞争所替代,双赢乃至多赢深入人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迅速知识化,并据此调整各自在国际分工中的布局并谋求建立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使得后发国家有机会也有潜力提前实现产业结构知识化升级。由此,当前全球产业转移并不完全遵从传统秩序,但也未背离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产业升级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按照产业竞争优势总体上呈梯度分布;产业结构知识化演进并非必然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可以工业化支撑知识化、以知识化促动工业化;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受制于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面临着若干进路的选择,因此,原有的产业存量基础和吸纳革新能力成为加速产业结构升级的最核心因素。

渐进抑或跨越:后发国家产业结构知识化进路辨析

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基本上都属于平稳渐进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产业结构由第一次产业为主导产业向更高层次产业为主导产业渐次推进,即沿着农业—采掘业—轻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知识产业的途径演进。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普遍选择了倾斜发展某一个或某几个主导产业,以此在短期内带动整个经济的飞跃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重大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往往能够创生一个新产业,或者在原有产业平台上通过创新促使主导技术发生质的跳跃,从而带动整个产业技术系统的大幅度知识化跨越,最终使得某产业达到或超过世界领先水平。显然,后发国家尚不具备产业结构整体知识化跨越的条件。在封闭经济或产业基础不完备、产业竞争优势不明显的后发国家,根据国内市场、生产要素及技术禀赋状况的变化而选择渐进式演化本无可厚非,然而严格遵循完成工业化后方着手产业结构知识化的进路,既可能造成对初级经济资源的过度依赖,加重产业升级成本和造成进程迟滞,又可能导致本国产业竞争力持续低迷、根本无法抵御外部冲击的负面影响和严重后果,最终或被迫对外开放、或陷入依附性和边缘化而无法自主,错失迎接全球产业结构整合的机遇。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后发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无非渐进或跨越两种进路,既不能脱离全球产业结构整合的规律与趋势空谈两种进路孰优孰劣,也不能脱离自身现实性而急功近利,更不能无视自身的产业竞争优势而盲目追求速度与赶超。产业结构的演进是遵循产业竞争优势变迁而高级化的自组织过程。伴随着新经济和全球化的持续进展,各国产业体系相互间实时进行大量复杂的非线性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国内产业结构系统不断受到全球产业整合这一负熵的冲击,系统相互协调促动、相互渗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耦合成强大持久的自组织力,促使系统素质和系统结构不断优化,推动一国产业系统向高级有序演化。系统输入的负熵值越高,系统的自组织力和系统优化的动能越强大,由此,后发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受全球产业整合的影响和左右日益显著。

后发优势的真正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引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本,迅速建立起现阶段自身没有能力发展的产业,缩短产业自然演变进程甚至跨越其中若干环节,提前启动产业结构知识化。而且,开放经济中后发国家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协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键正是产业结构的知识化整合。在东亚新兴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过程中,在技术能力长期积累基础上产生的技术变革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内在机制即是从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技术战略实现过程。因此,后发国家可以借助于某一产业的知识化跨越,牵引和带动其他产业升级。

羁绊抑或基石: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与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后发国家实现产业结构知识化须跨越两个门槛,即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与吸引国际直接投资。传统产业是后发国家的产业基础和重要产业门类,不正视庞大而滞重的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无疑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传统产业通常积淀了巨额的沉淀成本,某些产业门类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命脉或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而且产业退出壁垒十分厚重,放弃传统产业而外部性地植入信息等知识产业或脱离传统产业存量基础而发展所谓的高附加值的进口替代产业,必然会跌入“经济增长陷阱”,拉美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便是明鉴;反过来,继续在现有技术基础之上维持粗放型的投资,则无益于产业素质的提升,并将加重产业升级成本和阻力。可见,传统产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羁绊抑或基石,在于能否顺利完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信息技术的渗透来提升传统产业知识含量,延伸传统产业生命周期,创新传统产业运转流程,以及调整传统产业布局结构等等。其中,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并非是传统产业在一般意义上采用新技术或新工艺的过程,而实质上是将信息技术等知识创新成果导入传统产业原有的产业技术系统,促使其以主导技术为核心的产业技术系统发生整体上的台阶式跃迁的过程。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后者产业转移以至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跨国投资通常伴随着知识、技术、市场渠道的转移和传递,能在短期内改善后发国家产业技术水平,增强其与全球经济运行的紧密联系,进而优化其产业结构,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实行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成功已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大多数发展中东道国根本不可能依靠外国直接投资解决所谓的产业代际级差问题。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来引进和移植先发国家的成熟产业技术或成熟的产业,即通过引进模仿推动本国产业结构转换,理论上可以省略或缩短产业结构转换的某些阶段,但实际只是产业结构存量比例快速重置或在空间上的布局调整,并非实质性的产业升级。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技术时滞的客观或主观存在,本国产业技术的吸纳能力与先进技术的势差造成的阻抗,必将导致其过于依赖国外的资本、技术以及相关的生产组织体系,不仅易使本国经济陷入依附性和边缘化,而且会阻碍国内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最终形成并始终不能摆脱与先发国家间“轮与轴”的不平等关系。因此,后发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的经济成长阶段的差异性,充分把握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目的以及投资领域的选择,引导其向有利于本国产业结构知识化跨越的目标发展。

随着后发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体系逐渐开放,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目标也相应发生变化,从利用东道国的廉价生产要素,到较低层次的OEM式的加工和较高层次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制造业基地),再到更高层次的R&D基地,后发国家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产业基础的竞争优势来确定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方位,有效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来实现产业升级。表1和表2以我国的制造业为例,说明在我国的发达地区(例如长江三角洲),完全可以跨越Ⅰ区和Ⅱ区,直接构建以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结构体系。

表1 我国经济成长阶段的差异、制造产业基础与跨国公司FDI定位

注:①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普遍实行的OEM生产方式;②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苏州IT制造基地;③例如北京的微软中国研究院,上海的贝尔实验室、杜邦中国研究开发中心、爱立信通讯软件开发公司和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等。

表2 我国特定成长阶段(工业化进程)制造业目标定位与区位优势

综上所述,由于知识和技术的规模报酬递增性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而且知识和技术积累能力的自增强机制使发展中国家落入始终追赶发达国家的“陷阱”,因此,在整体竞争能力尚较弱的中国,如果没有灵活的政策倾斜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是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当然,政府功能要有明确的范围、行为方式和目标,否则可能产生不幸的后果。

收稿日期:200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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