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记忆的谱系学：对故乡的重新想象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故乡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② ……记忆具有场所的选择性：它们的自然习性就是寻求特殊的地点。为何会有这种天性？部分原因是场所能够为种种记忆提供便捷的连结点；另一原因是场所能够促生各类情境，使回忆可在情境中进行自我调配。或者更准确地说，场所是为了记忆的内容而凝结的情境；而它们本身用来定位我们的记忆。③ 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汪曾祺曾暗自回忆思忖：“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④同年八月，他开始写《受戒》，一则描写解放前江苏农村所发生的小和尚剃度与初恋的故事。汪曾祺自述他被另一次“百花齐放的气候”所感召⑤，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中断之后重返小说写作。抗日战争期间，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之后他于194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接踵而至的毛泽东时代，汪曾祺三十年间却只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贴上右派标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谴责声讨，这使他停止创作小说并将自己的创造力集中于样板戏的写作。由于那些样板戏作品隐含着他与“四人帮”之间的关联，汪曾祺1980年重新开始创作小说时依旧跟当局之间存有潜在的问题。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邓小平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不断深入，他的境况得以改善。汪曾祺回忆这段岁月时，将其喻为吹遍全中国的一缕和煦清风。⑥ 汪曾祺最初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找到哪家杂志愿意刊登《受戒》。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出版的文学作品普遍都是谴责中国“封建”社会的罪恶，汪曾祺的故事所勾勒的是1949年以前美好而怀旧的生活写照。在其散文《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中，汪曾祺描述了当他告诉友人们自己想写故事的计划之后众人的反应： 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⑦ 《受戒》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从正面的角度描绘前毛泽东时代，还在于对佛教寺院生活的刻画，这并非毛泽东时代的通俗作品会涉及的常见题材。这则故事也不是旨在传播某种宗教寓意。恰恰相反，它将僧侣们描绘成喜欢打牌、赌博和浪漫女性的普通人，虽然也显示出他们受过良好培养、擅长诵经与举行宗教仪式。尽管如此，汪曾祺描摹佛教文化的决定，反映出了一种在后毛泽东时代被视为可接受的拓展题材的努力，以及一种不甘把政治置于小说中心的倾向。他因此表达出面对政治控制的反抗情绪，这类情绪在其1984年的一幅和尚自画像中同样可见一斑。 此外，汪曾祺的小说反映出一种寻找中国当代文学新方向的尝试。自从毛泽东时代终结、邓小平上台之后，政府当局允许、甚至鼓励“伤痕文学”的出版，这一文学题材呈现的是种种关于“文革”苦难的悲情故事。但是，汪曾祺表达出对于聚焦往昔悲伤的不情愿，例如他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论证小说应该力求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⑧。 与汪曾祺及其友人们的怀疑态度背道而驰的是，《受戒》在杂志社编辑李清泉推翻其他编辑对发表该文的反对意见之后，便登载于《北京文学》同年十月号刊。尽管被某些评论家指责为“缺乏教育意义”和“太过脱离现实生活”⑨，总体上这篇小说还是颇受好评。它同样也受到读者们的热烈追捧，次年经由民众投票荣获《北京文学》年度奖。此外，《受戒》随后在香港和台湾再版时，被不少评论家列为过去百年内百篇最佳小说之一。《受戒》曾两次被译成英文，第一次是1990年胡志挥题为《一位年轻和尚的爱情故事》的译本⑩，另一次是1995年方志华的译本《受戒》。(11) 看完这篇小说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能够深情地阅读和回想中国传统的过去表达出欣喜与自由之感(12)。例如，梁清濂在《北京日报》发表的《这样的小说需要吗？——读短篇小说〈受戒〉有感》一文中，提及阅读这部不以政治主题为中心的小说时的激动之情： 因为这篇小说实在太特别。它没有写政治，没有革命，只写了解放前的一个和尚庙里的生活。它距离建国以来的文学正统较远。这样的作品见诸公开的刊物，好象还是第一次。但，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说好……作者以他丰厚的生活，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允许发展人性的艺术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一切都离不开呆板的条条框框的人，见到这样的世界，不能不说是感到一股清风，不能不引起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美的快感。(13) 与梁清濂一样，青年作家们都用惊奇和兴奋来评价汪曾祺，“小说竟可以用这种方式写！”(14) 汪曾祺写完《受戒》以后，开始创作《大淖纪事》，故事背景设置于其故乡江苏高邮的一个湖畔。凭借这篇小说，他荣获了1981年的《北京文学》奖以及该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根据其子汪朗的回忆，汪曾祺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路(15)。随后的二十年间，他继续创作了一百多篇小说和二百多篇散文，主要涉及自己1949年前与故乡高邮以及“第二故乡”即战时的云南昆明相关联的经历。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故乡人》(1981)、《昆明的雨》(1985)、《昆明的果品》(1985)、《昆明的花》(1985)、《故人往事》(1985)和《翠湖心影》(1984)。这些作品同样广受读者青睐，并屡次转载收录于汪曾祺的作品合集，例如《云烟渺渺——汪曾祺与云南》(2000)、《五味：汪曾祺谈吃32篇》(2005)。并且，除了这些小说与散文以外，汪曾祺还创作了许多追忆昆明与高邮地方文化的绘画作品，并加以题词，例如《昆明炭梅》。 汪曾祺的写作聚焦于其青年时期的故里，不仅书写个人的过去，而且将自己的写作纳入前现代(premodern)的乡土文学传统之中。但是，与大多数乡土文学不同，他将一种独特视角寄寓于故乡(the native land)，并以此来强调记忆的心理运作与语言的形式实验，从而彻底地改写了该传统。笔者聚焦于汪曾祺的《受戒》及其后毛时代的文章，探究他对往昔故乡的重构。根据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所”(lieu de mémoire，sites of memory)理论(16)，笔者认为，在众多集体记忆已被“文革”与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所摧毁的这一历史时刻，汪曾祺与寻根作家们开始将乡村书写为前现代文学与文化传统之所在。另外，笔者借鉴王德威的术语“想象的乡愁”(imaginary nostalgia)(17)，用“记忆的想象之所”(imaginary sites of memory)一词来描述汪曾祺对这类文本生成场域的建构。 许多学者把寻根文学中的先锋性和实验性要素理解为外国文学通过译介对当代中国文化产生冲击的证据。然而，尽管汪曾祺和寻根作家们均受外国作家们的影响，只有通过语言创造性地重塑记忆之所的场域，他们才能以过去的回忆恢复文化传承的空间感知，这种文化延续性在许多方面已被破坏殆尽。再者，虽然李陀、梅仪慈等学者倾向于关注寻根运动的“离心”(centrifugal)性与边缘性，汪曾祺及寻根文学的作家们实际上是由非正统文化与正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关系所造就的。当他们的作品被描述成“后现代”和反正统时，这些作家不仅把语言实验作为对过度政治化的写作形式的一种反抗，而且把语言实验作为建构民族文化多元概念的一种手段。 汪曾祺关于解放前的乡愁书写和美术作品，与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早期较为政治化的文学大相径庭。藉由对1980年代中期寻根作家们产生的巨大影响，这些作品在集体记忆之当代性重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但众多青年作家敬仰汪曾祺，将他奉为导师及“汪气”创始人，而且汪曾祺也为他们的作品撰写大量序言和导论。此外，这些年轻人还写文章研究汪曾祺及其写作风格，例如王安忆的《汪老讲故事》(2001)。 像王安忆一样，这些年轻一代的作家开始书写往昔失落的故乡，并且将乡村视为中国解放前的文化传承之所在。例如，被广泛引用的《文学的根》(1985)一文中，韩少功指出乡村“凝结”的传统文化里可以找到“文化的根”，就像藏在“地下的岩浆”(18)。韩少功的这篇文章聚焦湘西的农村并追索“浩荡深广的”楚文化在何处消逝。与之相反，其他寻根作家则广泛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村庄，略举数例如下：李锐的银城、古华的芙蓉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以及王安忆的小鲍庄。 随着生根(rooting)或者“定位”(situating)的进行，汪曾祺和那些寻根作家在乡村所写的作品，成为各自记忆的“连结点”(point of attachment)(19)，他们将其写作置于有关故乡之文学的文本传统之内。唐小兵在其论文《超越怀乡病：对鲁迅〈故乡〉的细读》中概述了这一传统，并将自己对鲁迅《故乡》的阅读思考置于其中： 故乡的意象或概念最能够凸显感知的主要结构，它不断激起忧郁的乡愁，并在达到形而上学高度的同时却仍有一番寓意。该词的字面意思是“古老的乡村”(old country)，这却使存在主义中的时间性与只强调乡土气息、甚至常为田园牧歌式的景观敌对起来。(20) 诚如唐小兵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强调故乡的乡土性”这一怀旧书写，其起源可以追溯至汉朝以及司马迁的《史记》，盛行于唐朝，“当时的诗圣们擅长把思乡病提升为人类的原始渴望。”(21)唐小兵论述了故乡书写的前现代传统，而王德威则绘制出现代及当代“乡土文学”的谱系。根据王德威所言，这一传统贯穿了前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而且在大陆和台湾两地都存在。王德威注意到鲁迅是第一个将故乡确定为现代中国文学的题材之一的先驱，并援引鲁迅在现代中国小说典藏集中的序言：“一个作家着手写作乡土文学之前，他发现自己早已离家流亡，迫于生计居于他乡。除了回忆父亲的花园，一座不复存在的花园，他还能做什么？”(22)王德威由此引申鲁迅的观点，认为“乡土文学”本质上是流亡作家所创作的“无根的”文学，那些作家都把小说作为缅怀失落家园的媒介。 虽然王德威认定沈从文是乡土文学作家，但他也注意到在某些方面，沈从文与其他民国时期的乡土作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相较于那些作家作品，沈从文所刻画的湘西并不仅仅力图逼真地描写某个现实之地；他有意识地在流亡文学传统范畴之内写作，这一写作传统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以及屈原的《楚辞》。尽管沈从文指出近代文学中虚构的湖南和现今被诸如土匪、贫困等社会弊病蹂躏的湖南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但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文学作品中想象性的湖南影响并塑造了自己对真实湖南的认知。由于沈从文认为他的乡愁在某种程度上是文本建构或“幻想的”产物，因此王德威创造出一种新的说法——“想象的乡愁”，来描述沈从文对乡土的幻想： 他所重构的“故乡”，不应仅仅看作是地理意义上的乐园，而且是拓扑意义上的坐标，是一种文本创造，务须以多种方式的解读方能厘清它的轮廓。而他的乡愁，与其说是原原本本的回溯过去，更不如说是以现在为着眼点创造、想象过去。这种“想象的乡愁”是沈从文乡土写作中最复杂巧妙的组成部分之一，其持久的影响力在198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可见一斑。(23) 按照王德威的观点，沈从文的“想象的乡愁”借此成为民国时期乡土小说和1980年代更具自觉性、实验性以及互文性的寻根小说之间的纽带。另外，金介甫(Jeffrey Kinkley)与王德威持相近观点，他将沈从文视作一个关键人物，连接前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关于“想象的乡土群落”的乡土写作(24)。但是，与以上学者相反，林恪(Mark Leenhouts)则在对韩少功的研究中指出其所谓“民国时期乡土文学的怀旧情绪”与80年代寻根文学“现代的、审美的主体性”之间的根本性分歧(25)。考虑到以上差异，林恪得出结论说，使用术语“乡土文学”来形容1980年代的寻根作品并不恰当。汪曾祺在《汪曾祺自选集》(1986)自序中也做出类似区分，把自己的作品和乡土小说相分离：“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26)因此，有关当代寻根写作是否应被定义为乡土文学的意见分歧，显然源自于对“乡土文学”和现代主义是否相互排斥这个问题缺乏共识。 除了林恪之外，许多学者也探讨了寻根小说的先锋性。李陀在《抵抗的写作》一文中，将寻根文学潮描述为“次要的话语”，其可以“挑战毛文体的集权化力量”的“开创性运动”(27)。他在论述这一令人不安的发现时，文章里充斥着形容词的最高级，比如“最好”“最坏”“绝对正确”或者“完全错误”，李陀如是表达对“毛文体”的个人化否定。汪曾祺为了“通过写作来抵抗写作”，因此试图改变写作风格从而让自己远离1949年后绝大多数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所铭刻的共产主义辩证逻辑(28)。同样，在《〈中国寻根小说选〉序》一文中，汪曾祺点评道，除了聚焦乡村之外，寻根小说的关键属性是其倾向于语言的形式实验以及相异时序格局。(29) 汪曾祺所精选的寻根文学的特征也可用以描述其自身的写作。伴随着某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其作品的特点在于语言的形式实验。他不仅有效转变时间的框架与叙事的框架，而且将文言与当代民间土语及方言相混合，还打破了的散文、小说、诗歌、音乐和绘画的体裁界限。汪曾祺的乡土写作在融合文言文与方言、试验不同的时间架构等方面都反映出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但是，不同于沈从文对与儒家文人相关联的小品文的轻视，汪曾祺的小说则是以更强的类散文风格(essay-like style)为特征。他与沈从文的另一差异在于其通过文本性和记忆，不仅呈现、甚至创造出一种故乡的幻象。沈从文的作品关注前现代文学中想象的湖南和被社会弊病荼毒的当代湖南两者之间的鸿沟，然而，汪曾祺与寻根作家们对现实主义地叙述描写现代性所导致的乡村的种种苦难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旨在重构故乡以及过去的文本传统并使之充满生机。正如金介甫的点评，“倘若沈从文是怀乡(nostalgic)，那汪曾祺则是‘新怀乡’(neonostalgic)。”(30) 考虑到汪曾祺小说的实验性和他所激发的先锋派寻根运动，更不必说汪曾祺自己关于使用“乡土”一词来表征寻根文学的疑虑，单独列出汪曾祺作为现当代乡土文学谱系中的关键人物看似是自相矛盾的。尽管如此，本文还是沿用王德威、金介甫以及大陆学者诸如丁帆、刘绍棠等人探讨汪曾祺小说与当代寻根文学时的术语“乡土”。笔者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即便他们改写传统，汪曾祺和寻根作家们显然还是在关于故乡的乡愁流亡文学传统之内进行写作。实际上，汪曾祺的小说经常被大陆学者归类为乡土小说。 再者，虽然众多寻根文学作家在某些方面自诩为一场旨在废黜毛主义政治话语核心地位的去中心化或“外围的”开创性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家还致力于重新连接更早时期的文本传统。他们不但渴望重建一系列民族文化传统，而且立志找回“民族的文化精髓”(31)。例如，寻根作家李杭育在《“文化”的尴尬》一文中谈及寻根小说作者们矛盾的立场： 假如我不当作家，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我可以毫不惋惜地打发掉这个并不可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有多么糟糕，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32) 李杭育的评论反映出寻根作家“尴尬的”处境、他们在“文革”之后力图重建中国文化的追求、他们关于非正统和正统文化的矛盾态度。寻根作家们广泛援引神话传说、道家思想、近代诗学、传奇、甚至像《儒林外传》那样的话本小说，进而共同编织一段色彩斑斓的文化织锦。不过，他们这么做是由于“民族意识”紧迫感的激发。例如，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解释自己对乡村书写的兴趣：“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33)他将乡村与过去连接在一起作为民族与文化原真性的象征，事实上是反讽地回应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城市喻为“外来的、反动的”而将农村喻为“民族的、革命的”(34)。尽管强调“农村在国家建设中的恢复性力量”，韩少功和其他寻根作家在全世界及儒家意识形态中表达“突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这一观念。(35) 寻根者们聚焦乡村并将其作为重构民族文化身份的必经之所，表现出对地域的迷恋，与当代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将地域视为“记忆之所”(lieu de mémoire，sites of memory)异曲同工。诺拉在《回忆与历史之间：记忆之所》中断言，当代法国人承受着有关过去的错乱感，所以他们转向历史的“记忆之所”，并将其作为帮助他们连接民族集体记忆和“历史连续性”的手段(36)： 我们关心的“记忆之所”是记忆在特定的历史时刻结晶并隐藏自身之处，是与过去决裂的意识和记忆已被撕碎的感觉两者紧密联系的转折点——但记忆是以被撕碎这种方式来构成在特殊场域记忆之化身的问题，历史连续性在那些记忆场域中依然存在。(37) 诺拉对历史与集体记忆做出区分，历史是一项关于过去的科学研究，集体记忆则是“一种无关过去的记忆，它不停地重新发明传统、将自己祖先的历史与英雄、起源、神话中未分化的时代相连接”(38)，他声称由于缺失了通过民族传统与过去产生“未分化的”(undifferentiated)持续性连接，人们开始对记忆念念不忘：“我们如此多的谈论记忆，正因为它所剩无几。”(39) 与诺拉所描述的当代法国的现状相类似，汪曾祺与其他寻根作家同样全神贯注于记忆被“撕碎”之后，中国某一历史时期连接乡村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根源。毛泽东时代终结的初期，遗留下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状态，由于经年累月对传统习俗的破坏、不断重复的殖民战争与内战以及现代的种种革命，这种真空很难被传统文化所填补。因此，汪曾祺和年轻一代作家将他们的文学植根于乡村的土地，那是他们很多人“文革”期间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乡村于是成为个人记忆之所，成为集体记忆与“结晶并隐藏”的早期文本传统相互关联的地点。 尽管汪曾祺和寻根文学的其他作家力图重新连接前现代的集体文化记忆并挑战毛话语，他们这样做却面临着诸多障碍。可以肯定的是，1980年代见证了政府限制的放宽，例如，胡耀邦亲自挑选的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实际上已开始质疑毛泽东严格强调对一切形式的文化生产进行政治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文学指导方针(40)。然而，作家们显然不确定他们在强调“文化”超越政治的重要性这条路上能走多远，这一点在汪曾祺为自己作品的意义的辩护、对差点被禁止出版的《受戒》的批评中都显而易见。 此外，回顾五四反传统和毛主义革命的历史，知识分子们探寻文化根源的努力包括恢复并重新连接到几十年来一直被攻击为“封建”的过时的传统。以湖南作家韩少功为例，他描述了自己试图将地理概念上的家乡与其家乡前现代时期的楚文化的相互连接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至于历史悠久的长沙，现在已经成了一座革命城，除了能找到一些辛亥革命和土地革命的遗址之外，很难见到其他古迹。那么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41) 面对从无形的过去中产生的断裂之感，寻根作家们富有创造力的文学实验的灵感，至少部分源自某种必然性，而非完全来自1980年代早期所译介的外国文学。鉴于真实历史遗迹的缺失，寻根作家们力图通过语言创造性地再现并想象在现实中已被极大程度地破坏殆尽的一切。 鲁迅1919年在重访出生地绍兴两年以后，创作了《故乡》，萧红《呼兰河传》与沈从文《边城》的写作时间则是远离各自原生地超过十年。汪曾祺离开家乡四十年之后才动笔构思《受戒》，尽管他曾在完成《受戒》一年之后于1981年重返高邮，在80与90年代还曾多次重访故里。汪曾祺却没有任何理由假设他所描写的寺庙依然存在。诚如汪曾祺传记作者陆建华的观察，高邮附近众多寺庙都在“文革”期间被洗劫一空。但是，汪曾祺和其他寻根作家还是竭尽全力地去虚构再造消逝的一切，通过文本想象忧郁的乡愁以及设定对往昔的本原渴望之所在；而且他们的努力对创造力与文化复兴的爆发大有裨益，使8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振奋人心的时期之一。 ①FitzGerald,Carolyn,2008."Imaginary Sites of Memory:Wang Zengqi and Post-Mao Reconstructions of the Native Land",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vol.20,no.1(Spring 2008),pp.72-128.该论文包含“制造记忆的系谱学：对故乡的重新想象”、“一间寺庙内凝固的文化：在语言中寻根”、“记忆的时代错误：反复迭代的沉醉”和“湘行二记”四个部分，因篇幅所限，译文选取了原文的总论及第一部分，略有删节，特此说明。 ②⑧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见钟敬文、邓九平主编《汪曾祺全集》卷三，46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版本相同，不另注。 ③Casey,Edward.1987.Remembering:A Phenomenological Stud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89. ④⑤⑥汪曾祺：《关于〈受戒〉》，见《汪曾祺全集》卷六，338、339、339页。 ⑦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见《汪曾祺全集》卷三，284页。 ⑨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16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⑩Wang Zengqi.1990a."The Love Story of a Monk." In Story after Supper.Tr.Hu Zhihui.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Press,p.75-103. (11)Wang Zengqi.1995."Buddhist Initiation." In Zhihua Fang,ed.and tr.,Chinese Sto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p.173-201. (12)关于《受戒》不同的批评讨论，请参见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168—17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梁清濂：《这样的小说需要吗？——读短篇小说〈受戒〉有感》，载《北京日报》1980年12月12日。(原文实际刊登于当月11日第三版，译者校) (14)汪曾祺：《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见《汪曾祺全集》卷六，59页。 (15)汪朗：《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见《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1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Nora,Pierre.1989."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de mémoire." Tr.Marc Roudebush.Representations 26(Spring):7-24. (17)Wang,David Der-wei.1993."Imaginary Nostalgia:Shen Congwen,Song Zelai,Mo Yan,and Li Yongping."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Wang,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and Fil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07-132. (18)(33)(41)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 (19)Casey,Edward.1987.Remembering:A Phenomenological Stud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89. (20)(21)Tang,Xiaobing.2000.Chinese Modern: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75. (22)Wang,David Der-wei.1993."Imaginary Nostalgia:Shen Congwen,Song Zelai,Mo Yan,and Li Yongping."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Wang,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09. (23)Wang,David Der-wei.1993."Imaginary Nostalgia:Shen Congwen,Song Zelai,Mo Yan,and Li Yongping."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Wang,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07. (24)Kinkley,Jeffrey.2003."Shen Congwen and Imagined Native Communities." In Kirk A.Denton,ed.,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425. (25)Leenhouts,Mark.2005.Leaving the World to Enter the World:Han Shaogong and Chinese Root Seeking Literature.Leiden:CNWS Publications,2. (26)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见《汪曾祺全集》卷四，94页。 (27)(28)Li Tuo.1993b."Resisting Writing." Tr.Mary Scoggin.In Liu Kang and Tang Xiaobing,eds.,Politics,Ideology,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74. (29)汪曾祺：《中国寻根小说选·序》，李陀主编，3—5页，香港三联出版社1993年版。 (30)Kinkley,Jeffrey.1993."Shen Congwens Legac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Wang,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84. (31)Yeh,Catherine Vance.2001."Root Literature of the 1980s." In Milena Dole?elová and Oldrich Krúl,eds.,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52. (32)李杭育：《“文化”的尴尬》，载《文学评论》1986年第2期。 (34)Mao Zedong.1943."Talk sat the Yan'an Forum of Art and Literature"(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In Kirk Denton,ed.,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Writings on Literature,1893-194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480. (35)Chen,Nancy.2001.China Urban: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 (36)关于诺拉有关民族认同的概念化以及各种不同思想的深入探讨，请参见胡泰慧心的文章。(Tai,Hue-Tarn Ho.2001."Remembered Realms:Pierre Nora and French National Mem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6,no.3 June:906-922.)她指出，诺拉的民族记忆概念不如寻根小说那样多元化。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借用诺拉有关法国记忆的著述，因为它们为讨论当代中国记忆实践提供了有效术语及理论框架。 (37)(39)Nora,Pierre.1989."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Les lieuxde mémoire." Tr.Marc Roudebush.Representations 26(Spring):7. (38)同上，8页。 (40)Kang Liu.1993."Subjectivity,Marxism,and Cultural Theory in China" In Liu Kang and Xiaobing Tang,eds,Politics,Ideology,and Literary Discours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44.标签：故乡论文; 汪曾祺论文; 沈从文论文; 文学论文; 汪曾祺全集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乡土文学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受戒论文; 韩少功论文; 乡愁论文; 乡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