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时期琼州军防探析论文

康乾时期琼州军防探析

付永杰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康乾之际,琼州水师负责琼州北半部各州县之海防,亦巡防琼州北部洋面,并与琼州海峡北岸之龙门协、海安营定期会哨于海上,形成比较严密的北部巡防体系。但琼州南部仅有崖州半营水师,本就将少兵寡,令其巡防的海域却远超琼州水师协两营水师所巡防的海域,故康乾之际清廷将琼州海防重心放在其北部的意图甚为明了。此外,军兵防守琼州有邻藩接壤之忧、军纪涣散之风、域广兵寡之困,皆严重制约琼州军兵之防御和作战能力。因黎族“盘踞”其中,“黎乱”时有发生,故清廷唯有重兵防黎,以保琼州安宁。防海与防黎并存,使琼州之军防体系捉襟见肘。

关键词: 康乾;琼州;军防;域广兵寡

顺治间,清廷虽占领琼州,但包括黎族在内的各种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使清廷无暇顾及海防,而专注于征服琼州内部各种反抗势力。琼州外环大海,中盘黎峒,域广两千余里,为海外要区,西南屏障。且明清之际,往来琼州之船运量与日俱增,但鱼龙混杂,加之四面环海,处处通外,使海防局势愈发紧张。故琼州政局平稳后,清廷开始重视琼州海防,于康熙十七年(1678)正式设立琼州水师,成为琼州海防的中坚力量。

一、琼州军防之布局

明代郑开阳在《郑开阳杂著》中虽认为琼州“四面而环列占城、暹罗诸番,西南外峙,东北又与闽、浙诸洋相通,稍或撤备,则门庭皆劲敌矣。广东处南海之边,而琼又当其南,实南徼之要害也”注 [明]郑开阳:《郑开阳杂著》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2页。 ,直指琼州之门户前哨作用。但其亦将广东海防划为三路,如图1所示,东路最为紧要,中路次之,西路又次之,且将琼州划归西路。明代胡宗宪在《海防图论》中亦持此说。以上说明琼州并非广东海防重心,而是广东西路之重心。清代则有所变化,康熙年间著名经世学家蓝鼎元在《琼州记》曾言:“琼郡周环皆海也,屹立万里汪洋中,为全粤西南之保障……上拱神京,下俯诸夷,占城、真腊、交趾,直可以足蹴之,形势之雄,中原未有也”[注] [清]蓝鼎元:《琼州记》,洪寿祥:《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雍正认为“琼州远隔外洋,为全粤屏藩重地”[注] 《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35页。 。乾隆中后期,兵科给事中陈昌齐在《洋盗会匪情形疏》中提到:“自来论海防者皆以东路为最要,而西路在所缓,此盖沿前明备倭旧说,缘彼时倭人来自闽海,故东路实为咽喉”[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839页。 。但提到清朝时,陈昌齐认为天朝施政有方,海疆波浪无惊,且中、东二路为督抚及各高官驻地,兵多将广,触手可及,对海贼已形成威慑,使其不敢滋生事端。依陈昌齐言:“惟西路僻在一隅,闻见难周,兵力亦薄,而琼、廉二郡又与安南接壤,可谓该匪接应销赃之地”[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第839页。 ,可见相较于明代,清代愈发重视琼州。

图 1明至清初广东海防图

注:本表依据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839页绘制。

康熙初,驻扎琼州本土的军队有镇标左、中、右三营,又儋州营、万州营、崖州营,共六营,官兵共计六千员,各营设游击一员。[注] [清]焦映汉修,贾赏纂:《康熙琼州府志》卷5《兵防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355页。 分防琼州三州十县,即崖州、万州、儋州,琼山、澄迈、临高、感恩、昌化、陵水、会同、乐会、文昌、定安。镇标中、左营皆为陆军,无水兵,儋州、万州、崖州三营水兵皆为四百九十六名,约为各营兵力之半。镇标右营专责督练水军、战船,并于康熙十七年(1678)改为水师协,设副将一员,辖水师左、右两营,各营设守备一员。[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8《海黎志》,第771页。 所剩之镇标左、中营改为镇标左、右营。雍正八年(1730),将崖州营改为水陆各半营,游击改为参将。[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4《军政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乾隆三十年(1765),将水师协副将改为参将,仍分左右二营。[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8《海黎志》,第771页。

康熙间,在琼州水师协未成立前,如图2所示,琼州北部港口、炮台由专责水兵的镇标右营负责防守。东起会同潭门港,向北至文昌的铺前港、清澜港,又至琼山的海口、牛始、白沙港,再到琼州西海岸之临高马枭港、澄迈东水港皆由镇标右营负责。[注] [清]焦映汉修,贾赏纂:《康熙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734页。 儋州、昌化、陵水、万州、崖州、感恩六州县之港口、炮台则由儋、万、崖各营水兵负责。雍正初,水师协右营专责临高、文昌、澄迈三县港口;左营负责会同港口,雍正八年(1730)后又责文昌;琼山之港口、炮台由水师左右营共责,儋州、昌化、陵水、万州、崖州、感恩六州县与康熙初年同。[注] [清]郝玉麟等总裁,鲁曾煜总辑:《雍正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35-137页。 乾隆时港口、炮台、墩的分防情况又有所变化。分布于琼山、澄迈及临高部分炮台,由水师右营巡防,位于文昌、会同的则由水师左营负责,位于儋州、临高大部、昌化的则由儋州营水兵负责,位于万州、乐会、陵水的由万州营水兵巡辖,位于崖州、感恩的由崖州营水兵巡防。[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4《军政志》,第420-425页。 具体如图3所示。

防御台风 “山竹”期间,惠州辖区1号锚地有两艘船舶出现缠锚现象,4号、6号、7号锚地均有船舶走锚后因船舶之间距离过近而造成紧迫局面的情况发生,原因之一就是该处抛锚水域狭小,锚泊船舶之间安全距离不够造成的。因此,在船舶抛锚前,要提醒和监督抛锚船舶之间留有合适的足够安全距离;防台期间要督促辖区抛锚避风船舶认真值班,时刻掌握本船锚位和其他周围锚泊船动态。保持高频守听,必要时备车值航行班,要做好这些工作,控制抛锚船泊数量是关键。

贾棠任知府后提出要海陆互补,共同守护千里海疆,提议:“似宜撤回防硵及巡吴川、白鸽等处之战船,分拨于儋、万、崖三州,每州港口抽水师协千把总一员,带兵一百,驾船二只,轮流巡哨,使水路互为声援,庶几万全。”[注] [清]阮元总裁,陈昌齐总纂:《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第401页。 各兵营不只驻守海港,亦要驾船出海巡防,力争在海上发现端倪,并驱离之。因海盗一旦登陆,地广兵寡,实难应付。鉴于康熙间南部无专业水师,贾棠认为理应在琼州水师协中抽水师千总三员,各带兵一百,分拨于儋、万、崖三营,帮助此三营在其负责海域巡防,以保南疆海域无恙。依现有史料分析,其议未被采纳。据现有文献记载,姜焯为首位提出琼州水师环巡琼州的清代官员。姜焯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任感恩县知县,在任内,详细提出琼州水师巡防全琼州外海之法:

就邻藩接壤之忧,自古既有。一为海贼遭到朝廷军队追捕后,潜入邻藩,逍遥法外,如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海贼“明甫走黄流峒,又遁占城,入交趾”[注] [清]张霈等修,林燕典纂:《咸丰文昌县志》卷14《艺文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年,第616页。 ,逃避缉捕。又如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九月“大呢国陈喇旺姓犯博顿港,焚劫乡村,掳至南江”[注] [清]聂缉庆,张延修,桂文炽,汪王泉纂:《光绪临高县志》卷16《临海类》,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398页。 ,后潜回其国。乾隆五十六年(1791)正月甲申,在过问崖州海贼关应华案时,乾隆言“至盗首及各伙盗,先据关应华等供称,现往(安南)短棉农耐等处躲避,不得以该处系安南所属地方观望,复经照会阮光平,令于境内一体挨查”[注] 《清高宗实录》卷1370,《清实录》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0-381页 ,虽为藩属国,但稽查力度则可自我掌控,对清廷通缉之要犯,可放可捕。故同年二月己未,乾隆又言“着再传谕,即详悉知会该国王”[注] 《清高宗实录》卷1372,《清实录》第26册,第419-420页 ,急催安南即刻抓捕,但安南执行效果不佳。因为同年三月丙申,乾隆因此事又言“既有逃匿安南之供,自应照会阮光平,于境内截堵搜拿”[注] 《清高宗实录》卷1375,《清实录》第26册,第463-464页 ,由乾隆亲自过问之案件都迟迟无法落实,则其他海贼逃亡邻藩的案件进展可想而知。嘉庆曾言:“积年洋盗滋扰皆由安南窃留所致,即阮光平在日,已将内地民人掳去,加封伪号,纵令在洋劫掠。”[注] 《大清十朝圣训·仁宗睿皇帝》卷38《防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715页。 嘉庆九年(1804)总督倭什布亦言“溯查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前……并无大伙连宗,敢与官兵抗拒之事。迨安南阮光平父子有国,惯以豢贼为能,招集内地亡命,给与炮火、米粮、器械、船只,俾其至闽粤洋面,肆行劫掠”。[注] [清]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26《防海略十五》,王宏斌点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15页。 即部分侵扰琼州的海盗,其背后得到邻藩王室的支持,故其可利琼州域广兵寡侵扰之,待清廷重兵追剿时又可潜入邻藩销声匿迹。因比邻藩国,亦出现琼州民众“私越外番,得受伪职”[注] 《清高宗实录》卷998,《清实录》第21册,第353-354页 之事。此外,乾隆三年(1738)六月据大学士鄂尔泰奏“琼州客民,私买安南番仔,男女多人,事干严禁”[注] 《清高宗实录》卷70,《清实录》第10册,第121页 。综上,邻藩成为海贼犯法逃匿之天堂,为琼州海防之一大障碍。

康乾时期,琼州军队布防虽屡屡变更,但亦有规律可寻。琼州东海岸以会同为界,西海岸以临高为界,将琼州分成南北两个不等的半圆,北短南长。北半部各州县的海防,即港口、炮台、墩的防守,皆为琼州水师军队,即使在康熙初期,琼州水师尚未准建,但防守北半部的为专责督练水军战船的镇标右营,后来的琼州水师协更是在镇标右营的基础上组建。但琼州南本部的港口、炮台、墩的防守,则是由儋、万、崖三营的水兵负责,并非专业的海上军队。康熙三十七年(1698),贾棠任琼州知府后详议:“除水师左右营外,余州县亦各有港口通海,系琼镇陆路兵丁防守,从未有设水师兵船,诚虑贼船飘忽突至,官兵无船,难以追剿。”[注] [清]阮元总裁,陈昌齐总纂:《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401页。 折射出琼州南部除无专业的水师军队外,亦海防无船,无兵无船何谈保千里海疆康宁。康熙四十一年(1702)姚哲任琼州同知,认为琼州孤悬海中,四处皆海,处处皆可泊舟船。但“查目今巡海哨船不过十有余只,所以伙贼往往易于乘潮肆掠,则船少疏虞之过。应请于要害港口增设巡船,选练水兵,调拨巡逻,联络不绝”[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60页。 ,历陈船寡之危害。康熙四十二年(1703),范时捷任琼州镇总兵,巡勘各州县后,对各州县港汛海防布局曾有评论,认为由琼州水师协负责的港口“无庸议及”[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5页。 、“均无庸议”[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7页。 ,但对于儋、万、崖所负责的港口布局则颇有微词,如儋营所辖石牌港、崖营所辖感恩港、万营所辖新潭港,认为其布防不当。[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5-858页。 以上足证专业水师军队与普通水兵在海防战略上的差距。范时捷亦提出“崖州为全琼之后户,其濒海冲险处所较各州邑多”[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6页。 ,意图加强崖州海防力量。雍正八年(1730),虽将崖州营改为水陆各半营,游击改为参将,并调水师千总一员专责崖州营内水师,以彰显朝廷对琼州南部的重视,但就水师驻防而言,此举无法掩盖康乾之际清廷将琼州海防重心放在其北部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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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海口水师左右二营,令其一营存兵一半坐镇扼要,一营领兵一半沿海游巡,轮流更替,周而复始。度全琼海面大势顺风十日可周,或风有不顺,十八九日可周。按定一日一次,以其行船俱近岸边,一遇大风随在沿口可以湾泊,非若大洋险阻难以回避,故可决以时日也。兼责沿海地方官,每月出具哨船到境曰期印结,缴报查核,庶皆实力奉行,永保无虞……其海上小丑闻知有备无不远避。纵使乘风飘至,不难相机剿捕。倘或众寡不敌,亦能掣肘海面,断不敢如从前任意飘泊,旷曰持久,窥伺海上也。如此则陆路汛兵捍御,水路舟师巡捕,虽有匪类亦无置足之地矣。[注] 周文海重修,卢宗棠,唐之莹纂修:《民国感恩县志》卷20《海防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69页。

其用意在于琼州水师协之专业水上部队,不仅仅防守琼州北部,而是巡防整个琼州,在海上形成一种震慑力量,周而复始,力图使海贼闻风丧胆,不敢轻易侵扰琼州。并且提出水师巡防的监督机制,即每到一州县,地方官据实给予印结以作凭证。此后琼州镇总兵范时捷亦提出相似之议,曾言“诚得舟师数只,于每年孟冬起春末止,周巡东西海面,则水陆交严,海疆宁谧”[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8页。 。

依《乾隆琼州府志》所记,琼州水师协于海面巡防已实现,但并非尽如姜焯所愿,琼州水师营仍旧巡防琼州北部洋面。每年分为两班,轮流出海巡防。上班以参将领队,率水师左营守备一员、右营千总一员、左营把总一员,驾缯艍船四只,于二月初一出海游巡。三月初十,参将于海安营游击会哨,每月初八,出巡的守备与海安营守备会哨。下班由右营守备一员率左营千总一员、左右营把总各一员,驾缯艍船四只于六月初一出海巡防,九月初一,守备与龙门协副将会哨,每月初八,把总与海安营守备会哨。龙门协与海安营皆在琼州海峡北部,琼州水师上班与下班出海巡防皆每月定期与之会哨。依《乾隆廉州志》载,龙门协与琼州水师会哨于白沙海面,如图4所示,即琼州海峡北侧,紧邻雷州半岛。虽不知与海安营会哨地点于何处,但一支水师在海峡南端,另一支则位于海峡北端,无论于何处会哨,其必定穿越琼州海峡。此举说明乾隆时琼州水师协之任务有两个,一为负责琼州北半部洋面巡防,二为与海安营、龙门协一起巡防琼州海峡及其附近海域,以确保此海峡安全畅通。此举与姜焯所想之琼州水师协环绕琼州巡防不尽相同,说明清廷海防重心在北部的战略定位并未改变。

图 4乾隆年间琼州军队巡防示意图

注:本图依据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11页;周硕勋修,王家宪纂:《乾隆廉州府志》卷10《兵防》,清內府本,第42页绘制。

琼州军队存有军纪涣散之风。康熙三十三年(1694)陶元淳任昌化知县后,上奏《请严职守详文》,文中提到“卑职自到崖州,所见职掌混杂,军兵骄纵……崖营兵律不肃,将士骄横,侵侮官职”[注] [清]钟元棣修,张嶲纂:《光绪崖州志》卷20《艺文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591页。 ,如崖营把总殴辱感恩县毕典史、营卒杨棍子殴辱藤桥司张巡检,依其意,此仅为冰山一角。营将强行干预朝廷既有收粮机构,私入黎村,自封为朝廷收粮粮长,“额粮一石,私收数倍。毒加骨髓,祸及鸡豚”[注] [清]钟元棣修,张嶲纂:《光绪崖州志》卷20《艺文志》,第593页。 。此外,康熙间崖营军队向民众强行兜售食盐,获取巨额暴利;士兵入伍,助其家人隐匿户口,逃脱民役;借公差之名,行恶霸之实,勒索壮丁,肩舆出入,酒浆鸡黍,攘攫罄尽;蓄养市井地痞无赖狗偷鼠窃,民众侧目而视。陶元淳曾无奈道,“崖南巨镇,而兵无纪律如此,本欲卫民而反至于虐民,本以禁暴而反至于为暴”[注] [清]钟元棣修,张嶲纂:《光绪崖州志》卷20《艺文志》,第594页。 。此外,部分琼州军队不司其职,专营趁火打劫,甚至惊动朝廷。如香山县澳门番人月旺与交趾贸易,于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在琼州会同县海域遇风船损,“该汛百总文秀即驾小船搬运货物。及至登岸,止还本人缎匹、银器数件,其余藏匿不吐”[注] 《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3页。 ,人祸甚于天灾,令月旺愤怒不已,无奈告官。依雍正所言,类似之事,粤闽甚多。更甚者,琼州军队存有军匪勾结、沆瀣一气之象,如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海贼谢昌等劫掠琼、儋、澄、文等地,武生王衡、卫官书办陈华辈“外通海逆,内透黎贼。韩有献……八仙黎等起为乱。明年二月,水师守备黄世贤开海口所城迎之”[注] [清]吴应廉:《光绪定安县志》卷9《黎岐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756页。 ,实为一丘之貉。如此军队对民之害甚于海贼,令其防守琼州,无异于引狼入室,何谈保一方平安。

二、琼州军防之积弊

如前文所述,陈昌齐言广东海防“惟西路僻在一隅,闻见难周,兵力亦薄,而琼、廉二郡又与安南接壤,可谓该匪接应销赃之地”[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第839页。 。此外,其亦在《洋面缉捕事宜疏》中历陈西路“兵力稍平,向为洋匪渊薮,嗣因会匪勾连,遂更肆行无忌”[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第838页。 。依陈昌齐所言,琼州海防有与邻藩接壤之忧、军纪涣散之风、域广兵寡之困。

为什么老师、家长都反对中学生谈恋爱呢?因为你们还太年轻,因为你们还没有具备获得理想爱情的条件,因为你们现在还必须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学习。所以,早恋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那我们何必浪费青春,浪费感情,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最后荒废了学业呢?

另依《乾隆琼州府志》所载,因雍正八年(1730),崖州营已改为水陆各半营,故崖州营的半个水师是琼州南部仅存的正规水师军队,故乾隆三十四年(1769),清廷将崖州水营的巡防海域扩大。除崖州营原先负责的崖州海域,另将儋州营自新英港南炮台起,南至昌化县马岭塘交界一带洋面,万州营自东澳港起,南至崖州赤岭港交界一带洋面,皆划归崖州水师巡防,如图4所示。此举意在发挥崖州正规水师部队的作用,扩大巡防面积,以保琼州南 疆无恙。但崖州水师仅有半营,本就将少兵寡,今又增加其巡防海域,令其巡防的海域远超琼州水师协两营水师所巡防的海域,必定海广兵寡,捉襟见肘。又因崖州营巡防时“所属各处洋面并无会哨”[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11页。 ,崖州水师巡防失去监督机制,何时到何海域,皆可随心所欲,易诱使军队滋生慵懒堕落之心。南部其余所剩海域由儋、万两营水兵负责。此亦为康乾之际清廷在琼州海防上重北轻南的又一佐证。

结果表明,随着水样悬浮物含量的增加,过滤与不过滤两种处理方法测定结果相对偏差逐渐增大,如果样品消解后不过滤,会严重影响测定结果,尤其是悬浮物含量高的样品;过滤样品加标回收率在91.5%~104.7%之间,符合方法质控要求(80%~120%)[1]。

域广兵寡从根本上为琼州海防不牢埋下隐患。康熙初年,琼州本土总兵力六千员。康熙八年(1669)三月,“奉文汰革老弱,不准顶补”[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4《军政志》,第402页。 ,造成一段时期内琼州兵力只减不增之局面。如表1所示,自康熙十七年(1678)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琼州七营兵额除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增加外,皆处于削减状态。琼州孤悬大海,处处需防,在在可进,域广兵寡,必定顾此失彼。如康熙间澄迈“东水营仅拨兵十名分守石二三十里之地,卒有警急,可为寒心”[注] [清]龙朝翊修,陈所能纂:《光绪澄迈县志》卷5《海黎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第260页。 ,尽显兵寡之窘境。部分要地亦因兵少无法顾及,康熙中期,感恩县之地岭头无兵防守,感恩令历陈此地平坦辽阔、港汊平缓,易为游魂窥伺,务必拨兵镇守。后经总兵范时捷附议,康熙四十四年(1705)九月,“奉批准于感恩县岭头地方拨崖兵一十八名设汛防守”[注] 周文海重修,卢宗棠,唐之莹纂修:《民国感恩县志》卷20《海防志》,第270页。 ,拨崖兵,必定造成其他原有的防守之地兵力削减,防御能力下降。乾隆二十七年(1762)九月戊辰,两广总督苏昌曾于奏折中提到“琼镇辖兵不及高州之半”[注] 《清高宗实录》卷670,《清实录》第17册,第491页。 ,高、琼尽为粤之海防西路,且琼为粤之咽喉,雍正早有此认知,但两地兵力如此悬殊,实为不该。总镇兵范时捷曾言“窃惟琼州五营兵制,为数仅四千有零,内一层防黎,中一层防城,外一层防海,既已在在须防,而海舟宗扬帆,瞬息千里,陆路应援,跬步为艰”[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19《海黎志》,第832页。 ,强调兵寡之困,海上遇有警情,陆上军队实难驰援,理应加兵水师。琼州约两千公里海岸线,正规水师不足一千五百名,至嘉庆二十三年(1818)琼州南部约一千二百公里海岸仅有崖州二百六十八名水师官兵,除去留营驻守官兵一百六十五名外,机动兵力仅存一百,[注] [清]阮元总裁,陈昌齐总纂:《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第537页。 何谈固守海防。此外,范时捷直指琼州军队除海防外,亦要防城、防黎,兵力单薄且分散,无法面面俱到。

看到妈妈疼成那样,我实在忍受不了那种折磨,哭着对妈妈说:“妈,我们一起去死吧。死了就不疼了。”妈妈吃力地摇着头说:“不,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我想尽可能多一天看到你。”

表 1康熙十七年( 1678)至嘉庆二十三年( 1818)琼州兵额增减情况表

注:本表依据阮元:《道光广东通志·琼州府》,第536-537页制作。

如范时捷所言,琼州军队的军事作用为防海、防城、防黎,但除防海外,防黎最为重要。早在明嘉靖年间琼山籍进士吴会期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岂有十三州县衣冠文武之王民,反为蛮鬼藩卫,仅居边陲之一线,独虚其中,以让黎岐为声教不及之地,腹心不治,四体难安”[注] [清]蓝鼎元:《琼州记》,洪寿祥:《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第217页。 ,议请建置城屯,并开通十字大路,直穿黎心腹地,北通府治琼山、南达崖州、西至儋州、东到万州,以荡平“黎乱”,保琼州安宁。明弘治年间文昌籍进士韩俊亦建请于黎心重地,立州县以防黎。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言“琼之地,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县,四肢也。心腹之疾不除,势且浸淫四肢,而为一身之患”[注]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地语》,洪寿祥:《历代文人笔记中的海南》,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227页。 ,历陈修路、立州县之利。康熙年间,琼州镇总兵官吴启爵曾奏议,于黎族腹地,建城筑垣、添设兵官,循循善诱,使其心向王化,以取防黎之效。但此议为时任两广总督石琳所反对,康熙三十一年(1692)五月癸酉,康熙对此裁示:“阅琼州舆图,周围皆服内州县,而黎人居中。如果此处应取,古人何为将周围取之,而在内弹丸之地,反弃而不取乎?不入版图必有深意。创立州县,建筑城垣,有累百姓。部议不准。”[注] 《清圣祖实录》卷155,《清实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3页 故清代琼州之政治版图依旧为州县环绕其外、黎族坐居其中,清廷不得不抽调兵力,以武防乱。

黎族分生、熟二黎,生黎永居深山,性情彪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不涉足民地,亦不出为民害,故历朝之黎乱大部出自熟黎。熟黎为一定程度上汉化的黎族人民,服王化、供赋役,最初“皆闽商荡赀亡命为黎,亦有本省诸郡人利其土、乐其俗而为黎者”[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20《海黎志》,第843页。 。据《道光琼州府志》记载,“黎乱”主因有二,一为地方官员巧取豪夺、鱼肉百姓,熟黎被逼无奈,奋起反抗。故琼州军兵防黎之缓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州县官员的为官之道。二为一些贸易奸徒“利其香物,教以背叛,又使之构衅生黎,阴阳反复,凭陵为患者,此黎祸之媒孽”[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20《海黎志》,第843页。 ,此为奸商从中作梗,挑起之“黎乱”。康熙间琼州同知姚哲曾言,黎民于黎境生产作息,相安无事,“皆因无籍棍徒利欲熏心,深入黎境,鱼肉百端”[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61页。 ,激起“黎乱”。若州县官员对不法奸商治之有方,惩之有术,则军兵防黎大可无需动用重兵。综上,琼州军兵防黎必须依托州县文官,如州县官员为官无方、治民无术,则军兵于防海、防黎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

总镇兵范时捷曾言“窃惟琼州五营兵制,为数仅四千有零。内一层防黎,中一层防城,外一层防海”,防黎、守城、防海使兵力分散,使为数不多的军队划分为三个梯队,不能专注于防海。康熙二十八年(1689),陵水黎人王国臣、母葵等相继“叛乱”被压,平乱后,为监视黎人,“于民黎交杂处设水尾、太平、薄沙、保停并旧设乐安共五汛,分兵防守”[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41页。 ,新增设的四处防黎汛兵力共一百,皆从崖州营抽调。康熙四十二年(1703),范时捷巡视琼州海疆布防时认为,崖州自番人塘起,经黄流湾、榕村、酸梅塘,到南山岭为止约两百里,此地处处可泊船取水,又逼近村庄,为海防要地,故应于榕村处设兵五十名以防海,由一名千总带领。但此时“崖营汛广兵单,不便再为抽拨”[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6页。 ,于是清廷开始抽调防黎兵力以防海,“相应于太平、水尾二汛各调回一十二名,薄沙、保停二汛各调回一十三名,共足五十名,安设于榕村地方”[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56页。 ,可见防黎、防海并存已现捉襟见肘之局面。

琼州军兵除防海外亦需防黎,兵寡之忧尽显无遗。每遇岛内有较大规模的“黎乱”时,镇黎任务受兵寡所掣肘,不得不向外借调军兵。如康熙十七年(1678)琼山黎酋那又作乱时,“顺德镇总兵官蔡璋、虎门副将张瑜领舟师来援”[注]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22《海黎志》,第915页。 ,故“黎乱”暂时得以平息。乾隆四十六年(1781)崖州黎首那回作乱,两广总督巴延三带兵亲至琼州镇剿,调儋州、万州、海口、海安营各三百名进行追捕,剿抚并重,崖乱得以荡平。此外,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任琼州总兵官吴启爵在平定陵水“黎乱”后,奏请于黎岐杂居之地黄茅峒屯兵三百,以示清廷镇压“黎乱”之决心,形成震慑。三百兵力近一营之半,可见防黎耗兵之甚。琼州官员对于“黎乱”剿抚意见不一,各执一词,如知府贾棠力主追剿,感恩县令姜焯则认为招抚方为上计。剿抚不定亦为军兵防黎造成重大损失,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黎首王振邦等作乱时,时任抚黎同知何斌“误堕贼计,坚执招抚,土棍借招抚护牌出入,黎峒潜通消息,致官兵进退失措”[注] [清]萧应植修,陈景王员纂:《乾隆琼州府志》卷8《海黎志》,第841页。 。

三、结语

康乾之际,琼州军队编制与防守范围频繁更换。一协两营水师皆部署于以琼山为中心的北部,并与琼州海峡北岸之龙门协、海安营定期会哨于海上,形成比较严密的巡防体系,确保大陆与琼州之交通线畅通无阻。琼州南部虽亦出现半营水师进行巡防,但无法掩盖此时清廷对琼州重北轻南的战略部署。此时之军兵防守琼州有邻藩接壤之忧、军纪涣散之风、域广兵寡之困,皆严重制约琼州军兵的防御和作战能力。除海防外,琼州军兵亦要防黎,但州县文官的治政水平及军队之种种短板皆严重制约着军兵防黎之水平。防海与防黎并存,使琼州之军防体系捉襟见肘。最迟自雍正起,清廷将琼州作为国防前哨,充当大陆的“屏藩重地”。琼州军队布防得当、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管控黎族“叛乱”、缉捕海盗、保一方康宁之愿。但事与愿违,琼州军队积弊缠身,自顾不暇,故“屏藩重地”已为摆设。

琼州作为边陲之地,既有云贵等地的民族冲突、恶劣烟瘴,又有闽浙粤等地的海盗肆虐,是集管控民族冲突、治理烟瘴区、巡视海疆、缉捕海盗于一体的孤悬于海上的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别于他疆,故不可否认,康乾时期琼州军队在戍守边疆,以及巩固清廷在琼州的统治方面功不可没。乾隆之后清廷对琼州的战略定位也符合时局变化,面对日趋复杂的海疆局势,清廷采取了部分措施,如新建儋州水师以加强水师兵力,道光二十年(1840),将海口水师协副将移驻崖州以提高琼州南大门的军事地位。但自乾隆末期起,清廷已开始没落,黎族“叛乱”、海盗肆虐此起彼伏,琼州军队已疲于应对。琼州军队之弊病,并非琼州独有,为清廷的大环境所致,仅为清廷军队逐渐衰败的一个缩影,已为半世纪后中外交战中清廷屡屡退败埋下隐患。

A Probe into the Military Defense of Qiongzhou during the Rule of Emperors Kang Xi and Qian 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FU Yong-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China )

Abstract : During the rule of emperors Kang Xi and Qian Long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Qiongzhou Marine Division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astal defense of various countie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Qiongzhou, and also patrolled the northern ocean of Qiongzhou. Meanwhile, it regularly held outposts at sea with the Longmen Association and the Hai’an Camp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the Qiongzhou Strait, thus forming a more rigorous northern patrol system. However, there was only a half-battalion Yazhou naval division in the south of Qiongzhou, so that their patrol areas were far beyond those patrolled by the two-battalion naval divisions of Qiongzhou Naval Division Association. Therefore, the Qing Dynasty’s intention to focus the coastal defense of Qiongzhou on the north during the rule of emperors Kang Xi and Qian Long was very clear. In addition, the military defense of Qiongzhou was afflicted with the worry over adjacent vassals, the slackness of military discipline and the shortage of qualified military personnel, all of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ed the military defense and combat capability of troops and people in Qiongzhou. Moreover, as the Li people lived on Hainan, and “riots” or “rebellions” conducted by the Li people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so the Qing regime had to garrison a large contingent of army to guard against the Li people so as to preserve peace and order in Qiongzhou. As such, the coexistence of coastal defense and defense against the Li people has delimited and weakened the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of Qiongzhou.

Key words : Kang Xi and Qian Long; Qiongzhou; military defense; extensive territories and few soldiers

收稿日期: 2018-03-21

作者简介: 付永杰(1993—),男,山东滨州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主要从事明清海南史、国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 2019) 03-0124-08

(责任编辑:李霞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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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时期琼州军防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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