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是全人类的重要目标，也是在中国不断增温的热门话题。
一、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市场经济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在带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根据中国统计部门的测算，经济指数与社会发展总水平指数的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高达0.94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发展总水平指数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35。这表明，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可以协调的，是能够同步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促进社会发展始终是我们十分重视的一件大事。特别是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后，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直高度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就明确地把国家发展计划，既包括五年计划，也包括年度计划，一律确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利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和部署，使之相互促进。十多年来，我们在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中国在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控制了人口增长，降低了出生率和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从70年代中期的65岁增加到目前的70岁；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绝大多数人的吃、穿、用、住等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长期困扰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明显缓解，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7000万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卫生和健康的一些主要指标在一些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中，处于先进行列；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劳动力资源，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城镇失业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教育、科学、文化、体育事业迅速发展。
经济与社会在中国的这般协调发展，并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垂手可得的，更不是在所有的地区都是一样的。
在现实生活中，不重视社会发展的现象还是存在的。十多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以“阶段斗争为纲”，深得人心，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于搞“经济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地方竟把社会发展丢在一边，以致于在现实生活中，出现过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脱节和背离的局部现象。脱节有正也有负。尽管也有社会发展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然而大量的是社会发展慢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滞后，是全世界，也是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社会发展的经济功能
社会发展事业不可能有工厂、企业那么大的经济效益。我们也不应该要求社会发展事业把追求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可是，社会发展拥有多种多样的经济功能。
1、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社会发展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根基。以社会发展求社会稳定，则稳定存，其稳定真，其稳定久远。很难想像一个社会秩序混乱的开发区，能吸引外商或者内商来投资；很难想像一个没有学校的开发区，人才能带着孩子进来。愈是大人材，愈是注意为子女选择好学校。孩子入不了学，人材也不来为你做贡献。说得透彻一点，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素质高的人多，是经济的磁石，能吸引天下商人过来集合。
2、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布局。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取决于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社会发展事业同“三产”有线性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可以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但是，无论如可不能单打一。钢厂旁边不能没有医院，甚至于不能没有纺织厂。且不说，医院和纺织厂是干什么的，只讲一点就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作用：假若没有了医院和纺织厂，钢铁工人找恋爱对象都困难。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制约着一、二、三产业的合理配置。
3、社会发展是经济的真实动力，持久动力。社会生产力是最活跃的。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是人。人的素质问题就是第一要素的强弱问题。而人的素质又是社会发展问题。制约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恰是社会发展的主题。搞好社会发展，就是调整和完善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资源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社会资源的配置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社会资源的配置能使企业启动得有力，能使企业后劲有余。
4、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导向。经济向何处发展？要靠正确的理论来引导。是实行计划经济、政府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这是个经济理论、经济体制问题，也是作为社会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参与”问题，理论水平问题。理论在历史上曾经充当宗教的奴婢，后来又充当政治的奴婢，今天又在一些地方充当金钱的奴婢，这都是有辱于理论的使命的。理论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为经济发展鸣锣开道。
5、经济发展的成果要在社会发展中体现出来。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经济发展倘若不能转化为社会发展，那就说明经济发展丧失了目的性。偏离了目的地的经济发展，不管增长速度有多快，都是无效劳动。背离了社会发展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其中必有不正常的因素在起作用，或是竭泽而渔，或是以牺牲社会为代价。相反的，经济发展如果能体现在社会发展的结构规模、种类中，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才是有血有肉的，富有生命力的，才是没有铜臭味的。
三、社会发展的内容和本质
社会发展的内容正在逐渐丰富起来，范围正在逐渐扩大开来。
在中国，先是有“十大领域”说。这就是：环境、人口、经济、居民生活、劳动、社会保障、卫生保健、科技教育、文化教育、社会秩序。
再就是“十三大类”说。这就是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所制定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讲了以下十三个方面：自然环境、人口与家庭、劳动、居民收入与消费、劳动保险与社会福利、住房与生活服务、文化与体育、生活时间分配、社会秩序与安全、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参与情况。
去年（1994年）10月22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又在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大类。这就是：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科学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缩减贫困，就业与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卫生保健事业，文化艺术、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娱乐事业，城乡公共设施建设，社会参与和社区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公共安全与预防犯罪，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群体的保护。
从社会发展内容的三次变化，我们除了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发展的内容是越变越具体、越丰富以外，还可以看出“十大领域”说不含政治参与，后来补充进去了。再就是“缩减贫困”的问题后来也提出来了。更主要的是，越来越接近社会发展的本质——人。
什么是社会发展的本质？社会发展的本质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舍此而外，没有别的。
社会发展的本质决定了各项工作都应当着眼于人民群众，服务于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道德修养、身心健康。
四、社会发展观的演化
1、工业文明观。
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工业文明观”。他们认为应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作现代文明的重要特点。
这种观点表现在经济生活中，就是对GNP的百般追求，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沿着这种“发展经济”思路走下去，到60年代以后，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严重了。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矛盾，意识到环境污染对人类生活的危害。
“工业文明观”传播到政治学领域以后，就变成了“实力论”。“实力论”者认为，应以军力、国力、GNP作为衡量发展的指标和尺度。实力论者同“工业文明论”者一样，都缺乏生态观念，都把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丢在一边。
2、增长极限论。
1969年到1973年，美国人率先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的GNP为中心的“发展＝经济”的经济学发展观。
与此同时，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为批判“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了一种“增长极限论”。增长极限论认为，经济增长已临近自然生态极限，谴责技术对环境的破坏。罗马俱乐部跳开了经济角度，开辟认识未来和发展的新角度。
3、持续发展观。
在未来学提出“增长极限论”不久，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简称TOES)，提出了他们的新经济学，又称生存经济学。生存经济学同罗马俱乐部有相似之处，认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已走入绝境。他们强调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他们又把自己学派的发展观称作“持续发展观”。持续发展观重视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重视改革社会关系，改革权力结构，提倡社会公正，提倡人民参与，也隐隐约约地把人的充分发展当作追求的目标。因此，有人把持续发展观概括为“发展＝经济+社会”。
与持续发展观相呼应，在80年代，政治学领域出现了绿色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所谓绿色政治学就是一种维持包括人在内的生态系统稳定协调发展的政治学。绿色政治学派反对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主张建立一种立足于人类利益和全球安全的新政治思维。
4、综合发展观。
工业文明观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实力论和绿色政治学是政治学家提出来的；增长极限论是未来学家提出来的。多学科的介入，极大地丰富了发展观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观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
综合发展观主要体现在法国学者撰写的《新发展观》一书中。《新发展观》是在198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面，委托法国学者写的。《新发展观》继承了持续发展观，又突破了持续发展观。《新发展观》既跳开了“发展＝经济”的角度，也跳开了“经济与自然”协调的角度，把“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观推进到另一个新领域。
综合发展观认为发展应当是整体的，综合的。他们提出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的新主题。综合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的。具体说来，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提高、文化价值观念变迁、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多方面的因素。90年代以来，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了应“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
不过，真正把“以人为中心”提到发展观高度的，还是1995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发展首脑会议。
5、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物质财富空前增多，可是，人们仍有“社会紧张”的感觉，或者说是有“冷和平”的感觉。全世界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国家近年来经历过民族冲突，仅1994年就发生40余起。1990年以来，全世界发生82起战争和武装冲突。政变此起彼伏。在财富增加的同时，穷人越来越多，失业队伍越来越大，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所有这些都启发人们思考：冷战结束以后，世界面临的矛盾是什么？和平与发展成为全世界所关心的焦点。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认为，这些问题超出了罗马俱乐部议论的范围。全球的问题，是由全球来回答。1992年开过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1994年开过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1995年又举行了世界发展首脑会议，出席会议的首脑之多，是自有联合国以来所没有的。有的国家元首，身患绝症，仍然到会讲话。这说明大家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表明世界各国首脑都有聚在一起共商社会发展的愿望。
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行动纲领》。在《宣言》和《行动纲领》中，除了有各国首脑所作出的一系列承诺外，还阐发了不少重要的理论观点：(1)“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各部门的中心责任。”（见《宣言》第9条）(2)社会发展应“列为当前和跨入第21世纪的最优先事项”（见《宣言》第1条）。(3)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见《行动纲领》第8条），“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见《行动纲领》第7条），“人民是从事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见《宣言》第8条）。(4)“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经济、政治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见《行动纲领》第4条）
哥本哈根会议的这些观点，既是对综合发展观、持续发展观的肯定，也有对综合发展观、持续发展观的突破。尽管在这些观点上阐述得还不够完整，也不太深刻，还可以说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是，较之以往鲜明得多。这些观点的提出，是与会者的集体劳动的成果，也是同中国代表的努力分不开的。比方说，“以人为中心”的观点，是社会发展观演化的新阶段。这一思想，中国领导人早在1994年10月20日的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上，便作了多次论述。中国的这次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把“着眼于人民群众”提到了社会发展本质的高度，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要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找到社会发展的本质是社会发展理论史上的一大突破和进展。
五、促进中国的社会发展事业
社会体系是个开放的系统。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社会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发明，像蒸气机、纺织机的发明，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推动了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外来文化的传播，会引发社会发展。人口的增减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除此以外，有人认为人口的变化，社会冲突的出现，都会促进社会发展。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主要来自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即改革开放。
社会发展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从方向上说，有正有负，有进步型，有退步型。从时间上说，有短暂的，有持久的。从性质上说，有进化，有革命。从价值上说，有有益，有无益。联系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就复杂起来。我们是革命中有进化，有益中有无益，自觉中有自发，有序中有无序，持久中有短暂，“短痛”也并不太短。
要推动中国如此复杂的社会发展，最主要的是要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第一，不能要求社会发展事业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各行各业都应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各行各业都去“下海”。比如公检法，它是社会的校正系统，职能是治安，因此，就不应当要求他们“创收”。要社会发展事业“创收第一”，就是“逼良为娼”。第二，对一些无竞争对手的经济部门，至少是在一个地区无竞争对手的“垄断”企业，也不宜把他们的利润指标定得太高，像水、电、煤气等，他们是公用事业，职能是服务。他们固然也应该讲核算，可是，对他们来讲，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是比金钱更可贵的东西。第三，就是一些应该在市场竞争大潮中逞强的企业，他们应该讲求经济效益，可是，也应该给他们规定社会价值目标。他们也应该依法经营，应该讲商德、商誉，无论怎样，都不能够损害社会发展事业。这类企业也是能够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佳结合点的。第四，最要紧的是制定经济投资与社会投资的合理比例，尽量提高社会事业投资，促进经济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同步前进，协调发展。低速度、低水平的经济、社会同步前进、协调发展是容易做到的，可那是消极的。我们要的是积极的、向上的、高难度的同步与协调。
当然，要搞好社会发展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单是企业界的事。就是社会事业的社会效益也不是先天的，不是挂个牌子就能解决问题的，还应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整地说，社会发展事业要靠政府行为的有力，大众参与的广泛，管理机制的有效，社会政策的正确，法律体系的完善。政府是主管，大众是主体。上下一心，把政策和法律把握住，把管理水平再提高一步，中国的社会发展就一定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