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莉[1]2004年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央情报机构转型之争（1944年9月—1946年1月）》文中提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作为战争时期紧急成立的情报机构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撤消，整个美国情报界进入了从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型的过渡阶段。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如何组织建立战后美国中央情报机构的争论，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第一次就情报问题展开的大讨论。这场争论持续一年半之久，有包括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多个政府高级重要组织部门参与，共有5份正式计划相继提出。争论以1945年9月20日杜鲁门签署撤消战略情报局的9621号总统行政命令为分水岭，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1944年9月至1945年9月是第一阶段，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战略情报局的去留问题，即可否将战略情报局稍作改组成为美国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机构，讨论结果以战略情报局的撤消告终；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是第二阶段，讨论围绕如何组织建立战后美国中央情报机构进行，这也是讨论的实质性阶段，触及到组建新机构的核心问题：机构性质、建制、职能等重要问题，讨论的最后结果是建立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组。由此开启了美国情报界进入和平时期的崭新的一页，为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建立奠定基础。本文共分叁个部分：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期间的美国情报机构。介绍二战前美国主要的情报机构和统一情报工作主张的提出。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情报界由战争时期向和平时期转型的历史必然性。战略情报局的撤消使美国情报界在集中情报方面出现空缺是美国情报界转型的内因，二战后世界局势的变化是美国情报界转型的外因。
张建[2]2017年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宋涛[3]2009年在《冷战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1947-1961）》文中提出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苏两国也由盟友走向了对手,两极格局逐渐形成。为适应新的冷战局势,美国政府着手进行机构改革,并在1947年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组建了中央情报局。由于美苏冷战局势的逐渐加剧,中央情报局的工作范围,也迅速由简单的情报和反情报职能向外扩展,到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被明确赋予隐蔽行动的职能,而这一职能除了推动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行外,更成为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标志。但是,隐蔽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最主要的职能,情报分析工作仍是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重心。冷战初期,是其情报评估体系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在本文讨论的时期内,中央情报局不但进行了组织结构的调整,情报评估能力急速上升,情报评估产品的权威性也得到了普遍认可,从而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在对来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最终试图说明问题如下:(1)由于冷战的出现、情报工作经验的增加、以及美国朝野对情报问题认识的深入,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出现成为可能;(2)情报分析是冷战初期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和工作,经过史密斯的机构改革后,其情报分析体系和能力得以初步完善;(3)在冷战初期,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其预期的成果,而且,随着冷战局势的尖锐,中央情报局的隐蔽行动职能逐渐扩大和明确,逐渐成为美国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
王彦平[4]2013年在《美国对华情报活动研究（1943-1955）》文中认为1936年前后，美国从“大萧条”的经济危机逐渐转向欧洲战事，此时的美国情报因来源于政府各部门下的情报单位、缺乏系统的整合和分析，已经远远不能应付严峻战事下的突发状况。于是，在这样一种薄弱的美国情报工作的背景下，一个独立、系统的情报机构在总统罗斯福的头脑中开始酝酿准备。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才使得美国人如梦初醒，一个具有独立核心地位、负责情报搜集分析和外事宣传的美国战略情报局正式成立。1947年美国通过《国家安全法》，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并设立中央情报局，较之前的情报机构，其职权范围更加广泛，国家机关中的地位也明显提高，美国情报机构基本成型。透过美国对华情报评估的实况，对美国情报工作窥见一斑。由于战后美国情报机构初步建立及其频繁变动，这一时期美国情报工作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特点，以中国第叁次国内战争为例，美国对华情报的获取多源于公开发表的文字信息，很难取得准确可靠的内部机密，分析问题欠缺全面发展的眼光。朝鲜战争的失利使得美国情报工作的弊端显露无疑。其情报的评估报告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重要依据，要想改变“局势报告”的现状，必须进行重大改组——成立一个具有新的国家情报评估撰写机制、规范处理分歧和紧急事件的条例的情报机构，这两项重大改变使得美国情报机构真正具备了撰写国家情报评估报告的职能，完善了美国的情报机构。而这个时期美国对华的情报工作也趋向成熟，这些担负对华情报搜集和评估工作的机构分工明细、掌握资料丰富、涉猎方面广泛，使得美国决策层能够在准确、及时地解读中国情报信息的同时做出沉稳正确的外交判断。第一次台海危机的案例就成功说明了美国情报系统的成功改制。在这次危机处理中，美国的决策和态度显得十分谨慎，它以维持对台湾的恒定政策避免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又达到牵制中国统一的目的。美国的情报工作随美国的强盛日益发展，从最早的战时情报逐渐完善，深入国家的各个部门，涉猎广泛。情报信息的报告分析更是成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随着系列档案的解密，也让我们对美国情报机构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其中美国对华情报档案的公开，能够让我们在自身国情的对比下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本论文正是围绕1943年至1955年中国四次具有代表性的战争，从检验美国对中国情报工作的评估这一角度，探寻美国国家情报系统的发展及其相关时期做出的对外方针政策。
汪玉明[5]2013年在《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生群体怀揣着理想与责任,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表达诉求,先后演绎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时代剧作。尤其是在抗战结束后的1945-1949年间,学生运动告别战时的相对平静,在中国大地抒写波澜壮阔的画卷,成为这个时代社会变迁的"晴雨表"。事实上,战后学生运动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推手,也是社会变迁的时代产物。在社会变迁视野下考察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发生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战后中国社会剧变的内在机理。本文试图从社会变迁视野考察1945-1949年间中国学生运动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绪论主要介绍选题缘起及资料依据,综述前人研究成果,厘清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第一章主要探讨国际化影响与学生运动兴起的外因。从根本上说,近代学生群体的形成就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产物,无论是早期的学生拒俄、拒法运动,还是战后的历次学生运动,国际化影响都或显或隐。近代以来中国深受国际化影响,尤其是抗战极大提升了中国国际化程度,世界大国特别是美苏对中国的影响日深,随着战后美苏对华政策的调整及战后世界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外部环境。第二章主要探讨地域底色差异与学生运动类型的多样。战后学运发展最终呈现高度趋同性,但在战后学运爆发初期乃至其后一段时间,学生运动的类型则是多样化的,而这种多样化与发生地的地域底色差异有着密切联系。长达八年的抗战对中国地域发展影响巨大,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叁大地域呈现出明显差异,这致使战后学运主题选择不尽一致,尤其是战后初期的北平、昆明两地学运类型差异颇有代表性。第叁章主要探讨政治生态演化与学生运动走向的嬗变。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展开了对"和平民主"旗帜的激烈争夺,国内政治生态也更趋复杂。同时,两党都对教育界尤其学生群体给予了相当关注,其结果,国民党因其政策过于功利化、强迫化,激起学生群体的抵触;共产党则因其政策手段的温和理性,在潜移默化中获取了学生的同情、好感以至支持。当然,在国内政治生态演变中,国共两党对学运个案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在战后两场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反苏游行和抗暴运动中,国共两党基于不同的政治考量,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态度,这极大影响了两场学运的走向,反苏游行迅速兴起又迅速趋冷,抗暴运动则狂飙突进且影响深远。第四章主要探讨知识阶层分化与学生运动参与的扩大。事实上,知识阶层虽承继了中国传统士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但其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建设性的,是以诤友的姿态来与政府对话,特别是教育界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教育独立思想的影响,他们虽对学生运动表示理解但却不赞成罢课游行的举动。然而,由于国民党推行独裁政治,战后中国社会面临空前的民主危机,一向被知识分子视为公共空间的舆论界生态也日趋恶化,加之其服赝的民主价值受到独裁政治的冲压,基于民主情结的"反独裁"诉求迅速高涨,这令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产生了思想共鸣。第五章主要探讨社会全面危机与学生运动动力的持续。中国现代经济发展本属薄弱,加之抗战的破坏及战后接收的蹂躏,中国经济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中,这使得教育界面临空前的生存困境,教职员和学生群体的不满在淤积,进而演化为持续不断的学运。国民政府应对学运时始终低效而尴尬,这与国民政府高层派系斗争、中央与地方龋龉、学校与地方当局隔阂有很大关系。当国民政府尝试"运动学生"失败后,便以党团特务应对,在学生的抗议升级时,暴力镇压又频频出现,最终埋葬了政府的合法性。概言之,战后学生运动呈现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篇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告宣言和一幅幅令人血脉喷张的游行画卷,它更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各种势力、各种影响都卷入其中,从而对战后学运的起源、类型、走向、参与者、动力等产生重要作用,它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影响着社会变迁的进程。
黄爱武[6]2009年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积极应对“冷战”的对抗和威胁,实现世界霸主的地位,从1947年开始,陆续颁布了包括《国家安全法》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建立了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内的16家国家安全情报机构,逐渐构筑起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现代国家安全体制。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美国的其它法律制度研究的学术成果非常多,也很全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起到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但我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本论文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和探究了美国建国以来特别是“二战”后颁布的各项国家安全法律,总结了美国国家安全法制建设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的成果,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薄弱和不足。全文重点揭示了战后到2009年,62年来美国国家安全立法史、美国现代国家安全情报体制和机构的法律职能及其演变过程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法律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论文所追求的理论价值和创新点在于：一是从法律史的角度,对战后美国所颁布的四十部多部国家安全法律采取分阶段、分类别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发现和找寻美国国家安全立法过程中如何处理特殊“立法矛盾”的价值取向和调和艺术。这几对“立法矛盾”主要是法律的公开性和国家安全工作秘密性的矛盾,公民权利和国家安全工作特殊权力的矛盾,发现了美国国家安全立法妥当解决与平衡上述矛盾的“技巧”和“良方”,即隐蔽秘密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必须也可以通过公开的法律进行调控,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平衡；二是通过鸟瞰和透视美国现代国家安全情报体制和机构法定职能的发展及演变过程,对美国通过立法调整和规范国家安全机关活动的做法进行了剖析,洞察美国当政者如何运用法律设置和管理国家安全体制和机构,改革和完善国家安全机构及其职能的“初衷”和“用意”,研究发现美国既依靠“情报界”这头“捣蛋的大象”维护国家安全,又运用法律规范和约束国家安全机构不致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立法的价值取向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公民的权利同等重要。这些研究弥补了我国学术界从政治、外交等角度研究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文章过多、从法律的角度研究过少的缺失；叁是通过剖析美国国家安全法律监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过程,揭开了美国总统、国会、法院对国家安全机关既依靠又制衡的斗争史,查找和分析了美国叁权分立平衡的宪政法律制度的利弊。全稿33万字,其中正文26万字,美国《1947年国家安全法》全文翻译7万字(不含英文条文字数)。除导言外,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梳理和归纳了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立法发展史。首先对美国建国至二战时期的国家安全立法进行了简要回顾,为研究战后的国家安全立法做好铺垫。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立法研究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法律的发展,这一时期是美国国家安全立法的高峰时期,论文采用分类法,将构建体制、划分职能、保护情报人员身份等国家安全立法归并为9大类并进行了分析；第二阶段是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的完善；第叁阶段是“9·11”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的改革。本章最后采用列表方式将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立法进行了梳理。第二章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进行评述,与第一章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第一部分。美国国家安全法律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成文法、总统行政命令和判例法,主要以成文法为主、判例法为辅。美国国家安全立法追求平衡的价值取向,注重灵活运用立法技术,实现法律的公开性和国家安全工作的隐蔽性有机结合。尤其是在对待美国国家安全工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关系方面,立法妥当地进行了协调和平衡。通过立法界定国家安全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界线,协调国家安全技术侦察权力的使用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关系和矛盾,运用判例法强调公民言论自由权对国家安全优先权的减让。上述的协调和平衡,是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对宪法精神的直接体现,也是与美国行政法、刑法等的有机衔接和互为补充。第叁章研究战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的构建与演变。战后美国逐渐建立起决策、指挥、执行、咨询和监督完善的国家安全情报运行体制,并经历了不断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这一体制的核心,剖析其职能演变和发展过程,可以一窥美国国家安全体制从建立到完善的全貌。第四章对战后美国成立的16家国家安全成员机构逐一进行了解剖、揭示了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类型、法定职能及其嬗变。第五章在第叁章和第四章的基础上,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如何规制国家安全工作进行了研究。美国依法构建了战后国家安全体制,并确立总统为该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国家情报主任依法享有指挥权和协调权。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对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设立、职权、内部管理、与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权利与义务都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将国家安全机关秘密搜查和监视权、技术侦察权、隐蔽行动权纳入法治轨道,要求依法开展情报、反间谍等国家安全工作,同时对美国国家安全工作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第六章论述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工作法律监督。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立法确立了监督的原则、明确了监督机构职能、规定了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了公开与保密的法律监督界线。本章主要论述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法律监督,即总统、法院和国会对国家安全的监督。战后美国总统主要通过颁布行政命令、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法律监督,总统授权的洛克菲勒委员会和墨菲委员会在国家安全监督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战后美国法院对国家安全工作监督经历了一个由保守到积极的过程,相关判例清晰地刻画了法院对国家安全监督轨迹的变化历程；战后美国国会是国家安全监督的主要力量,国会通过立法、行使预算和人事批准权、专门调查等方式开展国家安全法律监督。通过对参议院邱奇委员会、众议院派克委员会、以及参、众两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的解剖,探寻了战后美国国会国家安全法律监督模式从雏形到发育再到成型的历史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国会不断进行国家安全法律监督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但国家安全活动“保密性”和法律监督“公开性”的矛盾,国会监督部门和情报界之间相互猜忌的斗争和内耗,情报是顺应政治需要还是忠于客观事实的困惑,导致国会国家安全监督的艰难和效力不彰,也暴露了美国宪政体制的缺陷和无奈。通过对相关文字资料的整理和归纳,绘制了“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立法一览表”、“战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结构图”、“中央情报局历任局长一览表”、“联邦调查局历任局长一览表”以及最新的“奥巴马总统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一览表”等图表并附于论文的相关章节之中,起到直观明了总结、说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之作用。另外所收集的40多部美国国家安全法律英文条文内容,在论文中多有提及和引用,其中的《1947年国家安全法》是美国建立现代国家安全体制的基本法和开端,至今仍对美国国家安全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在不忍割爱,加上在收集本论文资料过程中,尚没有看到完整的中文翻译条文,于是将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2007年发布的最新英文版本的条文全部翻译成中文,采取中英文对照的排版方式,附录于论文之后,作为论文的组成部分。
薛丹[7]2017年在《达赖集团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研究（1959-2012）》文中研究指明1959年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以来,达赖集团以印度达兰萨拉为基地,从事有目标、有组织、旨在实现“西藏独立”的“藏独”活动,并且积极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西藏问题”国际化肇端于1913年,在英国的阴谋策划下,让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以“身份对等”的形式参与了中英藏叁方国际会议,即西姆拉会议。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纲领源自1913年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的“藏独六条”,核心内容是:“要求‘西藏独立’”和“划定西藏与内地的‘边界’”。达赖集团“藏独”纲领的形成经历了以下演变过程:从毫不掩饰地要求“西藏独立”,到模糊地提出“五点和平计划”和“斯特拉斯堡建议”的渐进式“藏独”主张,最终形成完善的“藏独”纲领——“中间道路”,即以追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为掩饰,实则寻求“西藏独立”,建立“大藏区”。达赖集团“藏独”纲领的内容,是对西姆拉会议上“藏独六条”的继承和发展。它们的本质都是追求“西藏独立”,但又有所不同。首先,达赖集团的“藏独”纲领以“高度自治”取代“独立”,其“藏独”主张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其次,相较于“藏独六条”,达赖集团的“藏独”纲领对所谓“独立以后的西藏”的“领土”范围做出了更加清楚明确的界定,还对所谓“独立以后的西藏”的“政治体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达赖集团的国际“藏独”活动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污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本文以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对达赖集团国际“藏独”活动的历史轨迹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分析了达赖集团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策略、手段和影响因素,揭示了达赖集团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目标是实现“西藏独立”。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了西藏地方分裂势力的产生和“藏独活动”的由来。近代以来,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导致“西藏问题”的出现和西藏地方亲英分裂势力的形成,使“西藏问题”从中国的内政问题转变为国际问题,进而给中央政府行使对西藏的主权带来障碍。第二章主要揭露了达赖集团流亡初期的国际“藏独”活动。所谓“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和“西藏流亡政府驻外办事处”的成立,以及所谓“《西藏民主宪章草案》”的炮制出炉,标志着达赖集团国际“藏独”活动初步组织化和体系化。达赖集团在美国的幕后策划与推动下,使“西藏问题”进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叁次涉藏决议,说明“西藏问题”和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至少在形式上已经登上当代国际政治舞台。第叁章探究了达赖集团积极谋求国际社会支持的活动,揭示了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渐进式“藏独”方案的内容与实质。70年代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达赖集团的“藏独”活动从主要依赖美国政府的支持,转向谋求更广泛的国际支持,积极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借助于西方大众政治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关注,达赖集团分别获得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中热衷人权事务的议员的支持,不仅有机会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公开发表“藏独”演说,而且使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分别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从而使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成为达赖集团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重要平台。第四章阐述了后冷战时期达赖集团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策略、特点与未来走势。冷战结束以来,达赖集团进一步扩展“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活动,一方面,十四世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和“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对“藏独”纲领作出完整阐释,并成为达赖集团的行动指南;另一方面,成立“信息与国际关系部”,负责国际“藏独”宣传以及与世界各地支持“藏独”的非政府组织和议员的联系,同时推动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通过涉藏决议成为常态,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呈现出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特点。
汪婧[8]2009年在《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文中指出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大利的政策是战后美国欧洲冷战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意大利拥有强大的共产党力量和富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是美国对其推行冷战政策的重要原因。确立和维持意大利政府的亲美反共,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将意大利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是这一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重要内容。本文以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学者的学术成果为研究起点,利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参考系统》数据库、《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和缩微胶片等,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等部门的文件为史料基础,以NSC1号系列文件和NSC67号系列文件为核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借鉴西方有关的国际政治理论,探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与确立,归纳战后初期美国对意政策的模式及影响,揭示战后美国对意政策服从于遏制大战略的实质。本文一个基本的学术判断是,杜鲁门政府时期是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与确立阶段。从对意和约谈判到出台NSC1号系列文件与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再从加强对意军事援助,拉拢意大利加入北约,到出台NSC67号系列文件,支持意大利重整军备和修改对意和约,以及推出“消磁”计划和海外采购计划,美国对意冷战政策一步步形成和确立,与遏制战略的形成和冷战的逐步展开交相呼应。在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意大利自身发挥了重要作用。全文共分绪论、正文和总结叁个部分,共约17万字。第一章回顾战后初期的国际局势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形势。二战结束后,新的国际形势和意大利国内的形势是战后美国对意大利政策形成的大背景。传统大国逐渐衰落,美国和苏联迅速崛起,其全球扩张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大战略形成,双方开始按照各自的国家大战略制定对外政策。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美国不断介入意大利事务的重要原因,而政党政治的形成,为美苏在意大利展开争夺和一系列对抗提供了条件。第二章探讨美国关于对意和约谈判和意大利重建的政策。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恢复意大利的秩序,维持意大利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自立,保持意大利作为地中海地区的“民主堡垒”,以利于美国在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利益。对意和约谈判和对意重建援助确立了美国在意大利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为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第叁章主要考察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与实践。冷战的爆发和意大利国内危机的加深是战后美国对意政策形成的背景。NSC1号系列文件的出台,是美国新建立的国家安全机制的第一次运用,标志着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形成。战后美国对意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确立和维持意大利的独立、民主、亲美、反共,阻止意大利共产党重返政府。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通过经济援助、政治行动、情报活动和隐蔽行动等手段,大肆干涉1948年意大利大选,最终阻止了意共的上台。这是美国遏制战略的一场大规模试验,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四章分析美苏冷战态势进入高潮后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政策的调整。首先,加大对意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军事援助要以经济复兴为先。其次,支持意大利加入西方联盟,拉拢意大利加入北约,将意大利完全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之中。最后,出台NSC67号系列文件调整具体政策,要求美国充分利用政治、经济力量帮助意大利维持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加强对意大利的心理战和隐蔽行动,在特殊情况下,军事力量也应被看成是可以利用的有效手段。第五章讨论对意政策调整后的具体实施情况。第一,支持意大利的重整军备和修改对意和约,加强意大利的军事力量。第二,加强对意大利的心理战,推出“消磁”计划,以削弱意共的力量和吸引力,但意大利政府不予合作。第叁,利用对意军需品海外采购计划,以极为隐蔽的方式削弱意大利劳工组织中的共产党力量。最后总结了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对意政策的模式：以维持意大利政府亲美反共、阻止共产党重返政府为政策核心；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精英决策模式；综合运用经济军事援助、政治战、心理战、隐蔽行动等策略和手段；积极支持意大利重返国际社会；意大利政府发挥了主动性和自主性。其深远影响在于：成功地阻止了意共重返政府,加强了意大利政治的两极分化；有利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巩固了美国在南欧的防御,稳住了西欧的阵脚,加强了美国在欧洲、地中海、中近东以及北非的战略地位；促进了冷战格局的形成。总之,本课题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对意政策服从于遏制战略的实质以及冷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刘潇湘[9]2014年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叁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陈永贵[10]2014年在《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研究（1945-1961）》文中指出1945-1961,是美国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确立世界霸权的关键时期,也是美国全球意识形态扩张与美苏两大阵营全球冷战对峙的关键时期。为宣传美国民主自由是其最基本的价值理念,在世界各地扶植亲美势力,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心理宣传战。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名目繁多、形式多样。海外学生项目即是美国实施冷战心理宣传的方式之一。本论文拟对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学生项目作专题研究,力图通过历史考察来论述冷战时期美国实施海外学生项目的历史渊源、政策目标、实施情况,并对其成效进行评估,以揭示其在美国心理宣传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论文正文共五章,各章内容及中心观点如下：第一章考察了美国海外学生交流的缘起、使命变迁及其向冷战心理宣传工具的转型。美国海外学生交流在不同历史时期受不同动因推动,在其对外交往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二战后,随着冷战爆发,海外学生项目作为冷战心理宣传工具被美国政府纳入其反苏反共的战略轨道,成为美国政府争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途径。在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的推动主体方面,形成了以美国政府为主,私立机构为辅的“联合部队”,在敌对、友好、中立国家中展开意识形态争夺战。第二章探讨了美国在“自由世界”实施学生项目的原因、概况及典型国家日本和项目个案拉丁美洲学生项目。美国对“自由世界”实施学生项目,是从属于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需要,即强化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认同,阻止苏共意识形态的渗透；遏制西方国家的左翼政治力量,使之亲美反共；提升美国国家形象,使其追随美国并保持对美国的向心倾向。在“自由世界”,由于不存在政治障碍,加之美国与其存在共同利益,因此,美国在“自由世界”能够顺利实施学生项目,并取得了显着成效。第叁章探讨了美国在“中立国家”实施学生项目的原因、概况及典型国家印度和项目个案世界学生领袖项目。美国为影响中立国家青年学生群体,防止中立国家倒向苏共阵营,以及拉拢中立国家并使之亲美反共,积极实施美国在“中立国家”的学生项目。在中立国家,美国的学生项目实施比较顺利,但美国的政治宣传意图往往令中立国家反感,但中立国家因急需美国的知识和技术援助,因此,它们会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中立国实施的学生交流项目取得了一定成效。第四章探讨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学生项目的原因、概况及典型地区东欧和项目个案海外华人学生项目。美国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项目旨在：挑起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阵营内部对现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侵蚀共产党政权获取民意支持的基础,激起社会主义国家及其阵营内部的离心倾向,以削弱其在冷战中对抗美国的实力。因美苏阵营对立而导致的政治不信任,其学生交流活动并不畅通,交流规模也小。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交流人数虽然有限,但其造成的影响大而深远。第五章考察了冷战期间美国对世界青年学生组织的争夺。美国争夺和控制世界青年学生组织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一是渗透控制世界青年学生组织的公开和隐蔽活动,破坏亲苏阵营世界青年学生组织及其举办的活动。二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尤其是对拉美青年学生组织进行渗透和控制。叁是拉拢世界各国或地区青年学生组织的重要领袖,使之亲美反共。由于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核威慑政策以及对外大搞霸权等因素,导致美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在世界青年学生组织中的劣势。同样实施海外学生项目,美国在“自由世界”的着力点重在“立”,即巩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立”国家重在“拉",即拉拢中立国家使其心向美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重在“破”,即攻击破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民众中的信仰,侵蚀其政权的民意基础。但其殊途同归,都是美国政府在战后拓展“思想边疆”的目的使然。其取得的效果是实实在在的,也是美国在此后时期以及后冷战时代继续扩大海外学生交流的动力所在。在美国的冷战心理宣传中,其海外学生项目有如下特点：一是美国试图影响的学生群体具有知识、文化、年轻有活力、易于接受新思想等特点；二是学生交流这种形式的直接接触是更值得信任和有效的沟通方式；叁是学生交流是在人性化的友好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目标群体。但其局限也显而易见：一是海外学生项目的受众者比较有限；二是海外学生项目属于“慢媒体”,重在远期目标；叁是海外学生项目的实施成本较高。国际学生交流本义是为促进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互通知识和技术、交流思想和文化。但在冷战时期,美国海外学生项目堕化为冷战心理宣传工具,成为美国政府的经常性命题。
参考文献：
[1]. 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央情报机构转型之争（1944年9月—1946年1月）[D]. 廉莉.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3]. 冷战初期美国中央情报局研究（1947-1961）[D]. 宋涛.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4]. 美国对华情报活动研究（1943-1955）[D]. 王彦平. 四川师范大学. 2013
[5]. 战后中国学生运动研究（1945-1949）[D]. 汪玉明. 南京大学. 2013
[6].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研究[D]. 黄爱武. 华东政法大学. 2009
[7]. 达赖集团策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研究（1959-2012）[D]. 薛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8]. 美国杜鲁门政府对意大利的政策研究[D]. 汪婧.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9]. 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D]. 刘潇湘. 武汉大学. 2014
[10]. 冷战心理宣传视域下的美国海外学生项目研究（1945-1961）[D]. 陈永贵.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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