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贷款的现实和未来走向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贷款论文,走向论文,现实论文,未来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变迁：从高等教育的精英化阶段飞跃到大众化阶段，一些发达的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均已实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校园面积和大楼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在国家投入难以大幅增加的条件下，大学不得不借助于非常规手段：向银行贷款。通过银行大幅贷款的方式，大学迅速建设了新校区和大楼。从2000年至今，中国大学的版图出现了质的裂变：校园、大楼和学生规模等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贷款规模急剧上升，大学面临着金融风险。
一、大学贷款的性质
自近代大学诞生以来，大学作为一种精神堡垒和象牙塔，几乎是一种保守机构的代名词。在西方，大学与教会一样，是为数不多的从中世纪一直流传到现在的社会机构。这样一个社会机构，历史上似乎一向不与银行发生任何瓜葛，它是独立于市场的知识分子汇聚之所。一般而言，公立大学都是非营利的事业，是一种需要政府和社会投入的事业。作为公共机构的大学，在欧洲办学经费靠国家投入，在美国除了国家投入，学费、捐赠也是渠道之一，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少稳定的财政渠道。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世界上很少有公立大学向银行举债来进行基本建设。我国公立大学负债经营和公立大学大量向银行贷款现象，在历史上属于一个特殊的个案。
那么，作为一个一贯独立于市场的社会机构，大学为何逐渐向市场靠拢，从银行大量举债来建设呢？这是一种制度创新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呢？在一定意义上，可归咎于市场精神对高等教育经营方式的影响和渗透。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公司或产业经营的理念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运营模式，公司和企业的价值观影响了大学的管理，市场的精神浸润着大学的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举债大发展，显示了中国大学在市场面前的一种极端的灵活性，显示出一种被西方学者克拉克所称谓的“拓进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中国大学具有一种强烈的面向市场的取向，具有灵活的规则和环境适应能力，善于在变化的环境条件下进行变通和调整。同时，这也表明大学制度的不完备，是大学在现有制度环境之下的一种生存策略，它既是制度初创阶段的一种灵活性，又是一种制度设计不完备之缺陷。
二、大学贷款的原因分析
高校贷款潜伏着风险和危机。仅在过去5年时间，几乎所有的大学都热衷于跑马圈地、建设新校区，一些名牌大学动辄从银行获得10亿～20亿的贷款，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型企业的贷款魄力。以江苏省为例，在2003年之前，高校的基建费用每年为10多亿，2003年之后，每年增至70亿～80亿[1]。这些钱大部分是从银行贷款获得的。
一个向来“只进不出”的“花钱”社会机构，为何有这等战略和魄力呢？原因分析如下：
其一，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背景下的一种特殊选择。大众化背景之下，国家的投入严重不足，只有靠非常规的手段来融资，大学向银行贷款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其二，国家政策体制提供了空间，政策的鼓励和支持是推动力量。我国政府具有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政策范围内实现对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一切的社会机构，特别是公共机构是政府功能的延伸，需要听命于政府决策。政府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短期内又急速推动高等教育的扩张，所以政府鼓励大学向银行贷款。一些省市采取政府贴息贷款的方式，鼓励大学向银行借贷，这客观上鼓励了大学和银行发生借贷关系。
其三，大学贷款的自身逻辑。目前，公立大学与政府之间缺少明确的治理范围和自主权的边界，政府可对大学进行宏观调控，甚至也可直接介入大学内部事务。这是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重要的不同点。大学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这是一种大政府主导的教育体制，大学几乎成为政府的一个延伸机构。适逢国家高等教育战略的大调整，扩招便成为发展的一个契机。大学之所以大量贷款，既是对政府号召的回应，又可抓住契机谋求学校的更大发展。
此外，中国校长的任期制和向上级负责，加重了这一冒险性贷款决策。在这种背景下，大学当局对贷款的风险缺乏清醒的责任意识，有人甚至提出“不贷白不贷”、“大学贷款，政府买单”等说法，反映了一些大学领导人风险意识的淡漠。
其四，商业银行提供了外部契机。银行资本具有逐利的本性，使其与大学当局一拍即合。对于银行来讲，高校是一个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机构，几乎没有破产的风险，所以银行认为向大学提供贷款风险小，是一个增加利润的稳定渠道。银行在市场面前寻求一切的发展机会，向大学提供贷款是一种划算的选择。正因如此，许多商业银行十分青睐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甚至积极上门服务，向大学推销贷款。
其五，政府的行为和政策加速和鼓励了这一行动。教育部门推行的高校评估，对高校的校园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等提出了严格标准。为了通过评估，许多大学不得不贷款建设新校区；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提升本地的知名度和软环境，也积极提供土地等优惠条件支持大学进行新校区建设。这样，政府层面就达成了大学校园建设的共识，实际行为也鼓励了高校和银行之间的合作。
外部的条件一旦成熟，大学向银行贷款便顺理成章，没有任何的政策障碍。于是，2000年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轮贷款建设新校区的风潮。全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张，各地纷纷“圈地”建设大学城。目前，全国共有55座大学城，基本上是靠大量贷款催生的。高校的贷款数量十分惊人。据保守估计，2005年全国高校贷款已超1,500亿～2,000亿[2]，目前甚至有人估计达到了4,000亿以上[3]。若按照5年以上贷款利率7.56%的计算，全国高校贷款每年需要还息近15亿～30亿。今后两三年，高校将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时期，如何在高额的利息之外偿还本金，这对每一所贷款的高校来说，都是一个空前的挑战。
三、大学贷款的方式、现实收益和面临的困境
其一，贷款的方式。一般来讲，银行向高校提供的贷款是信用贷款和学费抵押贷款。国家规定，公立机构如大学的校产、土地不能用作贷款抵押，因此银行主要采用信用和收费权质押的方式对高校进行放贷。一旦高校出现问题，信用发生危机，对于银行来说意味着风险。但银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是属于政府和国家的资产，一般不会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即使万一出现问题，政府也可能施以援手，形成所谓的“高校贷款，政府买单”的局面。这也是支撑大学、银行决策者进行冒险合作的基础。
银行的收费质押方式，对于大学来说就像一条无形的绳索。一旦付息出现困难，大学将面临财务被银行冻结的风险，这将会影响到高校的正常运转。目前，高校贷款多属于短期贷款，银行在高校还息的基础上才进一步放贷，采取了滚动贷款的策略，以降低贷款的风险。这种质押的方式使得高校的校长时时刻刻面临还本付息的焦虑。
其二，现实收益分析。不可否认，大学向银行贷款，为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速实现提供了一次契机，大大加速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具有历史性的贡献。在西方国家需要20年～30年实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得以快速实现，为国家建设储备了巨大的人力资源。
此外，从单纯的国有资产增值来看，最近5年适逢中国土地、房地产业飞涨阶段，而大学的新校区、基础设施建设大都在这一阶段之前完成规划，并向银行完成借贷。目前，新校区的国有资产的增值是确定无疑的，甚至可以说完成了大学国有资产的迅速增值。
新校区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大学环境的一次改善。其间，伴随着高校体制变革的发展，中国多数大学完成了从苏式学院向现代综合性大学或多科大学的转变，这一变迁过程在一个狭小的老校区无法完全实现，向银行贷款建设新校区为综合性大学的融合、沟通提供了契机。这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三，还贷压力影响了教育质量。大学经费紧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了还本付息，就需要开源节流。为了节流，各大学普遍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节省办学经费，无形中影响到了公共服务的质量。
资金紧张已经制约了高校进一步发展的潜力，降低了高等教育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一所贷款8亿的高校，一年的利息将近5,000万～6,000万，这相当于每年1万多名学生的学费收入，若这所高校位于西部地区，就相当于12.5万名甚至更多的学生的学费。对于高校来说，这种压力可想而知了。
目前，全国高校已进入了一个“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时代，大学校长普遍被日益短缺的资金所困扰。历史上衣食无忧的大学校长，第一次面对债主盈门的现实，面临时时有可能断裂的资金链风险。从现在开始，大部分贷款的高校将进入还本付息的期限，还贷压力将进一步升高。在还息都有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偿还本金是一个巨大的疑问。高校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严峻时期。
四、目前财政格局下还本付息的可能性分析
从目前的高校收入来看，大学还本付息的前景并不乐观。目前，大学两大收入渠道是财政性拨款、学费。这两条途径都难以看到迅猛增长的希望。
其一，政府财政性投入中，投入比例和生均拨款出现了逐年下降趋势，很难缓解贷款的压力。研究发现，近1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和学费收入，两者分别占到55%和25%左右，经费来源呈二元格局。1993年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高校经费总投入的90%，2002年下降到50%左右，而同期学费收入占总投入的比例则从6%提高到近26%，成为财政性资金之外最重要的经费来源[4]。总体来看，国家财政性投入比例在逐年下降，而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膨胀，国家财政性经费的增长赶不上学生规模的增长，使生均财政性拨款日益下降，从1999年以前的7,000元下降到目前不足5,000元。这是一个信号。
其二，学费已几乎达到了一个增长的极限，很难再有大幅增长的空间，这基本上决定了这一渠道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已无。从目前来看，学生个人负担的培养成本已达25%左右，上升的空间无几。目前，中国的学费占人均国民收入的比例非常之高，已达50%以上。而根据世界银行对全世界33个主要国家的统计，个人交纳的学费占公立高校经费的比例平均是13%～15%，有20个国家为10%左右，有10个国家为20%左右，比例最高的韩国则是40%。目前，城镇大学生每年的学费负担是其年收入的全部，农村大学生每年的学费负担是其年收入的两三倍。
目前，高校学费负担已达到了学生家庭可承受的峰值，其最明显的标志是生产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近7年来，经济困难大学生的人数和比例呈迅速增长态势，目前高校经济困难学生总数已高达320万人，其中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特困大学生是100多万。全国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平均比例高达25%，其中，清华大学贫困生比例为23%，北京大学为30%，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均为35%，甚至一些高校如青海师范大学为40%，北京林业大学2000年～2001年度经济困难学生比例高达48.7%[5]。庞大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和比例已明显表明：高校学费几乎达到了最高的峰值，上升的空间微乎其微。
公共政策也为提高学费设置了红线。近年来，高校学费成为社会争议的热点，受到普遍的关注。本届中央政府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引下，社会政策将更加关注社会公正和谐的价值。这给高校学费的上升设置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门槛。
其三，高等教育常规学生增长的空间并不大，这限制了学费和财政性投入的增长。在生均拨款和学费不变的情况下，招生规模的扩大就成为增加收入的必要途径，现在来看，这一路径非常渺茫。高校的招生规模已经过了1999年～2004年扩张的黄金时期，目前处于稳定的、和缓的小幅增长时期，招生增幅一般稳定在5%以下。2006年6月，国务院提出要适当控制和稳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提高教育质量。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高等教育规模将基本稳定，不会再迅速增长。近两年，一些重点大学甚至开始缩减本科招生。
从未来人口的增长趋势来看，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会出现下降。根据教育部的测算，到2008年，高考适龄（18岁～22岁）人数将达到最高峰，此后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会出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2008年以后，居民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逐步下降。随着人口谷底的到来，生源出现了下降趋势，招生规模几乎失去了大幅上升的可能性空间。这样，政府对学生的人头费投入总量不会大幅增长，大学从政府获得的财政资助就很难大幅增长。
这样，政府投入、学费上涨和招生规模增长的可能性空间几乎已注定非常狭小。在国家财政性投入增长缓慢和学费收入难以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大学还款付息的前景看来似乎很黯淡。
五、大学贷款未来的可能性结果
大学的未来，在贷款的压力之下如何呢？在复杂的环境之下，预计未来都意味着冒险，但也具有特殊的价值。研究者愿意对未来进行想象，提出如下可能性预期结果：
其一，高校贷款实现了风险转移，政府买单。目前，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大学贷款最终需要政府买单，是一种用明天的资金发展今天的事业的做法。未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高校的金融风险将实现转移，转嫁到政府身上。即所谓“高校贷款，政府买单”。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这种可能性相当大。特别是在近年来，从中央政府释放出的信号来看，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要逐渐达到GDP的4%，这将大幅增加教育的投入，政府有资金对大学贷款施以援手。
其二，胜者通吃，大学之间优胜劣汰。研究型大学做大做强，一些地方的三流大学在银行贷款的压力下，在市场的优胜劣汰的竞争下，可能走向萎缩，甚至会走向消亡。自然，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部分高校的贷款将通过学费和政府财政等予以解决，一些地方高校的贷款可能成为呆账坏账。
其三，多校区大学的土地拍卖。目前，很多大学实行多校区办学，特别是合并高校存在3处～5处校区。随着土地和地产大幅攀升，一些大学为了应对还贷压力，将一些位于中心区的老校区拍卖，可以换来大量资金来还贷，如浙江大学的湖滨校区就拍出了24亿多的天价。这也是大学自身还本付息的一条路径选择。
其四，学生规模进一步扩张，成人学生大量进入校园，增加了学费增长的可能性空间，为解决金融风险提供了可能。在美国，现在进入大学的学生只有17%是处在18岁～22岁这个年龄段的，大部分的学生是成人。虽然目前来看，在未来适龄年龄段（18岁～22岁）的学生增长缓慢，但大量成人学生进入校园接受教育是可能的。他们可以扩大高校规模，增加收入来源。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生概念在未来将发生改变，成人涌进大学校园是未来学费收入的一个来源，也是解决金融风险的一条可能性途径。
当下，高等教育的金融风险依旧，大学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如何解决高等教育的金融风险，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