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唯物史观产生的哲学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前提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直接理论前提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在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中，不仅具有历史辩证法观点，而且还具有许多天才的观点，“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1] 本文拟就黑格尔历史观的合理因素，简单地谈一谈它与唯物史观的渊源关系。
一、辩证发展的世界历史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第一个系统地探讨并应用辩证法来解释社会现象，探寻社会发展规律的人就是黑格尔。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2] 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都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3]黑格尔对历史过程的辩证解释， 表现在他关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的论述中。
首先，黑格尔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认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需要及其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构成历史。世界历史是无数个人共同活动的结果，在历史活动中的各个人都抱有各自的目的，按照各自的意向、动机而行动。“假如把一般历史翻开来，我们便看到一幅巨大的图画，充满了变化和行动，以及在永无宁息的推移交替中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个人。”[4] 在社会历史中，世界精神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它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表现为特定的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则在该民族的宗教、政治制度、伦理、法制、风俗、科学、艺术等等中展示出来。因此，民族生活的一切方面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源于“民族精神”。“在历史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规定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这个规定性中表现为它自己的现实的一切具体方面；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5]据此， 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分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并具体地分析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开始，自中国、印度进而到波斯、再发展到希腊和罗马，在日耳曼则达到了成熟的高峰。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
其次，黑格尔又是用发展的观点即社会不断进步的观点看待历史的，把世界历史的变迁看作是有规律的过程。他认为自然界中没有新东西的产生，但社会中却有新东西不断产生。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是简单重复，而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上升的运动过程。每一个民族的灭亡，是它同具有比自己高一等的精神的世界历史民族相接触的结果，它必然会被另一个具有高一等精神的民族所代替。他具体地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波斯被希腊所灭、希腊被罗马所扼、罗马又被日耳曼代替的过程，其结论是“在无数个人和许多民族这种不断的交替中所首先发生的那种昙花一现的范畴——那种普遍的思想，便是一般的变迁。……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解体，同时却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因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6] 他把旧东西的死亡并为新东西所代替看作是一种必然的合乎规律的现象。他指出：“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7]亦即按照客观必然性来实现的过程。 他运用历史辩证法，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中论述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说“现实性呈现于人们意识面前，最初大都是采取偶然的形式”，“但偶然事物仅仅是实现事物的片面形式”、“科学，特别是哲学的任务……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中去认识潜蕴着的必然性，”[8]在他看来，历史上的“重要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的机会；——这是必然的——为环境所造的”。 如罗马共和国灭亡是有其必然性的，“要知道， 罗马共和国的灭亡，并不是由于凯撒降生这件偶然事故——这种灭亡自有它的必然性。”[9]它有许许多多的现实的原因， 如政务混乱，官员腐败、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不能自由地从事各种活动、人们失掉爱国心等等。所以，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已经包含有否定自身的潜在因素，随着这个民族的发展成长，这种否定因素也就不断发展增大，以至最后导致这个民族的灭亡。所以，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生长、繁荣、衰亡这三个时期。
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辩证发展的合理过程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恩格斯多次表示过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响作用，列宁对此也有过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10]的确，唯物史观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人类历史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统一的、社会不断进步等思想，都可以从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论述中找到其萌芽，尽管是以歪曲地形式表现出来的。
二、世界历史是自由和必然的对立统一
黑格尔认为，一部人类历史就是对自由的认识、理解、逐步深化的历史。因为人类历史不过是精神运动的具体体现。而“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他认为，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11]在这里，他提出了历史活动中的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关于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他在《逻辑学》中进行了论证。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包含着必然，并且与必然构成对立的统一，“但把自由和必然认作彼此抽象地对立着，只属于有限世界，而且也只有在有限世界内才有效用。这种不包含必然性的自由，或者一种没有自由的单纯的必然性，只是一些抽象而不真实的观点，自由本质上是具体的，它永远自己决定自己。因此，同时又是必然的。”[12]他认为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那种没有必然性的抽象的自由就是假自由，就是任性，就是真自由的反面，自由与任性有着本质的不同，“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任性中。”[13]显然，黑格尔把自由和必然看作是对立统一的，所以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同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质的“自由意识的进步”也是统一的，而对于这种自由意识进步的认识只有在必然性中才能实现。
黑格尔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本性，只有人才有自由，因为只有人才是有思想的动物，而禽兽是没有自由的，因为禽兽没有思想。但处于天然状态的人类则是不自由的，它同禽兽无多大差别，处于天然状态的人类有的只是冲动、欲望、热情和放纵，只有对这些行为加以约束和限制，才有可能获得自由。因此，自由作为人的本质，是要在许多世纪的全部历史时期才能意识到的，而且只有到人意识到了自由时，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概述了人类认识自由的漫长过程。
“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步”这个理论表明：黑格尔把自由的实现当作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而且认为这个目标只有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过程中才能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自由与必然关系的理论是予以继承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使自己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必然性的束缚，从而使自己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但人并非生而自由，他只有靠劳动、靠社会实践才可能获得自由。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14]“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的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5]可以说，一部漫长的人类历史，就是人类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
三、世界历史发展是经纬线相互交织的结果
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绝对精神构成了历史发展的经线即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时，他基于这样一个现实：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世界历史是无数个人共同活动的结果，人们都各自抱有自己的目的、按照各自的意向和动机而行动。在世界历史中，人们往往不仅不能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而且通常总是获得同他们的动机相反、意愿相违的结果。他因此断定，在以个人意愿和动机为指针的个人行为后面，隐藏着某种力量，这种力量不同于这些意图和动机，或者至少是同它们不完全相同的，而且很可能这种力量本身就是它们的基础和主要原因。这种力量是什么呢？黑格尔认为是绝对理念。恩格斯这样评论道：“……历史哲学，特别中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16]
但黑格尔还指出，在历史过程中，人们的思想、热情、动机和他们的活动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构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纬线。世界就是由绝对精神和人类热情等经纬线所构成的，只不过人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动的工具”，[17]各个时代的各个民族和个人都是用理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返回自身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他认为，个人和民族充当理性、精神的工具，对于他们自己来说，是完全不自觉的。他指出，西罗马的灭亡，自有它的必然性，象凯撒降生这样的历史上的偶然事情，是不能成为历史上重大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黑格尔认为，理性利用人们的热情而使人们彼此进行斗争，它自己却不卷入到这个斗争中去。热情是什么？热情就是人们对利害关系的关心。在《精神现象学》和《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对此作了解释，并指出，正是这种“热情”推动人们去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没有热情，无论何时都不曾也不可能完成伟大的事业。只有僵死的人，而且往往是伪善的道德才反对热情这种形式本身“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18]除了热情之外，推动人们进行活动的，还有需要、利益、自私欲望。正是这类需要、利益、热情、自私欲望，才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唯一的“最有势力的源泉”。[19]恩格斯继承并充分肯定了这种观点，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20]。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黑格尔实际上已提出了历史发展动力，并且已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它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料。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同黑格尔提出的历史发展纬线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使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1]
四、时势造英雄
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人，无论是普通人物还是伟大人物，不管他们怎样活动，都受“时代精神”支配，都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地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是愚蠢的。”[22]
黑格尔把社会上的所有成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进行再生产的个人”即人民群众，第二类是“世界历史个人”即伟大人物。进行再生产的个人是为追求私利和个人目的而进行活动的，这些人的存在和活动，才使得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条件能够维持并进行再生产，但这些人是愚昧无知的，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他们无力参加管理国家大事，只能盲目地追随伟大人物进行活动。而杰出人物或世界历史个人，也不能任意妄为，只能按照理性的旨意去进行活动和创造历史，这些伟大人物也是世界精神的工具。他们的出现及其活动，是同世界精神的有目的必然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伟大的人物不仅是实际活动家和政治家，而且是有思想的人，他们知道什么是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和适合时宜的东西——他们的时代和他们世界的“真理”；他们的职务是在于知道普遍的东西。“应当把世界历史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认做是这个时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言词都是这个时代最卓越的行动、言词。”[23]英雄人物是时代意志的代表，“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24]他们之所以成为伟大的人物，正因为他们主持和完成了某种伟大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幻想，一种单纯的意向，而是对症下药，适应了时代需要的东西。”[25]《精神哲学》指出，正如时代本身为这些巨人所创造一样，时代本身也创造了这些巨人。正如这一民族本身是这些英雄实现其业绩的工具一样，反过来，这些英雄也是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民族的精神的工具。他们具有远见卓识，能够高瞻远瞩，洞察社会发展的规律，预见历史发展的未来。但是，任何个人即使非常卓越的伟大人物，也不能决定历史的发展。如果我们抛开黑格尔的“理论统治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前提，其关于伟大人物受必然性支配，是时代创造的思想，同唯物史观的时势造英雄的观点又是多么地相似。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们及其活动创造的，人们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历史人物的产生和作用，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说具有必然性是因为时代需要他们，时代创造了他们出现和发挥作用的各种条件；说具有偶然性，是因为他们的出现和作用具有自己独特的因素。所以，他们不能脱离时代、超越时代，他们是时代造就的。
五、劳动是人的本质
黑格尔认为，劳动是人克服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分离，把自然界变成他自己发展的合适的手段即中介。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劳动，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是消灭对象，而人的特点是他间接地利用自然界作为手段来进行生产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劳动是人的需求和满足需求之间的“中介”。劳动也是把对象加以消灭和否定，只不过是通过再创造来获得一个对象即劳动产品，所以，它本身是一种“形成”活动。人进行劳动动机仍然是需求，欲求一个对象的意识促使人去创造这个对象，从而把需求从一种主观的欲求变成一种外在的客观的力量。因此，劳动总是有目的的，它并不是人的本能，是“理性”的产物，是“精神的样式”，因为它代表了人创造他自己的世界的力量，是理性在世界上实现自身的一种手段。
黑格尔认为，人通过劳动去作用于自然界，并且掌握和占有自然界。劳动是人的能力和潜力的外化、客观化，劳动的产品就是人的这种力量的具体的实现。劳动的对象只有在劳动中和通过劳动才第一次成为真正的人的对象，在劳动中客体改变了自己的形态，成为别的东西。但是随着客体中发生的这种辩证的变化过程，主体即劳动的人也同样发生了辩证的变化。在劳动中，人必须学习和了解自然界的规律性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进行劳动单靠个人的天生技能是不够的，只有学习了劳动的普遍规律，个人才能获得进行劳动所必需的技能。劳动使个人的主观活动变成了一种“普遍的东西”，因为它是根据普遍规律学习得来的。人的劳动把他自己从主观的东西中异化出来了，人抛弃了意志的原始状态，通过劳动而真正成为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劳动使个人上升成为普遍性的东西，劳动使人脱离了直接性、脱离了自然的、本能的动物式生活。
黑格尔以抽象的形式猜测到了劳动在人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一猜测作了高度评价：“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往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6]
劳动不仅是人区别于动物成为人自身的根据，劳动也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黑格尔指出，劳动是人们之间的普遍联系，正是通过劳动，人才被别人所承认。因为劳动按其本性来说是普遍的活动，它的产品在一切人中间是可以交换的，也就是说，任何人生产的不是他自己的特殊需求的对象，而是能够用来交换他所需求的具体对象的一般产品即商品，于是劳动就成为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媒介。在生产中，人不是为自己，而是相互为别人而劳动，劳动成为社会劳动。
在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论述中，体现出这样几个观点：第一，劳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因为人是有理性的；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即自由的确证，因为通过劳动可以创造产品，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第三，劳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因为劳动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同时又超越了黑格尔的观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对人说来不过是满足他的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手段。而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27]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28]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总和”。[29]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时期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既继承了黑格尔的有关思想又超越了黑格尔，使人的本质问题的论述上升到科学的高度。
当然，黑格尔的历史观尽管庞杂、抽象，充满了臆想和谬误，但也有许多观点是闪光的，它或多或少地为唯物史观的形成提供着思想资料，黑格尔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前历史观领域中少有的可继承的理论。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2][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0、153、154页。
[4][5][6][7][9][11][18][19][23][25]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104、113—114、48、356、57、62、59、69、70页。
[8][12]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1～302、105页。
[10]《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2页。
[13][17][22][2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354、12、334页。
[16][20][21]《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233、478—479页。
[26][27][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53、5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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