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效益论文,职业技术教育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上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启示
在经济学、社会学、工业心理学和管理学的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教育的经济效益，特别是教育同劳动生产率关系的论述。一些研究人员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来分析不同水平的教育（如小学、中学和大学）和不同类型的教育（如普教与职教）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追踪调查、抽样分析等一系列研究表明，高职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随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不同情况而变化的，有些结果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从这些相互矛盾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
1、经济发展水平：在以系统的制造业为主的地区，由于技术更新较慢，高职毕业生劳动生产率优势较明显，也较持久。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职业变换和技术更新快的地区，这种优势就不显著。
2、不同地域差别：不同国家、地区提供的高职教育在教学方面、职业技术专门化程度方面的差别，可能导致其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方面的差别。
3、专业对口程度：不同国家、地区对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劳动力需求预测方面存在着差异，影响到这些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专业对口较好的毕业生的劳动生产率可能会高于那些专业不大对口的毕业生劳动生产率。
4、生源素质差异：不同国家、地区高等职业院校的生源素质相对不同。例如，有些地区可能是高中毕业生中较差的人进入高职院校，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可能不是这样或不完全是这样。生源质量的差异也可能导致对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影响。
5、劳动者的素质：在国际上现有的高职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实证研究中，普遍把劳动者作为同其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物质条件并列的因素输入到其数学模型中，而没有考虑到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主观努力程度对劳动生产率可能产生的影响，近年来一些科学工作者已经证明，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主观努力程度可能极大地影响其劳动生产率。
因此，高职教育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简单化的答案。根据肯德里克(Kendrick 1979)的研究，劳动生产率不光受教育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更新速度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受一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各种制度以及经济活动的法律基础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同社会的制度化环境也可能会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在研究我国高职教育的经济效益，即高职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应从实际出发，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还须充分考虑我国当前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的特殊性。
二、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理论构架和基本假设
为了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经济效益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关于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理论构架。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问题是许多经济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工业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长期以来感兴趣的问题。而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以人力资本学说作为其基本理论构架的。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们在学校里获得的知识技能是其人力资本的一部分，这种人力资本在经济上具有同物质资本的基本特性相似的性质，即它是带来一定经济收入（或其他收益）的源泉。人力资本理论在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它把这一复杂关系过分简单化了，其主要原因是劳动者主观努力程度上的差别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别。曾满超(Tsang)和列文(Levin)认为，在劳动者特征诸因素（受教育程度和类型、知识技能、工作经验、年龄、性别、种族等等）和工作特征诸因素（工作性质、技术要求、工资待遇、奖励制度、升迁机会、员工关系、工作环境等等）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匹配问题，如果劳动者在工作中发现特征因素不匹配或期望与需求得不到满足，那么有可能导致较低的工作努力程度，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然而应该指出的是曾满超和列文的观点是以对劳动者个人的分析为基础的，在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在工商企业和服务行业中，大量的工作都是通过基层班组的活动来实现的，其精神与物质的奖励首先是以班组能否完成生产任务为基础的，这就有可能导致个人教育的差别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方面差别缩小。另一方面，技术工人升级要通过一定的技术考核，且常有比例控制，这种升级也有可能导致工人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得工人之间在技术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存在下去。
我们在研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应该同时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况，当然，由于这类问题所作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所以这种讨论和研究还只能是初步的、探索性和尝试性的。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个基本的假设。
假设1：若专业对口，高职毕业生将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有较高的工作满意程度和工作努力程度。
假设2：若专业对口，高职毕业生将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假设3：在合作气氛较好的工作组织内，个人教育背景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个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将会小于合作气氛较差的工作组织内的同类差异。
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与劳动生产率案例分析
由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涉及的面很宽，它在不同的行业中（例如农业、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商业和服务行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可能不同，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机械制造业一个案例进行一点尝试性的分析。
第一，资料采集及变量
我们选取了省内两家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作为案例分析的对象，在与企业领导、车间主任、班组长和工人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从领导到工人普遍认为高职生在生产中发挥了较大作用，高职教育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还观察了生产过程，查阅了相关的生产记录，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了一个包括16名技术工人的样本，16人中有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也有高职毕业生。通过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个别访谈、查阅生产记录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取得了包括下列变量的资料。
1、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作为反映工作努力程度的因素指标，它是用工业心理学的方法测量的，用1标示最低的工作满意度，用5来标示最高的工作满意度。
2、劳动生产率
由于我国目前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通常采用计件制，因此在这项研究中：
一般地在生产定额的制定过程中已对机器设备状况、生产技术水平、原材料的情况、劳动时间等生产的物质条件和本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作了考虑，所以这一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
3、反映劳动者特征的有关变量
教育类型，是考察的主要说明变量。在这项研究里用1来标示高职教育，用0来标示普通高校教育。
教育水平，这里的教育水平以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标示，为考察不同类型的教育（职教或普教）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我们需要对教育水平加以控制。
工作经验，是反映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所获得的生产知识和技能。在这项研究中，它是用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来反映的。但是，工作年限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有可能是非线性的，在参加工作的初始阶段，工作年限、工作经验、工作技能、劳动生产率可能成正比。但是，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大，受体力、智力、工作适应能力等方面影响，有可能成反比，所以在此模型中还需要加入工作年限的平方形式这一变量来反映这种变化。
在职培训，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劳动生产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也需要在模型中加以考虑。这里我们用劳动者参加在职培训时间来测量。
家庭背景，它是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反映。家庭背景有可能影响到劳动者的职业期望和工作态度，进而影响其工作满意度和劳动生产率。
4、反映工作特征的有关变量
工资水平，用工人现有的工资级别来反映。
此外，由于升迁机会、员工关系、员工与领导的关系、参与机会、班组内的技术合作程度等心理和社会组织因素也都会影响到工作的劳动生产率，这5个变量均用工业心理学和组织测量学的方法来确定其数值，加以控制。这里均用从1到5的尺度来测量。
第二，案例的分析方法
由于劳动生产率又通常被认为是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中反映出来的，所以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把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把教育因素作为主要的说明变量，同时控制其他有关因素，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起经济收入的函数模型。基于此，我们设计了1个二次方程线性递归结构的数学模型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
第1个方程是工作满意方程：
第2个方程是劳动生产率方程：
其中G是工作满意度，
是劳动生产率，
是受教育类型，
是一组控制变量，其中包括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在职培训、家庭背景、性别、工资级别、升迁机会、参与机会、员工同领导、员工之间关系等，
是班组内的技术合作程度，
是随机误差。
为了考察在基层劳动组织中工人之间合作程度不同的情况下，高职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影响，我们将根据技术合作程度这一变量的平均值将样本分成两部分。高于平均值的为技术合作程度高的一组。我们拟用分层多元回归的方法，分别用方程3和方程4考察这两组的情况。
其中G是工作满意度，
是技术合作程度较高情况下的劳动生产率，
是技术合作程度较低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是受教育类型，是一组控制变量（同方程二中的控制变量是相同的），
是随机误差。
第三，实证分析的结果
根据样本提供的大量数据，经整理、测算，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实证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
注：带*表示通过0.05水平的统计检验。
方程1中的因变量是工作满意度。在方程的13个自变量中，教育类型的回归系数是0.28，并通过了0.05水平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高职毕业生作为技术工人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假设1得到了支持。
方程2中的因变量是劳动生产率。在方程的11个自变量中，教育类型的回归系数是0.069，并通过了0.05水平的统计检验。结果表明高职毕业生作为技术工人比普通高校毕业生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假设2得到了支持。在这一方程中，工作满意度是作为工作努力程度的一个因素指标出现的，结果还表明，不同类型的教育对劳动生产率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通过其生产技能的传授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间接的，是通过对学生职业需求与职业期望的影响以及对学生价值观念的影响，从而造成对工作满意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
比较方程3和方程4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在合作程度不同的组织环境中，那些反映工作在人力资本方面差别的变量，例如受教育类型、受教育年限、在职培训和工作经验等，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有差别的。在合作程度较高的组织环境中，个人的人力资本因素对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减弱或显著性水平降低（当然，这绝不意味着工人整体的教育水平提高对整体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的减弱。而只是说明在一个合作程度较高的环境中，那些知识技能水平较高的人帮助知识技能水平较低的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得每个个人本身背景因素的作用相对减弱）。例如，受教育类型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合作程度较低的劳动组织的方程中为0.080，其T值为5.3；而在合作程度较高的劳动组织的方程中则为0.053，其T值为2.0。同样，在职培训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合作程度较低的劳动组织的方程中为0.008，其T值为3.9；而在合作程度较高的劳动组织的方程中则为0.006，其T值为2.0。更明显的差别是，受教育水平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合作程度较低的劳动组织的方程中为0.012，其T值为2.5；而在合作程度较高的劳动组织的方程中则为0.006，其T值为0.8，从而不能通过0.05水平的统计检验。这一结果使假设3得到了支持。
四、实证研究的初步结论
结论1：同普通高校毕业生相比，那些能够在就业时专业对口的高职毕业生有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带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原因在于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和形成的职业期望同工作特征诸因素有较好匹配与结合，具备了较好的技术准备和心理准备。
结论2：在团队意识强、技术合作程度较高的基层劳动组织中，个人受教育背景因素导致的劳动生产率差别倾向于缩小，原因在于，在这样的组织中，劳动者之间合作意识强、互相帮助、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必然导致共同提高的结果。
结论3：劳动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在本研究中，工作努力程度用工作满意度来反映），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影响，是教育与劳动生产率间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原因在于一方面教育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直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教育又可以通过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间接作用于劳动生产率。
结论4：劳动者特征诸因素与工作特征诸因素结合匹配的差别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如果我们的学校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使他们所获得的知识技能与所形成的就业期望需求同其未来的工作要求相一致，那么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将是积极的，但值得注重的是这种间接影响依赖于许多复杂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处于不断变化中。这种复杂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导致现有文献中关于教育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结果常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们的实证分析仅仅考察了机械制造业中的两个企业内高职教育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还须进一步研究如高新技术产业、农业、商业、服务业等其它部门情况。第二，即使这些结论在一定时期内带有普遍意义，还须对高职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纵向的考察研究，可以想象，普通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的学科知识、理论学习等方面比高职教育要多些，因此，他们在应付技术更新和职业变换时，将更能适应一个动态环境的工作要求。第三，我们仅限于发展高职教育的经济意义方面的研究，而经济因素并不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唯一依据，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诸多因素也不可避免地产生除经济效果之外的多方面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