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静[1]2008年在《QFII持股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业绩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资本市场开放既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中国加入WTO的现时选择。而QFⅡ制度作为新兴证券市场向外资开放过程中的制度创新,能在实现开放的同时降低外资进入所带来的风险,对于我国来说是一个合理而必要的选择。此外,近年来随着机构投资者的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已经成为证券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步显现出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来获取长期投资收益的意愿。QFⅡ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已经有了10多年的实践经验,带来了成熟市场的投资理念与价值观。OFⅡ制度在我国实行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这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步深入到我国资本市场,他们的投资行为也随着投资额度的增加,不断加大对我国证券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影响力度和范围。因此,在肯定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能对证券市场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学者们也日益关注其对上市公司治理及业绩方面的影响。本文首先对已有的相关理论和研究进行综述,为其后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接着回顾QFⅡ制度的实施现状以及在我国5年的发展历程,比较分析QFⅡ和国内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理念等方面的不同之处以及他们的对上市公司所可能产生的特殊影响,探讨在QFⅡ持股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业绩可能发生的变化。实证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对OFⅡ持股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股利分配行为以及绩效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外国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融资、股利分配行为并未有强相关关系,但与上市公司业绩间呈显着正相关,说明QFⅡ的进入对国内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这也有可能是QFⅡ倾向于投资业绩较好公司的结果。因此总体来说,他们还未积极介入持股公司治理中,这可能是因为外国机构投资者进入我国的时间太短,而管理层对其政策较为严格,加上我国证券市场本身不够规范所导致的。在实证和文献的基础上,针对进一步发展外国机构投资者并发挥其积极作用,本文提出了改善证券市场环境、进一步降低QFⅡ门槛、完善QFⅡ自身治理以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积极发展各类投资者等建议。
黄晓青[2]2007年在《上市公司外部融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外部融资渠道的多样化,公司在作融资决策时也越来越难选择,而融资行为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分析外部融资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希望通过分析外部融资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以及外部融资如何影响公司融资前后的业绩,从而能为我国上市公司在外部融资过程中提供一些参考。笔者首先对国内外外部融资与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其次从理论上分析融资结构与公司价值、治理结构等存在的内在联系,为解释融资结构如何影响经营业绩提供理论基础;之后还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外部融资的特点及其成因,并且对融资资金使用现状作了描述;在此基础上,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不同融资方式和融资资金的使用方式两个角度对外部融资与公司经营业绩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得出,外部净融资额与公司的经营业绩成负相关关系,不同融资方式与经营业绩的相关程度存在差异,而且不同融资方式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的持续时间也不同;同时得出将融资资金用于投资公司的运营资产或以现金方式保留在企业都与业绩存在负相关,若将资金用于当期费用直接转化成利润回流则有利于公司业绩的提高;最后针对我国当前外部融资的特点及其成因,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鲁璐[3]2004年在《公司治理与公司经营业绩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公司竞争的加剧和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公司理论和公司财务理论研究的结果普遍认为，不仅公司经营行为和财务活动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在更深层次的基础上，公司治理的有效性也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和长远影响，而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股权结构不合理、董事会运作低效、经理人约束和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不仅损害了上市公司的成长基础，而且对公司经营业绩、公司价值的提高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由此，本文立足于我国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与公司经营业绩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尤其是公司治理要素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与研究。 首先本文采用规范研究方法，阐述了公司治理内涵的不同解释及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比较分析了两种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并详尽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特征。然后，联系我国上市公司实践，具体论述公司内、外部治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方式。接着以沪、深两市批发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设计并运用Logit模型，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与关键人激励与约束叁个方面对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公司经营业绩对上述研究结论做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表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关键人激励与约束叁者均与公司经营业绩呈现显着正相关。最后，本文以实证研究结论为依据，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关键人激励与约束叁个方面对完善公司治理与提高公司经营业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安峰[4]2008年在《审计意见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繁荣发展,资本市场的任何信息都有可能被各利益相关者所关注,注册会计师在资本市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有通过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财务报表才能够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真实准确和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注册会计师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将会影响到各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绩效作为公司治理和经营成果的综合指标,反映了公司的整体实力和未来发展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意见时的选择,因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上市公司时,不仅仅关注其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和合法,还要评估企业的综合实力和未来发展的前景,从而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降低审计风险,所以研究上市公司所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与其公司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另外本文希望能够通过公司治理绩效指标来建立一个审计意见预测模型,使得注册会计师和各利益相关者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绩效指标大致预测被审计对象将要被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本文首先通过审计意见和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回顾来确定本文所要研究的内容,并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指标和可以借鉴的结论,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实证研究中,本文通过前人的研究和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回顾,确定了公司治理绩效的13个指标作为实证研究的自变量,并通过前人的研究结论确定了2个控制变量。通过相关性的研究发现除了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这一指标外,获得“非标”和“标准”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绩效的其他指标均存在显着性差异,并初步确定了与审计意见类型具有显着相关的指标。接着本文进一步通过Logistic模型来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最后将通过回归方程的指标纳入到审计意见类型的预测模型中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同过将预测组样本和检验组样本的数据代入到审计意见预测模型中发现,预测组的“标准”审计意见的预测准确率为82.05%,“非标”审计意见的预测准确率为89.74%,预测模型的综合准确率为83.15%;检验组的“标准”审计意见的预测准确率为83.33%,“非标”审计意见的预测准确率为88.89%,预测模型的综合准确率为84.13%。因此可以看出,通过该预测模型对审计意见类型进行的预测效果是比较理想的,不论是标准审计意见的预测准确率,非标审计意见的预测准确率还是综合预测准确率都达到了80%以上。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不论对注册会计师,管理层,还是投资者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使得审计意见类型的各利益相关者在获得预期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
刘昕婷[5]2007年在《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二者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界、资本市场研究的热门话题。股权结构是企业相关利益者权利义务的集中反映,对公司治理结构乃至企业价值等均有重大影响,合理的股权结构有利于规范企业行为、提高企业价值。对股权结构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及公司管理行为的内在关系,而且可以为公司股权结构决策和投融资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从国际上看,学者和公司的管理者们在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在借鉴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如何发展一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模式,寻找促进公司业绩提升的股权结构,始终是我们在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基于运用数据分析检验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目的,笔者选择了我国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发现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寻找问题之所在,为进一步改善股权结构、提高公司业绩提供一些实际的依据。本文共包括五章,结构和内容如下:第一章,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理论性分析。本章主要阐述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及公司业绩的基本涵义和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股权结构的内涵可以从质和量两方面考察,质的规定性主要考察持股主体的类型及其构成,即股东特性;量的规定性主要考察公司股份的分布状况,即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下两层含义:公司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合约关系;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基本关系表现为股权结构通过公司治理成本和治理效率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当公司治理成本与风险成本之和达到最小时,即代理总成本降到最低点时的股权结构是能使公司业绩达到最大化的适度点。股权结构是否合理安排,关系到公司内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的实现程度,关系到外部市场保证对代理人实施有效的约束和监督的完善程度,这些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将综合体现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中。第二章,文献回顾与评述。股权结构理论的发展与企业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本章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领域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股权结构形成原因和股权结构内涵两个角度研究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国内学者则主要从股权集中度方面进行论证。由于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加之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未成熟,部分学者间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差异,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本文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综述,总结了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研究存在差异的原因,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指标的设计、样本的选择提供了指导。第叁章,股权集中度、股东类型与公司业绩。本章在第一章对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业绩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股权结构质和量两方面内涵——股东特性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的关系。股东特性作为股权结构质的表现,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不同性质的股东基于不同持股目的对管理者施加影响,从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影响董事会和高级经理的决策来实现;而股权集中度作为量的表现,通过对公司治理机制两个层面的影响而导致公司业绩上升或下降的变动。笔者认为,股东特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一种定性作用,注重公司经营层面的治理,而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则是一种定量作用,注重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分析。因此,研究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公司业绩的影响应着重研究股权集中度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影响,寻找能实现公司业绩最大化且持股主体在公司经营者的激励与监控和对公司控制权的竞争与代理权的争夺层面上相对制衡的股权结构适度点。本章具体分析了高度集中、高度分散和相对集中叁种股权集中度以及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社会公众股)叁类股东性质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为后面的实证分析和结果解释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章,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实证分析。本章选用最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46家上市公司2005年6月30日、2006年6月30日中期报表及公司股权结构方面的数据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四个假设:1.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具有显着的负相关关系;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法人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3.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4.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呈显着的倒U型曲线关系。四个公司业绩指标(ROE、CROA、NCFOE、LnAMBR)都能通过前3个假设的检验,在检验回归结果的比较中,ROE明显差于其他叁个指标,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该指标被盈余管理处理的原因。第4个检验仅有LnAMBR通过,在对2005、2006两年数据的回归结果求极值点后发现,2006年比2005年满足较低的股权集中度既能达到公司业绩最大化,这可以说明股权集中度降低并未对公司业绩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反,改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后,较为分散的股权集中度同样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实现公司业绩最大化。本文引入了净资产现金率(NCFOE)作为公司业绩指标,对股东特性的检验结果良好,但对股权集中度由于显着性不明显未通过检验,这可能是由于现金流指标评价公司绩效依赖于对其长期表现的评估的原因,但笔者认为,将企业现金流量状况作为分析股权结构与经营绩效关系的衡量指标是对该领域问题研究的一个新视角。第五章,政策建议。本章在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提出了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促进公司业绩提升的措施。上市公司应推进“寡头垄断股权结构下多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的制衡模式”调整股权结构;提高法人股比重,引入银行法人、鼓励法人相互持股、培育理性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形成以法人股东为主导的股权结构多元化;同时建立和完善经营者持股的内部人持股制度。优化股权结构还需要在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市场监管、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促进经理人市场的形成等方面建立配套体系。本文的主要贡献:1.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为背景,研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本文选择了最先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两批试点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不同性质的股东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2.文章提出了对股东特性和股权集中度与公司业绩关系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股东特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定性的,通过不同性质股东基于不同持股目的对管理者施加影响,以影响董事会和高级经理的决策实现对公司经营层面的治理;股权集中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定量的,主要表现在对公司经营者的激励与监控、公司控制权的竞争与代理权的争夺等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在这种定性与定量影响的前提下,对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的研究应着重分析股权集中度的作用,寻找能实现公司业绩最大化股权结构适度点。3.在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政策建议方面,本文提出以上市家族公司为试点,推进“寡头垄断股权结构下多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的制衡模式”的实现。上市家族公司中存在控制性家族大股东,家族成员间与生俱来存在对上市公司利益分享与争夺的制衡关系,而这种制衡关系比其他性质的上市公司股东间股权的争夺更为紧密。因此,在上市家族公司中积极发挥第二、第叁大股东对控制性家族大股东的制衡与监督,更容易建立“大股东联盟治理结构”,形成“寡头垄断型”股权结构。
杨怡[6]2008年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综合业绩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垄断行业改革是我国行业(企业)改革进程中的重点和难点。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对垄断行业进行了初步改革,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开放势在必行,如何在垄断性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增强与国外企业的竞争能力,这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内部核心机制之一,在公司中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和监督机构。建立一个规范而富有效率的董事会是构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对现代企业制度而言,积极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及正确处理其与公司治理中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公司制度得以较好发挥作用的中心课题和重要保障,因此,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董事会一直是财务管理学的研究焦点。那么,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机制,董事会在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中的治理效率如何?是否有效地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呢?本文正是带着这些疑问展开研究的。我们认为,垄断行业的上市公司有其不同于其他非垄断上市公司的特点,其董事会治理结构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影响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并进而影响其公司绩效。因此希望把对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的研究放在一个特定的对象——中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上,从董事会治理与企业综合绩效的关系出发,并针对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的特点,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改进建议和思路,这对于优化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综合业绩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尝试着把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视角是公司的综合业绩,研究主题是董事会的五大特征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董事会成员薪酬以及董事会年度会议的次数。在选取衡量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指标时并没有采用一些学者使用的单变量指标,而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考虑到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特点,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度量其综合业绩,以便更全面地考察公司的董事会特征和公司价值的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理论上对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综合业绩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上,从我国垄断行业的沪深两地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随机选取了2005年到2007年叁年的304家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即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董事会成员薪酬以及董事会年度会议的次数与企业综合业绩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最核心的部分是对二者进行回归分析,深入探究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综合业绩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以及本文的贡献与不足。其中,对国内外关于公司董事会的五个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与现状作了详细的文献综述,并对当前国内外文献研究结论作了简要评价。第二部分对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综合业绩分析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进了评述。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几个重要概念:垄断行业、董事会特征以及公司综合业绩这叁者进行了严格的定义。接下来分别就董事会的五个特征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作了整体的理论基础综述,从而为下面的研究打下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提出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综合业绩关系实证研究的研究设计。包括研究样本的选择、变量的说明最后提出研究假设以及模型的设计,其中在变量说明部分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综合业绩的得分。此部分为下一步的实证研究打好基础。第四部分为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综合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首先就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的五个特征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然后分析了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各要素的相关性;最后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了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综合业绩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独立董事比例与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综合业绩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与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综合业绩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其他叁个特征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薪酬以及董事会年度会议的次数则和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企业综合业绩之间并无明显的相关性,这也许也是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特殊性所在。第五部分是对本文研究的结论部分,针对前文实证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提出完善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机制,进而提高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业绩的建议。如:明确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强化董事会的作用;合理规范董事会规模;改进和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等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贡献1、我国学者对董事会结构、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的关系研究绝大多数是以上市公司整体为研究对象,很少有将我国垄断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本文选取的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针对这一类特定的具有相似性的企业类型进行深入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2、本文没有采用托宾Q衡量企业的绩效水平,而是参考国家颁布的具有较高权威性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选取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成长能力等四个方面的财务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获得公司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来考察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以更全面地考察公司的董事会特征和公司价值的关系。3、本文另一个突出特点在于,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了董事会特征与企业综合业绩之间的关系,试图找到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从而能够为我国垄断行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及公司治理提出有效建议。由于时间、资料、篇幅等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的不足:1、有研究提出董事会结构和行为与公司经营业绩二者之间存在时滞,时滞期究竟为多长并没有相关的可循的经验数据。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没有考虑时滞效应,应在以后的研究中考虑。2、本文主要是从董事会角度研究其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对公司内部治理的影响,事实上我国的外部治理机制尚不规范,需要完善。因此没有考虑外部治理机制的相关数据来做其间的相关性分析。
李彬昌[7]2018年在《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问题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2015年1月1日,我国《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并且要求地方国有企业参照实行,使得我国国有企业的薪酬管制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在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日益复杂的形势下,探索产权性质和行业性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的实际效应,有效地评估政府薪酬管制和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对完善我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提升整体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者激励理论,以2012-201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滞后一期的高管薪酬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构建实证模型进行了以下研究:首先,对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的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进行基础研究,并检验了产权性质对该相关关系的影响效应;其次,对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探索了行业性质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关系的影响效应;最后,从高管薪酬行政管制的角度对2015年新一轮限薪令在我国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中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分组检验。本文在总体布局上按照实证研究的逻辑顺序划分为五章,各章的基本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论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分析和假设推导”,界定了本文研究涉及的相关概念,并在委托代理理论和管理者激励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分析,推导出叁个研究假设;第叁章“实证研究设计”,介绍了本文的样本选取过程和数据来源,并在设定研究变量的基础上构建用以检验叁个研究假设的多元回归模型;第四章“实证结果分析”,对总体样本进行了金融类和非金融类的划分,并分别进行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利用相应的实证模型对研究假设分别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章“研究结论与启示”,针对实证结果对研究结论进行论述分析,并针对研究对象中的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问题,以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我国上市公司(含金融类)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显着正相关,且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性强于国有企业;其次,在国有上市公司中,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正相关性强于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另外,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2015年新一轮限薪令对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政策效果不显着,而对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显现出一定的负面效应。本文的研究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对研究范围进行了拓展。本文不仅对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同时也对金融类上市公司进行了类比研究,丰富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的研究内容;第二,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化。在针对我国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相关性问题的研究时,本文对国有企业依据行业性质进行了细化,即对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进行了分组检验,并对检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第叁,对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改进。国内外学术界对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其主要原因可能体现在实证研究变量的选择上。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思考和差异化分析,本文选择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以衡量公司的经营业绩,减轻其他因素对实证模型研究的干扰。鉴于本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尚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在定义高管薪酬时未对高管人员的在职消费和股权激励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另外,对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虽进行了一定的改进,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表现为一种会计业绩,仍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张丽[8]2012年在《独立董事特征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独立董事制度最初起源于美国,其作为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制度创新,在世界各国的上市公司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上个世纪末被移植到了中国,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已实施了十余年,其运行效果如何?独立董事制度是否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在我国逐步普及独立董事制度的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探讨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也有助于相关部门对其进行优化和改良。民营上市公司正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由于在治理结构上存在不足,中小股东权益难以保障,这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如何构建一套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保护所有股东利益,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民营上市公司的发展,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选取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特征与其经营业绩相关关系作为研究内容,全面系统地了解、分析目前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特征情况,分析我国独立董事特征与民营上市公司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其对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为了实现论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选择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一方面从理论上对于独立董事的职能、民营上市公司的界定,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的必要性以及独立董事制度对民营上市公司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从而为后面的实证研究做出必要的分析和铺垫。另一方面通过实证研究对我国独立董事特征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特征与公司业绩具有-定的相关关系。在独立董事的数量特征方面,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业绩没有显着的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任期与公司业绩呈倒U型关系,说明独立董事任期存在“度”的问题；而独立董事的薪酬与公司业绩负相关,这与大多数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说明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并不能激励独立董事监督职能的发挥,反而对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独立董事的质量特征方面,独立董事的职业背景、学历、年龄都与公司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女性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业绩负相关。在独立董事的行为特征来看,独立董事参加会议的次数和兼职情况都与公司业绩正相关。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本文扩展了独立董事与公司业绩方面的文献,尤其是对处于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中民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上市公司甄选独立董事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经验证据。
林乐芬[9]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我国证券市场用了10年多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无论在市场容量、交易手段、监管规则，还是上市公司数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证券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崭露头角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但是，目前上市公司在前进中也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上市公司总体绩效欠佳，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成为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其原因与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低效运作的公司治理有很大关系。本文在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从股权集中度的视角出发，以我国18个行业中的105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其治理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按照经济学方法论的路线，本文阐述了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综述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运用描述、比较、综合等方法对以往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理论进行研究，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股权结构伴随着企业制度从业主制、合伙制到公司制所导致的由单一股权到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演进过程，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公司治理会成为焦点，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公司治理的4种理论，包括委托代理理论、管家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控制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接着分析了目前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4种公司治理模式，即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德日的内部监控模式、东亚的家族控制模式、转轨国家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介绍了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中的独立董事制度在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又阐述了产业关联效应与主导产业理论。最后就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本文的公司治理观。 中国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实证研究，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2000-2003年近4年上市公司在18行业中的绩效表现进行比较分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选取12个财务指标，通过主因子分析求得18行业各自的绩效总得分和1059家各自上市公司的绩效总得分，在此基础上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实证结果验证了垄断性行业的绩效平均水平好于竞争性行业；新兴产业绩效平均水平在18行业中居中靠前；重化工行业的绩效增长平均水平快于轻纺工业，我们因此可以推断：中国正在进入新的重化工工业阶段。但就整体来看，上市公司绩效总得分的增长在平均水平以下，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因此进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制约上市公司绩效充分发挥的最主要原因。 本文对制约公司绩效的原因分析是以股权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为切入点来进行的。在实证分析时通过股权集中度的CR_1、CR_5、CR_(2345)、H_5指数、Z指数进行统计性描述、并采用股权集中度指标体系中的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总和CR_5与公司绩效指标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统计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最突出表现是股权相对集中于第一大股东、高度集中于前五大股东，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呈现行业差异的倒U型特征。垄断成分偏多的行业股权集中型公司的绩效优于分散型公司，新兴行业股权相对集中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进入门槛较低的接近完全竞争的传统行业股权适当分散可能更适合于公司绩效的提升；18行业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虽表示出较大的差异性但均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特征；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资源配置还未能实现最优化，需要调整“一股独大”不合理的股权结构，建立股权制衡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机制。 本研究引入股权制衡度指标重点分析说明在法律对投资者缺乏足够保护的条件下股权相对集中(即由少数几个大股东分享控制权)对不同行业的公司绩效以及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股奴制衡度与公司绩效的Pearson相关分析验证，就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公司来说一定的股权制衡是有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研究利于公司绩效提高的.股权制衡就是要减持第一大拉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在对第一大股东的股权属性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减持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实质就是减持国有股的持股比例.国有股的减持方向可向民营法人股、机构投资者重点倾料，并且在对102家民营拉股上市公司绩效分析和国家股占比、公众股占比、民营法人股占比分别对公司绩效所进行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中也验证了民营法人股东的公司监控效率高于国家股东和公众股股东的公司监控效率.在此基拙上还进一步分析了童事会与监事会权利配置以及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来强化公司治理中的股权制衡机制.最后从公司控制权市场与经理和独立董事人才市场的培育，提高法律、会计等中介机构的执业素质和能力两个方面简要提出加快上市公司外部治理市场培育的紧迫性. 通过上述的研究，我们认为，现阶段股权相对集中时于转轨经济中的我国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中具有相对优势，使得各大股东有足够的激励与能力去监督代理人，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各大股东之间的内部牵制又有利于抑制大股东的掠夺，形成互相监督态势，进而在提高自身公司绩效?
赖维薇[10]2012年在《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不仅仅影响了欧美的金融体系,同时也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上市企业业绩的普遍性显着下降。但是,这种企业业绩的下降地现象并没有给企业高管薪酬带来相同的影响,相反却有很多企业的高管薪酬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增加。从2009年的中海油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玉,到2010年的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有一种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被我们称作高管薪酬粘性。而高管薪酬粘性的现象早在1925年的时候就Baker和Taussings研究就发现了,单兵为深入研究。Gaver&Gaver(1998)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在业绩上升时CEO的薪酬得到了提升,在业绩下降时却并没有减少。随后,Jackson将这一现象定义为薪酬粘性的存在特征,即：高管薪酬在业绩上升时的边际增加量大于业绩下降时的边际减少量。2010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之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上一年的薪酬收入超过500万元的共有11家公司,与之前相比,高管薪酬出现了大幅度的增加的现象与日剧增。这种高管薪酬剧增并不受企业业绩影响的现象不单单只是薪酬的变化,更深刻的反应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那么,是什么引起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呢?它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怎样才可以合理的控制高管薪酬粘性,同时还能够确保企业的长足健康的发展呢?……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根据以往针对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大多均是基础概念和现象证明的研究,并没有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实际问题进行突破性的细致化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大胆的对文章的观点进行了创新,选取了公司治理结构为研究的切入点,进而更加详细的分析高管薪酬粘性问题的本身,同时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来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的关系,为今后企业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高管薪酬问题作出铺垫。公司治理主要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所构成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对公司进行管理、监督,从而防止经营者造成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有效的保障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文章首先对高管薪酬相关的理论进行了回顾与评述,并对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文章研究的范围,即公司治理结构中研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的关系。分别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会、监事会、董事会以及企业规模等分别对高管薪酬粘性所带来的影响。在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上,我国起步较晚,这个领域里的成绩主要集中在我国是否存在高管薪酬粘性的检验、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是否影响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等,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的来源研究甚少。本文在总结了大量前人的经验之后,选取公司治理结构为切入点,研究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否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文章将上市国有企业作为研究的细分点,国有企业是我国上市企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我国政府投资参与或者控制的企业,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着国有企业的行为,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业绩,影响着高管薪酬水平的浮动和管理激励机制的变化。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实证研究框架,提出了6个研究假设。选取不同的指标分别代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等变量,并设计研究模型。文章选取2008——201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以薪酬业绩变动比率代表薪酬粘性,以公司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是否与总经理兼任、企业规模等作为公司自理结构的代表性指标,利用样本统计性描述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的关系。通过上述分析和总结,本研究的假设均得到了验证,具体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的研究中,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代表性指标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一人兼任、总资产等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都存在着显着的影响。(2)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与高管薪酬粘性呈现负相关关系。(3)我国上市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企业总资产与高管薪酬粘性呈现正相关关系。(4)高管薪酬粘性的主要特征是：在企业业绩上升时,高管薪酬会增加,在企业业绩下降时,高管薪酬不一定会下降或者下降的幅度低于企业业绩下降的幅度,且企业业绩上升时带来的薪酬的增加值大于企业业绩下降时带来的业绩减少值。总体而言,不同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同的委托代理权力的分配。而不同委托代理权力的分配对高级管理者薪酬的作用和影响又是不同的。当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合理、规范时,企业可以有效的约束和控制高级管理者拥有过多的权力,进而设计出行之有效的管理者薪酬契约。相反,当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不规范的时候,会导致企业的权力分配不均衡,管理者拥有较大的权力,使得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为自身谋求更大的利益,进而损害到企业所有者的权益。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本研究明确了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存在着显着的相关性,指出各代表性指标分别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为今后的高管薪酬粘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文章的结论也对企业有效控制高管薪酬粘性的管理措施提供了有效的管理基础。最后,文章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针对文章研究的结论以及我国现有的理论基础,文章提出了一些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有效控制高管薪酬粘性问题的措施：(1)公司内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独立性需要得到提高。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越独立,他们越能够更好的发挥其作用。合理,科学的规范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不合理行为,通过独立董事比例的优化可以有效的规范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合理的把握和调控高管薪酬粘性的现象产生,进而促进企业健康的发展。就我国目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而言,我国大部分企业仅仅是按照证监会的文件要求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设置,不能够在企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其公司治理结构的独立性如若不强,不但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还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或者阻力。因此,企业需要不断的提高治理结构中各职能部门的独立性。(2)严格控制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现象。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会使得企业出现“集权”的现象,引发各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等问题的出现,不利于企业的有效管理,进而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如何严格把控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的情况发生,成为了避免“集权”现象的重要课题,因此,提高董事长与总经理的独立性,使两者相互牵制,相互促进,进而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3)强化薪酬委员会的建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中,大部分企业都设有薪酬委员会职能部门,通过薪酬委员会来合理的规范和控制高管薪酬,有效的制约了高管薪酬粘性问题的产生。我国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在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立一个薪酬委员会职能部门,同时保证薪酬委员会当中成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与此同时,确保薪酬委员会的部门职能范围和保障其权利的能够正常行使,从而优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综观全文,本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选题。高管薪酬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高管薪酬粘性问题近年来尤其被重视,在我国的学术研究中偶有学者进行探索,却未受到广泛的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企业业绩普遍收到影响,大幅度的下滑。但是,却出现了企业业绩的下降高管薪酬却未降低的现象,不仅如此甚至不降反升的出现了“天价高管薪酬”这样一种不对称的现象,这值得我们去的深思,去研究。文章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研究我国高管薪酬粘性问题就有较强的理论支撑和现实意义。(2)研究视角。我国对于高管薪酬粘性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大多数研究集中我国是否存在高管薪酬粘性问题的检验与我国高管薪酬粘性问题的存在是否会影响薪酬激励机制等问题上,并没有实际深入的进行剖析和研究,因此,对于高管薪酬粘性相关的研究来源甚少。文章需要这一领域作为研究范围,就有较强的创新性。同时,文章选取公司治理结构为研究的切入点,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公司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支柱。结合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就有极强的必要性。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将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出发点做出新的尝试,实证检验我国上市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薪酬粘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分别从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等几个方面来研究各代表性指标与高管薪酬粘性的关系,进而明确他们之间的相关关系,为以后如何通过规范公司治理结构来有效的约束或者控制高管薪酬粘性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QFII持股与我国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及业绩的相关性研究[D]. 罗静. 浙江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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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相关性分析[D]. 刘昕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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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实证研究[D]. 李彬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8
[8]. 独立董事特征与公司业绩相关性研究[D]. 张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9].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公司治理与绩效研究[D]. 林乐芬.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10]. 公司治理结构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D]. 赖维薇.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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