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症诊断的新变化_情绪和情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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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1-4918(2013)03-0312-318 中图分类号:B844.3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依照贝克认知理论(Beck & Alford,2008),抑郁源于个体认知系统中的消极图式,它决定了抑郁个体在加工信息、形成评价时所持有的消极、贬损的基本倾向。据此,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抑郁必然导致消极自我(Joormann & Gotlib,2008; Shahar,Scotti,Rudd,& Joiner,2008)。然而,新近兴起的积极心理学对抑郁有着不同理解(周雅,刘翔平,苏洋,冉俐雯,2010)。积极心理学家Seligman(2008)认为,个体生来具有某些积极的品质与潜能,抑郁者也不例外;相比于正常人,他们的积极品质与潜能只是暂时受到抑制。本研究正基于这种视角,试图探寻抑郁个体自我机制中的积极成分。回顾以往研究,一种普遍倾向是对抑郁个体的自我机制予以概化、笼统的界定,认为抑郁个体必然具有消极自我。这种逻辑源于20世纪下半叶之前学界对于自我结构的片面认识,即认为自我是单一维度的心理结构,专指个体对于自己整体的评价与感受。而后来的研究者提出多维度多层次自我模型(multidimensional hierarchical model of self)(Marsh & O' Mara,2008),表明自我是由相互独立的多个维度构成。为了验证抑郁个体也能具备一定程度的积极自我,本研究将引入多维自我模型,考察抑郁个体在各个自我维度上,外显自尊及内隐自尊的水平高低与稳定特性。

多维自我模型将自我区分为整体自我与特定自我:“整体自我”(global self),即以往研究者所认同的自我单一维度,它位于模型的最顶层;“特定自我”(specific self)处在整体自我之下,包括“非学业自我”与“学业自我”两个维度,非学业自我又细分为社会自我、情绪自我、身体自我,学业自我则涉及语文、数学等不同学科的自我概念。Marsh,Trautwein,Lüdtke,Kller和Baumert(2006)认为,在多维自我模型中,虽然整体自我与特定自我有着层级关系,但实质上它们彼此相对独立;而且,在特定自我中,不同自我维度之间也是互不冗余。具体而言,对于某一个体,他/她可能整体自我非常积极,而在特定自我的某些维度上相当消极;也可能整体自我异常消极,而在特定自我的某些维度上特别积极。依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推断,相比积极成分,抑郁个体的自我只是与消极成分有着更强的联结,但是,他们也很可能在自我概念的某些维度上具有积极的评价与体验,这是本研究试图验证的。

“内隐自尊”(implicit self-esteem)诞生之前,以往研究对自尊的理解几乎完全是在意识的、外显的层面。后来研究表明,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是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Greenwald,Poehlman,Uhlmann,& Banaji,2009)。前者遵循逻辑的、理性的原则,能被个体察觉并且进行自我报告;后者则产生于以潜意识经验为基础的自动化过程,它反映了个体在评价自我相关事物时不受意识控制的态度倾向。关于抑郁个体的内隐自尊,目前并未形成一致结果。一些研究都表明,抑郁个体的内隐自尊显著低于正常个体,表现出明显地将“自我”与“消极”相联系的自动加工倾向(Meites,Deveney,Steele,Holmes,& Pizzagalli,2008; Steinberg,Karpinski,& Alloy,2007)。与之相反,Gemar,Segal,Sagrati和Kennedy(2001)报告,在诱发消极情绪之前,抑郁个体的内隐自尊要比心理健康个体更为积极;在诱发消极情绪之后,虽然抑郁个体的内隐自尊明显下降,下降之后内隐自尊的绝对水平仍表现出“积极偏差”。Franck,De Raedt和De Houwer(2007,2008)则细致比较了正患抑郁,曾患抑郁与从未抑郁三组被试的内隐自尊。结果表明,正患抑郁组与从未抑郁组在内隐自尊上并无任何差异;而且,进行消极情绪诱发之前,曾患抑郁组要比其他两组表现出更高的内隐自尊。那么,抑郁个体的内隐自尊究竟要比正常个体消极还是积极?这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略微了解内隐自尊的测量范式,就会发现这些范式大多遵循单维自我结构,仅仅报告整体自我的内隐水平。有鉴于此,本研究在多维自我框架下,将改进内隐自尊的既往范式,深入考察抑郁个体的各个维度内隐自尊,我们假设在某些维度上抑郁个体也能具有积极的内隐自尊。

在自尊研究中,除去自尊水平这一测量指标,另一重要指标是Kernis(2005)提出的“自尊稳定性”(self-esteem stability),也称“自尊易变性”(self-esteem variability),此概念描述了个体在特定情境下自我价值的即时感受的波动特性。自尊易变个体的自我感受取决于近期发生的生活事件,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反馈决定了他们当下自尊水平的高低;相反,自尊稳定个体的自我感受通常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不受积极或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Kernis(2005)认为,如果仅仅考察自尊水平高低,我们无法真正理解自尊在个体心理功能中的作用。只有同时考察水平高低和稳定与否,才是对自尊的全面测量,而这当中的评价标准是,高而易变的自尊是脆弱的自尊,高而稳定的自尊才是安全的自尊。在自尊的外显层面,以往研究者倾向于认同,相比自尊水平高低,自尊的易变性是导致抑郁的更为关键的高危因子。例如,组间研究表明,相比从未抑郁个体,正患或曾患抑郁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自尊不稳定性(Franck & De Raedt,2007)。另外,预期研究表明,在经历应激事件后,高抑郁风险个体的自尊水平波动要比低抑郁风险个体更为剧烈(Auerbach,Abela,Ho,McWhinnie,& Czajkowska,2010)。而在内隐自尊层面,抑郁个体的内隐自尊是否同样敏感易变?现有研究并未达成共识。有关专家认为,内隐自尊是源于潜意识的自我评价,因而不应受到具体情境影响(Greenwald & Farnham,2000; Greenwald et al.,2009)。然而,也有研究发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一样具有情境性、易变性(Grumm,Nestler,& von Collani,2009)。例如,蔡华俭和杨治良(2003)在实验室中以智力测验作为成败操纵情境,发现被试在接受成功及失败反馈后,内隐自尊显著降低。那么,在多维自我框架下,抑郁个体的各个维度的外显/内隐自尊具有何种稳定特性?这是本研究将探讨的另一问题。其实,关于自尊易变这一概念,有研究者提出,自尊水平并不完全地受制于生活事件本身的消极/积极性质,更取决于生活事件与个体核心自我的关联程度(Tesser,2008)。这一观点实际上扩展了多维自我模型,认为个体对于自我各个维度所赋予的价值权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个体可能尤为看重自己在某些领域的表现,当消极或积极的生活事件正好契合这些领域时,他/她的自尊水平才会受到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即使是抑郁个体也可能在某些自我维度上保持相对稳定的外显及内隐自尊。

综上所述,研究假设包括:(1)不论外显还是内隐自尊,抑郁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些自我维度上具有积极的评价与感受;(2)不论外显还是内隐自尊,抑郁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些自我维度上保持较稳定的自尊水平。关于研究设计,此处还需说明两点。首先,由于实际操作问题,本研究欲选取轻微及中度抑郁被试,暂不考察重度抑郁患者。其次,本研究欲选取现实生活中的应激事件来评价不稳定自尊。以往研究大多在实验室中创设应激情境,比如要求被试完成智力测验而后随机给予成功/失败反馈(蔡华俭,杨治良,2003)。联系上文,只有当应激事件触及个体核心自我时,自尊水平才会受到事件结果影响。因而,人为制造成败反馈也许不能真正唤起个体自尊水平变化,这种做法的生态效度是值得怀疑的。有鉴于此,本研究将采用真实应激事件。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选自武汉市某中学高一年级学生。首先,在整个年级中施测贝克抑郁量表,得分5~20为抑郁(本研究中仅指轻微及中度抑郁,排除严重抑郁以及其他精神疾病或人格障碍),得分在4分及以下为正常。然后,随机选取75名抑郁学生与75名正常学生参与研究。剔除遗漏及错误数据(内隐联想测验的错误反应率大于20%则剔除),最终有效数据为131人。被试情况详见表1。

2.2 工具

(1)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抑郁自评量表,本研究用其中文版(刘平,1999)作为被试筛选工具。BDI有21个条目,分别代表抑郁症状的不同类别。每个条目均按四级计分,由0~3代表症状程度从无到重,所有条目分数相加即为抑郁得分。一般认为,得分在4分及以下为无抑郁,5~13分为轻微抑郁,14~20分为中度抑郁,21分及以上为严重抑郁。本研究中,分半信度为0.92,Cronbach α系数为0.91。

(2)自我描述问卷II(Self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II,SDQ II)(陈国鹏,1999)是Marsh等人针对12~18岁青少年编制的多维自我测量工具。该问卷来源于多维度多层次自我模型,共有102个项目,11个分量表:体能(8个项目,例如“我总是懒得参加费力的体育锻炼”)、外貌(8个项目,例如“我觉得自己的长相很好看”)、诚实(9个项目,例如“我有时会骗人”)、同性同伴关系(10个项目,例如“我有很多同性别的朋友”)、异性同伴关系(8个项目,例如“喜欢和我交往的异性并不多”)、亲子关系(8个项目,例如“我的父母很理解我”)、情绪稳定性(10个项目,例如“我很容易紧张”)、语文技能(10个项目,例如“在写作中我总是表达不好”)、数学技能(10个项目,例如“数学是我学得最好的学科之一”)、一般学业(10个项目,例如“大多数课程对我来说都太难了”),以及整体自尊(11个项目,例如“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失败者”)。项目采用6点评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6代表“完全符合”,负面表述项目反向计分,得分越高自我评价越高。该问卷中文版被证明有良好的信效度(陈国鹏,1999)。本研究中,问卷整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5,各分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体能0.72,外貌0.83,诚实0.75,同性同伴关系0.72,异性同伴关系0.77,亲子关系0.81,情绪稳定性0.71,语文技能0.84,数学技能0.90,一般学业0.87,整体自尊0.87。

(3)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Greenwald & Farnham,2000)是基于认知加工范式的内隐自尊测量工具。内隐自尊的操作定义是对自我相关词语(例如,单词“我”)相比他人相关词语(例如,单词“他们”)的情感联系。内隐联想测验包括7个任务单元,单元1、2、3、5、6均为练习,单元4、7分别为相容分类(“我”与“积极”,“非我”与“消极”)和不相容分类(“我”与“消极”联结、“非我”与“积极”联结)。在测试时,每个单元任务完成之后,电脑屏幕都会呈现平均反应时与错误率,以便被试获得及时反馈。依据惯例,反应时在3000毫秒以上全部计作3000毫秒,在300毫秒以下全部计作300毫秒。内隐自尊的最终得分为不相容分类反应时减去相容分类反应时的差值。得分越高,内隐自尊越高。

关于IAT所使用的概念词与属性词,Greenwald等人做过相应归纳,后续研究在运用内隐联想测验时,往往沿用Greenwald的词表。可是,词表中的属性词并不能全面反映多维自我的丰富内涵。因此,本研究根据多维自我模型的各个维度,参考IAT以往词表、卡特尔十六项人格因素问卷与大五人格问卷中的人格词汇,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广泛搜集与自我关联的积极/消极属性词汇,并由作者本人及几位心理学研究生进行评定,将词汇划分为七个领域:学业、体能、外貌、诚实、情绪、人际关系、整体自尊。

2.3 程序

首先,施测贝克抑郁量表进行被试筛选。而后,所有被试在两个时间点完成问卷填写与内隐联想测验,时间点1为高一秋季学期的期末数学考试之后(考试结束立即施测),时间点2为30天寒假过后开学第一天的早自习。对于学生(尤其高中学生)来说,学习活动在他们生活中占据绝对关键地位,学业成就是他们自我价值的重要来源,因此我们选取期末数学考试作为应激事件,试图以此诱发被试的自尊波动。相对而言,寒假春节无疑是压力的缓冲器,应该可以平复被试骤变的自尊水平,使其恢复至无应激时的基线水平,因此时间点2被选作本研究的无应激条件。以往研究大都采用在实验室人为创设应激情境的方法来测量自尊不稳定性,而本研究则是在真实考试事件中考察学生的自尊波动,这种操作曾被国外一些研究采用,且被认为具备更好的生态效度(Crocker,Sommers,& Luhtanen,2002)。

2.4 统计

数据采用SPSS 17.0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基于多维自我的外显自尊特性

表2呈现的是应激/无应激两时间点SOQ II各维度得分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有无应激主效应显著的自我维度包括:外貌F(1,129)=7.80,P<0.01;同性同伴关系F(1,129)=22.66,p<0.001;异性同伴关系F(1,129)=7.67,p<0.01;亲子关系F(1,129)=46.64,p<0.001;诚实F(1,129)=13.34,p<0.001;情绪稳定性F(1,129)=18.94,p<0.001;数学技能F(1,129)=26.50,p<0.001;一般学业F(1,129)=19.22,p<0.001;整体自尊F(1,129)=28.75,p<0.001。

有无应激与被试分组的交互效应显著的自我维度包括:同性同伴关系F(1,129)=5.76,p<0.05;亲子关系F(1,129)=11.33,p<0.001;情绪稳定性F(1,129)=4.31,p<0.05;数学技能F(1,129)=5.48,p<0.05;整体自尊F(1,129)=10.59,p<0.001。另外,在异性同伴关系、一般学业两个维度上,交互效应出现边缘显著,分别为F(1,129)=3.77,p=0.054;F(1,129)=3.87,p=0.051。简单效应检验进而表明,抑郁被试在上述这些维度上的自尊波动更为剧烈,无应激减去有应激的自尊差值为:同性同伴关系3.61(p<0.001),异性同伴关系2.42(p<0.001),亲子关系5.80(p<0.001),情绪稳定性3.72(p<0.001),数学技能4.77(p<0.001),一般学业3.66(p<0.001),整体自尊5.14(p<0.001)。正常被试在这些维度上的自尊波动则平稳得多,无应激减去有应激的自尊差异多不显著。

简单效应检验还报告了,无应激条件下,抑郁被试与正常被试仅在六个自我维度的得分差异显著:同性同伴关系F(1,129)=10.07,p<0.01;异性同伴关系F(1,129)=9.86,p<0.01;情绪稳定性F(1,129)=32.01,p<0.001;数学技能F(1,129)=5.15,p<0.05;一般学业F(1,129)=11.10,p<0.001;整体自尊F(1,129)=10.05,p<0.01。而在体能、外貌、亲子关系、诚实、语文技能五个自我维度的得分差异并不显著,F(1,129)值分别为2.72(p>0.05);2.19(p>0.05);1.59(p>0.05);1.59(p>0.05);0.37(p>0.05)。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诚实维度上,抑郁被试的平均得分(M=42.45)甚至要比正常被试(M=41.26)更高。这意味着,无应激条件下,抑郁个体在某些自我维度上能够持有相当正面的自我评价,这种正面评价甚至有可能比正常个体更加积极。

3.2 基于多维自我的内隐自尊特性

IAT数据在应激/无应激两时间点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表3),有无应激主效应显著的自我维度包括:诚实F(1,129)=3.92,p<0.05;情绪F(1,129)=7.03,p<0.01;学业F(1,129)=7.14,p<0.01;整体自尊F(1,129)=5.42,p<0.05;综合效应(各维度平均分)F(1,129)=15.77,p<0.001。

有无应激与被试分组的交互效应仅在学业维度上出现显著,F(1,129)=5.23,p<0.05。简单效应检验表明,抑郁被试的学业自尊波动更为剧烈,无应激减去有应激的学业自尊差值高达82.51(p<0.001),正常被试的这一差值仅为6.39(p>0.05)。这意味着,在其他所有维度上,抑郁被试与正常被试在应激条件下内隐自尊的变化程度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分析无应激条件下的数据可知,抑郁被试在所有维度上内隐自尊得分均为正数,即相容反应(“我”与“积极”,“非我”与“消极”)要比不相容反应(“我”与“消极”联结、“非我”与“积极”联结)的反应时更短,表明抑郁个体具有积极内隐自尊。同时,无应激条件下,在体能、外貌、诚实、学业、整体自尊及综合效应上,抑郁被试的内隐自尊均分要比正常被试更高,经由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诚实、学业、整体自尊三个维度上的组间差异更是达到显著,分别为F(1,129)=4.12,p<0.05;F(1,129)=6.19,p<0.05;F(1,129)=4.93,p<0.05。正常被试仅在人际关系、情绪两个维度上均分高于抑郁被试,然而差异并不显著。可以推论,无应激条件下,抑郁个体倾向于比正常个体具有更加积极的内隐自尊。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多维自我模型,同时考察在外显及内隐水平上抑郁个体与正常个体的多维自我特性。结果发现,无应激条件下:(1)在外显水平上,抑郁/正常被试仅在同性同伴关系、异性同伴关系、情绪稳定性、数学技能、一般学业、整体自尊六个自我维度的得分差异显著,而在体能、外貌、亲子关系、诚实、语文技能五个自我维度的得分差异并不显著;(2)在内隐水平上,抑郁被试在所有维度上均表现出积极内隐自尊,同时,在体能、外貌、诚实、学业以及整体自尊上,抑郁被试的内隐自尊均分甚至要比正常被试更高。这意味着,抑郁个体在某些维度上也能具有相当积极的自我评价。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在外显水平还是在内隐水平,抑郁个体具有积极评价与积极情感的自我维度主要包括体能、外貌、诚实、学业技能,这些维度无一例外都是指向自我内部,也就是说,当个体在这些维度上进行自我评价时,无需卷入关联他人的评价与情感。然而,对于涉及他人的自我维度,包括同性同伴关系、异性同伴关系以及亲子关系,抑郁个体则表现出消极倾向,他们在人际关系维度上的外显及内隐自尊水平大都低于正常个体。其实,针对“控制错觉”(illusion of control)以及“抑郁现实主义”(depressive realism)的研究中,曾有学者指出,抑郁个体的现实主义是区分对象的,他们只有对自我内部进行判断时才会秉持现实主义,他们能够正确评估自己对于结果的控制程度,却倾向于高估他人对于结果的控制程度;与之相反,正常个体总是夸大自己对于结果的控制程度,而对他人的控制程度却有客观无误的分析预测(Alloy,Wagner,Black,Gerstein,& Abramson,2011)。本研究的结果从自我概念角度验证了,抑郁个体在对自我内部作出评价时是“现实主义”的,当自我维度涉及他人时则表现出消极偏差。这一结果若从抑郁个体人际交往的研究中也能得到解释,Coyne(1976)曾提出“抑郁社交过程”(depressive social process)的概念,具体而言,抑郁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总会不自觉地诱发他人的消极反馈,从而制造出人际之间的冲突与应激。众多研究也证实了抑郁个体的人际困难。例如,Rudolph和Clark(2001)报告,相比于非抑郁个体,抑郁个体表现出更少的亲社会行为、更多的攻击与逃避行为。Altmann和Gotlib(1988)则比较了抑郁与非抑郁青少年在操场活动中的人际互动行为,发现抑郁青少年更倾向于独自玩耍。Connor-Smith,Compas,Wadsworth,Thomsen和Saltzman(2000)研究表明,抑郁个体在面临人际困境时,缺乏主动、有效的问题解决技巧,往往采用否认、逃避的消极应对策略。本研究的结果也佐证了抑郁个体的人际困难:抑郁个体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人际困难,他们在人际关系维度上外显及内隐的自我评价均比正常个体消极;而在那些不涉及人际关系、仅指向个体内部的自我维度上,抑郁个体具有与正常个体同样积极的自我评价。

研究结果还报告了抑郁/正常被试在有无应激条件下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的波动特征:(1)在外显层面上,两组被试自尊波动出现显著差异的自我维度包括,同性同伴关系、异性同伴关系、亲子关系、情绪稳定性、数学技能、一般学业,以及整体自尊,也就是说,在这些维度上抑郁个体的自尊波动要比正常个体更为剧烈。至于外貌、体能、诚实以及语文技能维度,抑郁个体在遭遇应激后也能保持相当稳定的自尊水平。(2)在内隐层面上,有无应激与被试分组的交互效应仅在学业维度上出现显著,这意味着,在其他所有维度上,两组被试内隐自尊的稳定特性没有显著差异。

不难发现,抑郁个体的外显自尊不稳定性主要限于人际与学业两大生活领域。Tesser(2008)曾指出,不稳定自尊反映了个体对于生活事件评价性反馈的易感性,它并不完全受制于生活事件本身的消极/积极性质,更取决于生活事件与个体核心自我的关联程度。这一观点认为,个体对于自我不同维度所赋予的价值权重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个体可能尤为看重自己在某些领域的表现,当消极或积极的生活事件正好契合这些领域时,自尊水平才会受到影响。由此推论,人际与学业是抑郁个体最为看重的核心自我维度。联系上文讨论,抑郁个体在人际关系上具有低水平自尊,他们恰恰又很看重人际关系,因而在这一维度上表现出不稳定自尊,综合看来人际关系应该作为区分抑郁/正常个体自我机制的关键维度。至于学业维度,本研究的被试选自学生,学业是学生生活的重点,因此抑郁被试会将学业视作核心自我是无可厚非的,此外,本研究选取的应激事件也是学业领域,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相比其他自我维度,抑郁被试在学业自我维度上波动更为激烈。

关于内隐自尊是否同样具有不稳定性,以往研究对此未有共识。有人认为,内隐自尊是源于潜意识的自我评价,因而不应受到具体情境影响(Greenwald & Farnham,2000; Greenwald et al.,2009)。而有研究发现,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一样具有情境性、易变性(Grumm et al.,2009;蔡华俭,杨治良,2003)。本研究的结果则证明,在绝大多数自我维度上,抑郁个体都与正常个体一样持有稳定的内隐自尊,二者只有在学业维度上内隐自尊的稳定特性差异显著。这意味着,Tesser关于易变自尊与核心自我的观点同样适用内隐自尊,如果个体尤为看重某一自我维度,而又恰巧遭遇相关应激事件,那么在这一维度上内隐自尊会表现出不稳定性。

最后,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有两点改进。首先,本研究选取了现实生活中的应激事件来测量不稳定自尊,以往研究大多在实验室中创设应激情境,然而,只有当应激事件触及个体核心自我时,自尊水平才会受到事件结果影响,人为制造成败反馈也许不能真正唤起个体自尊水平变化,因此本研究的操作具有更好的生态效度。其次,内隐自尊的既往范式大多遵循单维自我结构,仅仅报告整体自我的内隐水平,本研究则在多维自我框架下重新建立内隐联想测验词表,以此考察特定自我的内隐特性。但需要说明的是,词表当中7个维度仅由作者及几位同行主观评定划分,并未经由因素分析等统计手段加以验证,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有待将来研究继续深入。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不论外显还是内隐水平,抑郁个体都倾向于在指向个体内部的自我维度上具有积极评价与积极情感,在指向人际关系的自我维度上具有消极评价与消极情感;

(2)不论外显还是内隐水平,抑郁个体都倾向于在关乎核心价值的自我维度上表现出自尊的不稳定性,在其他自我维度上具有相对稳定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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