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道路的成功实践及其自我完善——从经济领域喜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论文,自我完善论文,成就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1)07-0005-05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为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又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执政成就而真情歌颂。实践表明：建国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全国人民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艰苦曲折的探索，成功开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既区别于从前借鉴苏联而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把握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顺应中国国情又融入全球经济，引领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发展道路。
从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到中国特色的经济大国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大国，但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无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入侵，使旧中国陷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农民靠简陋的小农具和手工操作种田，全国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粮食还不能自给。现代工业虽然从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开始，经过了100多年畸形发展，但工业规模仍是非常之小、产量仍是非常之低，大多数主要品种的产量不要说不能和欧美国家比，甚至比同期的印度还低很多。工业布局极不合理，极少一点工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几个大一点的城市。中等以下城市的所谓工业基本上是一些布坊、染坊、酒坊以及铁匠铺一类的手工业。90％的县城没有电力供应，火车、轮船、汽车等现代运输工具要在沿海、沿江或大中城市才能见到。号称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长期落后，总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就凭以上粗略地描述，已够说明：旧中国这个一“穷”二“白”的大农业国，长期停滞在生产力水平很落后的农业社会。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农村破败、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百孔千疮“烂摊子”上医治疮伤，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后，完成了由新民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起，新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探索，也即是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发展道路。正是社会主义，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奠定了制度条件，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规定任务，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9％(按不变价格计算)；虽然在以后的前进中几经波折，由于工作失误走过弯路，成功之中付出沉重代价，但从总体上看，经济逐步向前发展，建成了一大批骨干企业、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形成了我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良好开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爆炸成功。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以全党思想大解放为新起点，接受了前3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闭关锁国向融入国际大市场转轨，摸索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经济就此迈开稳定快速发展步代。这以后，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经济增幅虽有起伏，但明显改变了前30年大起大落的情况，不仅持续、快速而且相对平稳增长，即经济周期实现了由建国以来多次发生的超强波周期、强波周期、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到十一五规划的完成时，中国顺利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国工业在载人航天、大运载火箭、月球探测、卫星导航等一些尖端领域，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和跨越。更为傲人的，30多年前跨上对外开放航程的中国经济现已成功融入国际大潮，“中国制造”遍及世界，我国GDP世界排名由1978年的第32位逐步上升，到2010年则超过日本位居第二。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以赶超战略导向加快经济建设，在前进中克服过“大跃进”、“十年动乱”的失误，在改革开放中“摸着石头过河”，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并努力赶上世界潮流，持续进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苦探索，终于拉开了又好又快科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恢弘巨幕，使我们这个曾占据人类文明中心地位的古老民族，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现代化的最新浪潮，跻身于当今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
在体制转轨与经济转型中开创中国特色之路
在贫困落后的旧中国的土地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结束了旧中国社会生产力长期停滞的局面，很快迈开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步子，在当今世界崛起了中国特色的大国模式，这是我们党一贯倡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发展阶段，围绕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要求，持续探索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的生产关系所取得的举世罕见的伟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转型的相互推动下，走上既合乎我国实际又体现时代特征的科学发展新路取得巨大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新生社会制度显现其优越性，经济发展情况良好。以后生产关系的变革却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在我国当时生产力水平很落后的农业社会里，面对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模仿前苏联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并且继续沿袭革命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一套，反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经济到了临近崩溃的边缘。直到实行改革开放，才扭转局面，逐步走上以转轨促转型、以转型求崛起之路。
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在从较低层次的经济发展阶段向较高层次阶段转型的道路上，需要破解一系列难题，诸如人多地少、长期停滞在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城市传统工业迟迟起步、城乡二元结构凸显等等，都得突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才能跨越。因而，我国的经济转型，也就必然伴随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
其一，广大农村长期停滞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结构单一，包括沿海地区的农村直到改革开放前也还处于自给半自给的经济状态，这是造成旧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民穷国弱的最大经济根源之一。而中国特色大国的崛起，正是改革后从告别农业社会，走好了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的这一步开始的。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的。紧接着，沿海苏浙一带先行一步，抓住我国放开传统体制外“市场调节”一块的机遇，在农村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适应大量剩余劳动力离农转移的需要，率先大办以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由此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大变革。随着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势头由东而西扩展，农村工业化推动了全国农村社会化分工分业的发展，农村出现了从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向较大规模商品经济的大变革，促使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这一过程伴同着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向传统管理体制的冲击：建国后我国经济管理采用原苏联的产品计划经济模式，物资按计划调拨，商品由国营商业统一经营；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工业企业在市场化机制下供产销活动的纵深展开，各地突破了“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传统城乡分工格局，城乡经济从原来彼此封闭半封闭的状况转变为城乡相互开放，促成了城乡市场的通开，引发了从商品到要素的各类职能市场及其多渠道流通格局迅速形成，加快了向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大市场、大流通的转型，这有利于在市场导向下放开搞活多元化市场主体，激发城乡中小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由此，形成城乡互动的工业化大潮，并使我国很快从初步工业化进入工业化中期，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起飞阶段。
其二，改革前我国工业靠“中小企业为主”，搞传统的加工制造起家，受阻于封闭僵化的传统体制于先，又受害于“十年内乱”的祸害于后，日益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沿海地区开始，我国各地抓住对外开放机遇，从封闭僵化型经济向内外联动开放型经济转型，得以迈开追赶世界现代潮流的大步。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在对内搞活市场经济的同时，从建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到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开放，再到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开放。东部地区的一些省(市)区率先启动，抓住对外开放机遇，实施“外向带动”战略，从扩大对外贸易起步，以扩大出口为主的对外贸易助推工业发展；随后，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外技，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建设国际制造业基地。从以扩大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到以引进外资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再到以接受产业转移为导向，同时，外资与外贸带动外经，“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逐步向以外促内、内外互动的经济国际化跨越。在国际工业资本获得大量引进和成功利用的进程中，我国密切了同当代世界市场化、信息化和新科技革命的联系，不仅助推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从而大大加速了传统工业向着与信息化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的转型。
其三，传统的产品计划经济体制推崇“纯之又纯”的公有制，使得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走向单一化，企业丧失活力，产业结构缺少效率。伴随着改革走向深化，单一公有制结构在所有制形态转型中为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所替代，走向与生产力的较好结合。
改革后，面广量大的民营中小企业利用市场机制灵活经营，获得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思想大解放，也越来越意识到单一的公有制的企业制度偏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打破传统体制下排斥市场机制的各种条条框框，大胆进入市场，并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从改革经营机制发展到创新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竞争的洗礼下，由集体所有制起家的苏南乡镇企业也冲破“集体为主”的所有制框架的束缚，放手实施产权制度的大面积改革改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转制发展为多种形色的所有制企业。改革，推动了公有经济单一化所有制结构的历史性变革，促成了以国资、外资、民资为主的多元化、混合型所有制经济的协同发展。而且，多种所有制企业百舸争流，对传统管理制度产生了巨大冲击力：各类企业得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突破行政区划向城镇以至大中城市集聚，促使工业从城乡分割、分块发展向城乡联动、区域合作的发展格局转变。继而，随着融入城镇体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壮大和工业化进程中大中型企业以及营业收入超万亿元的大企业、大集团的不断增多，各地开始在较大区域范围内结合实行城市功能分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统筹城乡工业布局，引导和推动城乡企业在发展生产专业化分工的条件下，向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先行区的各类开发园区集聚：或者是中小企业分别为国外相关企业协作配套，或者是以大企业为核心联合中小企业集群配套链接，或者是与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整体移植”而来的外商企业联合形成上下游产业链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这样，以所有制结构变革带动了企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从企业的集聚发展到产业的链接整合，促进了城乡传统产业在技术改造中转型提升，也加快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
其四，由于二元经济格局的存在加上城乡分治的管理制度，我国工业化进程不快，城市化发展滞缓，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受阻。改革后，各地以市场为导向，商品、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推动了城乡分治向城乡统筹转变，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开拓上路。
早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些商品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就开始探索和筹建在不同区域范围内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搞活商品、要素流通的网络化经济区，由于行政壁垒的制约，都是步履维艰、进展迟滞。以后，经过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除了大城市、特大城市在现代产业基础上迅速成长外，县域经济强劲崛起，新兴中小城市大量涌现，大中小城市与广泛分布在农村的小城镇相汇合，大量吸纳向非农化转移的农民进入城镇。在沿海、沿江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一些扎实了现代产业根基和增厚了物质基础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借助网络化大市场、立体式大交通的发展，得以创新机制，跨越城乡分治的行政壁垒，以县(市)域经济为基础，整合区域化城镇体系，推进城乡一体化产业布局，优化区域资源配置，相继构建在一定区域内统筹协调城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目前，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不同层次区域经济综合体的态势已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逐步形成。除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大都市圈外，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经济圈、皖江城市带以及昌九工业走廊等相率积极打造，谋求开创既有我国自己特色又适应世界潮流的城市一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其五，基于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基本国情，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实施以赶超战略为导向，在与传统管理体制相结合下客观形成并长期沿袭了快字当头、粗放发展之路。改革后，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劣化矛盾的不断显现，由中央一再强调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意愿的推动，特别是经过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时期。
奉行快字当头的赶超战略，其不良效应突出表现在我国城乡分治、块块分割的传统管理体制的条件下，促成了地方立足“块块经济”，相互攀比，过度竞争，靠粗放式发展方式追逐经济总量增长，导致重复建设、结构散乱等一系列病象的发生，虽然经济建设高潮迭起，但供需失衡加剧，经济一再波动起伏，迟迟走不上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轨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从长远着眼的战略意愿代替不了发展快字当头的现实思路，各地热衷于经济粗放增长的惯性行为一直难以遏制。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贯彻落实，各地对经济发展的导向性口号从“又快又好”明确置换为“又好又快”后，情况才开始有较大转变。特别是对粗放增长已带来严重负面效应较早有警觉的一些先发地区的领导层，坚决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路，应对产业结构太重太低、环境压力加大、土地供应趋紧等各种矛盾，在转变发展方式上下工夫，从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成长，到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注重节能减排、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使经济增长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带动，依靠提高资源利用率等方面，都逐有进展，由此带来的成效，有助于我国上下从容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予我国的冲击和挑战。
中国特色之路从深层破解难题中走向完善
从体制转轨、经济转型中走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持续创新、深化开拓中。需要强调提出的是，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而言，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主要是：优质教育、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布不均；物价上涨压力加大，部分城市房价涨幅过高；违法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增多；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严重。就中国特色大国模式实现完善化而论，则还面临着由大到强的重大转型压力。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2010年我国GDP超过日本，但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世界产业分工中，中国仍旧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低价格、低利润、低附加值的“三低”水平反映了产业大而不强。事实提示我们：中国特色之路必须从深层转轨转型中破解面临的各种难题才能走向完善。
——要从成功中看不足，增强对我国从贫困落后的农业大国到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大国崛起的这一演进历程的规律性认识，让全党向科学认识飞跃升华。
我国从生产力水平很落后的农业大国，不过几十年时间，就崛起为现代经济大国，这是史无前例创造性的伟大成功。这个进程包含着一系列的转轨转型。就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才完成，在中国却被压缩在数十年间进行，这就势必会出现经济社会管理能力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快速演变不相适应的矛盾激增。同时，这一过程又是伴随着从高度集中管理的僵化体制向放开搞活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同时推进的。在实行对内对外开放中，在大量吸收外资、外技以至引进值得借鉴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手段中，各种弊端随之而起，更是势所难免。显然，指出这一点，绝不是说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与矛盾，可以心安理得，顺其自然；恰巧相反，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应有的忧患意识，采取战略进攻的姿态，积极应对，谋求破解。事实上，上述种种矛盾，经过多年积累，并且相互交织，已经到了“病势深重”的地步。有必要着眼于开拓和完善中国特色之路的高度理性，立足决胜未来，全面评价现有实践的成功与不足，既从总结成功中取得正面经验，又从揭示失误中吸取反面经验，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提升对中国特色大国崛起的规律性认识，谋求切实有效的应对之道。各级党委和政府都应如此做，从上而下视察检查工作中，更应如此做，对下面成绩和经验要恰当肯定，而更要善于做到上下一起剖析矛盾，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中把握方向，找出对策。
——要紧抓主题、主线，推动我国久已相沿成习的求量不求质、以GDP总量取胜的传统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真正在科学发展轨道上迈开大步。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最近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予我国的冲击和挑战，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所以，今天自觉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更是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但现在各级干部对转变发展方式问题的严峻性和艰巨性认识依然不足。转变发展方式，我国早在10多年前就已强调提出并一再推动，可直到现在，转变得仍不理想。长期沿袭而来的传统发展方式是和传统的GDP唯一的赶超战略、“快字当头”的政绩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体制机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实质上不只是个单纯的“方式”问题，而是在传统发展思路的支配下和相应的机制配合以及制度支撑下，已形成一种惯性行为的常态。我国“十二五”规划将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7％，可是，在全国31个省份的规划方案中，有9个省份提出GDP总量5年翻一番，按此测算，其年度增速将不低于14.8％。有些地方，尽管把“转变发展方式”挂在嘴边，但口号与行动“两张皮”，“GDP崇拜”动摇了转型决心，行动贯穿不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这条主线。比如，在城乡关系上，目前仍然不和谐之声四起，一些地区一味沿着向农村“圈地扩城”的这条不可持续的老路“加速”城市化进程，只求“自我造城”大干快上，不顾城乡良性互动，还未意识到要在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引领下推进城市化转型走新路。可见，要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之路，至为迫切的，必须从紧扣主题、抓住主线上提升着眼点，彻底打破以总量取胜的传统发展思路，才能坚决为打好转变发展方式这场硬仗下硬工夫。
——要用好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从转轨、转型的全局上科学把握上下内外远近关系，以体制改革的攻坚突破求经济社会转型的系统推进。
完善中国特色的大国崛起之路，需要在坚持体制深度转轨的条件下科学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这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能继续局限于改革30多年来那样的“摸着石子过河”，而是必须遵照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的论述，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进行通盘谋划、协调推进，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这里涉及上下、内外，条条、块块，今天、明天，人与自然，方方面面的关系问题。诸如：客观上被扭曲的利益分配机制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城乡、区域“行政壁垒”必须打破，警惕“政府万能”、让市场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应有的基础作用的改革必须深化，以扩大内需为基础、统筹利用内外两个市场的水平必须提高，等等。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国情出发，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使上下两个积极性良性互动，也应是亟待探研解决的课题。联系从经济领域矛盾多发到社会贫富鸿沟不断扩大的现状，特别是从利益主体多元化对经济社会整合转型提出的严峻挑战看，统筹协调推进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改革攻坚问题已日益迫切。某些社会失序，与政府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分不开，显然，经济体制转轨不能不与社会制度转型协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必须紧紧跟上。这些等等，都要从中国特色之路完善化的全局上，全面把握我国现阶段符合时代要求的转轨转型的要求，深化统筹谋划，着力协调推进，在打胜市场经济改革攻坚仗的同时，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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