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教育捐赠动因及特点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因论文,宁波论文,港澳台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清乾隆时期，宁波商帮正式形成并在鸦片战争前后崛起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大商帮①。广义的宁波帮泛指宁波籍的社会各界人士，但仍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狭义的宁波帮是指祖籍宁波，在各地经营金融业、工商业的宁波商人，称宁波商帮。由于不同时期行政边界的变动。宁波帮的涵义也有所变化。但总体而言，宁波商帮在1949年以前主要是指宁波府旧属各县及南田县在各地活动的工商业者②，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亦属此列。宁波商帮经济实力雄厚，是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对其主要活动地域如上海、香港现代化转型的实现和经济的腾飞功不可没。宁波商帮也注重反哺桑梓，通过捐赠、投资等方式积极参与祖国和家乡的建设。尤其是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以实际行动支持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凭借其不凡的国际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祖国实现统一大业以及祖国和家乡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良多。然而，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虽乡情浓郁但影响力日趋下降，其后人之成长环境远离故乡与祖国，普遍存在情感疏离的状况。基于此，本文简要梳理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对祖国和家乡建设所做之贡献，试图给后人以精神激励，加强其对祖国和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目前国内有关研究宁波商帮的专著和论文中，多见对不同历史时期宁波商帮的整体评述③和与中国其他著名商帮之间的对比研究④，抑或是描写若干著名宁波商帮人物如何下海经商并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人物传记性的作品⑤，鲜见对宁波商帮与中国教育之间专门研究与系统论述，对当代港澳台及海外宁波商帮在教育捐赠方面的专项研究更为罕见。本文以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曹光彪、赵安中等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重要代表人物为例，分析其在内地的教育捐赠行为，总结提炼出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教育捐赠的动因及特点。以期丰富对港澳台宁波商帮的理论研究，增强海内外宁波及各界人士的凝聚力，以进一步动员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参与祖国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的大业。 二、港澳台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贡献 19世纪末以后，宁波商帮的经济重心逐渐由大陆向海外转移，爆发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出国创业热潮，这三批移民者构成了当代港澳台及海外宁波商帮的主体。第二次热潮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时局动荡不安，大批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的宁波商帮人士从上海移居港澳台地区，或由此转向美洲、亚太、西欧等地发展。其中，港台地区的移民数约占该时期宁波商帮迁移总量的80％，是二战后旅外宁波商帮的活动中心⑥，人员和活动密度以香港为最，台湾次之⑦。由此形成港澳台宁波商帮。 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抓住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抓住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恢复与垄断香港经济多年的英资财团撤离香港的重要历史机遇⑧，凭借其在大陆长期从事工商业的资本、人脉积累和先进经营理念，快速在港台地区站稳脚跟并不断扩大自身影响力⑨，当中相当一部分人甚至成为移民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移民至香港的宁波商帮中不少人成为当地甚至世界各行各业的翘楚，对香港工业化的成功和经济起飞及其后期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形成贡献很大⑩。不仅如此，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对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也分外关切，除向内地投资外，还慷慨捐赠以教育为主的各项社会事业(11)。尤其是在邓小平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有力号召后更是盛况空前(12)，捐赠人数和力度都大幅提升。其中，港澳台宁波商帮的捐赠数量最大、影响面最广。 三、捐赠动因分析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相差甚远，而政府能力有限，因此教育事业除国家投入之外，社会投入亦很有必要。基于宁波商帮悠久的办学和慈善传统、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当代港澳台及海外宁波商帮爱国爱乡的美好品质及其本身对教育的重视，教育捐赠自然而然成为其慈善事业的重点。 (一)宁波商帮的慈善和办学传统 宁波古有“义乡”之称，宁波人之善举始于宋朝，南宋甬上名门多乐善好施(13)。近代以来，宁波商帮人士慈善事业的社会参与度相当高(14)。在经商地，宁波商帮积极创建会馆、公所等同乡组织，推行善举，增强同乡凝聚力。如上海的四明公所：“以本公所以建殡舍、置义冢、归旅榇、设医院等诸善举为宗旨”(15)。又如宁波旅沪同乡会积极为同乡谋求福利，包括免费遣返回乡、提供无息借贷、帮助介绍工作、拨款赈灾救济等(16)。宁波商帮人士也积极参与家乡建设。1936年，宁波旅沪同乡会资助改造老浮桥兴筑灵桥的七成费用，使灵桥顺利落成(17)，至今仍在宁波市区发挥作用。又如虞洽卿斥巨资建设故乡龙山，仅为龙山修筑三北交通总枢纽石海塘就投入八十多万大洋，将曾经的穷乡僻壤改造成“浙江第一村”。(18) 同宗、同乡子弟是宁波商帮外出经商的重要资源，因此他们十分关注同乡子弟的教育问题。清朝末期，部分有实力的宁波帮商人开始在故乡兴办义庄，并设立义塾加强同乡子弟的教育以培植人力资源(19)。如1856年，鄞县人蔡筠在搬火桥办蔡氏树德堂义庄，附设敦本义塾(20)。又如，1878年，叶澄衷委托其族叔叶志铭创办叶氏忠孝堂义庄，学童限额20名，以叶姓为主，兼收他姓子弟(21)，1906年扩建后正式命名为叶氏私立中兴小学校(22)。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社会思潮的涌现，促进了宁波民间办学活动，当时甬上各大家族无不以协助地方办学为荣，竞相设立各类学校，一时间办学蔚然成风(19)。1897年，宁波知府程云俶与严信厚等筹建储才学堂，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1904年改称宁波府中学堂(今宁波中学前身)(23)。辛亥革命的胜利与中华民国的成立再一次点燃了宁波商帮办学的热情。据鄞县、余姚、慈溪、镇海、奉化5县在1909-1923年间的不完全统计，有74人捐资千元以上，其中有15人金额在万元以上(24)。 可见，宁波商帮悠久的慈善和办学传统，以及近代宁波商帮为家乡办学尽心竭力的先例，都大大影响着当代海外宁波商帮，促使其在祖国乃至世界捐资助学。 (二)建设祖国的客观需要 许多著名港台宁波商帮人士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斥巨资大力支持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以一定水平的财富累积为基础的，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现状也联系紧密。新中国成立在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土地上，祖国的发展迫切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然而十年“文革”，国内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科教事业陷入窘境，“同发达国家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25)。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26)，然而当时国内科技水平低、人才匮乏以及资金短缺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邓小平深刻的意识到，教育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并在会上反复强调科教事业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作用(27)。此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作用，并充分肯定了教育在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8)。同时，邓小平注意到，海外华侨在经济、科技、人才等方面实力强大，引进海外华商资本搞建设，对改革开放之初资金匮乏的中国而言“是最节省的办法”；与海外华侨科技人才加强交流是中国学习世界先进技术的一个重要且直接的途径(29)。因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重视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广泛呼吁海外华侨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架起沟通的桥梁。 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王宽诚先生在中国大陆留下的捐资助学的星星之火才得以留存(30)，宁波帮捐资助学的传统方能够逐渐恢复。在邓小平同志发出改革开放和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建设宁波的重要指示和香港回归祖国的推动下，那一点微光终成燎原之势。受祖国的感召，大批移居港澳台以及海外的华侨毅然回国参与各项建设，其中以王宽诚、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等为代表的旅港宁波帮人士纷纷内地捐赠巨款以示支持，为新中国早期教育事业的发展树下卓越功勋。 (三)重视教育的人生智慧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的人生际遇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由于战争等原因，他们当中很多人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不免遗憾，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教育贫瘠的现状与经商过程中亲眼目睹知识和技术能带来巨大利益的强烈反差，使得他们在重视教育这点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慷慨解囊、捐资兴学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弥补由于时局变动和家庭条件限制等原因，不得不辍学、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遗憾。如董云浩早年立下创办大学的雄心壮志，想要给予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受教育的机会(31)。又如曹光彪在接受《21世纪》记者的采访时说：“我没有念大学，我想念但没办法，我17岁半就当经理了，高中一年级还没有念完，那时上海在抗战，我更没有机会读书了，所以我很想帮助想读大学的人。”(32) 其次，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以世界为经营舞台，在西方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加深了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相较早期宁波商帮，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商界人士打交道，甚至考察国外市场。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无疑都从洋人身上看到了知识和技术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进而认识到人才培养和教育投入对振兴国家的重要性，遂起振兴教育、捐资办学之意。邵逸夫坚信：“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33) 此外，建国初期乃至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内国内教育贫瘠、与国外完善教育体系之间差距巨大的现实也是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格外关注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原因。一如王宽诚1985年接受《世界经济导报》的采访时说：“三十多年来，我们外贸部门培养出真正懂得外贸经营的人才不多，这影响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开展……还是要把培训人才放在首要地位。”(34)亦如包玉刚所言：“宁波有1万多平方公里，比香港大10倍。香港550万人口，有4所大学；宁波500万人口，没有一所大学，所以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希望得到邓主任的支持。”(35) (四)爱国爱乡的美好品质 张其昀评价宁波人民因受地理环境影响，轻去其乡，又深爱其乡(36)。轻去其乡，落地生根的移民精神推动着宁波商帮持续发展，走向世界；而深爱其乡，落叶归根的乡土意识催促着宁波商帮反哺桑梓。(37)故乡、故国始终是走向世界的宁波商帮人士的精神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恰如虞洽卿“先乡后国”(38)、包玉刚“世界公民中国心”(39)。这批在20世纪40年代末迁移至香港定居的宁波商帮人士的爱国之情从来都是以行动落到实处，绝非信口开河。 1949年以后，宁波商帮的经营范围遍及世界，出于不同的考虑，一部分在港澳台和海外的宁波籍实业家加入了外国籍。这当中便有世界船王包玉刚。但即使加入英国籍，包玉刚仍“期待国家强盛……积极考虑以适当的办法，为中国的繁荣贡献力量”(40)。包玉刚是最早响应邓小平号召的知名海外宁波帮人士，为宁波的开发开放和香港的回归作出了卓越贡献(41)。他不仅自己尽心尽力，也动员全家参与，甚至带动整个港台和海外宁波帮投入祖国和家乡的建设事业。诚如包玉刚在宁波大学奠基典礼中所言：“我是宁波人，我的后代也是宁波人。我们要时刻把家乡建设挂在心上。”(42) 设立高科技发展基金、捐建科技楼、创办小学、成立科技公司……曹光彪不断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也在身体力行地诠释着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1996年，曹光彪受聘清华大学顾问教授，在致答辞中他说：“……热爱祖国始终是我的立身之本……这是每个人该具有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品质。我希望受曹光彪高科技发展基金资助的人，首先必须是爱国的。”(32) 邵逸夫自1985年以来通过邵氏基金连年向内地赠巨款截至2014年已达47.5亿港元，捐赠项目遍布全国(43)。教育部副部长郝平评价道：“邵逸夫基金教育赠款项目是当前海内外爱国人士通过中国教育部实施的持续时间最长、赠款金额最大、建设项目最多的教育赠款项目。”(43)邵逸夫答记者问时说“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理患病的人。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44)邵逸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富观既道出了每一位有道义和良知的宁波商帮人士的心理，也是他“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人生信条的体现。(44) 四、捐赠特点分析 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常以姓氏或姓名冠名项目，命名方式简单明了却也饱含深意；瞄准不同的捐赠方向构建起基本覆盖我国教育体系的捐赠体系；采取公办民助的捐资形式以发挥赠款的最佳效用，拉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将捐赠作为家族传承的事业为大陆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简单明确的命名方式 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常以自己和其家属的名字或姓氏为捐赠项目冠名。这样的冠名方式，虽是捐赠人合法享有的权利(45)，却也隐含深意。对捐赠人而言，是对所助之事的美好祈愿，是对家属亲友的深情与怀念，是对祖国和家乡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的勋章。对受助单位而言，则表达了对捐赠人的感激之情。 赵安中为人低调，其捐赠项目绝大多数冠以母亲林杏琴之名，如1992年捐给宁波中学的“林杏琴教学楼”；其次是以其夫人之名讳命名，如1990年捐给宁海县中学的“碧华教学楼”，仅有三项破例冠以“安中”二字，其中之一便是宁波大学的“安中大楼”。即便赵安中的儿子们是怀着孝顺父亲的心意，宁波大学是为了纪念他为教育事业作出的贡献而坚持用赵安中的名字冠名项目，宁波大学和赵安中的儿子们也足足坚持了半年才成功。(46) 包氏家族对捐赠项目常冠以父母之名，以示尊敬、怀念之情。如包玉刚1981年向上海交通大学捐赠的“包兆龙图书馆”；包玉书兄妹在2002年联合捐赠的“龙赛理科楼”；包陪庆四姐妹捐出预备给其父做寿的款项建成的以包玉刚命名的宁波市公共图书馆。(32)也有很多个人独立出资，冠以个人名义捐赠项目，如包玉刚在宁波大学捐建的“包玉刚图书馆”。另外，包玉刚1985年与中英政府合作创设的“中英友好奖学基金”也反映了包玉刚期盼中英两国关系友好的愿望。 王宽诚1960年首次回到家乡宁波后捐资创建的两所学校，从毛泽东、周恩来两人的姓名中各取一字，是名“东恩”，藉此表达对两位领导人的深深怀念和敬爱之情，也勉励东恩学校的师生能继承两位的精神(47)。除此以外，王宽诚的捐赠项目多以自己的姓名结合赠款用途命名，主要通过“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实现捐助。如“王宽诚行星科学人才培养基金”、“王宽诚育才奖”等。(48) (二)各有特色的捐赠方向 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根据自身对教育属性和基本国情的理解以及财力水平，深思熟虑后选择不同的捐赠方向和资助对象，进而影响其捐赠的地域范围。他们各具特色自成系列的捐赠组合之后恰能互补，形成囊括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个阶段的完整教育体系。 王宽诚资助内地的科教事业以其1985年成立的“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49)：第一阶段主要资助华侨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第二阶段创设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内地学子海外留学。新中国成立后，大批海外华侨受感召回国，政府鼓励民办学校以解决部分归国华侨子弟就学问题，王宽诚积极响应，在上海、广东和福建等华侨学生集中之处捐资兴学。1960年回故乡宁波后捐资人民币100万元创办两所“东恩”学校(50)。改革开放后，国家亟需大量经济建设与经贸人才，上海工商学院、社会大学(现浙江树人大学)两所民办大学先后成立，王宽诚怀着为祖国培养对外贸易和工商人才的愿望各自捐款百万人民币以示支持(47)。1985年，王宽诚出资一亿美元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旨在为中国培养高科技人才、搭建内地与港澳台交流合作的平台，襄助祖国统一之大业。(47) 包玉刚与王宽诚的捐赠活动都获得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他们格外关注高等教育，希望通过设立留学基金帮助内地学子出国深造来培养我国的高层次人才，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相对捐赠活动有较长时间跨度的王宽诚，包玉刚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捐赠则紧密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1981年，包玉刚向上海交大捐赠1000万美元建造现代化图书馆，引起海外尤其是港澳台地区捐赠图书馆的热潮(51)。此后，包氏家族善举不断，逐渐形成庞大的捐赠体系。在包玉刚所有的教育捐赠活动中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应是他慷慨解囊捐赠2000万美元创立了宁波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宁波大学一事(52)，不仅激发了海内外宁波商帮人士共同建设宁大、建设宁波的热情，更为宁波教育史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邵逸夫的捐赠金额庞大、项目繁多、时间持久，惠及全国各省，其投入重点随国家教育策略的需要而调整，一开始放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师范类教育，而后为配合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全国普及转向基础教育(53)。其庞大的捐赠体系与我国现有教育体系基本匹配，可谓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资助内地教育事业的第一人(54)。自1985年首次向大陆捐资100万元港币重建母校中兴中学后，邵逸夫在内地的赠款项目越来越多，金额也越来越大。从1987年开始，邵逸夫每年一月通过国家教委向内地捐赠巨款支援国内教育事业，但明确要求款项应建造直接用于教育、科研的建筑(55)。1996年开始每年定额捐款2亿港元，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后，每年额外向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省份拨款赈灾。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5年5月正式颁布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提科教兴国战略(56)，而后江泽民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基础性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是推进我国二十一世纪现代化建设的动力源泉。”(56)曹光彪非常认同领导人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重要决断，将捐赠的目光锁定在高等学校的高科技事业上，因此，其教育捐赠项目主要集中于浙江、上海、北京的名校(32)。无论是建设科技楼、创立高科技公司还是设立高科技发展基金都是出于曹光彪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为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的朴实愿望。(57) 作为商人，赵安中物质财富的拥有程度在宁波商帮人士中并不突出，但为了支持贫困山乡的基础教育事业倾其所有，堪称希望工程的“超级富豪”。希望工程诞生之前，赵安中就已经开始言及并实施“关怀贫寒子弟入学”之事(58)，在了解希望工程之后，赵安中踏上了从宁波开始，向浙江、向全国延伸的“希望之旅”。截至2005年，赵安中捐资希望工程人民币一千八百零八万，项目分布全国十一个省、市、自治区(46)。一千八百零八万，对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学校而言是锦上添花，但对于贫困山乡来说却是雪中送炭。赵安中通过希望工程给那些受惠于他、数以十万计的学子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力量，同时也对社会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总之，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的教育捐赠各有特色，但与当时国家的国情与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公办民助的捐资形式 在捐赠的具体实施方法上，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人士不是独资包办，而是调动社会各方尤其是各级政府和群众的力量共同努力。这种公办民助的捐赠方式，既能确保捐赠项目顺利实施，又能配合政府的教育规划和布局，有利于赠款充分发挥其效用和项目配套资金的解决。 由当代著名港台宁波商帮人士包玉刚首倡并号召广大海外宁波商帮人士共同参与建设，并得到国家、省、市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的地方性综合大学——宁波大学就是公办民助的成功代表作之一。包玉刚创办宁波大学的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后包玉刚提议大学由国家办，他出资，邓小平表示同意并答应题写校名(35)。在邓小平的示意下，宁波大学的创办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浙江省委和宁波市的通力支持。面对包玉刚病逝后宁波大学的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赵安中决定采用自己“希望工程”成功的经验：由市、县配套，形成捐资人、市县乡镇、当地群众三结合的局面。赵安中与包氏家族协商后，率先捐建两个项目，并征得省市配套的同意(58)。在赵安中的影响下，广大旅外宁波帮人士纷纷捐助宁波大学，才有了今天矗立在宁波大学校园内、以人名命名的各式建筑，也使得宁波大学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前进，仅建校30年就达到了一些高校历经数十年才有的水平。(54) 1985年，包玉刚出于资助大陆学子出国留学兼促进中英两国关系的目的(59)，与中英两国政府合作成立中英友好奖学基金。其中英国政府出资700万英镑，中国政府和包玉刚各出资1400万英镑，每年支持350-420名中国研究生和学者赴英深造(51)。项目实施十年间，共资助1728人，其中近半数回国效力(59)，成为不同领域的带头人。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通过国家教育部向内地教育事业捐款，采取中央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选定受助单位、赠款与受助单位资金配套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督察和评议的方式建设项目工程(33)。此法自1987年首次实施以来，效果显著，使赠款足额、及时落实到确有需要的受助对象上，同时拉动了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有效促进了内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四)家族传承的捐赠事业 把捐赠当成一项可以终生从事、甚至传承子孙的事业，融入自身多年的经商经验与智慧并为之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人士的捐赠项目少有不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他们区别于一般捐赠者的重要特点之一。 宁波商帮人士将他们经商的聪明才智也运用到了捐赠事业中。他们像经营生意一样经营捐赠事业，成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以保证基金的良性运作，并委托捐资代理人办理考察立项到签约实施的相关事宜⑥，总之善款由专人打理，方便问责。以包玉刚、王宽诚、邵逸夫、曹光彪、赵安中等为代表的这些为新中国成立早期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的港台宁波帮人士皆是如此。赵安中就曾说自己捐赠的许多项目之所以个个成功，一是捐赠不带私心，二是“所依靠的人都是一等的”(46)。诚如赵安中所言，赵氏家族的捐赠代理人如吴心平、卢良宝、倪寒中等，无不是对教育事业怀着满腔热忱的实力派。 同时，他们也不忘将这种爱国爱乡的美好品德传承给子孙后代，让捐赠成为真正的家族事业。重新审视宁波商帮人士对祖国和家乡的捐赠，家族联动已不鲜见。王宽诚辞世后，其后人承其热心家乡教育事业之精神，义举不断，使其个体捐赠行为转变成家族的共同行动(47)。包氏家族的义举，自包兆龙始，由包玉刚发扬光大，带动全家上下支持家乡建设。包玉刚逝世后，包氏家族承其遗志，继续进行捐赠活动，包氏基金会始终保持健康有序的运转，不断为家乡和祖国培养人才。赵安中为了培养后代对家乡的感情，常以后代的名义捐资借以维系子孙与家乡的联系，也常带后代返乡祭祖寻根加深其归属感，可谓用心良苦。但赵安中本人榜样的力量无疑是最大的，他爱国爱乡的情怀无时不在感染着后代，在他的影响下，赵安中全家对为家乡捐资办学都非常赞成。(47) 宁波商帮人士将捐赠视作家族事业，重视传承，是为了团结整个家族的力量来实现可能需要几代人不懈努力才能换来的家乡繁荣、祖国富强。正如赵安中所言：“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永远记得家乡。多也好，少也好，总要为家乡有所尽力。”(47) 出于对祖国、对家乡的一片赤诚热爱之情，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积极响应领导人的号召回国参与建设。对人才的重视以及对基本国情和教育属性的深刻认识促使其热衷于教育捐赠，不仅自己身体力行，甚至影响家族共同参与，将个人的捐赠行为转变成家族事业，共同构建了庞大的教育捐赠体系。其公办民助的捐赠模式更是开启了教育捐赠的新篇章，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赠款的效益。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融合自身经商和人生智慧教育捐赠行为惠及不计其数的莘莘学子，为各行各业输送了优秀的人才，推动了祖国和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五、结语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所需教育经费数额巨大，除政府投入外，社会投入亦是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数额巨大、覆盖面广、持续不断的教育捐赠，为那些家境困窘却渴望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带来了希望和未来，为我国现代化教育事业的快速推进和全面普及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为建国初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建设培养了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前进的步伐。其公办民助的捐资方式，不仅创新了我国教育捐赠的模式，提高了教育捐赠的效益，拉动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有利于对捐赠项目的管理与指导，为我国其他教育捐赠的顺利实施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宗族、同乡向来是宁波商帮外出创业的重要资源，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对国内的教育投入在为其赢得良好社会声誉的同时也成为其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之一。而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为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和社会氛围，尤其是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对港澳台宁波商帮商业版图的扩大和整体实力的提升大有裨益。因此，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与祖国和家乡联系密切，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纵使乡情浓郁，当代港澳台宁波商帮暮年已至，这份深厚乡情的传承有赖于后人。由于地理空间上的隔离，商帮后人普遍存在对祖国和家乡认同感和归属感弱的问题。为此，有必要加强对港澳台宁波商帮事业发展的支持，强化其与大陆的情感联系及其对父辈家乡建设的热情，真正将乡谊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注释： ①(21)张守广：《宁波商帮史》，宁波出版社2012年5月，第45、387页。 ②⑥(30)(54)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宁波帮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1～196、168～169、179页。 ③文诡：《浙声》，《浙江潮》1903年第1期；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人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8页；吴克强等：《饮誉四海的“宁波帮”》，《瞭望》1986年第28期；张敏杰：《论宁波帮》，《探索》1987年第6期；陈春玲，任茹文：《宁波帮志教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陈月明：《宁波帮和徽帮之比较》，《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1年第1期；鲍杰主编：《论近代宁波帮》，宁波出版社1996年4月，第163页；张实龙：《甬商、徽商、晋商文化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陈梅龙，沈月红：《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第5期。 ⑤方腾：《虞洽卿论》，《杂志》1943年11月-1944年1月第12卷第2-4期；倩华：《火柴大王刘鸿生》，《经济导报》1947年3月第13期第16页；李建军：《邵逸夫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月；鹿军士：《白手起家的世界船王包玉刚》，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年版。 ⑦周千军主编：《百年辉煌》，宁波出版社2005年版，第72～74页。 ⑧冯邦彦：《英资和英资财团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特区与港澳经济》1995年第2期。 ⑨乐承耀等：《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宁波出版社2004年7月，第133页。 ⑩孙善根：《包玉刚与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年第4期。 (11)海外宁波人研究会编：《海外宁波人研究》，宁波出版社1998年8月，第139页。 (12)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989页。 (13)孙善根：《宁波人的慈善传统》，《宁波通讯》2008年第7期。 (14)李慧英，孙善根：《宁波帮与宁波慈善事业》，《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5)李城：《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东岳论丛》2009年第11期。 (1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12～15页。 (17)《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第122～123页。 (18)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5～8页。 (19)孙善根：《近代宁波帮与宁波教育事业》，《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20)(民国)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鄞县通志》第二《政教志》，宁波出版社2005年影印本，第1478页。 (22)(民国)金贤松等纂修：《镇海东管乡沈郎桥叶氏宗谱》，1930年永思堂木活字本。 (23)(24)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04、12页。 (2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页。 (26)《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实事求是》1978年，第4期。 (27)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9月，第172页。 (28)(31)(32)(33)(34)(48)(51)(53)陈厥祥：《宁波帮与20世纪中国教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198～199、106～107、171～175、155～158、75、83、123～130、161页。 (29)姜淑萍：《新时期邓小平重视海外华侨华人作用论析》，《当代国史研究》2012年第6期。 (35)王耀成：《潮涌三江》，宁波出版社1999年，第26～31页。 (36)张其昀：《〈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序》，《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1929年8月，第73期。 (37)章开沅：《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第376页 (38)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申报〉宁波旅沪同乡社团史料》下，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609～610页。 (39)(40)包陪庆：《包玉刚我的爸爸》，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2、146页。 (41)(42)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包玉刚与宁波开发开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11月，第20、114页。 (43)杨志锦，宋江云：《6000座逸夫楼的公共记忆》，《教师博览》2014年第4期。 (44)詹幼鹏：《邵逸夫全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第282页。 (45)《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46)(58)王耀成：《希望之路赵安中传》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264、199～202页。 (47)(49)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王宽诚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35、206页。 (50)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宽诚纪念文集》，2000年9月，第124页。 (52)(55)戴光中：《浙江籍港台巨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311、59页。 (56)朱丽兰主编：《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文献汇编上》，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第3～25页。 (57)贺建时，曹屯裕主编：《宁波帮与宁波大学》，宁波出版社2003年11月，第53页。 (59)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司：《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十年历程》，1997年8月，第2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