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华侨认同的变化和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清末论文,华侨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中国各项社会变革，而以华侨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卷入最深，支持最大。关于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的研究成果已有充分论述。孙中山先生以民族大义动员各阶层华侨支持国内革命，而华侨，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华侨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本文拟探讨清末华侨对中国的全面认同所激发的华侨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并以此论述华侨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必然性。
一
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可溯自千年以前。在16世纪西洋人东来以后，各殖民国家以赤裸裸的武力竞相争夺殖民地，南洋各重要商埠相继沦入其手。西洋人以沿海贸易口岸为基地，垄断和控制贸易，攫取原料生产基地和商品市场。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后，在国外，各资本主义强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东南亚的殖民经济已从贸易和原料掠夺发展到全面的商品、资本输出和原料生产。北美、澳洲、东南亚的资本主义开发加速进行，使世界性的劳动力需求达到空前规模。同时，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门户洞开，农村破产，乾隆以来形成的人口压力继续加剧，造成大量破产农民。在世界资本主义开发激起的劳力需求的刺激下，形成中国海外移民的高潮。到19世纪末，海外华侨至少在400万人以上，且高度集中在东南亚。但此时的华侨社会多为自然形成的各种方言、宗族集团所组成。这些华侨群体及其社团在维护共同利益、守望相助、保持家乡联系方面均发挥很大作用。但其狭隘的乡土观念与宗族、方言、行业的排他性又常成为不同华侨群体之间冲突的根源。中国历代皇朝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禁止移民、敌视海外移民的政策，[1]也使华侨只知有家（和家乡），不知有政府与国家。这种意识与中国境内的国民意识也是基本一致的。晚清以前，千百年来中国国民意识中没有“国际”观念，因而也缺少“民族”和“国家”意识，处于支配地位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一统”的思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即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达。即使是常被北方蛮族侵扰，但侵入中原的蛮族也终被汉化。因此，国人的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认为中华文化的融合力无所不能，即使是异族也会最终认同于中华文化。反过来说，入主中原的异族只要皈依中华文化，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汉族土大夫阶层的容忍，血统、种族分野的重要性则在其次。因为民族冲突从未彻底威胁中华道统的支配地位，中国皇帝“奉天承道”，是天下君主而非某一民族的首领。正如费正清所说的，“自古以来中国与周边蛮夷交往中，中国已确认这种事实：中国优势地位并仅是因为物力超群，更在于其文化的先进性。中国在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方面所达到的成就使所有的蛮夷无法长久抵御其诱惑力。在与中国交往中，蛮夷逐渐倾慕和认可中国的优越而成为中国人。中国作为东亚的中心长达几个世纪，因此中国人发展了一种类似民族主义的文化主义精神。”[2]19世纪末以前，民族主义精神仍未因民族危机的迫近而被朝野普遍接受。三元里抗英当时并没有为全国瞩目，与其说是民族反抗，毋宁说是保护家乡。中法海战与中日甲午海战，南、北方官僚士绅各顾一方。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南方官僚士绅策划的“东南互保”活动，更说明国人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的状况。民族主义在海外传播以前，华侨的宗族、乡土意识高于民族意识，正是国内这种状况在海外的反映。由于华侨社会认同于家乡甚于国家，因此，华侨依地缘、语缘、族缘组合帮派社团。华侨在侨居地认同于某一帮派、社团，对祖国则认同于家乡、亲族。在侨居地华侨帮派林立，互相内耗不已。美国旧金山华侨分派立堂，常互相攻讦，争斗，持续数十年。南洋地区华人私会党多达数十种，内部再分为上百派，[3]长期互相争斗。南洋地区的各种合法社团、公司、庙堂等，大多有私会党背景。帮派林立，互相争斗的结果不仅极大削弱华侨社会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基础，也被当地政府用于限制、迫害华侨的藉口。1887年美国旧金山华人堂斗剧烈，被当地法庭拘留三百余人。驻美大使张荫恒哀叹道：“美国年来历薄华人，已成风气，我华人即安分守己，犹虑蒙以恶名。我复自相残杀，予人以口实……。欲令华人不为洋人所欺，必先令华人自相和治。”[4]英国海峡殖民地当局则在1890年查封所有华人秘密会社，监禁、驱逐一些会社首领，被株连的无辜华侨亦为数不少。[5]
两次鸦片战争导致的民族危机强烈震撼了朝野。天朝“尽善尽美”的自我陶醉和颂扬被西方的“船坚炮利”彻底粉碎。在民族危机意识下寻求社会变革、救亡图强之路的有朝野三股政治势力。他们都先后把目光投向海外华侨，寻求华侨支持他们主张的中国社会的自强变革之路。在客观效果方面，这三股政治势力在推动华侨对祖国的认同，从而激发海外华侨社会中华民族主义的兴起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
二
第一股政治势力是清朝实权派中的有识之士，以地方督抚或出使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蒋曾沣、丁日昌、薛福成为代表。他们对国外事务较了解，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也比较清廷中的顽固保守派深刻。他们主张先富国再强兵的道路，而19世纪后期，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及所处地理环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为他们重视的对象。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晚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敌视华侨的态度，推行保护、利用华侨的政策。[6]
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设置领事馆保护与管理侨民；二是采取以外交手段为主的各种措施保护华工；三是动员、劝诱华侨对国内捐赠和投资；四是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五是筹建海外总商会，促进华侨社会的统一。
应当说，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和控制华侨，但其客观效果有二，第一是唤起华侨的内向之心，加强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其次是促进华侨社会的相互联系与统一。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以南洋地区华埠为主要目标，不断派遣专使向华侨社会劝诱捐赠，投资国内。最先负专门使命到南洋考察者为郑观应。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郑观应受粤督岑毓英所托前往南洋，刺探法国军情，同时策动华人配合中法战事。[7]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亦派遣属官往南洋巡历，考察外洋各华埠捐船、护商、设领的可能性。[8]光绪初年以后，举凡国内发生自然灾害，清朝总是敦促华侨募捐赈灾，南洋当地华文报纸亦予以配合、鼓吹。1888年广东惠州水灾，1889年江、皖水灾等，清朝地方政府均派员到南洋劝捐，新加坡最早的华文报纸《叻报》发表动员赈灾的社论，刊登捐助者芳名录等，清朝政府对捐款者封官衔名号予以褒奖，华侨捐赠踊跃。[9]1876年以年，清朝北洋舰队先后5次访问南洋华埠，祖国军舰所到之处引起华侨社会的轰动，“海隅百姓，得瞻宗国旌旗，无不欣欣然，额首欢呼，欢声雷动。”[10]清朝还大规模地在华埠卖官鬻爵。[11]在清朝看来，华侨远居海外，买官封爵，无非虚衔浮名，清朝可得捐纳实利，又可笼络远人之心。海外致富华侨大多出身卑下，虽久居国外，传统价值观念仍根深蒂固，光宗耀祖莫过于功名爵号。清末大规模投资国内的华侨，如张振勋、胡国廉（子春）、张煜南兄弟等，其投资的动力之一是追逐衔号官职。为了保护华侨回国及在国内投资，清政府在1893年正式豁除海禁，以后又在闽粤沿海地区设立保商局，[12]在一定程度上方便华侨出入国及维护华侨在国内投资的利益。所有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海外华侨以往多只注意其家乡宗族利益，但清朝的劝捐、鬻爵、派专使、舰队访问华埠，诱导华侨到国内投资、设领护侨等措施客观上引导华侨关注和参与其家乡、亲族之外的中国国内事务，进而重视国家及民族的命运与前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外华侨热衷的国内事务已远超过其家乡的范围，这种对中国的认同是华侨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前提之一。
晚清政府的侨务活动的重要内容还包括推动海外的华侨教育与中华总商会的成立。
20世纪初以前的华侨教育以旧学为主，基本上是国内私塾的翻版。教学内容不外是《四书》《五经》，目的在于熟悉传统文化，教学语言也大多是闽粤地方方言，而且侨校数量少，规模小。新加坡为通商大埠，20多万华侨只有一所萃英书院及数所私塾。旧金山的数万华人只有大清书院几十名学生。1902年，清朝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以后，在谕令各省建立新式学堂的同时，还采用各种办法推动海外华侨教育，如派生海外华埠的各类专使均负有劝学使命；派遣视学专使常驻华埠，作为清政府的海外学官；对海外办学得力者予以包括封官赐爵的褒奖；在国内创办暨南学堂，招收华侨子弟等。这些措施极大推动了海外华校的发展。到1907年，南洋、旧金山、日本等地华校陆续开办，仅爪哇一地的华校就达五十余所，学生四千多名。[13]在清政府的推动下，与国内新式学校相似的华校在20世纪头十年遍及各华埠。华侨教育的发展，对启发民智、保持中华文化传统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奠定了华侨兴学爱国的传统，这一传统很大程度应归于清朝政府的首倡。此外，20世纪初按“学部章程”建立的海外华校多采用国语教学，兼学西方科学文化，其册报、学科、课程、修业年限等均与国内学校相仿，并互相衔接。华校毕业生到国内升学也很方便。新式学校的国语教学克服了华侨内部，华侨社会与中国的语言障碍，有利于在海外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有利于从文化上认同于整体中国，从而促进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和发展。晚清政府还致力于在各地华侨社会中推动超地域、帮派、血缘的社团组织——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基于地缘、血缘、语缘、族缘建立的华人社团至少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天地会。各种华侨社团组织一方面起了保护、组织华侨的作用，另一方面亦由于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彼此内斗不已。19世纪下半叶新马私会党大战与美国的“堂斗”持续十数年。清政府筹建中华总商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通过这一超帮派组织协调各地华侨社会的内部矛盾，以达到利用、控制华侨社会的目的。在清朝专使，使、领馆官员的劝导与组织下，到20世纪头十年，世界各主要华埠均先后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根据1903年清政府商部颁布的“商会简明章程”，海外各埠中华部商会的建立，需向清朝商部备案、核查，接受商部的章程和指导，而且总理、协理由会董公推，再由商部批准任命，接受清朝颁发的官防。各地中华总商会隐然凌驾于各种方言、地域、血缘的社团之上，能协调各帮派利益，代表当地华侨社会与当地政府和清政府打交道。中华总商会成立后在协调帮派矛盾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个人，华侨不但属于某一帮派，还基于共同的种族文化认同于整个华侨社会，从而较容易就发展到对中国社会的认同。
第二股将目光投向华侨社会的政治势力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保皇派势力。应当说，康、梁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唤起者和推动者之一，并以此影响和推动了海外华侨民族主义的觉醒。梁启超在1901年写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国论》一文中说，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也。”而今已处于“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于外。”而我国“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每个中国人都应奋起，“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固有之民族主义抵制之。”[14]他强调中国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民族主义国家。[15]同时，他第一次对民族主义作出概念铨释：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也。”[16]戊戍变法以后，康梁逋亡海外，继续鼓吹变法图存主张，并在海外提出与发展其“民族主义”观。为了建立民族国家，梁启超特别强调要养成国家思想，树立爱国心。他还把民权思想与民族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主张“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7]他溶民权于民族主义之中，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这种主张初期在当时海外中上层华侨中颇有吸引力。中上层华侨虽也希望中国变法图强，但仍与清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康、梁的君主立宪的缓进改革途径，既能兼顾上层华侨在中国的实际利益，又符合其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自强图存的希望。
康、梁保皇派先后在海外各华埠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天南新报》、《新中国报》、《世界日报》、《益友新报》等几十种报刊，鼓吹其变法图存、民族振兴、忠君爱国的主张，同时与孙中山革命派进行舆论战。在敦促华侨关心国内事务、主张建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方面，他们与孙中山革命派的主张并无本质的不同。其分歧主要是保皇党人主张中国应采取君主立宪的改良道路。认为“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君如皇上不可”。又认为满汉同种，满人统治中国，只有主权之更迭，无国家之灭亡。孙中山则支持武力排满的激进方式。
康梁保皇派还建议海外华侨应创办新式学校，教育华侨子弟通习中英两种文字，兼学中国伦理纲常和西方的近代科学，以期在重建中国时贡献力量。[18]他们还强调，华侨应基于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大团结，首先应消除语缘、地缘的障碍，组织跨方言、地域的商会等。康、梁凭借其功名、维新志士的声望、过人的文采和颇有吸引力的立宪变革主张，对中上层华侨和有忠君观点的人相当有吸引力。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数年内即在世界各地建立保皇总会分会170多个，会众数十万人。[19]保皇党人虽然在海外曾抵制孙中山革命派的影响力，但其在开启华侨民智、改善华埠风气、推动华侨对祖国的关注和认同。促进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股政治势力即孙中山的革命派。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侨乡，12岁即远渡檀香山投靠长兄。在其一生中，有一半时间是在华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这使他与华侨的关系有如鱼水关系。孙中山本身是华侨，对侨情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大部分华侨出国前在国内受欺压，到国外受排挤与歧视，这使华侨具有较强的反抗精神，也较容易接受民族主义意识。孙中山曾说，“凡我侨胞直接间接所受政治上之痛苦，罔不洞知。每思专制推翻、民治发达之后，稍尽保护之责，藉纾痛苦之情，耿耿此心，无时或息。”[20]其次，华侨少保守，易接受新思想。“华侨的思想开通较早，明白我党主义在先，所以他们的革命也是在先。”[21]
孙中山是依靠华侨开始其革命活动的，在兴中会有名可查的325名会员中，华侨和在侨居地入会者占70%。[22]可见孙中山首先是以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国内民主革命来影响华侨对祖国的认同的。1905年秋，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23]在组织发动的同时，孙中山在华侨社会中利用报刊、书社广泛宣传民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兴中会时期，在海外宣传爱国革命的报刊共11种，同盟会时期则增至41种。其中，《中国日报》、《图南日报》、《中兴日报》、《少年中国晨报》等均产生过很大影响。革命党人和倾向于革命党人的华侨还办过一批书社，通过书社教育和组织华侨关注中国事务，支持革命主张。尤其是分布于南洋地区的近200处“阅书报社”，不仅为华侨提供革命书报，还被作为组织活动之所。如曼谷的振兴阅报书社，曾联系华侨达万人，还组织40余名华侨参加1910年的云南河口起义。
无论是清政府、保皇党或革命党人，在其争取华侨支持时，都首先引导华侨对祖国的关注，都重视华文报刊和华侨教育。在各方的发动下，清末期间，华侨社会的政务论题主要是中国政局，文化主题主要是中国文化。以中国事务为主要内容的华文报刊和以国语为主的华侨教育在华埠的普及对华侨起了决定性的文化乃至政治导向作用。到20世纪初，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已在华埠起主导作用。共同文化与心理状态是不同民族的根本区别，是民族存在的基础。由华侨教育和华文报刊鼓动起来的华侨文化认同，成为20世纪初华侨认同祖国与中华民族的心理基础。同时，各派在华侨社会中的政治诉求也以国内政治体制为焦点，从而基本上左右了华侨社会的政治认同，从而酝酿和产生了华侨民族主义。20世纪初华侨民族主义的本质是对祖国的政治认同，其标志之一，就是遍布各华埠的以“中华”为名称的各种社团组织，如“中华读书社”、“中华会馆”、“中华学校”、“中华总商会”等。
三
如上所述，辛亥革命前，国内的主要政治势力都倾力推动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清朝政府主要通过其使领馆、专使等，在华侨社会中卖官鬻爵，推动与协助建立与国内新学校体制一致的侨校，提倡传统儒学，组建由清朝控制或影响下的中华总商会等。在推动海外华侨对中国文化认同并发展到政治认同的同时，敦促华侨输诚于朝廷，目的在于将华侨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导入对朝廷的政治认同。这种清朝政府鼓励的华侨政治认同，其民族主义色彩较淡，强调的是对中国的支持和对朝廷的传统忠诚。康、梁保皇党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首倡者之一，逋亡海外后经常发表救国救民，保皇保种言论，[24]其民族忧患与革命党人没有两样，在华社内激起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保皇党人所热衷推动的在华埠设立孔教会，是其通过复兴传统文化而激发民族意识活动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推动华侨认同于中国的主张始终贯穿着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得到海外华侨中上层、包括某些政治上亲满清的社会名流和有西式教育背景的侨界精英所响应。[25]诚如颜清湟所说的，“在新马孔教复兴分子的眼里，恢复了生气的孔教是中华民族强大的源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现代化力量。它使中国振兴和富强。”[26]康、梁的民族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基础，其忠君爱国思想是以民权主义为前提的，这与清朝政府在侨界提倡的传统忠君爱国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也是保皇党人能影响华侨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组成民族政府，实行民权，振兴国家，反抗列强。在这一层面上，其主张虽较保皇党人彻底，但无本质不同。在第二个层面上，则是武力推翻满族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汉族民族主义。在第二个层面上，与保皇党的满汉一家，同文同种的观点有根本区别。
民族主义指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民族(Nation)的全面忠诚与奉献。民族主义的最终诉求是（基于同文、同种或共同宗教、地域等）建立民族国家(state)。在民族独立和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民族主义一直扮演整合国家或区域各种政治力量的角色，将民族和国家联结成一个政治性的实体，经民族主义领导人有意识的努力，使个人与民族国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27]因此，民族主义的产生，势必经历了由少数民族主义启蒙者对具有相似语言、血缘、宗教、文化心态等群体成员的发动过程。海外华侨社会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也经历这样的过程。
众所周知，海外华侨社会的民族主义是由中国本土输入的。19世纪后期华侨社会的特点也使华侨易于接受这种民族主义。尤其是中下层华侨，经过革命派的动员之后，更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20世纪初的华侨人口有二个特点：一是大部分是新移民，离开中国时间不长，二是他们在中国、在国外大都处于社会底层。因此，这些下层华侨在出国前饱受官吏、士绅压迫之苦，对清政府的腐败记忆犹新。他们在海外的侨居地多是列强殖民地或白人统治的国度，深受当地政府和民间的歧视、虐待，对民族压迫较其他社会阶层更有切肤之痛。当他们接受民族主义的宣传，理解民族主义的要义以后，其民族主义情绪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强烈。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的时间较短，对故乡、宗亲的亲和力也比久居异国的上层华商更深。而这种亲和力升华为民族主义情怀时，这种情怀就化为对祖国、民族的献身精神。又由于承受苦难更深，对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状和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更不满，对革命的反应也较中上阶层更热烈。他们贫困潦倒，身无长物，有的只是一腔热血，参与革命活动较其他社会阶层人士更显得义无反顾。
19世纪末以后，一批出国的知识分子是海外民族主义的传播者。这批人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康、梁及其追随者在戊戍变法后流亡海外，以及前往海外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革命党人。第二类是留日学生和其他南来知识分子，尤以留日学生的规模最大。[28]他们到海外后，依其政见分别投入保皇党或革命党阵营。这两类人都强烈感受到民族危机，期望变革中国社会。其知识水平与见识使他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无论是保皇党人或革命党人，其在海外宣传的主要宗旨之一也是民族主义。他们与当地知识分子的同道密切联手，呼吁华侨对中国的认同与参与中国事务。20世纪初，海外华侨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宣传和鼓动。中日战争中清政府的失败和光绪皇帝去世使大多保皇党人的追随者转到革命党人旗下，这些追随者中很多人成为革命党的骨干。
华侨社会的上层，如大矿主、大商人、种植园主等，都是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争取的重点对象。这些上层人士或是在与殖民当局，或是与清政府有密切关系，有的在国内有巨大投资，因此普遍对革命派冷漠，甚至反对革命党人。有一部分人仍效忠清政府，其他大部分支持保皇党人，只有极少数支持革命党。且较迟才拥护革命党人。[29]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保皇派土崩瓦解，清政府风雨飘摇时，大部分上层华侨才转到革命旗下。
总上所述，清末华侨社会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华侨对祖国的全面关注与认同，这种认同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发展为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认同即是华侨社会民族主义的核心。清政府、保皇党人、革命党人的活动都为华侨认同祖国作出贡献，尤以清政府的措施最为有力。华侨社会各阶层依其经济利益、政治诉求分别认可清政府、保皇党人和革命党人的主张。在接受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华侨中上层倾向于保皇党人，而中下层华侨则支持孙中山革命派的主张。当清朝的腐败无能彻底为华侨社会所认识后，大多数华侨转到革命党的民族主义革命纲领旗下，民族主义是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心理基础。
注释：
[1] 参见壮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第126～144页。
[2] John K.Fairbank,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1942,p.130.
[3] 欧阳荣华：《新加坡的私会党组织》，载《星洲日报》1966年1月9日。
[4] 张荫恒：《三洲日记》卷5。
[5]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37～139页。
[6] 参见壮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章；第126～144页。
[7]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5，军务。
[8] 《张文襄公秦稿》卷16。
[9] 见《叻报》1888年5月23日；1891年7月28日；1892年10月4日等。
[10] 《叻报》1887年11月14日。
[11] 有关清朝在南洋卖官鬻爵的研究，参见：YenChing Hwang,Ch'ing'Sale of Honours and the Chinese Leadship in Singaporeand Malaya 1877～1912,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vol.1,No.2,1970；黄建淳《晚清新马华侨对国家认同之研究——以赈捐投资、封爵为例》，第三章，台北，1993年。
[12] 详见《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91，实业14。
[13] 《政治官报》第9册，光绪34年6月28日。
[1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上海1933年版，第19～22页。
[15] 同上，文集之10，第35页。
[16] 同上，文集26，第20页。
[17] 同上，文集之3，第73页。
[18] 康有为在遍历东南亚各地，鼓动华侨建立新式华文学校后，曾写七绝诗一首，“学校手开三十余，授经傅教遣吾徒，冼冼弟子三千众，西蜀文翁岂可无。”自注说，“吾遍游各埠，开学校三十余，今学生三千矣。”（《康南海先生诗集》，卷7，转引自：郑良树《保皇党及革命党对新马华教的影响比较》，《华侨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6年）康氏手开学校30余的说法可能过分，但他与其信徒推动南洋地区不少华校的设立却是不争之实。
[19] 高良佐：《开国前革命与立宪之论战》，《建国月刊》（上海），第8卷，第6期，第3页。
[20] 《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3页。
[21] 《国父全集》第3册，台北1973年版，第787页。
[22]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77年，第188～199页。
[23]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2册，中国文化服务社1944年，第42页。
[24] 汤志钧：《论康有为和保皇会》，《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1983年，第1113～1127页。
[25] 如林文庆与陆佑等，都曾是保皇党的信徒或支持者。
[26] 颜清湟《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学会，1992年，第267页。
[27] Rupert Emerson,Paradoxes of Asian Nationalism,in R.Tilman,ed.,Man,Stale and Society in Contemperary Southeast Asia,New York,Praeger,1969,p.256.
[28] 据日人实繁惠秀估计，东渡日本的留学生1902年约四至五百人，到1906年，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8千人，（实繁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无论保皇党人或革命党人，在国内举事失败后，大多逃往日本，逃亡者周围都聚集一批留日学生，与其共同策划在国内的活动，而逃亡者本身也成为留学生。日本成为辛亥革命前华侨的政治策划中心，主要是由于这批留日学生，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命运的关切，对信仰的虔诚与为革命的献身精神与其见识和组织能力，是任何其他地方的华侨所无法比拟的，南洋地区的革命派骨干，有些也是来自日本，如中和堂的组织者尤列，就是留日学生，从日本前来新加坡活动。黄花岗72烈士中，有8人是留日学生。（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上海，1927年，第359～360页，）蔡锷起义的40名高级干部中，留日学生达31名。（柴德庚等编：《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1957年，第247～251页）。
[29] 颜清湟列举了新马地区十大维新派或拥满保守派富商经历，他们或有清朝颁给的职衔，或在中国有各项投资。颜又列举十大支持革命党人的富商。这些人与清政府均无经济或政治利益关系，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支持革命派的活动均在1905年以后。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7～305页。治利益关系，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人支持革命派的活动均在1905年以后。见：颜清湟著，李恩涵译：《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297～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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