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运行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业银行论文,运行机制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商业银行，是一种企业性的银行机构，它以盈利为目的，专门从事资金的信贷业务，还可以从事投资和证券业务。商业银行最基本的职能是作为社会资金存贷的中介，即通过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把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货币资本集中到银行里来，再通过资产业务，把它投向社会经济各部门。商业银行从吸收资金的成本与发放贷款的利息收入、投资收益的差额中，获取利差收入形成银行利润。我们试图通过考察近代商业银行资金的来源和资金的运用情况，来分析近代商业银行的运行，以期接触到近代商业银行的实质。
一、近代商业银行资金的筹集
近代商业银行的发展，一方面是近代社会财富积累的结果，一方面是1911年以来、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较大发展，开始投资银行业，才使近代商业银行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首先从近代几家大型商业银行的最初资金的组合和筹措来看近代商业银行的先期运行情况。
近代各大商业银行资本金的筹集方式各不相同，却有相类似的地方，其中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和金城银行的筹集方式较为典型。
上海银行创建于1915年，从股东构成分析，上海银行初期的股东中没有大军阀、大官僚和大工商业者，都是靠经商致富的工商业者、买办和洋派出身的官员，出资额不大。但随着银行的发展，到1919年，上海银行的资本额增至100万元时，投资人的构成有了较大的变化，旧中国两大民族资本集团荣氏的申新、福新集团和张謇的大生集团也投资进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两个企业集团的资本积累较多，分别附股上海银行，前者附股20万元，后者附股15万元，分别占上海银行资本额的20%和15%。到1919年，在上海银行100万元股本中，工商业资本家的投资占了49.7%，金融业出身的资本家的投资占10.2%，官僚政客投资占8.1%，买办投资占7.5%[①]。但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我国民族工业再度遭受严重困难，大生集团就把上海银行的股票卖掉了，丧失了该行董事会中的席位。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金城银行创立的时代已是中国银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社会财富有了较大的积累，而持有这些财富的军阀、官僚受政治环境和社会监督的约束大为减弱，他们开始寻找最佳的投资场所，为手里的财富的增值找寻出路，而投资办银行则是财富增值的最佳方式，因此，此时的金城银行的最初股本大部分来自军阀、官僚；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者投资比例增大，为银行资本周转提供了后续资金，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后劲。1927年，当金城银行收足700万元资本时，北洋军阀、官僚及工商业者比重各有不同下降，军阀、官僚股份所占的比重由前期的62.71%降为50.5%，工商业者所持股份所占比重由前期的18.66%降为17.34%，而银行和银行业资本家持有金城的股份比重已自前期的13.84%上升为25%[②]。这说明中国银行业资本的扩大和银行家资本的积累。
尽管中国银行业资本总额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增长，但是，资本额远远不能满足其银行营运的需要。1932年，上海28家银行已缴资本只有1.57亿元，而对外放款总额却达16.62亿元，资本额只占28家银行对外放款额的9.43%[③]。可见，近代商业银行业务的开展，不是完全以固有资本金而经营，而是以别的形式由别人手上收来的资金来经营，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李加图所指出：“银行家特有的职能，要到它运用别人的资金时，才会开始。”
中国近代银行运营资金主要有两大来源。首先，吸收存款是近代商业银行集聚资金的主要形式，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吸收存款主要来自私人及私有团体，所谓“个人”，主要是指官僚、军阀。在清末中国银行业初起之时，官僚、军阀认为外国银行信用好，乐于将巧取豪夺所得的财富存于外国在华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情况的变化，使中国银行业的存款业务有了较大发展。第一，外国在华银行受战争的影响也出现倒闭和动摇的现象；第二，中国银行业以高于外国银行的高利率吸取存款。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国内银行存款利率一般比外国高4.5—5厘左右[④]，中国银行业高利率吸收存款的举措提高了中国人向国内银行存款的兴趣，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军阀、官僚、富商开始大量存款于国内银行。私人存款的逐步增加改变了近代商业银行的存款构成。由于中国银行业存款总额中的主要部分是军阀、官僚的私人存款而不是民族工商业的存款，这就决定了中国银行业与官僚、军阀势力的特殊经济联系，因此，它不能不成为包蕴着浓厚封建性的资本主义金融机构，难以发挥纯粹资本主义银行扶植民族工商业的应有作用。
其次，发行钞票是中国银行业筹措资金的主要手段。银行通过发行钞票，只需保有少量现金准备，就可借以纸代现的钞票，扩大银行的资金总额。“发钞”比吸收存款更为有利，银行吸收存款，须向存户支付利息，向银行“发钞”，则可省却利息支出，因此，许多商业银行将发钞作为主要业务。而政府对银行发钞督察较严，对赋予银行发行权较为慎重。1921年，中南银行以侨资银行身份取得发行权后，立即联合金城、盐业、大陆银行设立准备库，标榜十足现金准备，联合发行钞票，因此，中南银行的发行权遂为联合营业各行所共有。中国银行业纸币发行数额1912年为5267万元，1992年为11497万元，1936年则为163310万元[⑤]，其钞票发行增长速度较之存款增加速度要快得多。
正常的货币发行，应该在不断投放中坚持不断回笼，保持社会商品价值总量、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的货币量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中国银行业的货币发行投放以赢利为主，多发滥发钞票，常常由于银行业滥发纸币，不能兑现，而发生“挤兑风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虽能争取到发行权，但考虑到上行户头多，一遇市况不佳，就会发生提存、兑现，因此始终没有发行钞券，采取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领券的办法，增加现金等码。[⑥]从1915年到1926年，上海银行先后向一行领券850万元。
二、近代商业银行资金的运行
商业银行的主要职能，是吸收并集中社会上的一切游资使其转化为产业资本，我们在讨论了吸收存款和发行等问题后，还要考察一下这些资金究竟流向何处。是否真正转化为产业资本。近代商业银行运用资金的方式虽然很多，但主要是放款和投资两种。而放款和投资的主要方向是经营公债、投机地产和发展民族资本工业。
旧中国商业银行发展时期，正值中国军阀混战，十年内战时期，社会经济生活遭受到严重破坏，战争变乱，天灾匪患，外货充斥，使工商业日益衰败，各地工商企业多周转不灵，纷纷倒闭。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发展无法根植于社会经济。然而，银行业既然通过负债业务，集中了社会上的闲散资本，欲求利益丰厚，则非求其资金运用的圆滑和周转迅速不可，否则不但存户利息无着，银行自身的资本也将赔累折耗。
银行业承销政府公债，即可解决银行多余资金的出路，又可获得高息、回扣和丰厚的手续费、汇水等收入，政府将公债券打五六折向银行抵押垫款，再由银行承销。银行承销公债所得利息，连同折扣、手续费、汇水等利益，在北洋政府时期平均达到3分左右，在国民党时期平均约合1分5厘以上[⑦]。因此，中国银行业投资公债十分踊跃。从1921年到1932年，在中国银行业投资放款总额中，公债券至少占10%以上，且比例数不断呈现增长趋势。1932年，国内27家银行投资公债的票面总额为3.4亿元以上，占该年年底公债发行总额8.1亿元的40%[⑧]。1932年末，中国银行业所保有的债票总计约为4.18亿余元[⑨]，占同期国民党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发行的35种债券总额8.6亿元的近一半[⑩]。
除公债以外，中国商业银行资金的又一重要流向是地产业。由于中国经济不平衡，中国沿海沿江大城市经济畸形繁荣，加上土地投机买卖的推波助澜，大城市的地皮日贵，上海公共租界内分为中区、北区、东区、西区，各区地价的增长至为迅速。以地价最贵的中区地价为例，1911年中区的地价2.98万两／亩，到1924年，上涨为6.67万两／亩，1930年，再涨至10.79万两／亩，1933年，陡涨到13.25万两／亩（11）。富商大贾竭其资产，以房地产为押宝进行投机，银行业自然不甘置自己于度外，热衷于地产投资。银行业之所以投机于地产，也是为资金找到最大利润的出路，投机地产业不仅利润优厚，而且被银行家认为“最安全”。因为地产投机皆以租界为主，而租界是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之下，不受中国政治和军阀势力的影响，因而各方面均视租界地产为最可靠的财产。据上海“地产月刊”统计，1930年地产交易数为6500万两，1931年增为13100万两。从1926年至1930年五年之内上海地产价值共增加20万万两。这种凭空增加的价值，就是投机者买空卖空而获得的利润（12）。各大商业银行多以抵押放款方式投资于地产，由于地产买卖为国民政府新银行法所不许，多数银行把地产的投机作为隐藏项目，不肯把投机于房地产的资金数目公开于帐面。从总体上看，银行业对于地产的投资，从数量上和收益上虽然不及有价证券的繁多，但其为银行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没有疑问的。地产投资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对日常民众生活也构成危害。地产投资过多，使地价日涨，租金随昂，全民生活，倍受压迫。
公债和地产的投资非但无补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国民经济日趋破败的原因之一，因为公债和地产的投资使大量资金被吸引到非生产性领域，导致了国内工商业领域流动资金更加短缺，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中国金融业未臻健全的表现。这一点，银行界亦认识较深。1931年，中国银行的营业报告指出：“公债与地产剧烈膨胀之危险，去年报告中已痛切言之，不意本年度愈趋愈烈，发生种种不自然之信用膨胀，盖地价代表一种制造之人气，使多数中间人，抬高价值，促进交易，竞取无生产之利润，造成虚伪之繁荣，均非增加真实之资产。”（13）中国银行业虽然意识到投资公债和地产的危害，但由于工商企业过于衰败，银行资金不能在工商业投资上找到出路，而内地资金集中都市，银行业存金过多，以社会托付之资金，非投资公债和地产无以谋取厚利，银行初创时期是因为厚利所眩目，而后则以欲保持以往投资利益起见，终成骑虎之势，有愈陷愈深之概。
近代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向，除了流向公债和地产以外，近代商业银行对民族工商业也进行了一定放款和投资，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产生了对资金的迫切需要，而民族工业利润的优厚，亦足以保证放款的如期偿还，这样就使银行与民族工业的金融关系密切起来。以金城银行为例，1919年底工矿业放款的金额83.43万元，占放款总额的比率为15%；到1923年底，金额增至425.91万元，上升四倍有余，占放款总额的比率提高到31.94%（14）。上海银行也做了大量工业放款，到1926年底贷出款项达360余万元，占放款总额的20%（15）。这时银行供给工厂资金的方式也由短期融资进而到中长期的厂基押款。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我国民族工业又遭到严重的摧残。但是金城、上海两家银行的工业放款仍逐年增加。金城银行1937年6月底的工业放款金额为2415.42万元，比1927年底的金额增长2.45倍；上海银行1936年底工业放款金额达3873.2万元，比1926年底增长9.73倍（16）。
分析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资金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以吸收官僚豪富存款，发行钞票，而民族工商业企业投资和存款仅占少数，商业银行资金的流向也就主要投向公债和房地产为主的各种投机事业，银行业的发展还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财政、寄托于种种投机事业的成败，这表明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尚未达到成熟的地步。在资本主义正常运行情况下，社会产品再生产是银行借贷资本运行及信用活动的物质内容和基础，银行的发展受到社会再生产和流通规模的制约。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加，从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闲置资金就会增加，集中于银行，就会加强银行的实力；反过来，生产的发展与扩大又增加了资金的需要，促进银行业务的发展。旧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过一些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面粉业。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得到暂时的繁荣，金融市场因此而活跃，这就给银行业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民族资本商业银行的发展，又对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随着欧战的结束，我国民族工业再度陷入困境，近代工业的游离资金在银行业资金来源中不可能占有相应地位，银行业投向生产部门的资金也就十分有限。1927～1937年，这一阶段，中国的商业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投资和放款逐步增长，但只是对困难之中的民族工业进行维持，谈不上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那种正常情况下银行与社会生产及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就被淡化了。
注释：
①洪葭管：《在金融史园地里漫步》，第167页。
②《金城银行史料》，第22～23页。
③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21页。
④《东亚经济研究》17卷，1933年5月，第58页。
⑤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纸币概况》第59～60页。
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40页。
⑦吴承明：《中国民族资本的特点》，《经济研究》1956年第6期，第136页。
⑧千家驹：《中国的内债》，第73页。
⑨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72页。
⑩同上，第73页。
（11）罗志如：《统计表中之上海》，第16页。
（12）赵惠谟：《中国金融资本之特殊性》，《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
（13）《中国银行1931年营业报告书》，第45页。
（14）《沿海城市旧银行史研究》，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研究会编，1985年，第40页。
（15）同上。
（16）《沿海城市旧银行史研究》，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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