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与非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实践、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环节，历史是实践的，实践是同一定的理论相为联系的。其间，始终交织着理性与非理性的联系与斗争。
精神世界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是精神活动的两翼。精神世界包括意识、潜意识、思想、理论、语言、文字、学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教育、技术、风俗、习惯，以及活动者的心理、意志、知识、情感、欲望、信仰、向往，还包括人的思维能力、交往能力、判断能力、应变能力，等等。这些属于精神领域的活动，无不与精神活动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有涉。理性与非理性，始终贯穿于精神世界中一切活动领域。
理性与非理性，属人的主体性活动能力，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人凭借着理性与非理性即主体性的活动能力，认识客体性的外部世界，改造客体性的外部世界，使客体性的外部世界满足人和人的需求，使不属人的世界转化为属人的世界。离开人和人的活动，以及活动中的非理性需求与理性思索，无所谓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也不会有人类历史。
主体性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在同客体性的世界交往中，亦即实践中形成的。实践中形成的理性与非理性，不论作为能力或者作为成果，均须经实践检验。因此，人类的精神成果和精神成果制作者的理性与非理性，是一个永恒的发展进程，始终不会停留于某一阶段。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震荡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人们再不能依照传统文化、习惯思想、原有知识、现成道德，来迎接新的历史实践的挑战了，也不能单靠自外搬来的某种文化、思想、知识、道德，来迎接新的历史实践的挑战了。理论产生于实践的需要，理性与非理性的思维活动及其活动成果，也由实践规定。一种理论能否满足实践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程度如何，决定着理论的命运。理论的浮沉显隐，取决于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和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理论的显场与沉殁，不是由理论自身决定，而是由实践进展决定。
一、救亡图存中的心路历程
1840年的鸦片战争，资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踢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向以“天朝大国，四夷来朝”的中国，似大厦之将倾，国将不国。于是，从封建统治者帝王将相到普通的黎民百性，都在寻找救亡之道，图存之路。尽管不同的人们所设想的“救亡之道，图存之路”，各有不同。但是，救亡图存，或者加上引号的“爱国”主义，却是近代中国精神追逐的轴线。人人抵制着外部敌人的入侵，个个排拒着西方资本的蹂躏。卖国求荣者是少数，出于爱国热忱，反抗外敌入侵者是多数。只不过出于不同的立场，爱国的内容不同，方法有异，从而，所提出的观点，各有差别，各有所追。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西方人敢于连连入侵中国，中国人屡屡遭受失败。中国人最初发现，是由于西方人有“洋枪大炮，奇技淫巧”，中国人则不具有。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师夷是方法，制夷是目的，进而出现了“中西体用”之争。“中西体用”之争，从拉开序幕到“五四”，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始终带有强烈而严峻的爱国主义倾向。它要回答的是如何争得民族独立，与资本列强并驾齐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至于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居于次位。它不是学理性的，而是情绪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出于“爱国”热忱；坚守“夷夏之防”，反对“奉夷为师”，担心“以夷变夏”，“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的封建顽固派，何尝不是出于“爱国”？只不过“爱国”的方法不同，目的有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主张，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原封不动地拿了过来，为自己所用；设“夷夏之防”，拒“奉夷为师”者主张，排斥西学，保持中学。两种主张都是以维护古老的、素以为常的封建大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岌岌可危，他们也要扶之于将倒。
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集中于：第一，“立国之道以礼义人心为本”，还是以“逐利”为本。顽固派认为，“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科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洋务派反是；第二，顽固派把西方的侵略行径与西方的可学之长，混为一谈，认为学习西方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学习西方是“扬其波而张其焰”，洋务派异之；第三，顽固派用形而上学之道，反对形而下学之器，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提出“操用人之柄者（官吏），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时能臣哉！”官吏的职责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洋务派不以为然。就当时的思想状况讲，顽固派在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上，压倒了洋务派，而且洋务派有许多弊端可挑，如果思想的历史，是按照人多势重，沿袭旧习，恪守祖制为规律进展的，胜利者不会是洋务派，而是顽固派，可是，实践生活中的外患，加上内忧，迫使顽固派不得不作出让步，向洋务派靠拢。说明心路对思想的选择，基于实践和实践的需要，而不是基于思想和思想的摄威力量。
为生存计，顽固派在实践中不大情愿地接受了洋务派的主张。在不改变封建体制的条件下，洋务派提出的“变通自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得以认可。洋务派的这种思想模式，是情感式的，带有抵制、防御外国资本帝国入侵意愿性的倾向，同时，又要维持内部的封建帝国的统治秩序，是被动的招架，不是主动的出击，是非理性的主体需要，不是理性的思想考察。
几十年“洋务”与“顽固”之争，限于是不是要“师夷之长技”，目的是“制夷”，而且限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系封建统治者上层之争。维新运动则不止限于“师夷之长技”，也不是单纯的“制夷”，而且参加者不仅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上层人物，非统治阶级内部的下层知识分子充当了主角，带有明显的建立什么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色彩，从戊戍维新到辛亥革命，一直到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贯穿着一条红线：反叛传统。不论是戊戍维新的“君主立宪”，还是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以及新文化时期提出的“民主”、“科学”，都已波及到了政治，波及到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所谓“中西体用”之争，应运而退出了历史舞台。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制度，成为社会思想的主题。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的思想大都出于爱国热忱，因而只能停留于社会生活的表层，思想并未深入中国社会的实际，特别是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入侵所造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实际。感情的需要超过理性的思想，非理性的心路压抑了理性的追索，爱国热忱，淹没了理性思考。这段历史，毛泽东称之谓“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从学技术到学理论，再到学政治“废科举，兴学校”，“努力学习西方”，“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 这段历史说明，仅从非理性的感情需要考察“救亡图存”，是远远不够的，“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之上。
二、实践活动中创造性的思想转化
全盘西化或全盘保留中国传统，西学为体或中学为体，都不能实现救亡图存，不能满足中国人的爱国热忱。历史教训了中国人，必须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回到实际生活中来。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毛泽东总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时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2 〕次年，他又提出：“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问题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身上。”〔3〕
一种理论是不是真理，在理论范围内，无法证明。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曾经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救国图存”、“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思想，但是，创造性的思想转换，只能以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为标志。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创造性的思想转换是指：仍以爱国主义为思想起点，但是，要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理论，从中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换句话说，是对中国社会作出理性的考察。不是照搬外国的东西，也不是把外国的东西拿来，直接地运用于中国，更不是抓住中国古代的东西死死不放，食古不化，而是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里的实际出发，占有材料，加以分析，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4〕战争如此，其它各种革命活动， 也是如此。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也是近代中国创造性的思想转换。因为，顽固派和洋务派是恪守祖制者，食古不化者，君主立宪派和民主共和派是拿来主义者，照搬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以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为思想对象，即以思想与存在一致的理性考察为立足点，考察中国社会实际的。因此，这是一次创造性的思想转换，它是依据实践和实践的需要提出的。
这种创造性的思想转换，始于救亡图存，始于建设自己的国家，始于使自己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句话，始于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祖国的人民，即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一种感情，如何爱？怎样爱？不同阶级，不同的政治势力和政治集团，各有不同的内容，思想的走向也各有不同。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民引向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视点，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劈开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创造性思想转换的机缘，后继者是以这一机缘进行自己的思想创造的。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在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某一时期，就某一问题，所发表的某一具体观点，而在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想、理论、观点，是有前后联系的，人们不能在空中建立自己的思想基地，也不能在空地上建立自己的思想基地，更不能抛开前人所积累的理论观点，在空白上制订自己的理论思维，后人对前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后继者对其先驱者，有所突破，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有所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常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如此，人类思想发展史，同样如此。突破、创造、前进、发展的基地是自己的时代，不是思想、观点，或者原先的什么主义、主张、论述。尽管它是以前人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资源的。但是，不能停留于前人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传之后代。犹如黑格尔所讽刺过的“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5〕。思想的历史是生命洋溢的， 它犹如一条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就膨胀得愈大，愈加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后继者，总归要比它的创始者的思想更加丰富，更为广博！
这就是说，思想的创造或创造性的思想转换，不是摆脱前人的创造成果，纯粹由自我在自己时代中创造出来的。前人与后人，前驱者与后继者，连成一条思想链条，每一个链环，都是一个创造。不论人类思想的发展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都是在继承与发展，联系与创新中进行的。在继承中求发展，在联系中求创新。斗争处于联系中，联系处于斗争中，斗争是在联系中进行的，联系是在斗争中实现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并行不悖的。所谓创造，是在联系中的创造，摆脱联系的创造，是洞穴野人。
毛泽东本人，特别是他的晚年，有过许多错误，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持之万年，掷地有声的关于理性的对象、特征、职能，并以简炼的语言，加以表述。他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6〕理性的职能是使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达于统一。这种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就是说，理性是发展的，变化着的，不能认为理性一经形成，就可万古适用。离开具体历史，把理性看作是至上的、绝对的，就会陷入唯心论。这一定论，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在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一次理性的闪光，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思想。中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建基于这一思想，并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的。晚年毛泽东，不幸背离了他所提出的这一光辉思想，陷入非理性的狂热，从而引出了严重的、可怕的思想、政治错误。他的错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历史性的灾难，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一次令人痛惜的曲折，给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开创的革命事业酿成了至今仍感遗憾的一次严重挫败！
痛定思痛，理性地考察当代中国，又一次提了出来。
三、中国实现现代化中的理性考察
饱受灾难，倍尝艰辛的中国，对于实现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强烈而又急迫。但是，它是一种心理追求或心理趋向。如何满足这种心理追求或心理趋向，走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日本现代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中用了，来个倒转，“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所谓“西学中用”，维新变法的历史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是以失败而退出历史舞台的。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模式，也未获得成功。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我们探寻并且实行过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如计划经济、大跃进，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等，结果也都失败了。
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近一百年来，实际生活变动的剧烈和深刻，前人难以想象，当然，也难以预测。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着眼于提高地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 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7〕。
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超越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水平，超越了社会实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自给自足的农业小生产还占据主导地位，农业合作化、集体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有化、国有化，不是基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进行的，而是基于理想化的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现代化的标志有二：其一，由产品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使产品转为商品，实现产品的交往化（商品化）、社会化；其二，由小生产转化为社会性的大生产，使整个社会联系起来，扬其长，避其短，彼此竞争，才能发掘生产潜力，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发于产品的商品化，产品的商品化，导向生产的社会化，最后才能达于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可是，现阶段的中国距离这个前景目标还很远。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江泽民指出：“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8〕。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曾经有过较为模糊的认识，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相互竞争，没有企业倒闭，没有工人失业，没有饥饿寒冻，一切统一于国家的计划经济之下，人人一色，个个一样，实行如封建时代家长式的统治。个体的多样性、地区和各个生产单位的特殊性，被排斥在社会主义生产活动之外，因此，要取消商品生产，取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建立、发展、成就，表明我们过去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符合中国当代的实际的。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理性思维的又一次闪光，是毛泽东“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辉煌运用。
近一百年来，由于中国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蒙耻，人民受辱。中国和全体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世界有着刻骨的仇恨。仇恨遮蔽了眼光，殊不知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进步，一个文明阶段，从而，对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一概敌而视之，拒而绝之。改革是针对国内计划经济的弊病提出的，开放是针对对于外部世界（包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闭提出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有点资本主义的东西进来，当属自然，并不可怕，因为社会主义力量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力量。问题在于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上存在了四、五百年，它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已经显示出来了，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利用。不加利用，盲目排外，是大国主义的思想遗留。
必须有自己的一定理论。鲁迅曾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称之为流氓。”“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9〕， 是没有自己一定的理论的表现，是引经据典，为自己寻找辩护理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纲领，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历经磨难，以血泪为代价换来的理论。它的本质特征是以社会实际作为思想的根据，并对之作出理性考察，即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否则，只能停留于非理性幻象之中。它的本质特征，是以情感、意志、愿望为鹄的，是悖逆理性的。非理性启导了理性，只不过应该懂得：理性的追求，不能停留于非理性的情感响往，必须深入下去，达于理性思维。
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志。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处于排头兵地位。重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内容。这不取决于我们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而取决于中国社会的现状，取决于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否则，步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后尘，或者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这也是运用理性，考察中国现代化的结论。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提出所谓“重建理性”，“西学为体”，“西体中用”，只是一种非理性的冲动。轻则可谓肤浅，重则可谓历史的倒退。
四、实际运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传统经济学用理性的眼光，考察市场经济，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交换和交易中，人们为了寻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达于自己的功利追求，必然导致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使资本合理运作，并且自己具备了一切的信息，能够准确地选择自己的市场行为。就是说，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市场活动者是遵循理性选择自己的行为方案的。“看不见的手”是一只具有理性的手。它能够调控市场行为者的市场行为，使之遵循市场规律。
但是，市场行为者在生产、经营、管理、消费中，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理性的一面表现为：不断调动和激励大多数人的欲望和激情，勇敢地走向市场，参与竞争；非理性的一面表现为：从自我的本能、欲望、意志、情趣、习俗、直觉出发，无限地膨胀自我，导致投机倒把，弄虚作假，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执法犯法，短期行为，盲目从众等。这种非理性的现象，即使作为市场经济主要调控者政府，也时或出现。如政府部门的某些决策者，由于受下级“报喜不报忧”的迎上心理或长官意志，常常得不到完备的市场信息，导致决策失误。
赚钱逐利，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法则，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法则，提出“一切向钱看”，断定“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不仅违背市场伦理，而且有违市场经济的理性法则。它纵容着市场经济中非理性倾向，纵容着市场行为者道德的恶性泛滥。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阶段，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因素，难以避免，甚至必要，势当必然，理所应然。因为，没有物质欲望，利益激励，需要驱使，意志冲击，就无法打破僵硬的计划经济的局面，无法改变千百年来落后、保守、封闭、怠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市场经济的发育、成长、发展，也难以想象。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逐利趋求，也就有可能产生非理性思想和行为的可能。非理性不是一个可怕的字眼，也不是与理性处于冰炭水火之中，理性包蕴着非理性，进而指导、控制着非理性。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存在于同一人的精神活动之中，只是层面不同。企业不做赔钱买卖，市场行为者不以赔钱为追逐目标。要求市场行为者放弃赚钱逐利，等于取消市场经济。
中国是从小生产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小生产经济有两个特点：其一，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其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生产运作，两者都是以感情为生长点的。这种感情反映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关系中，就是父权制。马克思曾说：中国“就象皇帝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10〕官既是君，又是父，既是行政长官，又是父权代表，官管经济，官管一切，成为千古不变的不二古训，市场经济突破了它，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果把赚钱作为最终的唯一的目的，“一切向钱看”，人就变成了经济动物，人的崇高、伟大、尊严、力量，就会被扼杀！人就不再是人，如动物然。动物吃饱喝足就满足了。囿于动物处境的人，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的物欲，也就可以了。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要活得更好的欲望，要活得比一般人更美的胆量和意志，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原始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这种非理性的本能、欲望、趣旨，提供了竞争的激励机制，也提供了选择的外部机遇，还提供了制约法律和活动规章，市场活动者获得了自由。但是，不能听由非理性“自由”地放任奔发。非理性的放任奔发，自由施展，是直接地反理性的，是无理性或超理性的。因为，非理性活动是未经理性思维过滤的。任其自由奔发，纵横驰骤，就可能出现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的行为，甚至走向邪路，违法犯罪。违背了市场的运行规律，不仅市场运行受损，市场活动者个人，首先就要受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性法则，是规范非理性行为的，是控制非理性妄动的。非理性内容不只是狂妄举动，不能把非理性仅仅归结为狂妄行动，但是，狂妄行动属于非理性行动，却是无庸置疑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以非理性始，以理性终。其间，始终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的较量。
本文于1997年8月20日收到。
本文系《理性与非理性》一书《缀言》的部分内容。该书为国家《八五科研规划》课题之一，即将出版。
注释：
〔1〕〔2〕〔3〕〔4〕〔6〕《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71、796、814～815、171、296页。
〔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页。
〔7〕〔8〕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毕业典礼上讲话》，《人民日报》，1997年5月30日。
〔9〕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一瞥》。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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