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抗战歌声多嘹亮！——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音乐——兼祭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嘹亮论文,音乐家论文,歌声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中，音乐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雄壮的歌声唤醒了人民，鼓舞着人民，去进行战斗，去争取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流血的年代，也是一个唱歌的年代。整个民族都在歌唱，歌唱着种地，歌唱着做工，歌唱着行军、打仗、流血，歌唱着走向永生……
抗战歌曲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9·18”到1937年“7·7”。这一阶段的情况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也日益高涨，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展开，救亡歌声传遍神州大地。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音乐家是聂耳，可以说这是“聂耳阶段”。第二阶段从“7·7”事变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抗战爆发后，歌咏运动更加深入普及，特别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到处飞扬着抗战歌声。这个阶段成就最突出的是冼星海，他的《黄河大合唱》堪称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这个阶段可以说是“星海阶段”。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到抗日战争胜利，是第三阶段。这时，不仅聂耳早已去世，黄自、张曙、任光也相继殂谢，星海又于1940年远赴莫斯科。一批更年轻的音乐家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在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大步迈进，从1943年的新秧歌运动开头，不断创作出一些富于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而其高峰则是创作于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歌剧《白毛女》。
公平地说，在30年代初期，最先对民族危机作出反应的是以上海音专为中心的一批爱国主义音乐家，其中最杰出的是黄自。他的爱国合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曲调雄壮，情绪激昂，和声严谨，对位富于效果。他的清唱剧《长恨歌》也寄寓了伤时忧国的情怀。接替黄自主持音专教务的陈洪，也是一位优秀作曲家，他在抗战前夜写了不少爱国歌曲，其中《冲锋号》是一首充分展开的艺术歌曲。属于这一流派的还有应尚能，他在“1·28”战役之后写出了名重一时的《吊吴淞》，抒发了感时伤事的悲愤。
黄自的几位优秀学生也都写过爱国歌曲，如刘雪庵的《长城谣》和《流亡三部曲》（第2、3部），陈田鹤的《哀一位民族解放的战士》、《巷战》，江定仙的《新中华进行曲》、《打杀汉奸》，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思乡曲》等。他们的创作都受到黄自的影响，但也有各自的特色，如刘的宛转流利，陈的深情高致，江的严谨洗炼，夏的激情与功力等。总的说来，他们的作品更注意于通俗、流畅。
有几位与上海音专无关的音乐家也应在此提到，一位是赵元任，他在抗战期间曾创作了歌颂华北军民的《我是个北方人》。另一位是何安东，他曾写过《奋起救国》等歌曲。马思聪也写了《20首抗战歌曲》等。
上述这些作曲家，虽然也有人在音乐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做过一些探索，但大体上他们的作品都失之于艰深，除少数几首外，在广大群众中普遍流传的不多。
30年代初期的普通老百姓，正受到黎锦晖的黄色流行歌曲的催眠与麻醉。这些歌曲以其低级庸俗的词句，轻佻油滑的曲调，麻痹着人们的意志，阻挠着人们的觉醒。这时，亟需音乐界有人出来，以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词曲，唱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唤醒我们伟大的民族奋起抗争。这样的人出现了，他就是“永生的海燕”——聂耳。
聂耳的作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战斗的进行曲，其中最杰出的当然是后来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些歌曲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号召性音调，斩钉截铁般果敢的节奏，勇往直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战斗的革命精神。第二类是劳动歌曲，如《大路歌》、《打长江》等。在这些歌曲中，聂耳运用民间歌曲和劳动号子的音调，创造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勇敢的音乐形象，特别是工人阶级鲜明形象，在音乐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聂耳的第三类作品是抒情歌曲，如《铁蹄下的歌女》等。这些作品不是无病之呻吟，而是战斗的抒情，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展现出作曲家丰富多彩的音乐性格。洋溢在聂耳的全部作品中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他的音乐象冲锋的号角，象进军的鼓点，使人精神振奋，热血沸腾。聂耳十分重视音乐和语言的结合，创造出一种词曲结合非常紧密，节奏变化多端的音乐，打破了西方歌曲的简单模式，使他的作品既富于表现力又极易上口，做到了艺术性与通俗性的有机统一。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中，聂耳的作品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黎锦晖的靡靡之音，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为动员整个民族奋起抗战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聂耳的周围聚集着一批革命音乐家，他们中年纪最长的是任光，他的歌曲风格细腻，某些作品如《渔光曲》略带女性的柔婉。他在抗战前夕写的《打回老家去》，流传很广。他参加新四军后所写的《高粱红了》，情绪乐观，风格明朗，在学习民间音乐语言方面也有新的收获。可惜在皖南事变中，这位天才音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地杀害了。另一位更年轻的天才音乐家张曙，则死于日本侵略者对桂林的狂轰滥炸。张曙的作风热情奔放，早期作品带有慷慨悲歌的情调。抗战爆发后他的风格更加蓬勃昂扬（如《保卫国土》、《洪波曲》），并从知识分子情感的抒发进而为人民大众的抒情（如《丈夫去当兵》、《日落西山》等）。张曙的不幸惨死，是我国音乐的巨大损失。
冼星海的早期作品也带有慷慨悲歌的情调，不过他的情感更加深沉浑厚，《热血》、《拉犁歌》等作可以为证。他的另一些作品如《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则显示了勇壮、活泼的风格。星海的这种既深厚又富于活力的音乐个性，在抗战爆发之后，特别是在他奔赴延安之后，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下，在火热的战斗生活的滋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在此期间，他的作品除了《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外，还有歌剧一部，大合唱四部，交响曲两部，交响组曲四部，其中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广大的是《黄河大合唱》。这部作品作于1939年3月，同年4月13日在延安首演。作品以黄河为意象，歌颂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和反抗侵略的英勇斗争。全曲共分9个乐章，首先由乐队奏出简短的序曲，呈示作品的基本主题。接着合唱队以石破天惊的声势唱出《黄河船夫曲》，描绘出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奋力拼搏的惊心动魄的情景。男声独唱的《黄河颂》，从深沉广阔的乐句开始，讴歌黄河——我们民族的摇篮。随着热情的增长，音乐更加激越，热烈颂扬我们伟大坚强的民族精神。配乐朗诵诗《黄河之水天上来》，以壮丽的词采，进一步酣畅淋漓地抒写黄河的壮阔，历史的沧桑，人民的苦难与英勇的反抗。《黄水谣》（女声合唱）用凄婉的歌声描绘出日本侵略者奸淫烧杀造成的“一片凄凉”的景象。两个流亡者在黄河相遇，唱起《黄边对口曲》（对唱、合唱），互相倾诉各自的苦难，最后相约“一同打回老家去”，音乐质朴而有乡土风味。一个受害的妇女，对着黄河波涛哭诉她的愁怨（女声独唱《黄河怨》），这是一首令人心碎肠断的哀歌。人们没有被苦难压倒，他们拿起武器，为保卫黄河而战斗。《保卫黄河》曲调活泼有力，由齐唱而二部轮唱、三部轮唱，主题此起彼伏，时隐时现，象游击健儿活跃在青纱帐里，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歌词中“龙格龙格”的衬字，更增加了活泼、乐观的情绪，把音乐推向高潮。最后的乐章是合唱《怒吼吧，黄河》，以排山倒海般的宏伟气魄发出了战斗的最强音。《黄河大合唱》不仅是冼星海音乐天才的高度发挥，而且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一首宏伟的史诗，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贺绿汀也是黄自的高足，但他与其他音专学生稍有不同：第一，他在入学以前即投身于革命运动；第二，他一直致力于音乐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是左翼音乐运动的积极成员。他把熟练的专业技巧与革命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成功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创作风貌。战前他就创作了《牧童短笛》、《春天里》等优秀作品，抗战爆发后他的创作活动更加活跃，写了大量的合唱、独唱和群众歌曲。合唱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游击队歌》、《垦春泥》，独唱中演唱较多的是《嘉陵江上》，群众歌曲流传最广的是《保家乡》、《上战场》等。从艺术方面说，最能体现他独特风貌的是《垦春泥》。
吕骥也曾入上海音专，但未能卒业即全力投入左翼音乐运动。战前他的优秀作品有《自由神》、《聂耳挽歌》、《保卫马德里》，到延安后他又创作了许多广泛流传的歌曲，其中最好的是《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他还曾为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磐》谱写一部声乐套曲，并创作了合唱《向着列宁斯大林的道路行进》，这是他为创作大型作品而付出的努力所留下的纪录。吕骥主要继承了聂耳创作中雄直刚劲的特色，而自成独特的面目。他有聂耳的严峻、果决，却不象聂耳那么活泼多样。他的《中华民族不会亡》被列入“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其实此歌的主题虽然好，却不足以代表他的成就。
流亡中国的朝鲜音乐家郑律成，在抗战初期突然崛起于中国乐坛，以其刚健清新、热情洋溢的风格，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他的《延安颂》，曲调悠扬，气息宽阔，唱出了亿万人民对光明的向往。他的《八路军进行曲》，伴随着人民军队的矫健步伐，从胜利走向胜利。这首进行曲是《八路军军歌大合唱》中的一首（共四首），另一首《八路军军歌》也是不朽之作。
此外，抗战前后影响较大的音乐作品还有：阎述诗的《五月的鲜花》，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麦新的《大刀进行曲》、孙慎的《救亡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华民族好儿女》，沙梅的《打回东北去》，向隅的《农村曲》（歌剧）、《红缨枪》，陆华柏的《故乡》（此曲与《嘉陵江上》意境相类，而更多民族风味），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渡长江》，章枚的《黄桥烧饼歌》、《勇敢队》，王久鸣的《跟着共产党走》，李伟的《行军小唱》，黄源洛的《秋子》（歌剧），费克的《保边疆》，舒模的《军民合作》，王洛宾的《风陵渡的歌声》等。这些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各异，“大声鞺鞳，小声铿鍧”，共同组成伟大的交响，鼓舞着整个民族为独立解放而斗争。
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同时要求“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纷纷深入农村，深入部队，锻炼改造，学习创作，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从1943年春节开始在延安兴起了红红火火的新秧歌运动，接着又在各解放区蓬勃展开。在这个运动中涌现出一批崭新的音乐家，创作出一批崭新的音乐作品，它们更贴近工农群众的思想情感，更富于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例如：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徐曙的《晋察冀小姑娘》，安波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南泥湾》、《夫妻识字》，王莘的《战斗生产》、《愉快的劳动》，卢肃的《团结就是力量》，杜矢甲的《五枝花》，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炽的《翻身道情》、《胜利鼓舞》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根据民歌改编或填词的歌曲，如《东方红》、《解放区的天》、《解放区十唱》、《军队和老百姓》等。这股新鲜的乐风也吹到了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宋扬就曾述及他们演唱安波的《开会来》的情形），在这股新风的影响下，国统区的音乐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气象。抗战后期出现的一些优秀作品，如费克的《茶馆小调》、《五块钱》，舒模的《你这个坏东西》、《跌倒算什么》，宋扬的《读书郎》、《苦命的苗家》、《古怪歌》，在民族化、大众化方面都较抗战初期的作品有所进步。
在新秧歌和秧歌剧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歌剧。这种新歌剧由简单而复杂，到抗战胜利前夕，终于出现了大型歌剧《白毛女》。《白毛女》的出现，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音乐创作方面最重要的成果，也是《黄河大合唱》之后音乐创作的又一个高峰。《白毛女》（贺敬之、丁毅编剧，马可、张鲁、瞿维等作曲）的剧情采取有关“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农村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互相交错的真实状况，通过杨白劳、喜儿、大春等人物的命运，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活”的强烈意志，并体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哲理。在音乐方面，《白毛女》吸取民歌、戏曲（主要是河北梆子）和曲艺音乐的音调加以发展、变化，同时吸取西方歌剧中重唱、合唱等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营造场面的氛围，取得显著的成功。其中有些片段，如活泼天真的《北风吹》，沉重苍凉的《十里风雪》，混合着辛酸与喜悦的二重唱《红头绳》，表现地主之家喜庆情景的三重唱《九月里桂花》，表达喜儿求生意志的《我要活》，欢呼解放的合唱《太阳出来了》，都有着鲜明的艺术效果，使观众经久不忘。《白毛女》于1945年4月在延安公演，迅即传遍各解放区，不仅专业剧团普遍排演，农村俱乐部、农民剧团排演者也很多。据统计，仅胶东解放区一地，就有5000个农村剧团配合土改运动上演过《白毛女》。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有力地促进了劳动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革命运动的深入展开。《白毛女》出现之后，各解放区的歌剧创作蓬勃发展，在中国音乐艺术的历史上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周年了，但抗日的歌声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绝响，当年鼓舞军民奋勇战斗的歌声依然使我们热血沸腾。从抗战时期的音乐实践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具有一般意义的启示呢？
第一，音乐要唱出时代的强音，歌声必须体现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先进思想。体现时代精神的歌声，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才能获得永恒的价值。抗战歌曲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奥秘盖在于此。反观当时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歌曲，如《何日君再来》、《蔷薇处处开》之类，尽管在某些范围可以流行一时，随即遭到人民的唾弃，今日已朽腐不可闻了。
第二，音乐家要与人民同心同德，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许多音乐家都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毛泽东）。我们从张曙、任光、星海、费克、舒模等人创作的演进，从安波、马可、刘炽、宋扬等人取得的成就，都可以有力地证明上述论断的颠扑不破。
第三，音乐作品应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应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音乐语言的欧化，确曾使一些音乐家的作品与广大群众格格不入，救治之道，则唯有向民族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民间音乐学习。上节诸人的经验，尤其是新歌剧的创作经验，都证明民间音乐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民间音乐虽然不是音乐的民族形式之“中心源泉”，但却是建构民族形式的重要资源。
第四，音乐创作必须讲究技巧，精益求精。作曲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艺术创造，绝非率尔操觚、信口吟哦所能成功。抗战期间，歌声蜂起，作品之多，数以万计，为什么绝大部分演唱较少，至今流传人口者不过百数十首？盖因简单粗糙空洞枯燥之作，不惬于心，不谐于耳，故而必遭淘汰。语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语言尚且如此，何况音乐乎？聂耳、星海都是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大胆创新的典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黄自诸人的创作也有足资借鉴的地方。让我们踏着他们的足迹，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音乐而奋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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