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之“史实”错误——先以该书第一编所谓为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发展史论文,中国电影论文,为限论文,先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自1963年2月首次出版发行以来，至今即将五十年矣。五十年来，该书几度重版再印，其影响不可不谓深远，甚至被很多人奉为“权威”。然而，正是此“权威”地位之影响，也使该书中许多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或说法深入人心，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致有人直接把错误观点或说法当做历史事实，并以讹传讹。何以至此？盖国人多“慕名”，而该书却名不副实。该书原本只是在“不仅艺术资料缺乏，即使有关企业的资料，也是极不完整的”、“缺乏可靠的依据”“条件下所作的第一次的、极为初步的关于中国电影历史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①却冠名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真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从能够被称为史著的基本条件或要求来说，该《中国电影发展史》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在“史实”方面，对史料考证不足、选取对象明显有遗漏、不符合历史事实之处过多等；在“史评”方面，客观公正不足、一些论点太过武断等；在“史著”方面，抄袭他人说法而未做注、政治意味过于浓厚、火候未到仓促成书等。对于该《中国电影发展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五十年来，质疑之声不绝，要求重写之声日高。就连陈荒煤同志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重版序言中也不无保留地写到：“本书对某些历史事实和影片的评价或许还不够精确。”②其实，何止是“或许还不够精确”，单就该书所谓的“史实”而言，便可以说简直就是错误百出。何以见得呢？稍稍举证便可。兹本文仅先以该书第一编所涉的有关中国电影方面的“史实”错误做一番抽样举证说明，以一窥全豹。为简便起见，本文采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第二版为样本，并简称为《发展史》，且从中所引之原文亦不一一做脚注，直接行文。
《发展史》第8页：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放映。
分析：著者仅凭1896年8月10日及14日《申报》副张广告，就确定“西洋影戏”“第一次”放映的日期，未免草率；且直接把“西洋影戏”认定为就是“电影”，而不做考证说明，又显太过武断。
举证一：其实早在1896年6月29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上海《申报》第三版的“徐园告白”上就有“本园于二十日起夜至十二点钟止内设文虎清曲童串戏法西洋影戏以供游人随意赏玩……”的广告内容，按此，广告中“于二十日起”当指农历，其对应的公历日期便是1896年6月30日。由此可见，《发展史》中所说“1896年8月11日”徐园“第一次”放映西洋影戏并不确切。附上1896年6月29日上海《申报》第六版的“徐园告白”影印本为证。
举证二：“西洋影戏”并非“电影”，理由有三。
第一，如果说“西洋影戏”就是后来的“机器电光影戏”即电影的话，那么，作为一种新事物，当时的报纸肯定会有所体现。但是查看当时上海出版的两大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并没有发现有关“西洋影戏”的具体广告文字说明或者是观众的观感文章。而后来“机器电光影戏”初到上海时，同样是《申报》和《新闻报》却有详细具体的广告文字说明和系列观感文章。就像“外国影戏”即幻灯初到上海时的情景一样。当1875年3月间，幻灯出现在茶园时，就有详细的广告文字说明和观感文章。如1875年3月23日《申报》第六页上的一则广告：
美商发伦现借大马路富春茶园演术
于二月十六夜起 开演外国奇巧影戏 演出各国景图并雪景 火山 百鸟朝王等 其火用电气引来 故格外明亮 比众不同……每夜准七点钟演起 十二点钟止 价目照旧 伏望早临
至于观感文章可见1875年3月26日《申报》第三至四页“观演影戏记”，其文节略如下：
观演影戏记
乙亥正月 沪上各戏园以遵国制 故皆停演 至花朝日为释制之期 是夜 有英法诸商借金桂丹桂两园演影戏焉 余因与二客同赴丹桂以观其技……翌日……因有嬲余至丹桂园 余不欲故拂其意 遂与之偕往 至则 甫经开演 见灯光明亮倍于前夜 俄闻八音琴鸣 则幕上月洞已现出无数奇葩异卉……灵妙异常 真莫测其底蕴 有知之者曰 此万花筒也 筒有六十四门 用明电气引之 便络绎不绝 今所演者十之一二耳 花筒既收 正戏始登 或峻岭崇山 如入山阴之道 或重楼复阁 如规建章之宫 或如电光闪烁 雨点欹斜 或如冰结阴山 雪凝擀海 他若飞鸟投林 游鱼入水 舟行海角 月映波心 亦不胜枚举 尤所奇者一黑人于树林间 盘旋杆上 跳跃如飞 有时一足高翘如金鸡之独立 有时曲躬下俯 如饥鹰之胜空 种种新奇 迥非昔比 座上诸客无不击节称赏……余归后 寝不成寐 因起而叹曰 影戏至小也 演影戏者亦寻常之技也 而犹不可执一以概其余 况观人乎 夫天下才智之士 足以有为者徒度亦不少 以生不逢时 动遭摒弃而刻以绳之者 复没其所长 形其所短 遂至偃蹇终身此岂才之不足致用乎 亦观人者之不审耳 言念及此枨触于中 因此笔而为之记
苹洲逸中
吟啸隐篁士稿
由此可见，1896年徐园又一村所演“西洋影戏”在登报广告时之所以不见有详细的广告文字说明或观感文章，是因为在此前二十多年它就已出现，算是旧事物了，人已熟知，无须多说，就像文虎(谜语)、戏法(杂技)和焰火一样。
再说，“西洋影戏”与“外国影戏”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关于“外国影戏”，清人葛元煦在1876年(光绪二年)编撰的《沪游杂记》中有这样的描写：
外国影戏
西人影戏 台前张白布大幔一 以水湿之 中藏灯匣 匣面置洋画 更番叠换 光射布上 则山水 树木楼阁 人物 鸟兽 虫鱼 光怪陆离 诸状毕现 其最动目者 为洋房被火 帆船遇风 被火者 初则星星 继而大炽 终至燎原 错落离奇 不可思议 遇风者 但觉颱飓撼地 波涛掀天 浪涌船颠 骇人心目 他如泰西各国争战事及诸名胜均有图画 恍疑身历其境 颇有可观③
《沪游杂记》在日本被译为《上海繁昌记》，其中把“外国影戏”译注为“西洋写绘”，由此看来，“外国影戏”即是“西洋影戏”。但是，不知为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单把“西洋影戏”认定为电影，而不把“外国影戏”当做电影？这大概是“1895年12月28日”这个公认的世界电影发明日所惹的错吧，因为“西洋影戏”在此后，故想当然以为是，而“外国影戏”在此前，故理所当然以为不是。
第二，“西洋影戏”与“机器电光影戏”的广告同时出现在当日报纸上，这可以说明两者是不同的东西。比如，在1897年8月2日上海《新闻报》同一页上的“天华茶园”和“徐园”这两则广告。当时天华茶园正在热演“美国新到机器电光影戏”，而徐园仍旧文虎候教兼有焰火、戏法和西洋影戏以供众览。两则广告内容如下：
天华茶园
初三夜起接演六天 初五夜演
请看美国新到
机器电光影戏
今又续增化出泰西各国故事 比真尤妙
栩栩生动如活 准于每夜加添数出
本园于是月初六七日两日 文虎候教 十点钟准放新奇文雅折叠变化焰火 兼有十景戏法西洋影戏七夕良宵以供众览 十一点钟止游 特布
第三，直到1898年7月以后，徐园的广告上才陆续出现“美国新到活动电光戏”、“留声电光戏”、“法国活动影戏”、“英法行动影戏”等字眼，显然这是为了区别以前的“西洋影戏”。请看1898年9月20日上海《申报》和1899年3月20日上海《游戏报》的二则徐园广告：
新到英法行动影戏
中西戏法
每晚八点钟开演
票位二角 四角 八角
本园邀集电光影戏 行动如生 初十晚起 英法美三国会演 各国景象 赛会 操兵 跳舞 玩球 戏技 跑马 打拳 戏水 卖艺 火车 轮船 格斗 美女 影片所演一切景象 如在目前 凡仕商未观海外奇景者 尚其先观为快 外加传声各调 中西焰火 戏法 看资仍照旧章 每晚天晴准演 特布
从徐园广告上前后用词的变化，说明“西洋影戏”显然不同于“电光影戏”。
《发展史》第8页：1897年9月5日，上海出版的《游戏报》第74号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观美国影戏记》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现在所见到的我国电影观众首次发表的对电影的观感。
分析：把《观美国影戏记》这篇文章当成“是现在所见到的我国电影观众首次发表的对电影的观感”，说明《发展史》著者的孤陋寡闻。其实在此之前的三个月就已有之。
举证一：1897年6月11日和13日有连载于《新闻报》头版上的《味莼园观影戏记》(上、下)；
举证二：1897年8月16日有刊登在《游戏报》第54号上的《天华茶园观外洋戏法归述所见》一文；
举证三：1897年5月30日至6月1日上海《新闻报》有刊登“活小照”的广告称——“新到爱泥每太司谷浦 以前在礼查演做 今因看客拥挤 择期五月初五日 借张园安垲地大洋房内演舞 计价每位洋一元 特此布闻”，时人孙宝瑄可能正是看到此广告后而往观“活小照”，并在其《忘山庐日记》中做了观感记载：“初五日，晴。家祭。晡，谒客，观曾涤笙文。夜，诣味莼园，览电光影戏，观者蚁聚，俄，群灯熄，白布间映车马人物，变动如生，极奇。能作水腾烟起，使人忘其为幻影。”④由此亦可知“活小照”即“电影”最初称呼之一。
《发展史》第10页：到1908年，他就在虹口海宁路与乍浦路口，用铅铁皮搭建了一座可容二百五十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在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
分析：据考查，在上海最早放映电影的地方都是假座茶园或戏院舞台亦或露天花园等，稍后则是以张芦棚或盖铁皮屋等临时建筑作为放映场地，直至1912年前后才有专门的固定放映电影的永久性建筑场所，时称为“园”，如1912年上半年开幕的维多利亚外国戏园，偶尔也有称“院”的，如1914年10月开幕的大陆活动影戏院，但自1916年6月法兰西大戏院开业以后，称“院”的逐渐增多，如爱伦活动影戏园随之改称爱伦活动影戏院，接着出现了爱普庐大影戏院，由此进入了影戏园与影戏院并称的时期，至1919年底则大都改称影戏院或大戏院了，而从1920年起就几乎不见称“园”的电影放映场所了。按此，雷玛斯早期在虹口开设的“铅或铁皮屋”之电影放映场所不可能名为“虹口大戏院”，后来的虹口大戏院只是在其原址重建而已。
举证一：“虹口影戏园”之名始于1915年3月23日，是由1913年5月25日开幕的“东京活动影戏园”更名而来，至于“虹口大戏院”直到1924年才出现，地点在虹口乍浦路，不知其与“虹口活动影戏园”是否同址。请看上海《申报》1913年5月25日及1915年3月22日和23日均刊登在第十二版上该影戏园广告。
举证二：据任矜苹在《上海电影院之竞争史》一文中所记——“上海之有电影院。为近二十年事。其发动之第一声。则在今海宁路北浙江路之近处。主其事者。为甬商巨子孙梅堂君。彼时海宁北浙江之路名。尚未产生。其地亦荒无居屋。映影戏之场所。则张芦棚以为之。继起者有泥城桥之幻戏。与青莲阁楼下之影戏场。场主即今日以映影戏致富之西班牙人赖玛斯氏。赖氏因青莲阁影戏场之获利。又建铅皮影戏院于乍浦路。即今之虹口大戏院。后又在海宁路建设维多利亚影戏院。装饰甚华丽。此为上海之有正式影戏院之第一声。……”⑤可见，上海的第一座正式电影院是赖玛斯在海宁路所建设的维多利亚影戏院，而非其之前所“建铅皮影戏院于乍浦路，即今之虹口大戏院”。
《发展史》第10页：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派五大臣出国考查，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回国时也曾带回放映机一架，并在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宴请载泽时，“演电影自娱”，还令“何朝桦通判任说明”，但演至中途，猝然爆炸，何朝桦等人均被炸死，也被认为不吉利。
分析：对于发生在1906年8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廿八日)的这起爆炸事故，并非《发展史》所说是宴请载泽时演电影自娱，演至中途，猝然爆炸，何朝桦等人均被炸死。事实是，“赵某已将电机修好试其光线将螺丝多转数转致将电筒烧红”而引起爆炸，致在场者有死有伤。
举证：有关这起事故的情况，1906年8月26日上海《申报》第三版的一篇“电机炸毙人命详志”对此有详细报道：“……端午帅回京由外洋带来电光摄影之各国水陆兵操以备恭呈 御览因电机稍有损伤遍访精于制造电机之人不得 有津海关道梁观察力荐留学外洋精于电机制造之人赵汇山并委何朝华司马协同来京 于上月二十八日正在修理时其旁观者为姚广顺统领 赵某已将电机修好试其光线将螺丝多转数转致将电筒烧红……筒即爆炸矣 姚统领炸裂两截何司马炸裂两腿均登时毙命……赵某亦受伤 所奇者有午帅戈什李某……全身炸出又复从墙上撞回 衣服全行被毁 而身上毫无损伤……”兹把该报道的影印本附后，一睹便可了然。
《发展史》第13—14页：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壬景丰……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他在北京开设的丰泰照相馆，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第一家……
分析：丰泰照相馆并非成立于1892年，亦不是当时北京绝无仅有的第一家。
举证：根据清人杨静亭所编的《都门汇纂》1873年刻本)第11页“杂记”之“潘惠南照相”条目的记载，可以确知至少在1873年之前的北京就已经有照相馆了。该记载如下：“潘惠南照相 广东南海县人 精得西洋妙技照相 传神纤毫毕肖 即山川楼台花木字帖俱可顷刻成就真 是巧夺天工也 在大栅栏西口内路南”。
举证二：从1894年8月15日至9月13日连续刊登在上海《申报》的一则题为“丰泰照相馆京都第一”广告中之一语“本馆在京城琉璃厂土地祠西开设六载四远驰名”可知丰泰照相馆成立的时间为1888年。请看此广告全文。
《发展史》第11页：1911年(清宣统三年)6月，上海城“自治公所”公布了“取缔影戏场条例”，凡七条……这个条例，可以说是中国电影检查制度的雏形……
分析：其实这个条例并非公布最早，所以不能说是中国电影检查制度的雏形。
举证：根据1910年1月25日上海《申报》的一则新闻报道，本年1月1日起上海法租界就开始发布实行《游戏场及影戏场等章程》了，其中规定凡十二条，如“……(六)如场内有影戏者其电灯房内四周须用铅皮或白铁包固且影戏蜡片该房中不准同时置藏六卷(七)各场须于每晚十二下钟闭门(八)捕房监察人等随时可以至场内查察一切(九)场主须遵守租界内一切章程(十)凡违以上章程者除罚洋自五元至一千元止外公堂尚可判断羁押之罪其执照亦能暂时扣止或全行吊销……”等。
《发展史》第13—15页：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1846-1917)主演的。……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丰泰照相馆摄制影片的活动，到1909年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
分析：谭鑫培出生于1846年农历三月初九日，按此，他的六十诞辰应是在1906年，并非1905年；而丰泰照相馆遭受火灾也不是在1909年；丰泰照相馆火灾后即着手重建并于次年正月初四重新开张，而且规模设施均比火灾前大加扩充，如果说丰泰照相馆摄制影片的活动在遭受火灾前一直没有中断，为什么经过重建扩充后的丰泰照相馆反而就停止了摄制影片的活动呢？！根本说不过去。由此反证当时的丰泰照相馆不可能拍摄电影。
举证一：从1916年4月14日北京《顺天时报》第五版的一则有关谭鑫培七十诞辰的消息，可以推知谭鑫培六十诞辰当然是在1906年。该消息题为“八仙庆祝长寿星”，正文开始时写道——“剧界大王谭鑫培本年七秩正寿阴历三月九日为诞辰之期是日剧界八仙均拟躬往嘏 谭氏父子闻此消息特聘美术名师先期在本宅布置一切彩景以备迎迓群仙……”
举证二：根据北京《正宗爱国报》和《顺天时报》1908年5月5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六日)题名“一日两火”和“火劫二则”的报道可知，丰泰照相馆火灾发生的时间是1908年5月4日上午十一点钟。此两种报纸当时的部分报道分别如下“……初五日……又十一点钟 琉璃厂窑作内丰泰照相馆 不知因何着火起来 烧毁楼房十八间……”；“日昨上午十一钟琉璃厂土地祠丰泰照相馆忽兆焚如大同报馆亦受损伤……”
举证三：1908年5月12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有“丰泰照相馆修复”的报道——“琉璃厂丰泰照相馆被焚后现该馆已派商兴修较前大加扩充并加盖三层楼 一切景致仍较他家首屈一指 其经理人刘子钰君颇富文明思想 俟建齐后比较从前益壮观 瞻刻正鸠工庀材 商饬赶修 定于五月内工竣云”；按此，丰泰照相馆之重建原本计划在“五月内工竣”，而事实上其“又于秋间奉派赴皖照操 耽延甚久 冬季鸠工始竣 较前尤为美备 诸般拍照日新于昔……正月初四开张……”⑥
举证四：1913年6月29日北京《顺天时报》第3451号第五版“本京新闻◎改组营业”曾记载：“大栅栏大观楼为京师创始之茶楼也 嗣后劝业场青云阁等茶楼相继林立 该楼以地基不广 故乃竟居于失败地位 该主人一再整理俱归无效 故又别出心裁 将房式大加修改 楼下则为纯粹之药房 楼上变为电影戏园 所有座位纯用西式椅凳 此为他戏园之所无 惟将来所演之戏片未悉更有奇观否”。
举证五：1913年9月23日(癸丑八月二十三日)北京《顺天时报》第3536号第五版的“本京新闻◎叫天特色”有记：“优人谭叫天为二十年来剧界之泰斗 近二年 该优因年逾花甲 故久不搭班 而社会渴想之忱难以言喻 兹有商人任景丰以谭为风中之烛以后难觅其匹敌 故于日前邀其在丰泰照相馆内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 以作将来稀珍惟闻是日谭唱剧词六段 每段词约十余句 而谭所得剧价共计三千元 每唱一段价值五百元 其事亦不可不谓为特色矣”。
按，1902年建成开业以后的北京大观楼，曾一度以茶楼作为自办或假座他人用于电影放映的场所，自1913年6月起二楼才正式改组为专业的电影戏园。既然任景丰能于1913年9月“以谭为风中之烛以后难觅其匹敌故于日前邀其在丰泰照相馆内将其擅长之剧词调贯入留音机器以作将来稀珍”，又如果说此前丰泰照相馆曾经拍摄过电影的话，那么此时的任景丰何不既收音制作唱片又收影拍成电影呢？由此亦可反证即使是1913年的丰泰照相馆亦不具备拍摄电影之能力。
《发展史》第15页：劳罗是1907年来到中国的……1908年……11月在北京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新闻短片和风景短片。
分析：光绪帝去世时间是1908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而出殡的时间是1909年5月1日(宣统元年三月十二日)，试问劳罗怎么可能在光绪帝死的当月，亦即光绪帝出殡的前半年，就拍摄了“光绪帝大出丧”内容的影片呢？
举证：上海《申报》于1908年11月16日刊登了光绪死讯的专电；于1909年5月2日刊登光绪出殡的情形。兹把二者影印如下。
《发展史》第17—19页：就这样，张石川、郑正秋、杜俊初、经营三等组织了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这样，郑正秋就编写了电影剧本《难夫难妻》(又名《洞房花烛》)，作为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第一部出品。……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作为我国第一部故事短片的《难夫难妻》……全片共长四本。
分析：有关新民公司、新民社和民鸣社以及二者合并、亚细亚影戏公司各自的情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拙著《亚西亚中国活动影戏之真相》(载2008年7月《当代电影》)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辨别梳理，在此恕不赘述。兹仅就家庭新剧短片《难夫难妻》及其本事与片长提出举证。
举证一：根据1913年9月27日上海《申报》上亚西亚影戏公司发布的一则“请看上海战争活动影戏”广告，可知当时该公司所摄并预告上映的影片除《淞沪战事》纪录片外，还有一部家庭新剧影片《难夫难妻》以及《三贼案》等四部滑稽新剧影片。依此并不能确定《难夫难妻》是亚西亚影戏公司第一部出品，当然也不能确定其为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该广告影印如下。
举证二：根据1914年7月1日出版的《新剧杂志》第二期上王瘦月所作《中国最新活动影戏段落史》一文中对《难夫难妻》、《滑稽侦探》、《老少易妻》、《三贼案》、《滑稽爱情》、《风流和尚》、《赌徒装死》、《活无常》、《横冲直撞》、《熊吓人》、《慧儿》、《救女得妻》、《顽仆戏主》、《滑稽决斗》、《孤儿恨》、《苦力发横财》等16部亚西亚影戏公司之出品的“本事”做了简介，可以确定亚西亚影戏公司所拍摄的家庭新剧影片《难夫难妻》并无又名，其故事内容亦不止是《发展史》中所引钱化佛之回忆文章中说的那些。《新剧杂志》第二期上介绍《难夫难妻》本事为：“中国结婚之手续颇繁腐败亦已极矣 此戏系甲乙两富绅结朱陈之好 花烛之夕 贺者盈门 婚礼讫 送入洞房 礼人传袋偶一不慎 夫妻交仆既婚后半年 新郎以赌钱遇翻戏大负 夫妇因之起衅 捣毁物件 并各伤头足 仆人报告甲乙二翁 于是合家齐至 在途拉拉扯扯颇有可观及抵新房 左右围坐 新郎新娘其时恶感已息 彼此赔礼 其事遂寝”。
举证三：根据1915年5月23日上海《申报》上民兴社在“三洋泾桥南歌舞台原址”于初八夜准演《邱丽玉》，并“即晚加演中国最新活动影戏 后本难夫难妻”的广告，可知本片片长为前后两本，而非《发展史》所说的四本。至于四本片长版本的《难夫难妻》实为香港拍摄的影片，曾于1923年4月14日起在上海新爱伦影戏院开映，当时的《申报》就有新闻报道和影片上映广告。兹把新闻报道影印如下图。
《发展史》第30页：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夏粹芳、张元济等在上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本为出版机构，到1917年开始兼营电影事业。
分析：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成立时，创始人为夏粹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张元济并非创办人之一，他于1901年起才开始参与并投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活动；虽然1917年2月11日，张元济与吴稚晖等人谈及了商务印书馆将要摄制活动影片一事，且此后近一两年的时间内也进行了积极筹备，但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便没有电影方面的营业。
举证：根据《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9月第一版)第349页，1918年1月29日所记：“公司 翰翁约、午前至印刷、与鲍、高、杜、庄商议。一、舒君制打字机事。……一、电灯影片事。议定、先请杜就田到厂、与郁君等研究、再赴日本考察。目前先就教育、实业、风景三项酌制。如成二、三万尺、即可出租于人。余意、能与日本合资、可得人才、可得版权。同人多不赞成。且俟到日考察后、如何情形再定。”又第579页，1919年5月6日所记：“天头 约请鲍王诸君、一商发售制造活动影片事”。可知在1918年1月29日的时候，商务印书馆高层才商议决定“目前先就教育、实业、风景三项酌制。如成二、三万尺、即可出租于人”。由此以后商务印书馆才开始着手摄制影片的活动，至于有电影方面的具体租售营业还要在一年多以后才有。
《发展史》第31页：1918年，商务印书馆派赴欧美实地考察印刷、电影事业的鲍庆甲返国以后，该馆便在照相部之外，另行成立活动影戏部，聘请曾任基督教会报刊编辑的陈春生为该部主任。
分析：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成立于1920年7月15日，并非1918年；而陈春生虽然之前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股东，但是其进入该馆工作的时间却是在1919年10月底。
举证一：关于商务印书馆活动影片部成立的具体时间，根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所编的《本馆四十年大事记(1936)》中记载可知。
民国八年(1919年)
4月 创制活动影片
呈准教育农商两部及税务处特许免税。
民国九年(1920年)
7月15日 通过活动影片部简章，设立活动影片部。⑦
举证二：陈春生，字谦甫，清末民国间人。曾与美国女教士亮乐月合作共译过《狱中花》、《小英雄》、《贫子奇缘》等小说。又在上海《通问报》社当过笔政。著有《五更钟》、《新日记故事》和《东方伊朔》等书。《通问报》是上海出版历时较久的基督教教会周刊杂志，创刊于1902年6月1日，由美国南、北美长老会合办，上海广学会出版，由外国人吴板桥任主理，陈春生为编辑，1950年12月停刊。陈春生于1919年10月底被商务印书馆罗致延用专事活动影片事。有关陈春生事，《张元济日记》常有提及，以下为其入馆前后之所记：
第651页，1919年9月19日：
用人 ……余告仙华、前商准翰翁、拟延陈春生、亦乞转询。……
第653页，1919年9月23日：
用人 ……陈春生可来、拟先约来试办半月、月薪约六七十元。……
第669页，1919年10月27日：
用人 ……与鲍先生商定陈春生坐位。鲍云、在照相部。余言、业务科亦可兼设、以便与总务处接商。……
第670页，1919年10月28日：
用人 ……商定陈春生半日办事、月薪六十元。
第677页，1919年11月19日：
文具 翰翁交陈春生活动写真说明一册。
第698页，1920年1月2日：
仪器文具 制造影片事。余函知陈春生、可与美国某公司接洽。系郭生所介绍。
《发展史》第41页：……1919年，张季直、朱庆澜、程龄荪、卢寿联等集资十万元，筹备成立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南通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22年6月，为张謇及其子孝若与朱庆澜、程龄荪等发起，筹备主任为上海沪江影戏园股东卢寿联。当年12月该公司首次出品了《饭桶》影片。
举证：据查，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的上海《申报》有许多关于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成立及其他相关情况的新闻报道和广告。如1922年6月12日头版头条位置有题为“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悬金征求影戏脚本”落款为“南通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卢寿联谨启”的广告，有征稿规则十条；又1922年8月22日第十五版有题为“改良中国影片事业之先声”的新闻报道，介绍了该公司的筹备成立情况；而1922年12月6日第十七版的一篇题为“中国制造影片公司趣片告成”的新闻报道，则就“该公司费六月之久”所摄成之《饭桶》影片“片内剧中情节”、“此片计长三千尺”“且不日将在维多利亚影戏院开演”等做了介绍。在此，仅把“改良中国影片事业之先声”的原文影印如下图。
《发展史》第58—59页：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短片是《滑稽大王游华记》……第二部短片《掷果缘》(又名《劳工之爱情》)……第三部影片《大闹怪剧场》……第四部影片《张欣生》……在同一时期内，明星影片公司还拍摄了五部新闻片：《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万国商团会操》、《江苏童子军联合会》和《徐国樑出殡》各一本。
分析：这里所谓“在同一时期内”应当是指明星影片公司从筹备成立开始到《孤儿救祖记》影片开拍之时，即1922年2月至1923年7月。按此，《发展史》所述影片的数量及片名与明星影片公司在此时期内实际所拍之影片稍有出入，且拍摄《徐国樑出殡》是在《孤儿救祖记》成片之后，不属于“在同一时期内”。
举证一：截止1922年12月，根据上海《申报》1922年12月20日第十七版的一则题为“明星公司之欢送会及影片”之报道所记——“该公司已成及正在摄取之各片如下、(正在摄取中者)歇浦潮、及其余两种、(已成之片)(一)滑稽大王游沪记、(二)劳工之爱情、(三)怪遇、(四)顽童、(五)双十节万国商团中华队阅操、(六)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七)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七种云”；又1922年12月30日上海《申报》第十八版的一则题为“明星新影片明日开映”之新闻所记——“……定于明日(三十一日)起、即在宝昌路贝勒路牛戏院放映、影片合计五种：(一)《两头人》为滑稽影片，共三大本。(二)爱国女学运动会。(三)东亚体育学校运动会。(四)万国商团中华队阅操。(五)沪太长途沪车游行大会、以上俱为事实影片……”；再加之于1923年1月26日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所映的明星影片公司滑稽影片《大闹怪戏场》(三大本)、《顽童》(一大本)和加演“童子团惊人艺术”等，以及本年春节首映的《张欣生》影片，除《两头人》即《怪遇》也可能就是《大闹怪戏场》外，明星影片公司在此时期内实际出品影片七部，具体是《滑稽大王游沪记》、《劳工之爱情》、《怪遇》(即《两头人》和《大闹怪戏场》)《顽童》、《万国商团中华队阅操》、《爱国东亚两校运动会》(即《爱国女学运动会》与《东亚体育学校运动会》之合集)、《沪太长途沪车游行大会》，其中后四部新闻片又有合集，以《上海新闻》命名。
至于1923年1月26日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所加演的“童子团惊人艺术”大概就是《发展史》中所称的《江苏童子军联合会》，根据广告内容看它应该是现场表演，并非影片。兹把此广告影印于后，可明鉴。
举证二：根据1923年11月23日上海《申报》第十七版上一则题为“《孤儿救祖记》已全摄成”之新闻的报道——“明星影片公司自《张欣生》影片制成后、即继续摄取《孤儿救祖记》新片、该片自本年七月开始摄演、至昨日始得竣工、历时四月有余、长凡二万五千尺……”可知《孤儿救祖记》成片于1923年11月22日，而徐国樑出殡的时间为1923年12月10日，由此可知《徐国樑出殡》成片于《孤儿救祖记》之后，故本片不应该名列“在同一时期内”。
《发展史》第76页：大中华影片公司成立于1924年1月，是常熟人冯镇欧投资经营的。
分析：此说中该公司之成立时间有误。
举证：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2月9日第四版上的“大中华影片公司成立通告”所云：“……本公司之创设 对外以祖国之艺术文明表扬于世界 对内则振兴实业 启迪民智 胥为同人唯一之职志 筹备以来 数月于兹 今定于本日宣告成立 恐未周知 特此通告 办事处暂设上海白克路四百七十五号半”。可知该公司宣告成立的确切时间为1924年2月9日，如果以筹备期就算的话，该公司当成立于1923年冬。
《发展史》第91页：1922年，设在纽约的“长城”……乃于1924年携带电影器材回国，设长城画片公司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并在徐家汇建了摄影棚。
分析：此说中长城公司于1924年回国，有误。
举证：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8月6日本埠增刊(一)上的一则题为“长城摄演新片之进行”新闻所云：“长城影片公司、为旅美华侨所组织、曾在美洲摄映影戏、颇受彼邦人士称许、今欲振兴祖国之银幕事业、故于去夏返国、设立公司于法租界、筹备进行、近复建就一伟大摄影场、于徐家汇海格路、开始摄制……”可知“长城”返国设立公司的时间为1923年夏天。
《发展史》第97—98页：神州影片公司的创办人汪煦昌……1924年7月，和他留法时的同学徐琥合办了昌明电影函授学校，同年10月初，以不足五万元的资本，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办起了神州影片公司。
分析：此处所谓1924年7月汪煦昌与徐琥合办昌明电影函授学校，有误；又说同年10月初在辛家花园办起了神州影片公司，亦是错。
举证一：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4月2日本埠增刊(一)的一则题为“光华影戏专校之进行”之新闻报道：“贵州路光华影戏专修学校、为留法电影家徐琥君所设、业于半月前开始上课、该校布置非常完美、所定课程、亦极周备、除校长徐君按日上课外、又延请留法电影技师汪煦昌君、任摄影学教授、及周剑云郑介诚二君为助教、现闻该校男女生、均有余额云。”可知徐琥所办的为光华影戏专修学校，并非昌明电影函授学校，而汪煦昌只是受聘任该校教授而已，并非合办之人。其实，汪煦昌同时也受聘兼任昌明电影函授学校的教授，该校的设立也在1924年7月之前。
举证二：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8月23日第五版刊登的“神州影片股份有限公司通告第一号”所云：“本公司现设筹备处于新闸路赓庆里第七○八号门牌各界与本公司所有接洽请移玉该处可也办公时间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下午三时至六时 筹备主任汪煦昌启。”可知汪煦昌所创办的神州影片公司在1924年8月23日之前不久已成立。又根据上海《申报》1924年10月30日本埠增刊(一)的一则题为“神州公司迁地摄新片”新闻报道：“神州影片公司、因原址不敷办公、已租定新闸路辛家花园七九号洋房为办公处……”可推知神州影片公司于1924年11月初因原址新闸路赓庆里第七○八号不敷办公乃迁往新闸路辛家花园七九号洋房，此时该公司已开幕有百日。
《发展史》第116页：南国电影剧社为《到民间去》筹集的摄制费，只有二百数十元，“尝尽艰难、呕尽气”，断断续续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还没有最后完成。
分析：此说是根据田汉《影事追怀录》回忆文章所记：我的第一个影片“到民间去”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得出的结论，认为《到民间去》影片最后没有完成。按此，依据当事人的回忆本应该是不致出错的，然而，事发当时的田汉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举证：究竟《到民间去》影片完成了没有呢？还是来看一看登载在1927年10月16日出版的上海《幻洲》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田汉的一篇题为：“关于《哈孟雷特》与《到民间去》——致《幻洲》杂志记者”的文章吧，他是这样说的：
《到民间去》之成颇费苦心，以一囊空如洗之人干需要大资本之事，势则然也。在南京演时以须多少加入宣传资料，莫奈何遂成一畸形的产物。然一旦正式公演仍当复其本来面目，此时正努力于此。
此片携至蚌埠时，以前敌失利，被挑夫弃入淮河至四千余尺之多。失去摄影机一个，放映机及其它另件亦多丧失，元气大伤。然所幸底片固在上海，可以重印。不过一年来的苦心一时无缘就教于公众耳。⑧
如此看来，《到民间去》影片显然是完成了的。
《发展史》第122页：1923年，该公司广告部……乃以该公司历年从中国人民那里攫取的盈余的一部分(前后约五十万元)投资拍摄广告影片……成立英美烟草公司“影片部”。
分析：此说中谓英美烟公司影戏部成立的时间是在1923年，有误。
举证：根据1923年8月13日上海《申报》第十七版上的一则题为“英美烟公司影戏部之近况”之报道所云：“……英美烟公司之有影戏部也、已三年于兹、初亦无闻于社会、庸庸度日、所出之片、均广告耳、迨去年新聘美国狐狸公司琴生君来沪、乃加整顿、旋与本埠卡尔登订立合同、每星期之时事新闻、原用外洋来者、均改用该部在沪制摄之本地新闻、于是四出摄拍、凡有沪上各种重要典礼以及国内各种特别事故……均派专员前往拍摄、制就卷片十套以上、分发卡尔登·及美国·香港·北京·天津等处开映……”由此可知，早在1920年的时候，英美烟公司影戏部就已经成立了。
《发展史》第157页：1929年2月4日该院放映的美国影片《飞行将军》，是有声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正式公开放映。
分析：此说中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放映《飞行将军》的时间为1929年2月4日，有误。因其错把本片当时在报刊上刊登上映预告的时间当成了影片的放映时间。
举证：请看1929年2月4日上海《申报》本埠增刊(六)上刊登的《飞行将军》上映预告，广告中有：“准于阳历二月九号开映”，可知本片并非在广告的当日上映，而是五天后将上映。原版广告如图。
由以上广告可知《飞行将军》将“准于阳历二月九号开映”，然而这只是预告而已，究竟1929年2月9日本片有没有如期上映呢？由于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期间，《申报》在2月6日至12日亦停刊，故未见相关报道，直至2月14日才有孔雀影片公司致力于“……介绍有声电影与吾国人士、为中国开映有声电影第一次、现在中国影戏院开映有声电影者、亦只本公司夏令配克一家耳……”等相关报道，并介绍了《飞行将军》的剧情，但未提及该片的具体放映日期，估计应该是如期放映了，并持续放映到2月16日。
《发展史》插图第一页之题图说明——右：谭鑫培《定军山》剧照(1905年由北京丰泰照像馆拍成戏曲片片断)；下：北京早期电影放映场所之一：西单商场文明茶园。
分析：插图右，题图说明称之为——“谭鑫培《定军山》剧照”，其实非也，它既不是京剧《定军山》在舞台上的演出剧照，更不是所谓的《定军山》戏曲影片的剧照，而仅仅只是谭鑫培在照相馆里所拍的一幅身着京剧《定军山》里黄忠扮相服饰的戏装照而已；插图下，题图说明中的“西单商场文明茶园”亦有误，它错把某篇文章里的一句“……西单市场、文明茶园……”中的“、”号给遗漏了，以致把原本是分别地处于北京内城和外城的两个属于并列地位的场所误以为一了，而且成了从属的关系。
举证：有关“谭鑫培黄忠扮相”，1933年9月9日天津《北洋画报》第983期第三版上署名杀黄的一篇题为《谭照小记》的图文，其中记述了谭鑫培《定军山》剧装照情况：
谭鑫培以伶界大王之尊，幸未如孙菊老之“三不主义”，因之得有数面唱片，几张小照之流传；使仰慕其盛名者，能有一些微音容之追寻。以其小照一项言之，剧装照者则有《汾河湾》、《南天门》、《定军山》、《四郎探母》、《阳平关》、《群英会》等。
定军山亦有两种：其差别不在姿态，在其所持之刀，一为尖头者，一为圆头者，《剧学月刊》曾以是为迷，谓谭氏之用刀，向为圆头者，其所摄之片，又决非换刀再照，其何以奇异？征求读者猜测，后未闻其结果如何也。……
至如便装：……
文中提到《定军山》剧装照有两种，区别在于所持之刀或圆头或尖头。对比发现，《中国电影发展史》所引用的为圆头刀者，只是刀头短许多，难道另有蹊跷？按，三国人物黄忠所使用的武器为“卷云刀”，其刀头应该是圆的，而且长又卷。而《当代电影》2005年第六期插页所引用者为尖头刀。这两种照片曾同时刊于《剧学月刊》1932年第一卷第四期的封底。原刊图片翻拍如下，其图侧题字为——这两张都是谭鑫培扮的黄忠，工架神色，一般无二，但手中之刀头，一尖一圆，谭氏向用圆头刀，人所共知，但何以有“尖头的”出现，而又决不是“换刀再照”。何以有此歧异？其中自有一个缘故，请读者一猜，猜著者赠本刊一册。
又，为方便对比，特将《当代电影》2005年第6期插图(据说该图业经美编修复处理)和《发展史》插图也分别翻拍如下：
举证二：由于某篇文章一时找不着了，只得另寻证据，不想，此证据更为直接、可靠而有力。这就是在1907年11月15日开幕的北京文明茶园的相关资料。据1907年11月17日北京《顺天时报》第七版“京师新闻◎文明茶园开演”所云“西珠市口内新开文明茶园于万寿日期开演各样新戏楼上售女座楼下男客座中间均洋式座椅较戏园固胜一筹且售女座亦足开北京风气之先云”；又1907年11月30日北京《顺天时报》第五版“文明茶园听戏记”所记“前门外西珠市口。煤市街南口外。新开的文明茶园。所定规则。都整齐的很。在下前天去调查。今把内容详细情形。记在下边。……北京数百年来。戏班最称第一。戏园内容的野蛮。也可称第一。数百年后。到今年十月间。方才有这文明戏园。园名文明。真是名实相符。再者。这文明茶园的发起人。是雷震远君。股东是俞振庭诸资本家。司账人是王友文等。……”可知文明茶园地处北京前门外西珠市口，于“今年十月间”“万寿日期”即1907年11月15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开幕。由此可以确证《发展史》第11页所谓“北京西单市场内的文明茶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①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引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二版，第13页。
②陈荒煤《〈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见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重版序言”，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二版，第12页。
③[清]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1876年(光绪二年)编撰，第30—31页。
④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第102页。
⑤任矜苹《上海电影院之竞争史》一文，载1925年10月10日上海《新闻报》第三版。
⑥见北京《正宗爱国报》1909年2月 20日至3月17日副张广告“丰泰照相馆减价两个月”。
⑦商务印书馆1936年编《本馆四十年大事记(1936)》，原载《同舟》第四卷第12期，转引自《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第一版，附录，第687、688页。
⑧转引自《田汉全集》(第十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