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批判媒介和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代论文,媒介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大众媒介占用了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并且新的互动式多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消磨闲暇时间的又一种方式，尽管如此，电视仍然是家庭生活的“主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花费大量的时间看电视，在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家庭主妇则几乎将全部闲暇时间用于看电视，所以说今天电视仍然承担着社会大众教化者的身份。经过近50年的研究，学者们就电视对社会的影响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但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电视是社会学习的一种有力的资源，它塑造着人们的态度、社会行为、消费行为和世界观。因此，对于电视文本的批判性分析仍然是媒介素养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Watts Paiuiotet & Mosenthal，2000）。电视的普及以及孩子们在电视前花费的大量时间表明：媒介教育不再是一种附属于其他课程的学习，它应该被看做是一种有价值的研究：一种社会文本，文化肖像和社会实践。
但是，随着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媒介教育的核心性分析内容对于跨媒介应用变得更加重要。叙述性文本与图像文本的分析原则也能够适用于诸如CD或网站等新媒体，因为同杂志、报纸、电视一样，它们同样也需要批判性审核。这些批判性审核包括对于特殊文本的叙述性结构、语言、图像和符号系统的分析，对受众目标、信息的含义系统的解释以及对信息的确定性与可行性的评估（Burbules,& Callister 2000）。
一.媒介教育：历史掠影
媒介教育由来已久，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有关媒介、媒介影响及受众的媒介教育理论和设想都发生了转变，因为我们进入了新媒体和由电子促成的新信息传播技术之中。20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媒介与文化研究首先偏离了70年代的缄默理论，这种理论将媒介看作统治阶级进行控制与意识形态灌输的工具。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知识分子起决定作用的伯明翰中心的大量文化研究工作都是以此为特征的。80年代初期，研究的焦点由对文本的分析转到对受众的分析。因此，成人和儿童不再被认为是被动接受或受媒体信息愚弄的人，而被看做是有选择能力和批判性的受众，他们因不同的目的而选择不同的媒体，并从观看不同形式的视觉形象中获得愉悦，包括高质量的纪录片或全球性的大型活动，比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以及以往被认为是粗俗的文艺形式，如肥皂剧，情景剧，竞猜节目，脱口秀以及各种广告等。
由此，分析的焦点不再集中于对电视文本的文学性分析上，而是转向让学生考虑为什么应该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观察与思考：比如：为什么你会优先选择某些节目？媒体与大众文化是怎样进入你的日常生活的？媒体信息，比如《老友记》或音乐电视上最流行的发型或时装怎样对你的认知结构产生影响？你的朋友圈是怎样通过分享媒体与大众文化的品位联系在一起的？
与这种分析焦点的转变相一致，媒介教育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媒体制作实践以及媒体的文化价值。整个80年代，致力于批判性素养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倡导一种观点，即无论是关于印刷的还是图像的批判性素养不仅是学习认知与感知技能，从根本上讲，它还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看电视，玩掌上电子游戏或索尼PS游戏机不仅是一种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由文化促成的活动。它成为孩子们兴趣的聚合点，造就了一个文化宝藏，使得孩子们的友情或玩乐场所具有社会价值。一个人在玩特定游戏时有着怎样的感受、掌握的难度、对影视明星、演员阵容或最新电脑模拟特效的制作特征的了解，这些都是在社会群体和结构中具有交换价值的知识（Buckingham,1993;Moss,1993）。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澳大利亚，批判性素养的基本原则已在媒介教育家和素养理论家中得已确立（Bull & Anstey,1998;Luke,1997a,1999a）。宽泛地讲，它是以四种形式的实践为中心的：1.编码实践（比如，应用何种分析技巧去破译这个文本的编码，这个文本如何发挥作用？）；2.文本—意义实践（比如，这个文本能引发何种不同的文化意义？语言、思想和图像是怎样结合在一起并生成意义？）；3.实效实践（比如，这个文本如何在不同语境中发生作用？语境对它的使用起什么作用？这个文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语境下，它又可能对其他人传递着何种意义？）；4.批判性实践（比如，这个文本试图怎样对自己定位？谁是这个文本试图传递信息的最佳人选？在这个文本中，谁的利益的得到了关注？谁出现在文本中，谁在文本中被缺省掉了？）
与此同时，英国媒介教育学者们重新概念化“媒介”和“受众”。媒介文本被视为具有多重含义并相互作用。它们的意义则依赖读者和观众的文化背景、阶层与性别以及编码和解码的情景语境来进行诠释。
可以说，20世纪初的媒介教育应具有以下特征：它旨在使学生成为具有批判能力和选择能力的受众和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能够对媒介信息、所选择的媒介类型和文本，以及他们从中获得的愉悦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并在他们自己创造的多媒体和视听文本中使用这些批判性的技能。
二.媒介素养：分析框架
教授分析能力旨在形成思考媒介传递的意义以及受众自己构建意义的一种新策略。在所有的媒介教育活动中，核心的分析性问题都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社会、文化和人类本身是如何被呈现的；态度与价值观如何通过图像提升；何种技术上的以及象征性的符号特征产生了生成意义；我们看到和读到的如何影响我们对他人的看法、我们的世界观，以及我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站在不同社会文化立场上的其他人是如何解读特定文本以及这种解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了培养对文本如何定位读者／或观众的批判性理解力，我们应尽可能帮助学生理解受众和文本的社会文化语境。因而，媒介教育不仅培养学生语言和素养，更应是一种对于社会和文化的研究。
在高中阶段，媒介教育大体包含四个方面：对文本、受众、媒体产业和制作的研究，每个方面都在实践领域被简要论述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粗略的概述不能覆盖年龄群或内容方面实践应用的多样性。文本—图像分析一般从文本中剥离出特定的象征性特征入手，这往往伴随着符号意义上的破坏。简单来说，符号学就是对于记号和符号的选择、合并与意义的研究。每个人都可以称作符号学的实践者，每天我们都要识读以及跟这个充满符号的世界打交道，每天都在符号意义上建构自我，从我们穿衣打扮的方式到我们无声的交流都能体现这一点。青少年中的文化规则成为他们青春期角色认同的一种标志：从发型和颜色，鞋带或书包到圈内人的手势或哥特文化、蹩脚货、冲浪货和Hip-Hop打扮的亚文化服饰。文本一图像分析也包括对印刷媒体的语言及句法选择、纸张大小、版面安排、字体类型和颜色的研究、报纸和杂志标题、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开头与结尾字幕等研究。伴随着这种符号学和语言上的微观研究，它们和传统或混合的叙述及类型结构成为文本分析不可或缺的部分。
受众研究通常根据媒介类型调查受众分割。但是，它也包括对个人、家庭或不同阶层的媒介使用方式和偏爱的研究。从电视研究的角度来讲，经过调查而得到的统计图表能让我们知道青少年喜欢或不喜欢什么样的节目。何种类型和叙述方式的节目能让学生从中获取愉悦，以及影响到他们的选择，这种信息可以作为这种讨论的出发点。学生们可进行人口统计学研究，调查谁在观看什么节目、什么时间观看、广告商分割受众与受众消费影响节目赞助商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学生可以和他们的祖父母或家庭中其他老人进行口头的历史回顾（辅以视频或印刷资料）来了解电视产生之前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学生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弟弟妹妹或家族中其他年幼者对早期的媒介社会化做小型个案研究：年青人以何种方式与媒介和大众文化互动？是否存在文化和性别差异？诸如媒介和电子玩具等如何塑造孩子们的社会行为和玩耍方式？围绕电视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家庭活动？如何化解对不同节目的偏好而产生的矛盾？电视以何种方式成为就餐、就寝或家庭作业等家庭时间花费方式？总而言之，受众分析的关键是让学生进入他们熟悉的家庭或社区以参与到当地的语境中。学生通常会对实地调查作业比如非正式的小型人种志研究，甚至一般的调查工作表现浓厚的兴趣。这种实地考察作业的目的是帮助学生培养一种元意识：即媒介如何去适应每天家庭生活的需要，以及受众如何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和接受媒介产生的意义。
对于媒体产业的研究通常是在研究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进行，因为媒体在这里被看做与制造业、采矿业或农业一样的产业。审查制度、所有权立法与节目等级以及媒介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在这里都是经常讨论的话题。最近，高年级的老师正在提出一些新的论题：媒介全球化问题及其对文化霸权意味着什么；全球广告竞争的成败；卫星通信与光纤通信时代下电视媒介的未来；全球电信力量的整合以及媒介产品、服务的纵向结合所产生的影响等。
学生的制作实践将根据不同学校所能提供的资源而进行调整。没有可以作为媒介制作学习目标的通用模版，因为媒介制作成果会受到不同学校技术设施的限制。但关键是鼓励那种反复强调的语境和学生兴趣。一个学生的重金属乐队表演的视频制作和一个印刷学生的拼贴画广告具有相同的效果，并且体现了学生的鲜明特征（Luke，1996b）。在资源丰富的学校，可以考虑建立一系列网页，包括学生的文章（比如班级同学或朋友见面的描述性片断等），并建立一些最受欢迎电视节目、电影、当红音乐频道主持人或精彩音乐视频的链接以及相关图片或影音剪辑的搜索。在缺少互联网、数码相机、摄像机和利用蒙太奇手法处理图像的年代，媒体选中的主题，比如青年人的失业、吸毒或犯罪问题的媒介宣传如何改变受众行为等，就可以利用劝说性的符号工具或叙述性的语言工具弥补上述其他工具的缺失。
视频制作一直是媒介教育实践课程的主题，尽管视频仍然是一种有用的设计和交流工具，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儿童都能够进入预设的电脑软件来代替陈旧的视频录像机。许多媒介教育者已将以制作为主要内容的媒介教育变为一项基于网络而进行的工作。实践工作或项目设计可包括静态或数码照片、绘画、印刷品、演讲、音效、音乐，动画、动态绘图、视频剪辑或现场项目组成员之间的聊天等等。
无数的author ware所带来的创造性与设计可能性能提供给学生比视频更加丰富与密集的符号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学生能够整合各种各样的媒介以及利用多种形态的表达方式。运用超文本制作以及新媒体的分析和核心的媒介教育技能并行不悖。今天，大多数孩子已经成为超文本导航和制作技能的行家，但是在批判性分析的工具使用方面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训练。
三.新媒体
为了转向新媒体的研究，批判性媒介教育要求教师多给学生关于身份、再现和新媒体形态交织的批判性和启发性讨论。比如：谁有权力接触新媒体，谁没有，以及为什么？新的虚拟身份及社区的出现，真正或经过媒体假扮的身份问题将暗示着什么？什么问题将涉及网络著作权、审查权及信息所有权？全球电子社区的出现对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来说将意味着什么？信息与通讯技术所带来的连通性和互动性对于教和学方式的变革，改变了学生与教师的角色，挑战着工业社会模式下的学校教育。在网络信息的研究中，学生一般不会直接问以下批判性问题：谁的利益得到满足？我们能相信媒介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吗？为什么？而在运用媒介分析工具分析网络信息时，我们要求学生考虑如下问题：
·特定的网站如何用各种具有吸引力的手段来获取我们的信任和注意力。
·这个网站如何显示性别、阶层、文化以及年龄上的歧视？
·过去的符号属性曾如何建构了特定的信息环境？哪种符号策略用于哪种互联网类型？
·是否存在特殊的网站类型？如果存在，它们的特色是什么？
·传统叙述形式如何在屏幕上再现，或它们如何与新的网络语言重新交织和融合？
·电子邮件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交流规则和方式？
·网络文本如何改变了我们语言的使用？
今天，大多数青年人，也包括我们中的大多数，仍然跨立于新旧媒体之间：每天几小时的有线电视伴同着几小时的网上冲浪。我们了解传统的广播类型，也熟悉新的网络形态。因此，我们都在经历着新媒体与旧媒体相互交织、交替的巨大变革。所以我们的学生应该质疑：旧的广播媒介的传统分类、属性和类型多少程度上转向了新媒体？它们如何相同又如何不同？追踪媒介语言变化是很好的指导例子，通过它教授学生文化、语言、科技和社会变革的概念（Luke，1997b）。
比如我们可以研究计算机话语如何迅速而细密地改变我们的语言并渗透到日常语言使用中。首字母的缩写承担了动词与名词的功能。新词（比如超文本，电子邮箱等）会不断出现，旧词汇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比如boot的原意为“靴子”，新意为“电脑开关机的程序”。browse原意为“嫩枝”，新意为“浏览页面”。virus原意为“病毒”，新意为“电脑病毒”。名词可能变为了动词，如fax名词为“传真机”，动词为“发传真”。E-mail名词为“电子邮件”，动词为“发电邮”等。形容词变为名词，比如“软盘”一词中形容词“软的”被用作指代“软盘”，文字处理器中的形容词“文字处理的”被独立用作指代“文字处理器”。新的合成词不断出现，比如“网络礼仪，网民，硬拷贝，上传与下载，网络游侠”。还有大量专门用来描述新出现的大众媒介混合类型的新词汇，比如“专题广告片、纪实片、社论式广告、寓教于乐节目”等（Luke,1996a;Shotltis,2000）。
学生不再是天真的，对媒介和大众文化没有批判能力的读者、观众和消费者。学生在进入教室前已经成为了媒介专家，他们已经在电视机和电脑屏幕前操作了数千小时。大多数学生对于运用媒介文本的概念性分析没有什么障碍，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媒介占用了他们相当多的时间。但是，媒介教育者必须要记住批判性媒介教育的目标并不是教导年轻人如何用正确的意识形态批判性蓝本去阻碍他们对自己喜爱的媒介文本的解读。在学生读物、产品、背景、能力和创造力多样化的今天，教师的任务是平衡媒介再现的批判性分析以便对文本进行文化与社会的批判性分析。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教师必须注重自我提高，没有现成的被广泛证明的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教育模式能够适用于所有教师，因为对待不同的媒介与大众文化、不同的年龄群、不同的内容以及不同的学校环境，教师的态度是极其多样的。
重要的是，媒介教育者应该遵循这样的事实：新媒体已经打破了被动的观众、听众和读者的局面，媒体参与也从被动的接受者转为互动的制作者和设计者。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儿童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对于电脑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电脑已经在学校有不同水平的分配、使用、配置和支持了。尽管学校之间和学校内部存在不平衡，但是为适应计算机而进行的教学改革使得教师与学生可以更多地接触到新媒体及其接受和交换信息的新方式，以及新的教育问题（Bruce,1998;Lankshear,Snyder,& Green,2000;Snyder,1998）。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今天不再仅仅被那些电脑和技术专家或科研人员等少数精英们所享用。
但是，大多数媒介教育或媒介素养学者似乎仍然按照20世纪80年代的那一套批判方法来教育学生。所有的可以被我们称之为新时代的新事物（比如新媒体，新素养，新知识架构，新的超文本等）所具有的复杂性，却并没有被我们的媒介教育者或媒介素养学者所解决。正如Callister（2000）所说：
“媒介教育正在经历着一种冒险：媒介教育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正成为一个人们不断谈论却鲜为光顾的死胡同。因为它过于狭窄的被界定，过于严格以致缺乏对视频技术的关注，过于关注网络空间本身的观察而缺少对其中的搜索与传播的关注……如果想通过媒介素养来提高我们对‘信息’的素养，那么我们必须将视野放得长远一些，形成和阐明为运用更新技术而具有重要教育意义的各种技巧、能力和部署”（Callisterp，2000）。
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媒介教育者不能再将基于旧（广播）媒介的文本解析策略运用到媒介教育中去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数字媒体领域的决策和调节，我们现在做出对于未来的预测是很困难的。儿童在学校之外使用媒介时常常比教师更具有网络意识。网络收音机和电视都已经存在了。媒介聚集和无线应用与设置不久将使我们对所有窄播和广播媒介掌控自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地选择我们想要的信息（Luke，2001）。与媒介相关的各种技能越来越被认为是胜任今天大多数工作的主要条件。而且，知识经济时代与学习型社会中终身学习成为重要能力的背景下，媒介与信息和传播技术的培训是一项前景极佳的产业，它能够帮助工人提升工作能力，更新他们的知识结构。媒介素养经常被认为是对于休闲、娱乐媒介的研究，这是错误的。因为在一个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在高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和公众生活都充斥着对多媒体信息与多模式信息的体验（Luke，2000）。
这并不是说语言学与符号学系统的批判性研究已经过时，恰恰相反，新媒体要求我们做出同样多的细致工作：1.急剧变化的知识与信息领域，意义是如何生成的？2.谁将参与意义的产生？3.新的电子媒介社区是如何共享媒介意义的？4.传统的语言与符号系统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是被谁重新塑造的。事实上，随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普及，传统印刷媒介素养的读写与运用新语言—符号系统读写的人数都在增长。如果说信息与传播技术产生了一种写作风暴，那么也是自从18世纪书信写作产生以来最大的风暴（Kramarae，1995）。
文化分析，无论是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影迷群体的研究，还是对宣扬政治经济学的广告的研究，抑或是对媒介与传播历史的研究，都能被用来研究网络文化中的相同范畴的问题，同时借助新概念性工具，就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正在出现的有关网络文化和新媒体的文化与政治问题（Hawisher & Selfe,2000）。文化分析也能用于研究混合型文本、语言变化、全球化的媒介景象与信息景象（Appadural，1990）、分散在全球各地却被互联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课堂与社区以及那些所有权、审核权、隐私权的政治经济原理等。简言之，正如我们曾质疑过广播或静态印刷文本一样，我们也应该鼓励学生去质问有关网络商业文化与网络文本同样的问题。
四.新时代 新媒体 新素养
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无论是小学生还是研究生都早已不再被贴上“电视一代或后音乐电视一代”的标签了。他们伴随着电子玩具、录放机、第一代电脑游戏、掌上游戏机和Playstation 2游戏成长（Luke，1999b）。我们不能再用分析老式广播媒介的思维去界定媒介素养。而媒介教育者应该打破那些已经屡试不爽的旧式分析工具的束缚，提供给学生相同的批判性的、自我反省的、成效显著的分析工具去分析那些我们期望他们去分析的传统媒介。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在网络上花费的时间已经和花在电视上的时间基本相同，有时甚至超过电视。
为了避免将媒介教育驶入信息高速公路的死胡同，媒介教育者必须通过亲自在生活中使用新媒体，在自己的课堂上运用新媒体授课，并教授学生关于新媒体的内容。他们应该抓住时机，从旧媒介教育（如叙述、类型、符号学、编辑、受众、政治经济等）的核心原则中创造出一系列概念性联系，并设计一种新的网络状概念图，运用它帮助我们定位与各种媒介相关联的媒介素养内涵。
关于电视、其他大众媒介、新的互动媒体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不仅因为它意义深远，影响普遍深入，也是由于媒体很容易被移植。也就是说：无论是电视，录放机还是电脑，媒介都能够迅速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作为家用电器占据一定位置。一旦它们变成了我们家居用品及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往往便不再关注它们，更不用说去思考它们如何潜移默化的塑造着我们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身份、欲望以及我们的意识了。在这一点上，媒介如何构建以及媒介信息和意象如何影响我们的世界观与社会实践，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常识。因此，批判性媒介素养应该成为适龄、有责任感公民教育的基础部分，而这些公民是指那些处于不论是娱乐、休闲还是工作、教育以及社会关系都被电子化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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