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来的中国语言生活*
郭 熙
（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神户学院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 日本 神户 6508586）
摘要 过去70年中国语言生活不断发展变化，它深受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中国的语言规划、政策成功地引导了中国语言生活，国家通用语言不断普及，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言同音”，全社会语文水平不断提升，语言生活向着多元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过去70年语言生活的历史是语言生活研究的重要资料，需要我们去搜集、整理和挖掘。
关键词 70年；中国；语言生活；事实；特征
一、引 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过去70年里，中国语言生活不断发展变化，多姿多彩，引人入胜。本文拟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从宏观上讨论70年来中国语言生活的特征和走向，分析这些特征背后的社会因素，并据此反观语言生活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思考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面对未来语言生活的挑战。
学界对中国语言生活的关注由来已久，已有大量成果发表，尽管其中相当数量的文献并没有使用语言生活这个术语。不过，自从语言生活作为术语被提出和阐释，中国语言生活研究显得更加广泛和深入。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绿皮书）为代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成果。《北京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广州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等地方语言生活绿皮书也先后推出。《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出版了英文版、韩文版和日文版。这些报告是当今语言生活的记录，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也从不同层面反映着编写者语言观念的不断更新、变化，以及试图对社会语言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学术理念。目前，对语言生活研究本身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总结和分析也已经开始。郭熙、祝晓宏（2016）介绍了眸子（1997）、陈章太（1989，1990）、郭熙（1998）、李宇明（2010，2012a、2012b、2012c）等所做的工作。李宇明（2016）则就语言生活研究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语言生活研究的9个范畴。这些研究对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我们回顾过去70年语言生活的重要参考。
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发生在身边的语言生活变化。这些变化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变化很容易看到，而隐性的变化，则更多地体现为背后的语言生活取向。1998年，笔者曾这样描述当时语言生活：
12组癌痛患者居家自我管理能力得分的比较(±s,分)组别n自我管理能力总分 情绪管理 不良反应管理 疼痛监测 工作与休息管理 治疗依从性 饮食管理
（1）大量超规范现象步入大众传媒；（2）南方一些有影响方言向北“挺进”；（3）外来语直接进入了汉语交际圈。（郭熙1998）
这里描述的只是当时的一些“新现象”，而不是完整的语言生活。后来尽管我们对上面的描述做了修正，但仍然停留在“现象”上：
相对于神话和史诗中的人物而言，普通乡绅堂吉诃德和贫民桑丘外表看起来是丑的，堂吉诃德的脸皱皱巴巴，肤色不太均匀，高颧骨，眼窝深陷，分不清五官所在的位置，瘦得好像一推就要散架，他的唯一优势就是长得高。而桑丘则又矮又胖，长得滑稽可笑。两个人物形象在视觉上都无法让人产生美感，但这一高一瘦，一矮一胖，两两滑稽，却打破了传统审美规范，审美不再像神一样悬在空中，而是拥有了扎根现实的真实感。
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对2005年的中国语言生活进行了综合描述，我们开始既注意观察现象，描述现状，同时也注意到变化的隐性方面：
十一点钟的时候，敦礼已经坐在他上次坐的那个位子了。他记得她当时对服务生说的是老位子。他也要把这个位子变成属于自己的老位子吗？很快，他又觉得自己这个想法很荒谬，很可笑。点了一杯蓝山后，他就闭上眼睛靠在沙发靠背上。
（1）语言生活朝着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2）新的语言现象大量涌现；（3）民族语言受到国家的保护，同时也面临着挑战；（4）普通话和方言互动加快，强势方言对弱势方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5）外语学习受到关注。（郭熙2006）
2.1 岸边环境污染 消落带是物质能量输送与转化的活跃地带，库岸的生活及工业垃圾、农作物残留化肥农药等污染物直接进入水体，导致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加上消落区域缺乏固有植被的拦截过滤，自净能力低下，极容易形成岸边水陆交叉污染带。
在以往观察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又对进入21世纪以来的语言生活进行了梳理：
今天的语言生活……可以概括为16个字：空前活跃，多姿多彩，热点纷呈，争议不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生态呈现新局面；（2）语言生活日趋多元；（3）全民语言意识不断提升；（4）语言难题时有出现；（5）语言文字保护走进新阶段。（郭熙2018）
以上对语言生活的观察再次证明了语言跟社会、时代关系的密切。罗常培（1989：88）曾指出：“一时代的客观社会生活，决定了那时代的语言内容；也可以说，语言的内容足以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各面影。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后来的不少社会语言学者也认为，应该研究社会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陈原1983；郭熙1999），但以往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语言角度来考察社会的相对较少。前者是以语言学为中心的“社会语言学”，后者则是以社会学为中心的“语言社会学”。而在我们看来，现在的语言生活研究，应该是二者的结合，真正地去研究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为广义的社会语言学。我们曾将社会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为“（社会+语言）学”（郭熙1999，2004，2013a），现在看来或许可以改为“（社会·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或直接称之为“语言生活学”。
如果说，对某个阶段的语言生活进行现象的描述还是相对简单的话，那么，对70年中国的语言生活进行完整系统的考察则是相当困难的。中国语言生活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纵横交织，错综复杂。考察什么，想说明什么，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从我们的出发点看，考察中国70年的语言生活，不可避免地要去勾勒它的基本面貌，寻找它的主要特征，分析影响它的社会因素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因此，研究既要有宏观上的考虑（如纳入大的背景，从大的社会环境里来看），也要有微观的分析和讨论；既要有动态的考察（如从1949到现在的纵向考察），也需要聚焦到某个点上做静态的思考；可以从社会视角来看语言发生的变化，也可以从语言视角来看它对社会的反映和影响；既需要量化统计，也需要质化分析，其中质化分析是目的。当然，还要寻找不同阶段的参照点，包括过去的一些研究。然而，要真正实现上述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局部、从某个角度切入，作为开始，或许是一个办法。
二、语言生活事实的发现
要勾勒70年中国语言生活的面貌，自然离不开语言生活的事实描写和挖掘。观察是发现语言生活事实的基本手段。语言生活的事实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需要从社会的不同方面去观察、发现，进而进行描述和分析；当然，也需要考虑语言生活事实的来源、成因和影响。语言事件、语言活动和语言观念、语言本体以及相关研究成果都可以成为切入口。从事实出发，作为一种宏观叙事，我们把过去70年的中国语言生活大致可以分成前30年（1949～1978年）和后40年（1979～2018年）。
“面”—点线结合构成面，实现学校整体互动，具体形式是“片区研修共同体”。以校为单位，根据教学能力发展状况，区分出不同的层面。在图1中，A、B、C、D、E构成一个层面，A′B′C′D′E′构成另一个层面。各层面整体推进，整体提升。
（一）语言事件、语言活动、语言规划和政策
70年语言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或重要活动，包括社会事件、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通常会直接影响语言生活。
前30年（1949～1978年）的重要事件包括：（1）《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随后，《中国语文》连载丁声树等的《语法讲话》。（2）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全国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分别在北京举行。前者把“国语”改称“普通话”，并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后者强调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对现代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以及词典、翻译、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文学风格和语言规范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3）开展文字改革。1956年，国务院发通知在全国推广普通话；1958年，周恩来发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全国人大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使汉语有了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拼音形式；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审订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1977年，国务院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4）扫除文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扫盲”的基础上，1956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掀起全国性的扫盲运动。（5）统一计量单位。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确定以米制（即公制）为中国的基本计量制度，随后又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命令、法律等，这一工作对语言生活的影响很久以来被忽视了。（6）《暂拟现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的发布。该体系在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语法规范教学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对全社会的语言生活规范有不小的影响。
后40年（1979～2018年）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到2005年，第二阶段从2006到2018年。
第一阶段的主要事件有：（1）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向，把以语文文字信息化为目标的规范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2）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确定了新世纪的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和任务。（3）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语言规划的主要目标是标准化和法制化建设（李宇明2019）。
第二阶段的主要事件有：（1）2006年，首部《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语委负责人提出建设和谐语言生活，a 赵沁平《关注语言国情 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在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edu.cn/s78/A19/s227/s6152/201202/t20120201_129792.html。 国家语言能力问题引起关注。（2）2010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3）2013年，国务院发布《通用规范汉字表》。（4）汉字信息化、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铅与火”。（5）“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推动外语多语种教学。
此外，70年中，中国在盲人和聋哑人的语文教育以及聋哑人的听力言语康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2018年，国家公布了手语和盲文国家标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方言的国家，语言国情复杂，语言生活多样。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情况各不同。中国有自己的语言传统，例如重视语言一统，重视书面语，重视汉字的统一作用，轻视口语，等等。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外语教育普及以及语言接触频繁，双语双言人越来越多。带有方音的普通话，普通话味儿的地方话，等等，都呈现在语言生活中，活跃在语言生活中。整体而言，从国家通用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是主体，各少数民族语言体现出多样性；从普通话和方言角度来说，汉语普通话作为主体，同时又有方言的多样性。
（二）代表性词语
口头文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这次的研究中做了很多访谈，意识到它也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80岁以上的健在老人，是中国70年语言生活的亲历者，他们对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深刻的记忆，对词语的感受颇深，是正在逐渐消失的活文献。本文写完之后，看到王洪君（2019）抢救性记录方言词语的一段话，很有同感，觉得同样适合于70年语言生活文献的抢救记录，照录如下：
年度代表性词语选择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自己的标准，也有不同的方法。本研究立足于过往7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从各种文献中进行筛选，每个年份初选10个词以上；同时，就相关词语对亲历人进行访谈，请他们说出某个年代印象最深的10个词。在此基础上，共筛选出938个词语，去除交叉用词，最后共确定为920例。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用《人民日报》语料数据库进行了词语年度使用频率数据统计，构成了70年700词。下面列出的70个词就是在这700词中进一步挑选出来的。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的课堂教学生活化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教学内容的支持。但是现阶段，在开展生活化教学的过程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教师教学理念的落后和教材内容的陈旧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生活化的目标就难以实现，生活化教学的优势就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管理挣值法的4个安全绩效评价指标为：安全保障水平偏差指标、安全成本值偏差指标、安全保障水平绩效指标、安全成本绩效指标。其计算式如(4)～(7)所示。
传统研究特别重视公开出版的文献，这些也是研究语言生活的重要依据。事实上，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历史材料并未能保存下来，例如“文革”中的各种非常流行的小报。同时，公开出版的文献大多经过各种不同类型的加工处理或过滤，在自媒体尚未出现的时代，这些文献很难呈现完整的语言生活面貌。因此，搜集未刊文献以及民间言语作品显得非常重要。这里特别要提到一本没有出版的《当代民谚民谣》（蒋荫楠1995）。该书计55万字，根据我们对该书清样的统计，书中共收录1949到1995年的民谚民谣3329条，都是从当时公开发表的刊物里搜集的，散落在民间的民谚民谣一定更多。这些民谚民谣，来自基层普通老百姓，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是当代之民间之“风”，是观察这时期语言生活的宝贵资料。
1959～1968：人民公社 反右倾 社教 原子弹 “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 斗批改 样板戏最高指示
1969～1978：卫星 氢弹 三个世界 批林批孔 评《水浒》 安定团结 粉碎“四人帮” 恢复高考 真理标准 改革开放
1979～1988：平反 大包干 万元户 中国女排 春晚 “一国两制” 经济特区 喇叭裤 录像厅出租车
1989～1998：卡拉OK 希望工程 双休日 高速公路 香港回归 大哥大 网吧 超市 京九铁路 互联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重视一堂课的导入，是一堂课成功的关键。若选准、选活了“切入点”，则能有效地设置问题情景，激活学生的思维，迅速地使学生进入“角色”，从而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生学起来兴趣盎然。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我非常重视课堂的导入设计，本文就是笔者的一点粗浅的体会。
1999～2008：电邮 黄金周 非典 神舟飞船 和谐 北京奥运 汶川地震 快递 农民工 动车
2009～2018：民生 给力 高铁 钓鱼岛 中国梦 微信 互联网+ 雾霾 二胎 “一带一路”
（1）新的语言现象大量涌现；（2）大量“超规范”现象步入大众传媒；（3）普通话快速推展，南方一些有影响的方言向北“挺进”；（4）外来语直接进入汉语交际圈。（郭熙2004）
比较起来，前30年年度词选择相对容易一些，因为媒体单一，传播渠道简单；后40年则复杂得多。要特别说明的是，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当选为该年的年度词。有点儿遗憾的是，没有人发布改革开放40年的40词，上面70词中的后40词，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补充。这70个词，大体可以代表当时的语言生活，其中少数是多年语言生活中一直用的，更多的是在特定的年份中使用，或者后来作为历史提及才用。如果以这70词为词条编写一本词典，或许可以成为一本有趣的70年中国语言生活史。
原想就这些词列出具体年份（我们本来也是这么做的），但一个词出现到流行有一个过程，一些词语常常是先在内部文件或内部报告中出现，然后逐步公开扩散，如“宪法”“四人帮”。现在分为10年一段，按顺序排序，大体可以看出时间脉络。70年词语使用中，有的词长时间在用，如“建设”“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的词使用时间则很短，如“精神污染”。图1是“建设”的走势图。图1表明，“建设”70年来总体是高位运行，但有几个低点，分别是1962、1967和1978年，1967年最低，1977年显然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带来的建设热潮，经过1978年的临时调整，1979年后全面回升，再次居高不下。这反映了国家整个的发展情况。
图1 “建设”70年走势
我们在研究中意识到，应该区别实态词语和追述词语。有的词很早就有，比如“解放”，但我们选择用它代表1949年而没用“建国”，因为当时用得更多的是“解放”。再如“七千人大会”“赶英超美”“拔白旗”等后人认为是典型的年代代表词，但这些词在那个年代数据库里却没有找到。它们是后来追述那个时代历史的时候才广泛出现的。当然，也有其他原因，例如内外有别，社会上说的媒体报道中不一定用；或是因为正式媒体往往滞后，例如，1970年流行的“批陈整风”在当时报纸上则是“批修整风”。
（三）语言产品
这里说的语言产品指语言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言语作品，如标语、口号、歌词、民谣、民谚、语言景观等。它们是语言生活的产物，也是研究语言生活的重要材料。下面列举1949年以来部分有代表性的标语口号（后面括号里是口号的开始年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1949）；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0）；坚决镇压反革命（1951）；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1953）；一定要解放台湾（1954）；走合作化道路（1955）；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6）；大跃进万岁（1958）；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人民公社好（1958）；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2）；向雷锋同志学习（1963）；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1964）；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6）；抓革命，促生产（1967）；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68）；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969）；友谊第一，比赛第二（1971）；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197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只生一个好（1980）；振兴中华（1981）；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2）；面向现代化，面向全世界，面向未来（1983）；冲出亚洲，走向世界（1990）；发展才是硬道理（1992）；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2008）；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
Y=6.89899+2.72927X1+0.00918X2+0.02925X3-0.07523X4-0.17750X5-0.29614X6
这些政治性且带有全局性的口号，对全民的语言生活影响很大。民间口号也很多，它们一起构成了城乡的语言景观。
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更是带来了语言领域的扩展。语言逐渐成为社会各行各业都关心的话题，从中央到地方相关机构的文件中，涉及语言生活的内容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语文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戏剧、影视艺术等语言使用重点领域外，科技、交通、医药、司法、民政、体育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重视语言问题（郭熙2018）；而各种语言文字标准，各种新的概念，如语言文明、语言扶贫、语言安全、语言传承等都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汉字审音、汉语盘点、汉字听写大会、成语大会等更是不断地引起社会对语言文字的关注，语言生活还被列入了一些省份的高中选修课程（郭熙，朱德勇2006）。
1949～1958：解放 建设 抗美援朝 和平 “三反” 改造 宪法 文字改革 合作化 反右大跃进
2.粮油食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建设。江西工贸职院粮食工程技术专业为江西省首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专业，为粮油食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奠定基础。借鉴粮食工程技术专业的成功经验，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实践平台，江西工贸职院与国家级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签订校地合作协议，根据就业岗位需求，校企双方共同选拔学生、共同确立培养目标、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组织教学，实现食品营养与检测专业和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专业学生订单式培养。
（四）其他书面和口头文献
这里说的其他书面文献主要有3种。
一是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献，包括不同时期记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作、论文和新词语词典。它们是当时的学术成果，整理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件和词语；同时，就其文本本身来说，也是这些时代的语料。1962年，文字改革出版社就出版了一本《新词语》，共1000多条，收词范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文件及报纸杂志中常见的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科学新词新语为主，酌收一小部分自然科学新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62），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十多年的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后出版了不少新词语词典。从1991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版系列的年度新词语词典（于根元，周洪波，刘一玲1992～1996；周荐2007；侯敏，等2008～2017；邹煜2018），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美中不足的是，中间有所间断，收词也受到了这样那样的限制。
二是不同时期发表或出版的反映时代生活的文学作品。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谓的“十七年”文学作品，“文革”时期的文学作品，等等，时代特色非常明显。在某些情况下，后人或亲历人后来写作的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有参考价值，不过作为语料则未必可靠。我们在不少作品中都发现了“穿帮”现象。
(4)抗脂质过氧化能力测定:用pH 7.45的硫酸缓冲液配制1∶15的卵黄悬液3.0 mL,加入2.0 mL不同浓度香水莲花多糖溶液和维生素C溶液,1.0 mL 15 mmol/L FeSO4,37 ℃水浴1 h,取出加入1 mL 20%TCA,混匀,3 000 r/min离心15 min,取上清液2.0 mL,加入1.0 mL 0.8%TBA,100 ℃水浴15 min,冷却,用PBS调零,532 nm测吸光度。
三是21世纪以来开始的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历年的监测报告。这是中国语言生活现状的客观真实的数据记录。
词汇最能反映社会语言生活的变化，也是语言生活中主要元素。它们的活跃或隐退或复出，反映了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也反映着语言自身的发展和变化。郭熙（1993）意识到，把1949年以来各地的新词语按照年代编排，就是一部历史词典。“文革”词语、中国各地的社区词、世界各地华语词汇等，实质上都跟社会发展变迁有关。最近10多年，人们开始寻找一些有代表性重要词语来反映社会语言应用，记录社会的发展变化。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汉语年度盘点，用一个词描述过去一年的中国和世界。研究70年的语言生活，如能够选出恰当的年度词来反映当时的语言生活，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在梳理中国的语言事件的同时，我们还对70年中出现的一些词语进行了梳理，试图选择一批年度代表性词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地方特有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几近消亡，承负它们的语词也逐渐不为青年一代使用；但有幸的是，这些语词仍然活在中老年人的记忆中！这个时间差就是抢救方言对于保护地方文化的特别价值——抢救性地记录中老年人记忆中的民俗词语，实际上也就是在抢救地方文化——用科学释义、标记和各种多媒体的手段可以尽可能多地保存那些渐行渐远的文化印迹，让我们的后代有机会通过这些记录更多地了解、理解另一种存在方式和精神追求，从而多一些自主思考和离开随波逐流的体验。
三、七十年中国语言生活的特征与走向
通过对70年中国语言生活的观察，现在我们来勾勒一下它的基本面貌和走向。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不断推进，使用水平不断提高
当今中国，除了少数地方，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用普通话进行沟通和交流。普通话已经成为真正的国家通用语言，成为中国语言生活中的语言主体。根据1999～2000年的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当时中国能够使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人口比例全国平均为53.06%，各省份差别较大，最高的90.36%，最低仅16.10%（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10年后的进一步研究则表明，全国已基本形成普通话、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一起构成主体多样性的语言生活局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和大的汉语方言区，双（多）语双（多）方言的交际模式成为社会语言生活的主流（谢俊英，等2011）；地处边疆的广西，普通话普及率从2000年的56%、2010年的80.7%提高到2017年的84.7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a 《中国教育报》2018年9月24日第3版。 “中国两千年来第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言同音”（侍建国，张律2018），这是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果说两千多年前的“书同文”凭借统一的汉字记录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历史进程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的“言同音”则为增进各民族和各地区的言语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了语言基础，它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在语文教育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5亿多人口中文盲率高达80%。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掌握一定的语文技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文盲率逐年下降，达到如今的4.08%，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的比例超过95%。从文盲到脱盲，改变了人们的语言生活（孙竞2018）。下面图2“扫盲”一词的走势反映了社会对“扫盲”的关注度。从图中可以看出：1949年出现“扫盲”，20世纪5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随着三年自然灾害，再到“文革”，“扫盲”就停下来了。
图2 “扫盲”走势
毫无疑问，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中国语言生活的主流，与中国政府正确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分不开的。
（二）多种语言和方言并存，和谐多姿
毫无疑问，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影响着并将进一步影响中国的语言生活。
这种语言生活局面的形成有一个过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普”一直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心。尽管一再强调推广普通话不是消灭方言，但即使是在尚未改革开放、大量社会人口移动很少发生的情况下，各地的方言仍然受到了影响，鲍明炜（1980）指出了南京方音出现了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语言生态和方言保护问题进入我们的视野（郭熙1999），随后，方言保护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央提出在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是一个历史性突破，它从顶层设计上确定了中国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的宏观基调。与此同时，讲方言、方言比赛、方言文化进课堂成了社会热点，方言资源网站和公众号越来越多，非常活跃，阿里巴巴也开始了方言资源的搜集运作。语言生活的内容还进入了一些中学的课程（郭熙2006），方言问题、外语词问题等都成了中学生讨论的话题。这些构成了当今中国语言生活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主体化和多样性发展还体现在中文跟外文的关系上。外语正在不断地进入语言生活。外语广播电视、外文书刊数量有很大的增加。中国外语教学的语种从改革开放前的45种（1965年，付克1986：80）增加到目前的98种。外语词、外语穿插以及字母词的使用曾不断引发热议，常常成为中国语言生活的热点话题。
海外华语也在跟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产生互动。海外华语的基础是普通话，在世界各地形成多样性，体现出各地华语的互补，它对中国的语言生活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全球华语词典》《全球华语大词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种互动的记录。
1．2 方法 确定调查对象后，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家长用）［1］及自制儿童心理卫生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其中自制问卷包括儿童基本情况、家庭情况、教育方式等共50个项目。调查人员由经过专门培训的心理医生负责，由幼儿园、学校组织召开家长会，现场讲解表格填写要求并指导家长填写，当场收回表格。
（三）语言生活与时俱进，时代特征突出
中国语言生活始终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运行。
前30年的社会变革和不断的政治运动，是当时社会语言生活的强大动力，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词语的政治化和军事化（郭熙1999）。这一时期语言生活涉及的领域相对单一，主要在政治生活、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作为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生活取代了旧中国的社会生活，而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集中制，使得全国政令统一，“最新指示不过夜”，“红色电波”会立即把一个新的表达方式传到祖国的各个角落。
后40年中国语言生活所受到的社会影响范围则要广泛得多。改革开放带来了人口大流动，使得普通话成为必需，普通话得到普及，水平不断提高。经历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涌现出大量的新概念、新词语，除政治生活外，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现代科技，特别是进入网络和智能手机时代，催生了语言运用和应用的众多新方式。对外交流的增加扩大了语言生活的接触。语言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都不断得到丰富，更加多样。
媒体同样是后40年语言生活的重要助推力量，但不同的是，现代媒体为语言传播提速，出现了媒体的横向扩展。它改变了前30年单媒单声的局面，起初是媒体连线和主持人制度，听众和主持人的互动，使各种“声音”都通过电波传向四方。目前到了自媒体、融媒体时代，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突破8亿。在新媒体助力下，每个人都是记者、编辑，语言生活逐步务实，语言不断走向活泼。各种来源的新词语，各种新的表达方式，既出现于自媒体，也出现在大众口中，更出现在各种官媒上，“给力”“点赞”等就是典型的例子。
时代的发展也使语言生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直接影响到语言生活，语言使用习惯正在改变：传统书信已经成为罕见物，传统的读书在不少情况下正在被电子读物取代，而听书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人们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提笔忘字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三严三实”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把道德自律和制度他律，把自我约束和外在规范做了一个辩证的统一。
不同时代的语言产品既是时代的记录和影像，也是活跃语言生活的助推力量，跟一般的语言作品比，它们更容易进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们的语言生活中。从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文革”时期“三忠于”“四无限”“打倒”“炮轰”等，语言的虚夸达到了顶峰（陈原1980，1983；郭熙1999），而独特的“‘文革’点名术”（郭熙2014），更是留下了语言暴力的深深历史烙印。
（四）语言观念明显变化，语言价值取向趋于多元
语言价值取向多元是当今语言生活的又一个重要特征。70年的语言生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追求语言的纯洁，到重视健康的语言生活；从把语言多样性看作问题，到把它看作资源进行监测、开发和保护；从把语言看作纯交际工具到认识到语言意识形态的存在，进而认识到语言对认同的建构功能；从重视个人语言能力的培养，到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从国家层面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到意识到地方、社区、企业和家庭的语言规划。这一系列的语言观念正逐步演化为社会共识，影响着当今的语言生活，而这些无疑也得益于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者多年的艰苦探索。
就语言标准而言，于根元（1992）提出，语言计划应该科学、适用、稳妥、动态，提出把语言方面的标准分为指令性的和指导性的。后来，李宇明（2008）又对语言功能乃至对语言功能规划进行了新的阐释，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各得其位，各司其职。许嘉璐1997年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主题报告中说：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和相对稳定是其内在特性，开展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是语言文字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既不能放任自流，无所作为；也不能简单化，“一刀切”，搞纯而又纯（许嘉璐2000）。这是第一次在一个重要文件里纠正《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社论以来的提法（于根元2004：86），而早在1995年12月25日纪念文字改革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40周年大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讲话中已经找不到“纯洁语言”的字眼儿了。这显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观的讨论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语言观的影响是循序渐进的，因为就在此前两个多月，许嘉璐还在中共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求是》上发表文章《新时期说老话题：继续为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而斗争》（许嘉璐1995）。
多元取向带来了语言生活的热点不断。汉语危机论、旧地名恢复、地名用字读音、奥运会上的中国话、古诗文热、“语保”工程、字母词使用、方言进课堂、语言识别、中药名称规范、外语教育等，有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有的则引发各种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7，2018）。今天的语文工作者不再是所谓“语言警察”，他们已经成为放眼全球、服务国家的学术取向的语言实践者。
在讨论70年语言生活的时候，有一个话题不应该避开。近年社会上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大陆的语言使用没有台湾典雅。其实这也涉及语言使用的取向问题。大陆的规范倾向是崇俗从众，特别重视广大群众语言的使用，重视和人民群众的语言沟通，这显然与社会背景有关。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大量的新语言现象良莠不齐，低俗现象屡禁不止，腐朽文风不时沉渣泛起，语言暴力充斥网络空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忧虑。
（五）语言自身不断发展，词语更替频仍
语言自然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但过去70年中国语言生活中语言变化也有自己的特点。
语音方面除尖音范围扩大倾向明显、轻声儿化减少以及某个时期港台腔流行外，总体保持稳定；语法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有+VP”的广泛传播以及流行性程度副词频繁更替、动宾式带宾语增多；词汇则是变中有稳，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不断简化，农业社会词语大量消失，新旧词语更替频繁发生。外语、方言、字母词进入交际系统，经济、科技词语融入日常生活，网络语言和日常语言交织。
新旧词语更替的频繁发生是过去70年语言生活中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旧词的复活，例如“先生”“小姐”“当铺”“夜总会”“交易所”等，《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中就取消了不少“……的旧称”的字眼儿；二是一些词语随着隐性的词义变化而被“毁掉”，如“小姐”“老板”；三是新词的产生和隐退。新词的产生和隐退尤其有特点。侯敏、杨尔弘（2015）通过对2006到2014年新词语的监测，发现新词语出现数量多、使用小众化是一个重要特点，它们传播快、消亡快、生命周期短，年度新词语往往在第二年时就有三分之一不再出现，成为“隐退词”了。更替也受到境外因素的影响，郭熙（1993）把港台词条加*号进行标注，今天检验这些词条，它们已经大量进入大陆语言生活，像“作秀”之类早没人知道其出身了。字母词的使用也有自己的特点，一些字母词有汉化的趋势，例如E-mail就经历了从Email/e-mail/email/mail到汉字音译的伊妹儿，再到意译的电子邮件，简缩到电邮，最后定格到邮件的蜕变，目前它所有的字母形式加起来使用率还不足4%（侯敏2019）。
词语更替频仍与追逐时尚有关。语言时尚呈波浪式的变换发展，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语言时尚，“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口号语言成为时尚，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港台腔和港台词语曾成为时尚，近来媒体上使用方言也成了时尚。名称时尚也在不断变化，人名的时代感特强自不用说。一个时期里，地方更名成风，如淮阴改淮安，徽州改黄山。大学也不甘示弱，微信公众号“语言研究”2019年4月26日公布了一个高校改名的数据：全国目前共有1243所高校（不含港澳台地区），从1981年到2017年5月底，仅有125所大学的校名传承至今。笔者没有对这些数据进行核对，但跟我们的感觉大体相符。
四、结论和思考
语言记录了人类文明的进程。70年来，社会变革、人口流动、科技、媒体、语言政策、语言教育等全方位地影响中国的语言生活。政府对语言生活的干预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断普及，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言同音”，给语言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70年语言生活展示了中国人的语言智慧，语言观念不断变化更新，对语言功能的认识更加全面，语言意识，包括身份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群体意识、文化意识不断增强；语言生活与时俱进，健康和谐；语言变化不断，词语更替频仍，词典压力加大。我们列出的一些记录时代的关键词语大体可以反映这些发展变化。
作为一种行为过程，过去的语言生活中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语言规划本身带来的困扰，如“二简字”的草率推出和停止（苏培成2010），计量制度的统一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忽略（郭熙2013b），一些民族新文字推行的变来变去，等等。二是社会语言生活方面，腐朽文风根深蒂固，语言暴力也仍在继续。新的语言矛盾不断出现，语言焦虑已经社会化，需要对影响语言生活的背后因素予以更多的关注。
中国的语言生活一直在受到国外学术界的关注（如Ferguson 1959；DeFrancis 1984；Norman 1988）。过去的70年里，尤其是20世纪50～60年代，中国语言学者为中国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本土化的积极探索，目前已初具规模。然而，本文写作中我们也注意到，语言学家对语言生活的关注还不够，而语言生活的研究更多地仍还停留在“现象”阶段；尚缺乏各种数据，例如少数民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情况；外语生活已经是中国语言生活的重要部分了，但多少人使用外语，使用哪些外语，都没有看到相关数据；文盲人数也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首次把语言生活研究列入研究指南，这标志着语言生活研究的学术化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要研究实态的语言生活，还要研究过往的语言生活。70年的语言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语言宝藏，我们应积极开展对过去70年语言生活及其产品的搜集、记录、整理、描写、挖掘和抢救，如口传谚语和歌谣、语言生活口述史等。如何从以往的语言生活中汲取经验教训，积极干预语言生活，为构建和谐健康的语言生活献计献策，防止历史重演；如何使语言生活研究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方法论意义，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学术思考空间。
今天，新媒体、微生活对语言生活的影响已初露端倪；语言智能技术对语言教育和学习、语言传播和传输等的影响也正在迫近，口语的影响开始加大，语言的接触和互动不断增加。这些都会影响未来的语言生活。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语言生活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我们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自然，这也包括未来的语言生活（郭熙2018）。我们期待着中国语言生活的和谐多元健康发展，期待着中国语言生活研究取得新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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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U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st Seven Decades
Guo Xi
Abstract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the Chinese language has seen continuous changes that emerged as the result of radical changes that occurred in the socio-political-cultural context of China. Based on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this paper revisits and reflects on language practice in China and the respective features of language use in several key milestone period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findings show that in general, China’s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have succeeded in managing language use for both the public and institutions. The success is demon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nation-wide populariz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Guojia Tongyongyu); realization of the linguistic goal of the unification of speech and writ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Chinese history;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overall language use across the whole societ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use towards pluralism and harmon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us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deserve further studies.
Key words seventieth anniversary; China; language use; facts and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4-0014-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1
作者简介： 郭熙，男，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海外华语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现代汉语、海外华语。电子邮箱：guoxi91@126.com。
* 本文是在2019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2019中青年语言学者沙龙”上发表的同题演讲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其间曾于2019年3月7日在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发表过同题演讲。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