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政策思想的哲学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政策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少奇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既是我们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经验总结，也是他本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的经验结晶。学习和研究刘少奇的政策思想，尤其是认真学习和领会刘少奇政策思想蕴含的哲学特点，对我们提高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刘少奇政策思想的首要特点
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首先必须坚持认识的客观性。在政策制定上首先要坚持实事求是，即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策制定的唯物论起点。刘少奇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 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 刘少奇把这一原则作为分水岭，指出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他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想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出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刘少奇在分析过去我们的许多错误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大半是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和估量不能深切和正确的缘故。因而要求我们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切实到群众中去了解各部分群众的生活和情绪。绝不可单凭某一部分群众一时特殊的表示及几个领袖一时激愤或悲观的报告，就认为全部群众的要求和情绪是如此，而规定或转变我们的口号。
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还必须坚持认识的能动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反映论立场，但又不是一般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而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保证政策制定的正确性和取得预期效果，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刘少奇强调，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这是因为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在一般地区行得通，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因此，我们不提倡盲目的执行和服从，而提倡自觉地认真地执行。他还详细地分析了执行上级决议和指示的三种态度，批评了第一种态度叫“闹独立性”、第二种态度叫“盲目性”后，充分肯定了第三种态度。这就是“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
由此可见，认识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创造性上。刘少奇在论述政策思想时非常强调这个问题。他指出：“执行这些政策，要注意因地制宜，要有主动性，要有能动性，不能只是把这些政策照搬到底下去就完事了。”“中央的政策是一般的规定，到了各个地方，就要考虑各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局势怎么样，什么时候执行，经过什么过程执行，如何执行才能执行得好、执行得通。这里就需要动一番脑筋，脑子里头就要想一想。”（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要发挥创造性，不是凭空想当然的“创造”，因为这种“创造性”会违背客观规律，会走向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要发挥创造性也不是不受上级指示约束的“变通”，而是上级指示与本地实际的结合，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照抄照搬，当收发室，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最缺乏创造性的办法。反之，离开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导，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甚至搞分散主义，这也是不可取的。刘少奇批评党内一些同志喜欢自搞一套，自成系统，自成局面，自由行动，把党和人民委托他们管理的地区，部门，看成是自己的“小天地”和“独立王国”，不喜欢中央和上级过问，不尊重和不认真执行中央和上级的决定，违背中央的政策和党的纪律，危害党的统一。这种分散主义的倾向，必须坚决纠正。
认识的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政策的实施上。只有通过政策实施，认识的能动性才能表现为实践的能动性。刘少奇认为地方党委、地方政府虽然不制定政策，但是应该研究政策。如果不经过研究，不经过考虑就是机械地执行，那也会出毛病。政策执行的好不好，完全执行或不完全执行，机械地执行或比较实事求是地执行，这中间差别很大。“制定政策固然不易，要经过调查研究，但是，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执行政策。”“执行政策就是实践，在实践中间调查研究，在实践中间认识客观世界，在实践中间发现我们的错误，在实践中间发现新的问题，制定新的政策。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执行，在于实践。”（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
二、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刘少奇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要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刘少奇在论述政策思想时非常强调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离开群众路线，党的政治、组织、军事及其他一切就不可能有正确路线。决定政策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执行政策也要有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一切政策的决定，修改和执行，口号的提出与转移，都必须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刘少奇批评一些同志在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存在的问题时说：“群众观点是革命观点、革命精神，它与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人民的情感都有联系。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彻底的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有创造力，能创造一切，群众是聪明的。不相信这些，就没有群众观点，就不会有群众路线。”刘少奇强调一切正确的政策，一切正确的领导，都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如果违反这个原则，就会犯错误。中央的集中领导，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地方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从总结群众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任何主观的臆想出发。刘少奇在谈到任务和政策发生矛盾时，解决的出路仍然是执行群众路线。他强调任务必须完成，政策也必须执行，而要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但又不是做不到的。过去的经验证明：谁执行群众路线好，谁的工作做得好，谁对政策也执行得好，任务也完成得好；谁执行群众路线不好，谁的工作做得不好，谁对政策也执行的不好，任务也完成得不好。
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刘少奇在1951年提出过共产党员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五条、第七条都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他提出“一切党员都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上卷第368页； 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刘少奇一再强调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过去为人民做了好事，今后还要为人民做好事。号召人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好的，但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每项政策，都要经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才能真正相信。所以在实施政策的时候，要向人民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打通人民的思想，有时还要等待人民的觉悟。因此，不要性急，也不能提倡盲从。
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就要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必然一切对人民群众负责。刘少奇指出：“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 上卷第368页； 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他强调现在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必须向群众作出宣传。国际国内形势怎么样，生产上、经济上有些什么大事，党的中心工作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现行的政策，群众都要求了解，我们都要经常向群众作宣传解释。群众里边有各种错误意见、错误思想要批评，还有思想顾虑和不通的问题要解释。如果哪一个时候宣传工作接不上气，工作就会发生问题。对人民负责就要爱惜他们。我们必须随时随地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最恰当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们的一切新的创举，都必须经过试验。我们的一切事业，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办得成功。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对人民负责，一定要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我们的政策，唯一目的是为了群众利益。政策要群众自己去执行，但我们先锋队要领导，不要包办代替。群众没起来去代替群众，是不对的。群众发动起来了，必须有领导，对群众中的错误意见，要说服教育。不是说，不要包办代替就什么也不做了，尾巴主义、自发论也要不得。他还严厉批评党内一个不良倾向：我们党内存在严重的命令主义，这是一种官僚主义，是违反群众路线的。表面看来，雷厉风行地执行党的口号与决定，但不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等待群众觉悟，不知道怎样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的口号。他们犯急性病，强迫命令群众去执行。因此，一切变成形式，我们必须坚决地纠正它。
三、闪耀着辩证法光辉是刘少奇政策思想的又一个特点
刘少奇在阐述政策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原则时，注意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研究，从对立统一的联系上研究，娴熟自如地运用了辩证法。
其一，注重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坚持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统一。刘少奇在阐述政策思想时把握了这个真谛。他指出：“我们每每因不能明确观察当时争斗的形势转变并据以转变我们的口号，所以发生了许多错误。大之如资产阶级叛变后代表我们许多错误政策的口号，小之如工厂及农村中许多或左或右的错误口号，都是因我们没有依争斗的形势来恰如其时地转变口号，发动争斗，以致脱离群众或使争斗紊乱、无力而溃散。”（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 上卷第368页； 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他强调我们的同志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不会不成功。把握历史发展链条，关键是不断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刘少奇指出：“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过早了，群众不能接受或产生惊疑，甚至将群众吓退。不可过迟，过迟了，群众的气势会低落，或群众自动干起来使行动不能一致而至紊乱。有时，甚至只有十分钟是转变旧口号及提出新口号的最好时机。”（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 上卷第368页； 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他在批评一些不注意研究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同志时认为，许多同志以为我们目前的转变只是策略的转变，他们就以叫几句统一战线的口号为满足，以为只要把过去的口号取消了，换上新的口号，他们就已经彻底转变了。再多一点转变，他们都认为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口头上尽管千百遍地叫着统一战线，而实际工作上还是千方百计地妨碍与破坏统一战线。如是使我们提出的需要在每一个实际工作中具体执行的新策略，经过他们就变成了完全的形式主义的空谈，必须坚决克服这种思想方法。
其二，注意把握对立面的内在同一，实现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统一。刘少奇在论述政策思想时，善于在尖锐化的对立中发现和揭示矛盾双方的内在联系，巧妙地把握对立面的统一。他在论述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时说：“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政策，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当然，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主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 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指出“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注：《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38页； 上卷第368页；下卷第456、457—458页；下卷第63页；上卷第 349、10、12—13页；下卷第215、216页。）。因此，刘少奇认为我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总原则是党和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一切要服从这个总原则。一切违反这个总原则的主张、意见和行动都是要反对的。这个原则之中，又有大原则与小原则之分，我们的规矩，是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小原则服从大原则。
其三，注意两点论的运用。刘少奇在论述政策思想时大量运用了两点论手法：在宣传工作上，指出不止是宣传当前的中心工作，不止是搞当前的时事政策宣传而要作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对于训练班多着重于政策教育他认为是不够的，对于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宣传不够，这是一个重要缺点，要求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在谈到解放初期党的工作时指出要完成繁重复杂的任务，必须要“两手抓”。一方面，组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文化生活，另一方面镇压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抗，防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才能够实现这样严重复杂的任务。在强调制定指导方针时，一方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的、各国的经验。在谈到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关系时，他强调制定政策固然不易，要经过调查研究，但是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执行政策。制定政策是集中起来的过程，执行政策是坚持下去的过程；制定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执行政策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谈到集中领导与分散经营关系时，他指出由于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但分散经营又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