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评价标准理论的深化——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社会发展论文,评价标准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借鉴人类思想史上各种学说观点、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对发展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升华，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发展是一个伴随人类社会全过程的永恒主题，也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全球性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理论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形态。
(一)立足于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
“发展”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为欧美乃至整个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二战以后，原来处于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后，社会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作重心也随之转到摆脱贫困、发展经济的轨道上来，这些国家的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与原“宗主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亟待调整。在此情况下，它们很自然地接受了传统的发展理论，即立足于经济增长的发展观。
这种发展观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把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是解决发展问题惟一途径。只要经济发展了，整个社会面貌就会大为改观，就可以达到社会稳定、克服社会两极分化、增强综合国力等目标。基于这种理论，大多数国家奉行“增长第一”的发展模式，把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首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标准，并相应地制定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战略，例如“赶超发展战略”、“均衡发展战略”等等，把经济增长放在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地位。
这种发展观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经济增长只是反映社会的物质财富增多，而不能反映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全面进步。有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虽然增长很快，但政治前景却并不乐观。其次，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平等不是一回事，经济增长不能说明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条件和收入的差距状况，因为增加的财富不一定转移到普通消费者手中。在亚非拉的一些国家，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主要是高收入者集团，而贫苦大众的处境却每况愈下，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并由此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动荡。此外，“增长第一战略”以资源可以无限制供给的假设为前提，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经济增长方式，只考虑了发展的部分成本，而忽视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后果。这些情况表明：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发展进步，真正的社会发展进步，远不只是经济增长所能解决的。
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开始探讨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日本学者驹井洋指出，评价发展应有五个价值前提：平等、根除贫困、确保真正的人类自由、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民众参与决策。他把经济增长但社会条件无所改善的情况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鲁·佩鲁也认为：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发展、进步这三者的意义是不同的。没有经济增长的发展固然是不行的，但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则更危险。“赶超发展战略”只是追求经济增长，其有害后果是造成了对外国的依赖，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佩鲁认为，必须对发展进行重新审查、反思，制定新的发展标准。
(二)着眼于社会—人的发展的“新发展观”
有鉴于传统发展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欧美国家出现了一种新型社会发展理论。这种新发展观试图通过对不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经验教训的总结，重新界定发展理论，从而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指出一条切实可行而又富有成效的道路。
新发展观并未形成一种正式的理论派别和团体，而是作为“发展”研究中一种新的思潮而出现的，它是当代发展理论演化过程中一座新的里程碑。新发展观诞生后很快就为众多的学者、政府以及联合国有关组织所认同和接受，并且对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发展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日本著名社会学家驹井洋等人。
新发展观认为，所谓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它只能是作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而决不能通过牺牲人的利益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一个扼杀社会成员生命的社会，并不会知道它在做的是什么，由此证明，这样的社会是轻视人的。然而，普遍的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证稳定的关键之一。”[1] (P107-108)这里，佩鲁提出了新发展观的价值标准。他认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显然他是相对于传统的“增长第一”而提出来的。
佩鲁用新的发展观对罗马俱乐部制定的一系列“全球模式”进行了针砭，认为这些模式都局限于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它们的立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们把人—社会、人—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重要的关系和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这样的发展研究是片面的，因而必须改变出发点，从经济—社会—政治—技术—社会学的前提来分析现象。新发展观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而不应该是纯粹的经济增长。
以社会—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新发展观提出了解决文化价值的问题，因为文化价值涉及到国家与人的尊严、国家主权以及经济发展合理性等问题。研究社会发展，就不能离开一定的文化价值。新的发展观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如：加入国际经济体系与自力更生；从本国实际出发，不照搬外国模式；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造，不应局限于经济空间，而应该扩展到社会空间。
这种“新发展观”反对单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为指标，提出了财富分配、社会公平、社会就业、教育、科学、文化、环境及地区间协调等其他目标要求，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国家开始研究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以求得经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新发展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确实推动了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的制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着眼于人—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发展观，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虽然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和重视，但是，在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首先，这一发展观虽然比以单纯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但是它仍然没有解决这些国家如何赶上发达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由于它多少带有文化决定论的色彩，反而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债台高筑，与发达国家差距越拉越大。其次，它关注的主要是人本身的需要和发展，而对生态环境的变化重视不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人口、资源、能源、粮食等问题日益突出。再次，它关注的人主要是“现实人”和“当代人”的需要，而对“后代人”的需要关注不够。正是在对以往发展模式的沉重反思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共同发展的必要性，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
(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概念最早是环境学家和生态学家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对生态的破坏而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课题，成了许多国家所追求的发展战略。
国际学术界认为可持续发展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既要满足当代人需要又要考虑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其二是“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观蕴含着发展主体之间的平等原则和发展要素之间的协调原则。其中发展主体的平等原则又包括代内平等和代际平等。所谓代内平等是指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特别是要维护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需求。所谓代际平等则是指当代人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发展要素之间的协调原则是指应将自然、经济、社会作为统一的复合体，各要素之间应良好互动、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实际上是人类反思人和自然的关系，权衡人类发展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而形成的一种价值选择。
可持续发展观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根本宗旨。它既包括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包括人的社会关系的发展；它既包括单个人的发展，也包括人的类的发展。在现阶段，不但是少数人或少数国家的发展，而且是指世界各国人民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得到公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包括自然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三个层层递进、彼此协调的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又都是达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和手段，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要，任何偏离人的发展的“发展”都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从有人类史以来，就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尖锐复杂。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日益增强，在此情况下，被改造的自然界产生了双向效应，一方面是正效应即主体效应，它是自然界对主体力量的确证，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对人类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是负效应即客体效应，它是自然界对主体过度行为的严厉惩罚和报复。这种报复确实是前所未有的，结果是征服者被征服。从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两方面表现出来的生态危机最终威胁到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人类不得不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共生是人类惟一正确的选择。
二、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对发展及其规律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方向、发展程度、发展水平和发展前景。发展观是否科学，事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前途和命运。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一)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主体
“以人为本”是我们党对半个世纪以来立党思想和执政理念的科学总结。长期以来，由于对基本国情判断不够准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不够清楚，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时多时少地偏离了以人为本的正确轨道，突出表现为：把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以GDP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在评价发展标准上见物不见人，忽视乃至牺牲生态环境、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公正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就是要以尽可能多的人为主体，在尽可能多的方面满足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也就是说，要给各个不同的阶层都带来或多或少的利益，以促进各个阶层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目的，要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
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人是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社会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定历史类型，以人民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自觉地以人民群众利益、要求和实践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标准。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少数人，而是包括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人民；不仅指当代的人，而且还包括后代人。
以人为本，不仅是对立足于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扬弃，而且也要求克服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所形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以遗留甚至强化的官本位意识，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人民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不断提升人们的素质，促进人本身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二)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评判标准
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发展标准问题上，注重的主要是生产力标准而忽视了人的标准，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其实，生产力标准和人的标准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满足了人的各方面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能力、人的本质的外化，现实的生产力就是现实的人的本质的确证，同时它又为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马克思指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揭示了一切通过人并且最终为了人，正是人类历史进程所展示的最一般和最本质的内容。恩格斯也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2] (P651)
但是，人的发展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谈人的发展。马克思结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文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3] (P218-219)在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发展的基础上，马克思得出结论说：“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3] (P219)人的标准是一个综合性标准，人的发展标准是生产力标准和生产关系标准的有机统一，人的自身发展状况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实际上是一致的。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主体就是人本身，而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强大的生产力和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下才能获得。
生产力虽然是社会历史的前提、基础和条件，但它也是主体活动的产物和结果，它本身也是需要用人的活动来加以说明的。在这个视角中生产力只具有手段的意义，满足人的各方面需要、实现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全面发展人的本质才是真正的目的所在。人的标准比生产力标准更宽泛、更全面。人的标准包括生产力标准但不等同于生产力标准。
但是，生产力标准是考察人的发展程度的一个方面，并且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的发展准备物质条件，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一个根本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标准也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根本标准。
因此，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内在一致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以人为本”是强调发展评价标准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教育、卫生、环境等的全方位协调发展，并不是否定物质资料的生产在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并不是说发展经济可以退居次要位置，并不是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它告诉我们，在确立发展战略时，要有全局观念，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只有经济不断发展，才能为社会的全面发展提高物质基础，才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应当将其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项工作之中。
三、科学发展观的内容
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具体分析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基础上，胡锦涛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认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这个重大命题，切实把第一要务抓紧、抓实、抓好。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协调、全面、可持续，这正是由以人为本这一评价发展的核心派生出的三个具体标准，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发展标准的全面性
全面发展，指的是要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视为一个系统工程，着眼于对经济、社会、自然的全面思考，既要大力促进物质文明建设，又要大力促进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使这几方面互相配合，相互协调，相得益彰。反对以牺牲社会、政治、文化、生态某一方面的发展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增长，主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把握发展标准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就要走出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认识误区，避免盲目追求经济指标、GDP增长，急功近利，忽视人文指标、生态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我国的五年计划，本来是叫做“国民经济计划”，20年前改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但名字虽然改了，实质却没有变化，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都是经济重社会轻，结果出现了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失衡，没有做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全面发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树立全面的发展观，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从社会的一维经济发展，走向富裕、健康、文明的三维繁荣，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二)发展标准的协调性
协调发展，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要形成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共同提高的良性互动局面，反对某一个要素、一个部分的发展长期建立在另一些要素和部分长期落后的基础之上。协调包括这样三个层次：(1)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即人口、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2)社会内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系统的协调；(3)社会系统各自内部的协调。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凸现，情况越来越复杂，如，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各方面的协调工作。力争做到城乡协调、东西互动、内外交流、上下结合、远近兼顾、松紧适度。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各地区共同发展。
(三)发展标准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理论是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现代文明辉煌成果而又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权衡人类发展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而作出的一种价值选择。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长期实行的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分离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使人们在思想上没有资源意识、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念。其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受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率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近几年来，人口、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选择，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实现方式和必由之路。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
衡量发展的这几个标准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以人为本标准是最高标准、核心标准。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是以人为本标准的具体化，是由人的标准派生出来的。正因为人的需要具有多面性、多层次性和连续性，所以发展也必须有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全面需要协调，协调为全面提供保障。全面和协调主要是就发展的空间结构而言的，可持续则主要就发展的历时性而言。
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统筹区域发展，实现东中西三大地带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人口适度增长和资源永续利用，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五个统筹”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实质上是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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