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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何时淡出相关的话题是，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有多大？如果发行国债还有很大的空间，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多持续一些时间。不过，不搞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等于今后不再发国债。所以，探讨国债发行的空间，还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所谓国债发行的空间，就是指发行国债不能达到这个地步：国债连续发行到某一天，政府的财政节余不够偿还债务，又不能通过发行新国债来偿还旧国债（因通货膨胀压力，银行利率可能高于国债利率，没有人愿意买国债；提高国债利率财政又难以承受）。这时政府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印钞票，即恶性通货膨胀；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即政府信用破产。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不等糟糕到这种程度，群众就凭直觉作出了反映，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会提前出现。
2000年，朱总理跟美国的前财政部长鲁宾在新疆见面，朱总理问鲁宾对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什么意见。鲁宾反问朱总理中国的国债的余额有多少，朱总理回答说12000多亿元，这包括了过去历年发的国债，占我国GDP的14%。鲁宾很干脆地对朱总理说：“这没有任何危险，离大家公认的警戒线20%还差得很远。”朱总理并不是因为鲁宾说了这个话就放心了，而是更看重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经济界对鲁宾的回答有赞同的，也有不赞同的。不赞同者认为，我国国债实际余额远远大于12000亿这个数字。有关专家认为，考虑隐性债务，国债总余额占GDP的比重，应控制在90%以下，目前还有10%左右的空间，其数额大约有1万亿。但这有限的空间不能全部用完，还要为今后发行国债留下余地。
也有专家认为，国债余额占GDP之比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财政赤字对GDP之比，和GDP的增长速度。如果财政赤字对GDP之比不超过3%，GDP的年增长速度不低于7%，中国的财政就不会出现偿付危机。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1998年以前不到1%，这三年持续上升，2000年已达2.8%，接近3%的界限。发行国债的剩余空间是不多的。
学界也有一些人坚持继续发行国债没有风险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都是参考指标，最根本的是看社会物质基础，有了丰厚物质基础，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很多剩余生产要素，大量的闲置的厂房、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需要利用，粮食、资金也很充裕，发行国债带动社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经济发展了，GDP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小，财政收入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偿还的债务相对也是一个小数。只要财政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幅度小于或等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那么国债的发行就具有可持续性。他们主张，不仅要发国债，还要发省级地方公债和城市建设公债，公债不仅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用于义务教育。即使存在这种乐观的情况，政府还会审慎从事，采取稳健的政策。估计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以后，短期内不会再像这三四年那样大规模发行国债。不过，国债这种政府运作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今后还会经常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