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女工”群体研究的几个部分--以苏南为中心_打工妹论文

近代“打工妹”群体研究的几个断面——以苏南地区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几个论文,打工妹论文,断面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打工妹”并非新名词,至迟在清末民初即已出现,近代著名文人徐珂所著《康居笔记汇函》中即有“在粤之打工妹”①的专门记事。事实上,作为与工业化、城市化因素相关的社会群体,“打工妹”——农民工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新生代。本文以近代工业中心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中心,对“打工妹”群体进行一些考察,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阴盛阳衰:统计学“表”达的苏南特色

在近代,妇女劳力应该说最先“剩余”起来,一方面,在“洋布”、“洋纱”冲击下,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体系被割裂,“织”难以为继,大批妇女渐失用武之地而被“闲置”;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城乡“二元世界”逐渐形成,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抽样资料统计,晚清时期,农业雇工的不供食工资平均每年为12元左右,如将饭食计入的话,约为24元左右,而同期城市非熟练工人平均年工资为72元左右,约为前者的3倍。民国时期,据1933年的调查资料,全国制造业工人年平均工资为178元,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只有26元,前者为后者的6.8倍。②苏南的情况别无二致,“即令吴江县农忙期工资最高时的散工的工资,每日二角,也只能匹敌上海市中的清洁夫的月收入六、七元。比较女子农业劳动者与女子都市劳动者,也与上述无大差异”③。按照“搜寻理论”④,如果进城打工收益高于在家务农的收益与流迁成本(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预期边际收益的搜寻成本)之和,外出打工就成为可能,用公式表示即:

打工总收益>在家务农收益+流迁成本

既如上所述,“城市与日益恶化的农村相比,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薪水和工作机会”⑤,这种经济位差的客观存在,势必“引导”农民在利益趋高机制的作用下离土进城,苏南常熟的妇女之所以“都到附近的地方布厂中织布”,乃是“因为布厂中比较工价大些,并且不要再有自己去贩卖的手续,同时那时的厂布,也十分畅销,所以乡村妇女,都趋之若鹜了”⑥。这意味着原来的纺车已不再是妇女的最爱,进城打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于是纷纷离村进城。从这点上看,她们并不是绝对被动地适应环境变迁,而是相当主动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世界,成为撕裂自然经济体系的一个方面的“力”,而不全然固守。传统观点认为农民进城完全是农村破产的产物,显然是片面的。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的近代化,打工妹进城务工者日渐增多,“一个人只要不是患了神经病,或是笨如木偶,大可以到工厂做工。更因机器的气力大,代替了人力,做工的人,也无须有什么大的气力。于是小孩子、妇女们也都可以到工厂里工作。同时工厂主或资本家利用女工童工的工资低廉,便尽量把贫家妇女小孩招到工厂里去供其剥削。女工童工之数,慢(便)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⑦。据不完全统计,1912至1920年,在打工一族中,打工妹所占比例约为40%⑧。这是就全国平均而言,具体到每个省,情况大不相同,其中江苏(包括上海)女工所占比例最大,竟达73.7%⑨,换句话说,在江苏打工族中,“打工妹”人数远远超过“打工仔”,所占比例接近四分之三,诚属惊人!

由于上海女工最为集中,不足以反映苏南打工妹群体的真实面貌,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根据方显廷统计,1930年中国主要棉纺工业城市中,女工所占比例,如表1⑩:

从上表可以发现,在主要棉纺工业城市中,使用女工最多者为上海,为72.9%,其次就是苏南的无锡(68%)、常州(61%),苏州最低,仅占40.1%,三城市的平均数为56.4%。就是说,在苏南打工族中,打工妹仍占据大半天下。

棉纺业为女工擅长之职业,相对集中乃是自然的,如法国学者谢诺所说:“雇佣女工、童工在上海纺织业中是不足为奇的。在广东丝厂、布厂,无锡丝厂、棉纺厂,武汉棉纺厂,女工童工也占优势。”(11)不过,整体上考察,苏南打工妹的“优势”地位依然突出,苏南工业中心无锡正是如此,如表2(12):

显然,打工妹人数之多,非打工仔所能企及,除童工外,所占比例当在三分之二以上。又据《无锡人报》报道:“无锡各纺织厂男女工比例,纱厂中间女工占80%,布厂女工占95%,丝厂女工占90%。”(13)不言而喻,打工妹在苏南打工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近代社会变迁中农民工大流动的“苏南特色”。

中国重工业极不发达,轻工业为整个工业的主体。而轻工业中“尤以纺织工业占最大部分,因此就从全部工业而论,女工的雇佣也显得特别重要”(14)。苏南工业即以棉纺、缫丝工业为“龙头”,这恰恰是打工妹的优势,打工仔很难适应,不得不退居其次,而“一般工厂,因女工工资低廉,性情温柔,故殊乐用女工”(15)。因此,“只要女子所能胜任的工作,厂方情愿雇用女工”(16)。由此造成苏南城市打工族中“阴盛阳衰”的格局。

“打工妹”群体的构成

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近代化,产生“集聚效应”(17)。各种社会资源的集聚,使城市具有越来越强的吸附力,吸引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色人等“向心”流入城市,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打工妹在苏南劳动力市场上扮演“主角”,这种“苏南特色”不能不使人对这一群体的构成发生兴趣。这里探赜索隐,简要分析如下:

先看打工妹的籍贯构成。

无锡是苏南工业中心,打工妹最为集中。据1930年出版的《第一回无锡年鉴》的统计,在19379位丝厂打工妹中,来源地情况如表3(18):

上表可见,(1)无锡打工妹来自10个省和上海,具有来源地广泛的特点,说明苏南城市“集聚”能力之强;(2)尽管来源地广泛,但江苏本省最多,本省中又以无锡本地为最,占79%以上,如果加上武进(常州)、昆山、常熟、吴县、溧阳、江阴、太仓、宜兴,苏南本地打工妹占到82%左右,这说明由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本地打工妹“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空间运动和职业选择方面占尽先机,也意味着苏南打工妹的空间运动有着鲜明的区域内部流动的特征;(3)从这个表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距离中心地(无锡)愈近,打工妹人数愈多,反之则越少,也就是说,迁出地距离“体现了迁入人口数量依迁出地由近及远的递减原则”(19)。个中原因,除了城市“辐射”力随距离拉远而趋减外,与社会关系网络、风俗习惯、迁移路费等自然、社会、心理因素相关,调查者就发现上述现象“大部份(分)原因为交通便利,人地熟习,其次当因土著关系,多有亲朋吸引。……除无锡外,各县中,以江阴、常州等县为最近,其籍贯亦最多”(20)。毫无疑问,距离关系、交通因素、亲朋援引等,对打工妹籍贯构成,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再看打工妹的年龄构成。

“打工妹”的词源肇始于广东,“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意”(21)。换句话说,打工妹是指外出务工的未婚青年女子。不过,广义的“打工妹”还应包括已婚青年妇女在内。

关于打工妹的年龄构成,我们仍以无锡各丝厂19379名女工为例进行一些分析,如表4所示(22):

在表4的女工年龄构成中,16岁至20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为44.69%,其次为21岁至25岁,占17.50%,26岁至30岁为15.74%,31岁至35岁为8.49%,四个年龄段相加为86.42%,也就是说,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这其中未婚青年约占一半左右,她们可谓是“主力军”中的“主力”了。

“年青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1)没有太多的牵挂,“在农村,年青人由于各种牵累较少,纷纷离开农村到新建的企业里去找工作”(23);(2)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精壮的体力,也很难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是不言而喻的;(3)雇佣条件的限制,如无锡有的缫丝厂雇用女工“以未婚为雇用条件之一”(24),未婚女性显然更具有竞争优势。

再看打工妹的职业构成。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社会职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女子的职业,平白地增添了许多,形形色色,数不胜数”(25)。按照社会学理论,职业是可以“分层”的,依据马克斯·韦伯“经济、声誉、权力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26),各种职业内部都存在着高低优劣之分。有人把女子职业分类为“高尚的”如女教员、女医生;“工作的”如纺织、卷香烟等;“贩卖的”如卖洋线毛巾、珠宝等;“下贱的”如收生婆、梳头等;“艺术的”如女新剧家、女明星等;“不正当的”如妓女、放白鸽等。(27)其中“高尚”和“艺术”的职业,几乎与打工妹无缘;打工妹的主要职业是属于“工作的”,她们通常称为“做厂”。如宜兴,“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28);苏州“为我国产丝最多之地,丝厂林立,内中工人大约以十岁至十八岁的女孩为最多”(29);常州“乡间织布的农妇,亦已多数入厂为女工”(30);至于无锡,打工妹“做厂”更为普遍(31)。

在苏南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家政服务同样引人注目。《时报》报道说,“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等地乡妇之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32)。的确,“风气浮华,起居舒适,直无一户不有佣趁之人”的上海,形成较为广阔的家政服务市场,为打工妹提供了机会,加之路近费省,因之“佣趁”的打工妹“惟苏乡来者为最伙,航船往来,几于如水赴壑”(33)。

“做厂”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收入低,家政服务也是如此,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尽管多种多样,但人的素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素质,是多种指标构成的综合体,除了身高、相貌、健康状况、技能等之外,受教育程度也是重要指标之一。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曾于无锡黄巷工人教育实验区进行文盲调查,将该区工友分为文盲、半文盲、非文盲三种,调查结果如表5(34):

从上表可以发现,民工整体文化程度低,文盲半文盲竟达83.07%!更值得注意的是,文盲中女工最多,非文盲中女工最少。换句话说,打工妹文化素质更低。据1941年3月日本兴亚院对无锡振艺、振元、鼎盛、宏余、福纶、润康、嘉泰、禾丰、大生、鼎昌等3161名女工调查,初中文化程度占1.74%;稍能读写识字的占26.2%;文盲2277人,占72%以上。其中嘉泰丝厂文盲占94%,宏余丝厂文盲占97.7%。(35)这显然是传统文化“重男轻女”的结果。这就决定了打工妹职业构成的“技术含量”低,她们只能被苦累差的工种所“青睐”。

除了“做厂”、从事家政服务外,“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币锭、帮忙工”等(36),做茶楼酒肆的招待以及谋不到职或从事“不正当”职业者也有许多。不过,“做厂”和从事家政服务,在打工妹的职业构成中居于主流地位。

就业“路径”及其他

打工妹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一般来说,并不似打工仔那样具有游刃有余的“随意性”,被动、受牵或不由自主的“追逐”,是她们“向心”运动的主要方式(37)。

尽管妇女受“妇道”、“女德”封建道统束缚,不可能像男性那样“随意”,但自由性流动仍不能漠然视之,中国毕竟跨入近代,在新的经济因素的涤荡下,社会意识也在发生变化,社会流动明显加快,因此,在近代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妇女进城打工不足为奇。不过,在打工妹的“自由流动”中,不可避免掺杂着盲动色彩,这其中,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乡村的“小道”信息起了刺激作用。苏南许多地方,有专门的航船往来于乡下与大中城市之间,船主操着的“上海白”动人心弦:“上海是遍地黄金,只要你高兴弯下腰去拾取”,于是,“那天真的农村女子,丢下了锄头,打好了青花布包裹,一批一批地往小航船里塞,她们脱离了眼前美丽的乡村,梦想着渺茫的黄金世界”。(38)

“做厂”是打工妹的主要打工形式。对苏南打工妹而言,无论东进上海,还是在苏南本地,均较他处打工妹有着得天独厚的“做厂”条件。不过,从表1打工妹的籍贯构成中可以发现,苏南各厂80%以上的打工妹来自苏南本地,这就意味着“离土不离乡”成为苏南打工妹实现“做厂”目标的首选。如无锡河埒口创办同和毛巾厂,“女工数百人”,周新镇开办丝厂,也有女工数百人,大多来自本乡本土(39);江阴有大批打工妹“拥进附近的纺织厂或纺织作坊中”打工(40)。“江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个案”,1929年该村组织合作社,引进机器,开办缫丝厂,厂中所需工人即来自本乡。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机器的引入,恰恰造成更多的妇女劳力失去原有职业而成为“剩余”,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考察时注意到:“这个村庄过去至少有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现在开办了工厂,同等量的工作,不到70个人就能轻易地担负起来。”这就意味着“将近300名妇女失去了她们的劳动机会”。这些失业妇女既然不能就地改业,只好离土离乡到“村外”寻找“做厂”的机会,“村庄里的小型工厂为当地原料供应所限,未能充分利用村里现有的劳力。相反,它也不能阻止农村人口的外流,我已经在上面表明,1935年有32名16~25岁的女青年住在村外,她们在无锡丝厂工作。我在村里的时候,震泽又开了一家蚕丝工厂。村中更多的女青年被吸收到工厂里。本村16~25岁的女青年共有106名,80%以上现在村外的工厂或在合作工厂工作。她们就是新的挣工资的人”(41)。

“村外”做厂,抑或从事家政服务,抑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果不能在苏南本乡本土就业,只好东进近代工业最为发达的上海滩去碰运气,因此,上海自开埠以来,即成为苏南人云集之地,“自中外互市以来,沪埠为通商第一口岸,(无锡)乡人之旅居斯地者,号称十万”(42)。其中,打工妹占据“半边天”,自不待言。

“打工妹”是社会转型的伴生现象,是一股进步的时代潮流。但打工妹的求职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原因固然有许多,其中以下几个方面是不可忽视的:

一则受性别歧视和传统意识的惯性影响,女子外出“打工”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舆论的非议,谓“男子治外,女子治内”,自古泾渭分明,而女子做工,势必冲破男女大防,“男女相淆,已非风俗之正”,“丧名坏节,殊足为人心世道之殷忧”(43)。在近代工业初兴之时,甚至有的企业抱定“妇女应料理家务”的教条,“不用女人”(44)。

二则“料理家务”是妇女的本分,“女子不出门”因此成为妇女必须恪守的道德规范,这就使她们长期处于家庭和社会的“附庸”地位。就是在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以后,这种文化传统依然根深蒂固,《捷报》就报道说,“中国政府执行‘妇女应料理家务’的原则,因此所有公共事务从来不用女人,只有惟一的例外,即看管女犯的女监”(45)。

三则“做厂”有时未必获得较高的报酬,尽管她们付出高昂成本,如上海祥经纱厂到吴江乡间招工时,“是把每日半元的工资来骗工人去的,到了上海,悔约克扣,每日只给一角二分”(46)。至于“做佣工,妇女耐不了乡间的饥寒苦况,都梦想一到都市,纵然不能丰衣足食,亦可无忧饥寒,然而事实摆在眼前,都市也在不景气的笼罩下,什么介绍所荐头店,坐满了待雇的老少妇女,而光顾的却属寥寥!即幸运的,有了主顾亦随时随地有被解雇的可能。除此以外,只有出卖‘性’的一途,即是做娼妓,此外还有被卖为婢的。这是离了农村的妇女们,找不到工作的不得已的出路!”(47)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打工妹的求职之路充满坎坷、艰难。

但话又说回来,轻纺工业需要女工,且“工贱而丝极美”(48),这是资本家无法抗拒的“诱惑”。生存重压下的贫民之家的妻女也需要打工以摆脱饥饿煎熬或是改善生活质量。共同的需要,终于使女子做工成为苏南乃至全国普遍而寻常的社会现象。在供求关系的张力下,女子“打工”逐渐成为一种风气,以致出现“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觉勃然以兴,全家相庆,举国若狂,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于是相与联袂随裾,或逐行队以去。……呼朋引类,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惟恐不能入选”的现象(49)。

“打工妹”现象的日益普遍,表明妇女角色的转换,在近代历史条件下,有着深沉的社会意义。她们“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为男性垄断的社会公共领域,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否定,也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

经济独立是妇女挣脱传统获得应有社会地位的前提。“打工妹”进城打工,其价值远远超出“赚取工资”本身而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意义。“传统的男子治外,女子治内,以及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从此便要发生动摇了。”(50)家庭地位、社会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江村考察时发现:“城市工业吸引农村劳力,无疑这种人口流动对农村社区的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挣工资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起了变化。例如,一个在村中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公开责骂她的丈夫。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件小事指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变化。根据传统的观念,丈夫是不侍候妻子的,至少在大庭广众之下,她不能这样做。另外,丈夫不能毫无抗议或反击,便接受妻子的责备”(51)。这个例子还是在乡镇企业中“挣工资”的妇女,城市中的“打工妹”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变化是可想而知的。如上所述,经济独立是妇女政治解放的前提。

以上所述,只是呈现了近代“打工妹”群体的几个侧影,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注释:

①徐珂:《康居笔记汇函》(二),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

②周中建:《二三十年代苏南农民离村问题研究》,《古今农业》1999年第4期。

③[日]田中忠夫:《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汪馥泉译,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版,第258页。

④搜寻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信息经济学》一文的发表,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而斯蒂格勒的这篇论文同时也是搜寻理论的奠基性作品。搜寻理论把搜寻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连续搜寻。假定消费者知道市场上价格的分布,但不知道每一个销售者的报价,消费者可预先选定几个销售者,寻找其中的最低报价,这种搜寻叫做固定样本搜寻。或者,消费者也可连续不断地搜寻,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价格,这样的搜寻称之为连续搜寻。(参见黄文平《搜寻理论的经济学社会学实证》,《经济师》2000年第1期;钱永坤《搜寻理论与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陈禹主编《信息经济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美]苏珊·曼:《中国的城市化和历史变迁》(下),路磊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编:《城市史研究》第4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⑥俞友清:《不常熟的常熟乡村工女》,《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第234页。

⑦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下册),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08页。

⑧《农商统计表》第9次,第219页,见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版。

⑨(23)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190页。

⑩资料来源于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132页。

(11)[法]谢诺:《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见刘明逵编《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1卷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页。

(12)资料来源于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13)转引自《罗琼文集》,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14)罗琼:《恐慌深化期中的中国产业女工》,《罗琼文集》,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页。

(15)(47)兹九:《中国农村妇女与现阶段的妇女运动》,《申报月刊》第4卷第7号,第179页。

(16)红叶:《西北风里谈女工》,《劳动周刊》1947年第2期,第10页。

(17)唐恢一:《城市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页。

(18)(22)资料来源:《第一回无锡年鉴》(1930年),《党务》第21~22、23~24页。

(19)路遇主编:《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20)童家埏:《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统计月报》第1卷第6期,第23页。

(21)郁慕侠:《上海鳞爪》,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4)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见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社会保障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25)(27)一得:《女子的职业》,《生活》第1卷合订本,第13、13~14页。

(26)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28)徐方干、汪茂遂:《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第89页。

(29)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7页。

(30)转引自茅家琦等《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31)根据统计,1933年无锡“做厂”女工有42959人,苏州亦有13286人。见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32)松颠:《去乡十八年之佣妇》,《时报》1927年2月14日。

(33)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22页。

(34)资料来源于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

(35)钱耀兴主编:《无锡市丝绸工业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36)黄苇:《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6页。

(37)参见池子华《“打工妹”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

(38)耕心:《小航船》,转引自小田《江南乡村妇女职业结构的近代变动》,《历史档案》2001年第3期。

(39)侯鸿鉴:《锡金乡土地理》,转引自孙海泉《上海辐射与苏南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40)罗琼:《地主商人重重盘剥下的江阴农村劳动妇女》,见《罗琼文集》,中国妇女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41)(5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6~198、197~198页。

(42)政协无锡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无锡文史资料》第21辑,第120页。

(43)(49)李长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617页。

(44)参见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93页。

(45)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4页。

(46)《祥经纱厂的惨剧》,《新黎里》1924年4月1日。

(48)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3页。

(50)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516页。

标签:;  ;  ;  

近代“女工”群体研究的几个部分--以苏南为中心_打工妹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