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燕城及临易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燕都燕城论文,临易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初分封，北土有燕。其先建国都燕城而后徙临易，至战国时又迁于蓟即今北京之地。因史书失载，有关此燕国三都之具体方位和规模形制等至今不甚明了。近些年来，此一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颇有进展。本文拟结合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就燕都燕城及临易谈一点看法。
一、召公建燕
据史书记载，周武王克商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因留佐周王，而另以其元子代为就封。燕都所在，旧无确指。今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董家林村发现一座古城址。其所在地面高出周围1米有余，北垣地下墙体保存较好，全长约829米；东垣、西垣各残存北段地下墙体约300米；东垣、西垣的南段及南垣破坏严重，墙体已不复存在。其城墙起建于生上之上，分为主墙及内外附墙。主墙居中，夯土极坚硬，内无包含物。内外附墙紧贴主墙墙面，呈斜坡状，硬度不如主墙。墙基底部宽约10米，墙体断面呈梯形。由城墙东北角发现有2座西周初期墓葬打破内附墙及城墙西北角发现有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址打破内附墙等现象推断，其始建年代最迟不应晚于西周初期。又据其城址东南黄土坡一带发现有大面积的燕国墓地，出土多件带有“匽侯”铭文的青铜礼器和兵器等，特别是M1193大墓中所出的克垒、克罍诸器明确记有周王册封燕侯之事，进一步判定其当即为周初燕都燕城之所在[①]。自无可置疑。
董家林城址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西北临近防（房）山，地势高平，有大石河（即琉璃河）绕遗址自北而南、又折向东流过。大石河在汉魏时期称圣水。《水经注·圣水》载：“圣水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南流也。东过良乡县南（此句为经文）。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疑此句原为经文）。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迳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盖借水而怀称也。又东与侠河合。水出良乡县西甘泉原东谷，东迳西乡县故城北。……又东迳良乡（疑此脱一故字）城南，又东北注圣水，世谓之侠活河。”其称圣水，不好解。其“圣”，或当为巠。《说文解字》云：“巠，水脉也。从川在一下。一，地下。壬省声。”段玉裁注：“巠之言濥也。濥者，水脉行地中濥也，故从川在地下。”其水迳玉石山下伏流，正为此状，故称巠水。古音圣与巠同属耕部，可通假。又，《说文解字》云：“匽，匿也。从匚、妟。段玉裁注：“匽之言隐也。《周礼·宫人》：为之井匽。郑司农云：匽，路厕也。后郑云：匽猪谓溜下之池畜水而流之者。按二说皆谓隐蔽之地也。”《说文解字》又释：“匚，衺蹊有所夹藏也。从
、匚义同，故匽字亦有作匽者。此水二称而燕人取其一，因建国都于匽水之侧而称匽城、匽国。其匽与燕古音相同[②]，故又称燕。然当以匽为本称，周代燕国铜器铭文称本国皆作匽，或作郾。又据《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载：“圣水，《郡国志》云：俗名回城水，源出县西北玉石山，东流，经县北四里又南流，入范阳县界。”此《郡国志》文不见于今传本《后汉书》所附者，当为东晋人袁山松所撰。其云俗名回城水，当是从此匽水半环于②城之西，南二面而得。《汉书·地理志上》载涿郡属县“良乡，侯国。垣水南东至阳乡入桃。”其垣水，当即回城水。《说文解字》云：“垣，墙也。从土、
回之形，上下所求物也。”古时回，迴，洄相通，后又演变为洄城水。今董家林西、大石河东岸有洄城村，当即相沿于此。汉时良乡县城当沿用古匽城址，魏晋以后方迁至今窦店附近[③]，故《水经》言圣水“东过良乡县南”，而《水经注》言“圣水南流，历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圣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其“圣聚”，当为良乡故城即古回城以东之一聚落[④]，不在今董家林村。古今比照可知，其水流基本走向大体相同，然后期河道略有漂移、或折曲段增多增大则势所难免。在金元之际漯水（即永定河）夺圣水下游河道以前，其一直是北方的一条大河。燕侯就封，选择于圣水之畔营建都城乃理所当然；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定位于今董家林一带，则很可能是同召公的直接参与有关。
召公为周室重臣，曾参与主持营建周东都洛邑。由《尚书·召诰》及《洛诰》可知，其参与了从卜宅、经营（实地勘测）、攻位（具体定位）、周公复卜定案，到周公命功、诸侯联合筑城的整个过程。时在成王五年。其“攻位于洛汭”，孔传释曰：“治都邑之位于洛水之北，今河南城也。”即今河南洛阳市。其地面有洛水、西临涧水、东近瀍水。在此范围内发现有王城（周平王东迁后以此为都，称王城）城址。其北垣墙基大体保存完整，全长约2890米，方向为北偏东78°30′，下压有晚殷灰坑。西垣残存有北段墙基，方向为北偏西14°，亦压有晚殷灰坑。其向南似可与汉河南县城西垣及瞿家屯东的一段长约30米的南北向墙基（均压有晚殷灰坑）连为一体，构成王城外郭之西垣，长约3200米。东垣亦残存有北段墙基，长约1000米，方向为南偏东5°30′，起筑于生土之上。在瞿家屯以东未发现南垣遗迹，可能已被洛水冲毁[⑤]。其当即周初所营建之洛邑。在瞿家屯以西发现一段南垣遗迹，西端北折，另成一范围，时代偏晚，当为后期所补筑。在王城城址中部偏西发现有汉河南县城址，其周长约5400米，东西长约1485米，南北长约1410米，北垣墙基夯土中发现有“河市”陶文[⑥]。其除西垣部分墙段沿用于王城外郭西垣外，东垣、南垣当亦有部分墙段沿用于原宫城之东垣、南垣。原宫城当位于外郭城之中央，城北为“市”。据《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二者所记相合，当同指洛邑即王城（周初称成周）的规制。依周时一尺合今约19.7厘米计[⑦]，其方九里即一千六百二十丈合今约3191.4米，较之今所测知的王城城址北垣之长略长，而与以上所推测的西垣之长略等。或其所记是偏指此城的南北之长。
二者相比，董家林城址西部及南部有大石河即古匽水绕流、南与夹括河即古侠河相合，正与洛邑城西涧水汇入城南洛水、南有伊水相合于洛水之势相类；其北城墙呈东北——西南走向，东、西城墙呈西北——东南走向，整座城的面向略偏于东南，亦与王城城址相似。若非召公参与，似不会有如此从选址定位到营建规制诸方面的种种巧合。成王时铜器小臣攎鼎铭文载：“召公建匽，休于小臣攎贝五朋，用作宝尊彝。”[⑧]其“建匽”，当即指营建匽（燕）城。其时当在洛邑建成之后。召公因对洛邑的营筑极为熟悉，故在“建匽”时有意或无意加以模仿，乃情理中之事。既如此，则此燕城的规模当与洛邑略等。另将其与今已探知的一些同样是兴建于周初的诸侯大国之都相比，亦明显偏小。如太公所封齐国之都临淄城东西长约3300米、南北长约4200米，周长约15000米，城墙基宽在17～43米之间[⑨]。周公所封鲁国之都鲁城（今山东曲阜市）东西长约3500米、南北长约2500米，周长11771米，城墙基宽在30～40米之间[⑩]。而召公官为太保，位居三公，即以其元子代为就封（周公亦是以其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其国都城的规模似亦不致于与之相差太悬殊。其城墙基宽更失于“度”，依今所见推测，齐、鲁等国都城墙即使减去后来增补部分，原有的宽度恐怕仍然要超过10米。而董家林城址则是包括主墙及内外附墙在内共10米左右，其主墙宽仅约2.6米[11]。由此看来，今在董家林村所发现的残存城墙很可能只是原燕都城的宫墙，其范围内为燕宫之所在，而并非整个燕都城。其城墙的内外附墙原当仅筑于地表之下，以巩固墙基；地表之上则唯见主墙，故而时有房址、灰坑及墓葬等打破内附墙的现象发生。此一带所发现的西周时期板瓦等当为燕宫建筑之遗物。据《周礼·春官·典命》载：“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郑玄注：“上公为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为二伯；二王之后亦为上公。国家，国之所居，谓城方也。公之城盖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盖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盖方五里，宫方五百步。”周初，王之三公指太公、周公、召公，二王之后指夏帝之后杞子、商王之后微子。依周时一步合六尺、一尺合今约19.7厘米计，其公之宫方九百步合今约1063.8米，侯、伯之宫方七百步合今约827.4米，子、男之宫方五百步合今约591米。董家林城址的北城墙长约829米，似正合于侯、伯之宫制。而从这一时期北方地区所建都城（如齐都临淄城）的外郭形制及宗庙（如周原建筑群甲组基址）形制等多是南北之长大于东西之长来看[12]，其宫城形制当亦与之大体相类。如此，则此燕宫的南北之长当超过829米，而达到1000米左右，以合于公宫之制。所谓“方九百步”，当是偏指于较长的宫城东垣、西垣之边长。依此，其东垣南端当越过京广铁路而至黄土坡村西北一带，西垣南端当临近于京广铁路；南垣当连接此二端点而亦横穿京广铁路，与北垣之长略等。其外郭城，因尚未发现有关的城墙遗迹，姑且参照王城城址的形制，依宫城距四面外郭城墙相等即均长约1000米推计，则其北垣所在当越过京石公路，位于今八步口村北一线；西垣所在当位于刘李店村西一线，古时匽水当紧靠西垣、环绕城外，故有回城水之称；南垣所在当越过大石河，位于今琉璃河镇北一线，古时河道当在南垣之外；东垣所在当位于今立教村西一线，黄土坡墓地全部被包围 在内（古时城内设置墓葬区的现象较为常见）。其东西长2800余米，南北长3000余米，略小于洛阳王城城址。
依照周代礼制，周王与诸侯之间在各方面都是等级分明，不得僭越。不过，这种局面的形成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周初很可能是只有一些大体的约定，并不很严格，否则不会有诸侯大国之都的规制与王都略等乃至超过王都（比如齐都临淄城即远大于“方九里”）之事出现。既如此，召公仿洛邑而建燕城，在当时看来，当并非违制。这一时期诸侯营建都城，主要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尽可能地扩大其规模，以便聚集更多的人口，形成有效的防御实体，从而稳定地立足于受封之地。燕城自不能例外。后至桓侯徙临易，燕人一直是以此燕城为都，前后历时近四百年。其在各方面的发展一定相当可观。桓侯南迁，燕城作为发祥之地，存有燕君宗庙，当有燕公室成员留守，其范围或可能只限于燕宫之内。战国时期，燕人又北迁蓟城，建下都于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燕城位于上、下二都之中，自然更要受到重视。《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九所记“在燕为中都，汉为良乡县”，当即指此一情形（“中都”之名当为后人所称，先秦时期无此称例）。燕城在此时尚未沦墟，故而为汉良乡县所沿用。魏晋以后，良乡县治所北迁至今窦店村西，其地存“良乡县故城”，后渐至荒落。
二、桓侯徙临易
据《世本》载：“桓侯徙临易。”宋衷曰：“今河间易县是也。”燕桓侯即位于周桓王二十二年（公元前698年），在位七年。其时属春秋早期。后至战国初期，燕人迁蓟，临易为燕都历时在三百年左右。《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五年（前294年），“与燕鄚、易。”《集解》引徐广曰：“皆属涿郡。”其“易”，当即临易。可知其曾一度归赵，后又归燕。汉代沿置易县，西汉时属涿郡，东汉时属河间国。鄚地与易相邻，同属之。今在河北容城、雄县交界地带的南阳村等地发现有一系列的相关遗迹，为探求燕都临易城的所在地望及具体方位提供了重要线索。
南阳村今属容城县，位于县城东14公里，东南距雄县县城11公里。南阳村南250米有一台地，当地人称“燕国城”。台地北坡比周围地表面高2～3米；向南700米终了，南坡比地表高0.5米左右；东部边沿清晰，比地表高0.3～2米；自东北角向西300米后地势低缓平展，边沿模糊不清。在台地东侧断面上部采到“易市”陶碗一件。南阳村西北300米处的西北阳村亦为一片地势较高的废墟，由南阳村西断断续续与村南台地相连，面积约3万平方米。遗址北侧有故河道，与南阳台地西南700米的“西河子”相通，当地人称其为“后河”。在此范围内发现有铜器、陶器等多件。其所出铜壶具有春秋时期特征，自铭“西宫”，并刻有“匽”，“右冶尹”等字；又有一铜壶盖刻有“左冶”等字。所出铜鼎及陶鬲、陶豆、陶鼎等也都具有春秋战国时期风格。另外还出有燕王职戈、燕王载戈及燕刀币200余枚。所出“易市”陶碗、陶罐等则显示出秦汉时期风格。在南阳村北2.5公里有晾马台遗址，其土台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东西长150米、南北长100米，残高3～5米。其北2公里为今拒马河与白沟河之汇合处。在南阳村东3公里的古贤村有一古城址，其有“大城”与“南城”之分。村南边的称“南城”，与北面的“大城”相连，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长约1200米，西起古贤村西70米，东至村东河套（古贤村东紧靠大清河）。现“南城”内有一高地，名“仓廒”，据传是城里的粮仓[13]。此古贤村城址亦见于志书，如民国十八年刊《雄县新志》载：“易县故城即大易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大清河西岸古县（贤）村。其东面圮于水，余三面旧址尚可辨识。”唯其以此为“易县故城即大易故城”，有误。
《水经注·易水》载：“易水又东迳易京南。汉末公孙瓒害刘虞于蓟下。时童谣云：燕南垂、赵北际，唯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地当之，故自蓟徙临易水，谓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赵建武四年，石虎自辽西南达易京，以京鄣至固，令二万人废坏之。今者地壁夷平，其楼基尚存，犹高一匹余，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楼，即瓒所堡也。故瓒所与子书云：袁氏之攻，状若鬼神，冲梯舞于楼上，鼓角鸣于地中，即此楼也。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与今所见相比照，其“易京城”似当指南阳村北之晾马台遗址。其言“犹高一匹余”，《说文解字》云：“匹，四丈也。”朱谋玮注亦曰：“《小尔雅》云：二丈为两，倍两为匹。是四丈为一匹也。”依北魏铜尺一尺合今约30.9厘米计[14]，四丈合今约12.36米。晾马台今残高3～5米，不及其半。然在此一带再无高过此台者；且既称“楼”，则台基似不会太宽阔，此台亦正适合。其以南之南阳村一带此时很可能已无显著遗迹，故不言及。其“易县故城”当指古贤村城址，“易城”则似当在“易县故城”北。晋时改易县为易城县，北魏时又移易城县治于今雄县西北三十五里[15]，所为唐宋时归义县所沿（金时并入归信县即今雄县）。很可能是东汉时已移易县治于今古贤村城址，晋以后又于其北另筑易城，故称其为“易县故城”。其言“燕文公徙易”，不知何据。此燕文公当指燕武公之子，于周灵王十七年（公元前555年）即位，在位六年。其时在春秋中期，较之燕桓侯晚一百四十余年。而以燕都易城在今古贤村城址则不确。据《太平寰宇记》卷七十载：“归义县，汉易县之地，属涿郡。按今县东南十五里有大口（易）故城，是燕桓侯之别都。魏移理于故城西北十五里故易城。按故易城，今县所理，高齐天保七年省入鄚县，自周及隋其地并属鄚，唐武德五年置归义县”又载：“易京城，在县南十八里，其城南临易水。”“小易城，在大易城北二里。”其所言“大易故城”，明显是指今南阳村遗址。此说当据《括地志》所载：“易县故城在幽州归义县东南十五里，燕桓侯徙都临易是也。”《括地志》仅较《水经注》晚成百余年，且多据志书，承传有绪，当可信。而其以今古贤村城址为“易京城”，以今晾马台遗址为“小易城”，则当为后起之误传。然亦由此可知，至宋代，此三处遗址还是辨识分明的，此后世混“易县故城”与“大易故城”为一（指今古贤村城址）要更接近于史实。今发现此三处遗址，可纠其误而证其实，使燕都临易城之所在得以复原到位，其意义不可低估。
有关燕都临易城的规模形制不见于史书记载。据考古发现推测，南阳村南台地高出周围地面数米，与董家林城址相类，很可能即宫城之所在。在此台地上虽未发现城墙，然北、东、南三面边沿清晰，且有“城坡”之称，可据之而推求宫城的大体轮廓。其南北之长依东部边沿推计，当在700米左右；而西部边沿模糊不清，似并未于自东向西300米处终了，估计原西垣所在当在此之西，姑依在此以西100米推计，则其东西之长当在400米左右。从台地东部下有夯土（原台地西部当亦有夯土，为后世取土所毁）来看，原当有宫殿建于其上。此台地西北的西北阳村一带所发现的一片废墟，地势较高，向南经南阳村西，与台地西部相连，面积约3万平方米，并在西北阳村西南出土有“西宫”铜壶等，可判定为临易城内西宫之所在。其当为宫城以外的又一处燕君居所，因位于宫城之西，故称西宫。此一时期诸侯国多有兴建，以供享乐，其或即属此类。铜壶腹部刻有“西宫”铭文，以示其为西宫所用。其壶口与盖沿上所刻“右冶尹”、“左冶”等，当为监造者标记。近些年来，河北、山东等地屡有刻铭“左冶尹”铜器出土[16]。《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燕有“右御冶工”，为燕君所属从事冶铸者，正可与之相印证。其分“右冶”、“左冶”，各有官长（尹），应具有相当的规模。在“西宫”遗址北侧有“后河”故河道，与南阳村南台地以西之“西河子”相通，当为外郭城外护城河遗迹。由南阳村南台地北沿至“后河”故河道约500米；由此台地西部低缓处至“西河子”约600米，而由以上所推之宫城西垣至“西河子”亦约500米。据此，依宫城四面均距外郭约500米推计，其南北之长当在1700米左右，东西之长当在1400米左右，平面呈南北向略长的长方形，与以上所推测的燕城形制相类，而规模则远小之。其地处燕之南陲，燕人徙此，当主要是由于山戎势力所迫，为一时之计，而念念不忘北迁，故未大筑其城。战国以后，再北迁于蓟，此为易邑。西汉时置易县，故有此一时期“易市”遗物。其“易市”当相沿于原燕都临易城内之市，位于宫城之北。
《墨子·明鬼下》载：“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孙诒让《间诂》言：“毕（沅）云：祖道。王（念孙、引之父子）云：毕说非也。《法苑珠林·君臣篇》作：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据此，则祖是泽名，故又以云梦比之。下文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亦谓祖泽之涂也。然则此祖非祖道之谓。案王说近是。颜之推《还冤记》又作：燕之沮译，当国之大祀。祖与沮、菹字通。”古文祖又通阻，《尚书·舜典》言“黎民阻饥”，《汉书·食货志上》作“黎民祖饥。”阻即阻止，祖泽或阻泽即为止众水所成之泽，当指今白洋淀一带[17]。其地下湿，古有易水、滱水（今唐河）等汇入，形成广大的水面，适在燕国南境。依古礼制，诸侯需祭其封疆之内的名山大川，一般是于国都城郊面向山川而拜，称望祭。此祖泽，原当属燕之望祭者，因南徙临易，距之甚近，故改为临祭。由临易城通向祖泽之路称“祖涂”。燕君出城临泽而祭，燕人多随观，为一时盛事。由其临祭祖泽，“男女之所属而观”，可见此一时期“临易人”犹遵循旧礼，保存古风。
燕都为燕文化的摇篮和中心，对于燕文化研究可谓举足轻重。随着燕都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其原貌将会更加明了，燕人遗物也将会有更多的发现。衷心期盼有燕之《春秋》一类典册出土。
注释：
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琉璃河考古工作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1973～1977年》，文物出版社，1995年。下引此资料不再注明。
② 《左传·襄公二十九》载：“齐人立敬仲之曾孙酀。”杜预注：“敬仲，高傒。”其高工酀，《春秋·昭公十二年》载作高偃。参见孔颖达疏。
③ 《考古》1992年第8期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马河考古队所撰《北京市窦店古城调查与试掘报告》推断窦店古城址为汉良乡县所在，似误。拟另撰文考辨。
④ 《说文解字》云：“聚，会也。从人，取声。一曰：邑落曰聚。”如《后汉书·郡国志一》载河南尹雒阳有唐聚、上程聚、土乡聚、褚氏聚等。
⑤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涧滨东周城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
⑥ 郭宝钧、马得志、张云鹏、周永珍：《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⑦ 参见闻人军：《〈考工记〉齐尺考辨》，《考古》1983年第1期。
⑧ 小臣攎鼎铭文著录见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第85器；断代从陈梦家说，见《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第10册，1955年；释文“建”字从裘锡圭说，见《释“建”》，《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
⑨ 参见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⑩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11] 据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北京史论文集》第1辑，1980年。
[12] 据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载，周原建筑群甲组基址南北长45.2米、东西长32.5米。其文见《文物》1979年第10期。
[13] 孙继安、徐明甫：《河北省容城县出土战国铜器》，《文物》1982年第3期；孙继安：《河北容城县南阳遗址调查》，《考古》1993年第3期。
[14] 参见国家计量总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15] 据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十四。
[16]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第179器，文物出版社，1980年；参见李学勤、郑绍宗：《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古文字研究》第七辑，1982年。
[17] 有关祖泽，拟另撰文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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