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赤字财政与西方学者的思考_国民生产总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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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十周年专栏

一、什么是赤字财政

什么是赤字财政?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有各种解释。赤字财政是:“有意造成支出大于收入的状况。凯恩斯第一个提出,政府应人为地造成一些计划性赤字,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这个名词也普遍被用来指有计划的赤字,不管是政府在其国内事务中运用的计划性赤字,或是国际收支赤字”。或者说,赤字财政是:“一种由政府采用的花费超过其收入的做法。在美国,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以来,赤字财政已成了规律而不是例外。然而,这种做法仍然是有争议的。某些评论家主张每年收支应当平衡,而另一些则认为决不应当平衡。根据在企业界和大学工作的经济学家的考察,他们大多数似乎认为,最谨慎的政策是在整个经济周期期间保持收支平衡”。

众所周知,本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以前,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派经济学依据其经济均衡自行确定的理论观点,坚持要求政府执行自由贸易和平衡预算的政策。然而,天难从人愿,正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那种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的学说,未能经受住三十年代市场经济完全崩溃的考验”。

因此,凯恩斯针对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情况,便积极主张,要有效地挽救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只能是采取举债支出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增税的方法以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因为在凯恩斯看来,如果政府一方面扩大财政支出,另一方面却又用增加税收的方式来保持预算平衡,那么由于这一增一减,财政支出的扩大就起不了补偿私人的投资和消费不足的作用。这是凯恩斯就短期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凯恩斯认为,从长期来看,赤字财政政策是取得预算平衡的积极条件。当经济萧条时,如果进一步压低支出,则只能使经济萧条进一步恶化,于是财政收入也随之进一步下降,这样就仍然无法平衡预算。相反,如果扩大支出,实行赤字预算,则可使经济转入复苏、繁荣,于是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样就可以取得平衡预算。由此可见,凯恩斯并非无条件地倡导赤字财政。

随后,美国经济学者汉森(A.H.Hansen,1887-1975)根据凯恩斯思想而引申出“补偿性财政政策”,其意指:当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大开支和减税,即所谓“膨胀性财政政策”;而当经济繁荣时,实行紧缩开支和增税,即所谓“紧缩性财政政策”。汉森认为,只要坚持这两种政策的交替使用,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长期稳定的、高度的就业水平,即出现无危机资本主义,有计划资本主义,可调节资本主义。然而,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却未达到如此理想境界。

二、所谓“公债哲学”

为了弥补赤字,有关国家的政府一般都采取发行公债(或称国债)的办法。据此,西方经济学者便提出了所谓“公债哲学”。其主要论点是:

(1)公债是一国人们自己欠自己的债,债权债务互相抵消,只是一种想象负担,不是真实负担,因为如象从某些人皮包里把钱借出放到另些人皮包里,就整个国家说来却既未富也未穷。这与私债不同,如果我欠别人债,我因此就变穷了。

(2)只要公债的增加速度不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那就没有什么担忧。我们纳税人将把公债归功于政府债券持有者,假如政府决定偿清公债,那以就必须提高税收,这样人们中有些未拥有政府债券者就将更穷,而拥有政府债券者则将更富;然而,由于偿清公债,国家却既未富又未穷,况且,公债决不会偿清,政府总是以新债换旧债。

(3)后代子孙得益于生产增加和生活更好,他们就应负担还债,而且子孙不会增加负担,因为公债从未偿清过,所以子孙后代也不必偿清我们所欠的公债。

显然,以上的“公债哲学观”是否能完全成立,似乎还须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例如,美国国债的债权者是谁?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全部公共债务,列表如下:

1988年6月30日

债务分配(即债权者)

单位:10亿美元

占总数的%

美国政府机构和信托基金 534.2

21.0

联邦储备银行

227.68.9

商业银行

263.0

10.3

金融市场基金13.40.5

财务机构

715.8

28.1

州和地方财政机关

280.2

11.0

个人:储蓄公债 106.24.2

政府发行的可销售证券75.02.9

外国和国际方面 332.3

13.0

全部债务总数 2547.7

100.0

由上表可见,第一,全部债务总数中,直接由个人拥有的只占极小部分,约为7%;第二,债务总数中极大部分是由政府本身所持有:第三,国债总数中的13%,是由外国人所拥有,包括中央银行、普通外国银行、外国公司、机构和个人:第四,国债可以服务于一个十分有用的目的:提供一项由政府以充分信任和信用加以支持的独特贷款。因为据说,“国债背后的资产是国民经济——所有的土地、矿山、工厂、建筑物、巨大的知识宝库,以及熟练的、训练有素的劳动大军”;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国民经济的货币价值是什么,但它是大大地大于财政部债券的货币价值”;所以,“拥有国债的债券持有人对他们的投资的安全性是用不着担心的”。

然而,公共债务(国债)是否不造成任何负担(负债的代价)?美国一些经济学者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十分小心”。他们指出:“如果债务稳定地保持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微小部分,我们就不会感到任何负担,因为税务收入可以提供所需的利息。如果债务变得较大,那么只要经济快速增长,足够提供额外的税务收入以支付额外的利息,债务也不会形成负担。反过来说,利息的支付对经济也不会形成负担,条件是支付利息不会使大量收入流入我国债务的外国持有者手中,或者不会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严重的扭曲。最后,如果政府和公司或家庭住户一样,并不设法去偿还其债务,而只是将它加以延期的话,那么由偿还债务所引起的各种麻烦也就会消逝”。但是,他们补充说道:“请注意,所有这些叫人担心的话都是以‘如果’开始。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我们眼前的经济状况是否有迹象会越过这些‘如果’所划出的危险线”。因此,他们断定:“债务所形成的负担如何,将取决于大体上独立于债务本身的一些事情—我们生产结构的现代化、世界经济的演变情况、我国税收和支出计划之明智程度。债务和赤字是否会对我们进行这些改变的能力形成障碍呢?我们将等着瞧”。我看,他们的观点很值得我们思考。

三、赤字财政的效应

西方经济学者认为,政府预算赤字的效应已成为政府预算计划工作的一个重点。一般说来,政府预算赤字直接影响总需求水平及其构成,而较间接地通过影响国民储蓄和投资量,赤字也影响长期的实际收入增长率。

赤字对总需求水平的影响或效应,一般地是作为财政政策而提出的。政府采购水平提高直接提高需求;而转移支付增加或税收水平降低则提高收入,随之再引起私人需求的提高。当经济未达到充分就业时,赤字对需求的任何初始效率都将通过乘数作用而扩大。然而,财政行动引起的明显的需求增长为什么会发生抵消作用,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可有如下解释:

(1)假定货币政策不变,即存在不变的货币供应量时,那么由预算赤字产生的需求的增加,将必然被其他方面需求的减少而抵消。这种“挤出”现象的发生是利率上涨的结果,利率上涨直接降低象住宅或工商业投资这些对利率敏感的国内需求,或者由于汇率升值减少了对外贸易的差额。

(2)无论理论还是经验证据,都否定了货币和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固定关系的模型。利率上涨将减少一些私人需求,但也促使人们节约使用货币余额,从而突破国民生产总值和货币需求之间的固定联系。但在一定程度上,固定的货币供应量迫使利率随财政变化而变化,固定的货币供应量将降低我们所认为的纯财政冲击对国民生产总值产生的效应。一些私人需求将随利率的变动作出反应,部分地抵消了财政变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效应。

(3)对货币政策不变的假定,如包括银行准备金或借用的准备金水平不变,在这样的假定情况下,由于货币供应本身对利率的变化具有弹性,伴随着财政政策的变化而产生的利率上涨,大致将小于假定货币供应量固定不变的定义下的利率上涨。其结果是,纯财政政策被认为能对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

(4)如果把货币政策不变定义为实际利率不变,则财政政策将对国民生产总值发挥充分的影响作用。虽然这种政策超过充分就业限度以后,就不能支撑下去,但是它在逻辑上并不比货币供应量不变的定义逊色。

除以上所说的问题之外,西方经济学者还提出:

(1)消费者对暂时的或恒久性的财政变化的反应有可能不一样。恒久性收入假说将现期消费和消费者预期恒久性收入联系在一起。一项财政变化如尽人皆知为暂时性的,那么它对现期消费的影响就远比相同规模但认为是恒久性的财政变化的影响小得多。但是,如果许多消费者不能以接近于市场利率随意借款,以便获得未来的收入,由于缺乏流动资金,他们的支出受到限制,消费就不受恒久性收入的约束。在这个例子中,由于暂时性财政变化缓解流动资金的限制,则它和恒久性的财政变化时现期支出几乎具有相同的影响。

各种证据的比较已表明,被认为是暂时性的个人税收减免如临时退税,比之其它类型的财政变化对支出的影响要小一些。但这不是所有各类临时性税收变化的普遍效应,其中一些可能具有特别大的影响。例如,在限定的时期内,扩大投资的减税额就会有这种特别大的影响。它使投资项目利用这种暂时性的税收刺激,提前在限期内进行。暂时中止一项税额减免则发生相反的效应。各国政府为了稳定经济,都曾使用过这种暂时性的变化。但是这种诱使需求进行时间性转移的特殊方式,只是以牺牲以后的需求为代价来改变现在的需求。

(2)由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等价原理,后来在本世纪七十年代理性预期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巴罗对此原理进一步加以解释,形成李嘉图—巴罗关于用发行债券而非增加税收以弥补政府支出不会影响总需求的观点,即政府采用增税或是借债的办法以弥补赤字对经济的影响都是一样的。换言之,财政变化不可能影响国民生产总值,或者说,赤字会直接产生私人储蓄的抵消性变化。巴罗认为,一方面减税,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公债以弥补赤字,政府支出则可以保持不变。按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人们一定会意识到(预期)公债的增加必然会引起政府公债的还本付息支出扩大,也就是预料到将来的税收负担必然会增加。而且,人们还能精确地预期将来税收增加的数量。把将来增加的纳税负担折为现值必等于现在增加的公债量。因此,消费便不会扩大,即是,人们将把由减税而增加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样,消费者通过增加个人储蓄完全抵消了政府赤字的增加,消除了赤字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任何影响。除此而外,巴罗根据他的“世代间的负担模型”,还断定:有理性的个人必然关心他们的后代,并有足够的储蓄以减轻其子女、孙子女们的税收负担。他力图证明,这一代人要储蓄多少才能保证下一代人不承担这一代人恣意挥霍的后果。

然而,西方有些经济学者却认为,巴罗的这个模型中所谓的“理性预期”是不切实际和极端主义的。事实上,人们不可能这样干,因为没有人知道在将来的纳税义务中,他或她应付份额有多大,更不用说“理性预期”他的儿子、孙子们的纳税负担了。而可能发生的情况却是,许多人会估计到大量预算赤字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发展状况的预期,将会造成税收与政府借债之间的等价关系发生混乱。

(3)当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保持不变时,让我们考察赤字移动的效应。这种事例适合于分析中期的情况,其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对其长期趋势的背离,由于计算平均数而消失了。它也适合于分析货币政策或扩张的实际限度约束着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假设情况。如前所说,赤字的移动代表政府储蓄的移动;但由于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变动,这种移动必须被一个或更多的其他领域超过投资的净储蓄的相应移动所抵消。

(4)一般说来,在任何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水平上,增加赤字就会引起利率的提高,因此它们减少了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以投资的份额,增加了用于消费和政府支出的份额。就投资被高利率挤出的程度来看,未来的资本存量将会缩小,从而降低了未来的实际收入和消费。即使国内投资因外国人投资的净增加而得以维持,但是投资收益将归外国人所有,实际国内收入仍将减少。如果政府提高投资,或者增加象研究和教育等能引致增长的其他支出,增长则可能不会遭受绝对的损失。但增长仍然会降低,降低的程度和一个预算中用提高税收抑制现期消费,以使得提供这些支出的程度成比例。

总之,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适当的赤字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于现行的私人储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合意的外国投资或负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当经济发展迅速的时候,赤字更可能加快通货膨胀而不是促进产出量;而当经济比较呆滞的时候,赤字更可能增加产出量而不是加快通货膨胀。据此,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结论:“在通货膨胀的风险比较低的时候,赤字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项有用的工具;在通货膨胀的风险比较大的时候,赤字便是一个很危险的工具”。西方经济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允许政府企业优先发展,因为如果让政府企业最后发展,那就会产生灾难——只须要想一想,如果没有资金办国防,没有资金维持法律和秩序,没有资金来办任何公共设施!—还因为不存在一个自动的、市场式的方法来把公私营经济合而为一。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依靠国会的明智,不把政府的权力延伸到全体选民所允许的范围之外。这样,国会便通过我们的正常民主程序,来决定如何资助政府所经营的各项企事业,通常是部分通过征税,部分通过借债”。因为借债可以避免征税而引起的政治阻力,所以财政赤字问题更多的成分是政治问题。这样,西方经济学者便断言:“在正常年景中,我们赞成有‘赤字’,我们说的赤字指的是一个资本预算中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至3%”。

四、我们的思考

按照国际通用的计算方法,国内外债务收入都作为财政赤字看待(我国则一直把内外债务收入算作财政收入,只将向中央银行借款或透支才算为财政赤字,通常叫做硬赤字,这种算法和处理是不科学的)。据此计算,我国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是逐年上升的趋势,1986-1991年已分别达到8.96%、10.18%、12.91%、12.34%、14.92%和17.56%。1992-1993年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分别上升到20%左右。1994年发行国债券达到1000亿元,1995年国债券发行又增加为1500亿元。债务规模越来越大。于是,每年还本付息额随之增加,1993年预算用于此项目的支出为224.3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4%;1994年还本付息额则大大增加,已占当年财政支出的10%。而且,按照我国目前的债务余额,“九五”计划期间,还本付息的数额每年还将随之扩大。

另外,我国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80年代大约在2-3%之间,但1991年却达到了3.4%,1993年财政赤字余额达到1582亿元,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

判断财政政策的好坏,西方一些国家常以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超过15%为准则,或者断定财政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3%为警戒线,然而,我国最近几年来(1991-1994年)债务依存度无论以上面哪一个比重作衡量,都突破了警戒线。这就应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借鉴,对我们的债务规模须进行合理控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国外举债呈逐年上升趋势,它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迄止1994年,我国对外债务已达到10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债务国。从1993年起我国已进入对外偿债高峰期,1995年对外偿债本息额预计为120-140亿美元,今后若干年可能达到一年对外偿债本息额为200亿美元。按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外债偿债率的警戒线为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出口收入额的15%。如以此标准推算,则我国每年偿还外债本息额应控制在180亿美元以内。可见,我们应加强对举借外债的宏观管理,提高外债的宏观经济效益,切实控制外债规模,合理安排长、中、短期外债结构。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从而有效抑制通货膨胀,实为当务之急。

注释:

①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学词典》,中文译本,第140页。

②D·格林沃尔德主编:《现代经济词典》,中文译本,第122页。

③《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页。

④参看汉森著:《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1941年英文版。

⑤以上参见:罗伯特·海尔布朗讷、彼得·伯恩斯坦著:《国债和赤字》,第13-17页。

⑥以上论述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第825-827页;菲力蒲·凯甘主编:《赤字经济》中文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80-83页;罗伯特·海尔布朗讷、彼得·伯恩斯坦著:《国债和赤字》,第48页,第62-63页;第81页。

⑦参见:财政部课题组编:《财政改革和财政政策研究》,第173、178页。

⑧见《中国改革报》,1995年5月12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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