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边疆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元明清三朝一个共有的特点是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经营。明清两朝积极经营西南边疆，固然有时代进步的原因，但与蒙元在西南边疆进行过着力开拓也有密切关系。前贤对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研究多注重土官制度、设治、发展交通、蒙元与土官的关系等方面，对蒙元的统治思想及其治策注意不多，因此撮文探讨。
一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即注意到可利用西南地区图谋中原。太祖问谋士郭宝玉攻取中原之策，郭宝玉答：“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注：（明）宋濂等撰：《元史》149《郭宝玉传》。）太宗七年(1235)，窝阔台汗遣兵进攻荆襄与四川地区，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曾派人侦察大理国，为长途奔袭做准备。宋淳祐四年(1244)，蒙古军达云南以北过灵关至九禾（今丽江九河），大理国遣将高禾迎击，高禾战死蒙古军亦退去。宋宝祐元年(1253)，蒙哥汗命弟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率10万骑兵远征大理。平定大理后忽必烈北归，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未附者”。据拉施待《史集》，因军中疫病流行及遭到云南诸族抵抗，10万蒙古军生还者仅2万人。宪宗九年(1259)，兀良合台应宪宗之约，率四王骑兵3000人与云南土军1万人攻破广西横山寨，连下贵州、象州、静江府、辰州与沅州，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闻忽必烈率军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兀良合台与忽必烈军会合，此次出兵实现了“斡腹之举”的战略设想。
云南给忽必烈留下深刻印象。忽必烈看重云南已为时人所知。元人虞集说：“世祖皇帝之集大统也，实先自远外始，故亲服云南而郡县之，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注：（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5《送文子方之云南序》。）忽必烈重视云南还表现在必遣亲王或重臣往镇之。既登汗位，因云南“变乱不常”，“非重臣镇眼不可”，忽必烈遂封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赴滇后四年，忽哥赤被属下合谋毒死，忽必烈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并把重任交给重臣赛典赤。（注：（元）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载（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卷24《艺文志》。《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据近人统计，镇守云南的将官在《元史》中100人有传，其中蒙古31人、色目32人、汉人及其他民族37人，“当日元人重视西南，力征经营，可想见矣。”（注：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华书局1935年版。）
蒙元重视云南，还有深层次方面的原因。
自统一蒙古草原向外扩展，蒙古元统治者的政治思想经历了3个阶段。（注：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大蒙古国时期大体是沿用原有经验，对征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自入主汉地到元朝建立，忽必烈接受儒士郝经提出“用夏变夷”的建议，对政治制度与政策进行调整；仁宗时统治者则力主以儒术治国。其中以第二阶段政治思想的影响最大。后世对忽必烈亦作如是评价：“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注：《元史》卷17《世祖十四》。）郝经所提出“用夏变夷”理论，大致是认为若实现“用夏变夷”，虽“夷狄之君”也会得到上天认可及民众拥戴，实质是指出一条推行汉法以巩固统治的道路。但也应看到，忽必烈推行汉法并不彻底，汉蒙传统文化的冲突贯穿整个元代。由于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吸收传统封建思想有限，因此前代多见的“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等偏见，在元人头脑里较为淡薄，这也是元朝较少把西南看作边疆，通常不把西南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的一个原因。
元朝统一全国，使各族人民有可能在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息。统一后的中国从各民族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民族的大熔炉，蒙古族在与汉族等农业民族的密切接触中也提高了文明程度。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各民族，与蒙古、色目等外来民族相互的融合也是如此。蒙古统治者进入汉地后，由于受落后的征服民族必然接受先进的被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这一法则的支配，因而逐渐顺应历史潮流，在统治制度方面采用汉地的统治方式，并形成了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但另一方面，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实行汉法又有其限度：元朝不仅实行“四等人制”，在诸多方面还保留了蒙古落后的旧俗。元朝所具有的这种“二元性”，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同样表现出来。一方面，元朝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另一方面，蒙元统治者属于少数民族，较少“华夷有别”和“内华夏、外夷狄”的封建正统观念，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与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土官制度。
蒙古贵族还自认为对外扩展受到神的核准与保护，其边界以外的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的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注：［德］傅海波等：《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汉文版，第404页。）他们对进行征讨、沟通与他国的联系，以及通过交换和贡纳获得远方的食品及珍物深感兴趣。可见元朝多次发动对外战争，重视发展国内和通达国外的交通，都有其思想方面的根源。蒙元数次攻打安南、占城并出兵倾覆蒲甘王朝，控制了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安达曼海的通道；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进攻爪哇，同时与印度、真腊和暹国等国也有频繁往来。元朝在上述地区活动半径之大与对外活动之积极，使前代王朝难望其项背。元朝与西南邻国之间密切的交往，在客观上加强了双方的联系和交流，云南行省与湖广行省南部作为元朝对外的门户，同时也得到加强并获得发展的机会。
还应指出，宋末西南边疆人口的数量已有很大增加，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亦明显提高。据程文海撰《元世祖平云南碑》：至元十一年(1274)云南行省建立时有128万余户，以每户5人计算，云南和今贵州东部等地共有640余万人口。据近人研究，（注：路遇等：《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0-635页。）至元间云南地区有人口三四百万，元代后期今贵州地区有人口200万以上，人口数量与《元世祖平云南碑》的记载基本相符；至元间今广西地区的人口也在350万以上。唐宋时期云南和广西的粮食生产也有很大幅度增加，铁铜金银等矿藏得到进一步开发。元代以前西南边疆经济的发展与对资源的开发，为蒙元在这一地区实施强化治理准备了必要条件。
云南行省和湖广行省南部所具有边疆地区的色彩，缘由于此而显得淡薄，进一步来说，西南边疆不仅提供赋税物资，也是元朝进攻邻邦的基地和对外交往的门户，因此元朝还采取内地方式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普遍征收赋税与矿课，积极发展交通和着力经营。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蒙元不但刻意经营云南行省与湖广行省南部，还在不少地方开办学校等。正如《元史·地理一》所说：“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在蒙元的积极经营下，元代成为西南边疆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但另一方面，元朝的繁荣主要是在世祖统治的30余年和以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西南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二
在以上统治思想的指导下，蒙元对云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全面经营。
赛典赤·赡思丁赴任后注意调整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于至元十一年(1274)建立了云南行省。行省建立后的二三十年，是云南地区比较安定较为繁荣的时期。至元十六年(1279)赛典赤卒于任上，但其欲得长治久安所推行全面治理的措施，深得忽必烈赞同，他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元廷一度拘收行省印唯存宣慰司都元帅府，次年方复立云南行省，以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继领行省平章政事。
据《元史·地理志》，云南行省辖37路、2府、3属府、54属州及47属县，还置曲靖、乌撒乌蒙、罗罗斯、大理金齿、临安广西元江、八百、银沙罗甸、蒙庆、邦牙、威楚开南诸宣慰司，所属还有丽江路、广南西路两宣抚司。行省所辖范围，“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可见行省统治的范围，包括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以及今缅甸北部、越南西南部、老挝和泰国的北部，其统治区域之大，超过元以前历代的政区。
云南行省还设有一些职能机构，见于记载者有：(1)提刑按察司或肃政廉访司。至元二十年(1283)元立云南按察司，二十七年(1290)立云南行御史台，大德二年(1298)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泰定四年(1327)又初置云南行省检校官。(2)屯田管理机构。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省以专人主全省屯田；泰定四年(1327)，诏以马思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提调乌蒙屯田”。行省还设有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和建昌路屯田总管府。(3)儒学提举司和学校。《赛平章德政碑》说：至元十年(1273)赛典赤于中庆、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二十八年(1291)在云南诸路遍设学校，其教官从蜀士中选充；延祐元年(1314)又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4)规措所。至元十二年(1275)置云南诸路规措所。(5)榷税官。至治三年(1323)，元设大理路白盐城榷税官、事中庆路榷税官。(6)广教总管府。至顺二年(1331)，元设立广教总管府16所，“以掌僧尼之政”，其中有云南诸路。(7)国家养马场。元朝在全国设14处大型养马场，云南、亦奚不薛均牧养国马。(8)惠民药局。据《元史·食货四》：湖广行省与云南行省均设惠民药局。(9)测景所。至元十六年(1279)，元在全国设27所测景所以观测天文，置所之地“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
据《经世大典叙录·屯戍》：统一全国后，元朝“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元朝在云南地区还派驻一些封为“云南王”或“梁王”的蒙古宗王。见于记载的云南王有忽哥赤、也先帖木儿、老的、王禅、帖木儿不花、阿鲁、孛罗。梁王的地位高于云南王，后期行省事务实为梁王所控制。见于记载的梁王有甘麻剌、松山、孛罗与把匝剌瓦尔密。
元对云南行省地区的统治，无论设治之广泛与统治之深入都远超前代，可将元代的情形与前代作一比较。公元前109年西汉置益州郡，益州郡的最西面到达怒江东岸，最南面达今越南莱州。公元69年东汉设置永昌郡，永昌郡辖今云南的临沧、西双版纳与缅甸东北部，但东汉对永昌郡的统治相当松弛，永昌郡下辖8县，有7县在郡治不韦县（今云南保山）以东，表明对不韦县以西、以南的区域仍难以控制。诸葛亮南征后，蜀汉在永昌郡南部增设永寿县（治今云南耿马）和南涪县（治今云南景洪），表明蜀汉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有所深入，但两晋以及南朝时云南的地方势力爨氏仅能守蜀汉之旧。南诏几次对怒江和澜沧江中下游用兵，并在这一区域增设一些临时军事据点。大理国前期继承南诏的疆域，但不久南部边疆便为景龙金殿国所据。据《元史·地理四》，云南行省在西部、南部边疆设立的官署计有：中统二年(1261)于金齿、白夷地区立安抚司，至元十五年(1278)改为宣抚司，又立六路总管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治今保山）。至元十三年(1276)，立柔远、茫施、镇康、镇西、平缅和麓川诸路，俱隶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大德中又置车里总管府（治今景洪）。在今云南临沧地区和缅甸东北部，元朝先后设立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治今云南澜沧以北）、邦牙宣慰司（治今缅甸曼德勒西南）、八百等处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清迈）、蒙庆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昌盛）、老告总管府（治今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以及云远、蒙怜、蒙莱、太公、木连、蒙光、木邦、孟定、谋粘、孟隆、木朵、蒙兀诸路和一些军民府。
元朝治理云南，以交通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云南行省的驿道网络，以丽江、威楚、建昌、乌蒙、曲靖、普安、广南、车里、永昌、腾冲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和大理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建成的驿道不少是利用旧道，也有一些是辟创的新道，新道中最重要的是自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道路，此道开通后迅速成为通达内地的要衢，明清相沿一直使用到近代。还有一些驿道延伸至邻邦，如由过丽江入吐蕃道达今拉萨后，继续向西可至今印度噶伦堡等。云南驿传的另一特点是组织严密、管理完善。云南行省有驿站78处，驿马2345匹、牛30只和船24艘，（注：（明）《永乐大典》卷19423站赤八》引《经世大典》。）实有驿站的数目尚不止此数。云南行省还设有急递铺。在管理方面，行省专设负责驿传事务的驿站台官，云南王、梁王也经常过问驿传事务，至于地方官府奉命修道置站及补充驿马更屡见于记载。人员往来方便、传递信息迅速，是云南驿传的第三个特点。宪宗八年(1258)金齿蛮10人北上朝觐，路上走了约两年半，置驿后交通不便的情况大为改观。世居民族竞相赴京进觐，甚至成为朝廷的负担，至元二十九年(1292)世祖下诏：“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注：《元史》卷17《世祖十四》。）
交通发达为移民迁入创造了便利条件。元代有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以军人、官吏和商人等身份来到云南，其中不少人落籍不归。因此明初地方志说：“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注：（明）陈文等：（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1。）
云南行省还努力发展农业生产。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有：威楚提举司屯田、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鹤庆路军民屯田、武定路军屯、威楚路军民屯田、中庆路军民屯田、曲靖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临安宣慰司军民屯田、梁千户翼军屯、罗罗斯宣慰司军民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注：《元史》卷100《兵三》卷61《地理四》。）合计屯田总户数有19149户及6000人，垦田71667双及1250顷（乌撤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的田数因阙载未统计在内）。以每双合5亩计算，见于记载的屯田不少于483335亩，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元朝在云南屯田规模之大为前代所无，屯田对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与传播封建文化的影响亦不可低估。
元朝统治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情况，是开始在云南实质性地征收赋税。至治三年(1323)，元廷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1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3分。至元二十二年(1285)，云南省臣脱帖木儿奏言10余事，其中有“免逋赋、征侵隐、赋豪户、除重税”等事，世祖命择其可行者行之。（注：《元史》卷29《泰定帝一》，卷13《世祖十》。）均可证明云南行省正式征收赋税。在金齿等边远地区，则是按人口或住房的数目征收金银。元朝收取租赋或税赋的地域十分广阔，远至金齿、八番党兀、普定府罗甸等边远地区。云南行省在各地征收租赋或税赋，有连征30余年者。在征收的租赋或税赋中金银占很大的比例，亦有征收“差发”的情况，有全省输金年“近二百万”的记载，（注：（元）姚燧：《爱鲁神道碑》，《牧庵集》卷19。）但就全省而言仍是以收缴“田租”（税粮）为主。据《元史·食货一》所载全国岁纳粮数，云南行省为277719石，纳粮数远远高于甘肃行省、辽阳行省和四川行省，亦多于陕西行省近5万石。
云南行省还扩大了矿藏开采规模。云南设有行省管理的打金洞和银场，一些路亦设有开采与加工金银制品的手工业制造局，大理和中庆等路还生产食盐。另据《马可波罗行纪》，建都、大理、金齿、罗罗斯、秃落蛮地区（在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盛产金，外省商人携银来云南易金“而获大利”；金齿地区亦产银，当地少数民族因喜以银片饰齿而被称为“银齿蛮”。（注：《马可波罗行纪》，第121、122章，冯承钧译本。）据《元史·食货二》：云南行省有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德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等15处产金，在全国是产金地点最多的一个省。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诸处产银。大理、澄江两地产铜，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朝拨漏籍户于澄江萨矣山采炼铜矿，建矿场11所。还有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等处产铁。据记载天历元年(1328)全国岁课之数，云南行省纳金课184锭有余，纳银课735锭有余，所纳金课和银课的数量均居全国之冠。铜课全国仅有云南行省纳2380斤，铁课云南行省纳124701斤。据近人研究，元朝的金课是淘金户向政府缴纳的定额之课，银课为政府签拨入银场从事冶炼生产的银冶户所纳之课。（注：参见高森林：《元代赋役制度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云南行省也是如此，如据《元史·世祖纪》：至元二十八年(1291)，云南行省参政怯剌言：“建都地多产黄金，可设治并令近民炼之以输官。”“从之。”从有关记载来看，云南行省开采金银，虽设有官营的机构，但仍是以各族百姓开采为主，官府收其税；至于铜铁矿的开采则仅限于官营。
元朝还在云南各地开办学校，积极传播封建文化。赛典赤赴云南不久，即在大理与中庆设儒学提举；赛典赤死后，其子忽辛于诸郡邑“遍立设学”，并择饱学之士担任教官；（注：《元史》卷91《百官七》，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附《忽辛传》。）延祐元年(1314)又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自两汉以来，云南地区与内地建立了经济文化联系，但元以前云南的文化带有浓厚地方色彩，大理国知识分子尊崇王羲之，而“不知尊孔、孟”。元朝在云南各地立文庙塑孔子像，当地少数民族颇感新奇，称之为“汉佛”。在内地封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云南等地的文化与之合流，时人形容说：“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注：（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元）王彦撰：《中庆路重修泮宫记》，（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8。）云南诸族还参加科举考试，并有一些人取得名次。据记载：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300人间蒙古人中有云南1人；色目人中有云南2人；汉人中有云南2人。（注：（元）《通志条格》卷5《科举》。）
综而言之，由于蒙元的高度重视与努力经营，云南的许多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试举一例：洪武十四年(1381)，明将傅友德等率30万军队自贵州攻入云南并击溃元军主力。在明军攻取滇中与大理时，滇东黔西的土官又联合反叛，以后大理与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今昆明等地本已附明的土官纷纷起事，并推举被击溃的元军将领为首领。明军用了10余年的时间才最终平定云南与贵州。如果不是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各地土官对元朝如此忠诚是很难解释的。
三
蒙元对今广西重视的程度不如云南，但由于蒙元着力经营边疆的思想具有全局性，因此对统治广西亦持积极态度，其成效虽比不上云南，但在做法方面两地大同小异。
至元十三年(1276)阿里海牙出征广西，大部分地区被平定；次年于静江置广南西路宣抚司；十八年(1281)改荆湖行省为湖广行省，广西归湖广行省管辖；二十八年(1291)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元贞元年(1295)并左右两江宣慰司、宣抚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正二十三年(1363)设广西行省。据《元史·地理六》，元朝在广西置官署的情况如下：大德元年(1297)，并南丹州和庆元路为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后并左右两江宣慰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又设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钦州、廉州、思明、太平、恩州、来安、镇安、容州、象州、宾州、横州、融州、全州诸路以及平乐府、郁林州、藤州、贺州与贵州。另外，湖广行省还设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至元三十年(1293)又设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宣慰司则有广西两江道与海北海南道两处。
广西的交通也很发达，最重要的交通线是由邕州北上经桂州、荆州抵内地的道路。自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达邕州的驿道开通后，元朝与安南间往来主要是走经邕州北上桂州的道路。《安南志略·物产》也说：自元朝平宋，“驿桂始近，安南屡贡焉”。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沿大罗城达邕州的道路置驿，每30里立1寨，60里置1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镇守巡逻”。以自大罗城经邕州、桂州达荆州的道路为干线，以静江（治今广西桂林）为中心，形成了纵横交错的驿道网络。重要的通道有：通向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湘潭（治今湖南湘潭）和新州（治今广东新兴）的驿路，经梧州（治今广西梧州）通达北流（治今广西北流），西南达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再西进或南下接抵云南或安南的驿路；经宾州（治今广西宾阳）渡海到达琼州（治今海南琼山）的驿路。通过广西可至真腊（今柬埔寨）等地。
湖广行省在广西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和屯田。至元年间，阿里海牙率军民修复灵渠的36座斗门，“以通递舟。”至正十五年(1355)，肃政廉访副使也儿吉尼组织军民修复被洪水冲毁的灵渠。（注：《丞相楚国公武定公传》，（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2。（明）黄裳：《灵济庙记》，（嘉靖）《广西通志》卷33。）据《元史·地理六》和《元史·兵三》，湖广行省所立屯田，除有湖南道宣慰司衡州1处外，在广西及其附近地区还有两处。一处是海北海南道宣慰司民屯。至元三十年(1293)，元召募民户并遣新附军于海北、海南等处屯田，大德三年(1299)罢屯田万户府，令8428户民户继续屯田。除位今广东的高州、化州的屯田外，在琼州路有屯户5110户，屯田292顷有余；雷州路有屯户1566户，屯田165顷有余；廉州路有66户屯户，屯田4顷有余。另一处是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僮兵屯田，大德二年(1298)土官黄胜许叛逃交趾，遗弃水田545顷7亩，元朝遂招募瑶、僮族民丁在上浪、忠州等地耕种；大德十年(1306)又置藤州屯田，开田208余顷。至元二十八年(1291)，广西元帅府请求募南丹州民5000户屯田，湖广行省平章哈剌哈孙命择地立为五屯，并发给屯户耕牛种子与农具。元朝在广西屯田也有藉以加强镇戍的用意。如泰定三年(1326)广西请增戍兵，并以土民屯田“备蛮”。
关于收取赋税。据《元史·食货一》：元贞二年(1296)元始定江南夏税之制，“独湖广异于是”。大德二年(1298)，宣慰使张国纪奏请改为夏税，以后成宗诏罢之；次年又在湖广行省改户税为夏税并征之。另据《元典章·圣政二·复租税》：大德七年(1303)，“荆湖川蜀州郡拘该供给八番军储去处，夏税秋粮，荆湖与免三分之二”。可见征收夏税秋粮的做法在湖广行省最终实行。《元史·食货一》记载全国岁纳粮数，湖广行省为843787石，在纳粮的9个行省中名列第四；天历元年(1328)江南诸省所纳夏税钞数，湖广行省为19378锭。另据《元史·食货二》：湖广行省岁纳酒课58848锭有余，在纳酒课的9个行省中名列第三；岁纳醋课1231锭有余，在纳醋课的7个行省中排名第四。从上述情况来看，湖广行省生产的粮食及上缴粮食的数目，在诸省中居中上水平。
湖广行省开采了一些矿藏。《元史·食货二》载今广西全州产铁；天历元年(1328)诸省缴纳岁课，湖广行省纳金课80锭，纳银课236锭，纳铁课282595斤，纳铅锡课铅1798斤。在诸种矿藏中以铁矿开采量最大。《元史·食货二》说产铁者“独江浙、江西、湖广之课为最多”，天历元年，湖广行省缴铁课达28万余斤，在诸省中位居第一。至于开采矿藏的途径，据《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罢湖广行省金银铁冶提举司，“以其事隶各路总管府”。湖广行省虽开办一些从事金银矿藏开采与加工的手工业局院，但产量仍赶不上民间所产。
食盐为广西官府专营的大宗产品。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恢复广西的盐务管理机构广海盐课提举司，当年食盐产量达到24000引，折合960万斤，接近南宋时约1000万斤的水平。（注：参见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至元三十年(1293)元又设立广西石康盐课提举司，大德十年(1306)产盐增加11000引，至大元年(1308)又增15000引。至世祖末年南方所产盐已超过南宋，以广西增加的幅度较大。到天历年间，全国盐产量达最高点，延祐二年(1315)广西产盐50165引。以后随元朝衰败，食盐生产呈下降趋势。
元朝在广西积极建立学校。湖广行省的士子不但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取得较好成绩。据记载，元朝命11处行省举行乡试，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在300人之蒙古人中有湖广行省3人；在色目人中有湖广行省7人；在南人中有湖广行省18人。
汉至唐宋，今贵州地区的封建统治一直比较薄弱，元代始有改变。元朝重视今贵州地区有以下原因。
今贵州地区有多条交通线经过。至元十三年(1276)后，元朝开通自中庆（在今昆明市）经乌蒙（今云南昭通）达叙州（今四川宜宾）的水陆驿传；至元二十八年(1291)又开通自中庆经贵州（今贵州贵阳）达镇远（今贵州镇远）的驿道，遂接通辰州（今湖南沅陵）以东的“常行站道”。以后元又于镇远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沅江水道设24处水站，此道遂成为云南、湖广联系内地最重要的通道。至元三十年(1293)元又开设从中庆经乌撒（今贵州威宁）达沪州（今四川泸州）的驿道。诸道开通后，贵州地区成为联系云南、四川、广西与湖南的交通纽带。《元史·地理六》载：“贵州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二百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以上道路既置驿传，使臣和军队往来十分频繁，《元史·兵四》有在以上地区多次增颁乘驿凭证的记载，如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增给各处铺马圣旨，其中荆湖、占城等省10道，四川行省所辖顺元路宣慰司3道，思州宣慰司和播州宣慰司各3道。
云南、四川、湖广诸省既立，贵州地区因战略位置重要成为诸省争夺之地，此即当地一些官署隶属关系屡次变动的原因。如至元三十年(1293)，四川行省奏：“思、播州原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仍愿其旧。”元廷遣使问田氏、杨氏士官，其言：“昨赴阙廷，取道湖广甚便，况百姓相邻，驿传已立，愿隶平章答剌罕。”延祐五年(1318)，仁宗敕云南、四川两行省“归还所侵顺元宣抚司民地”。（注：《元史》卷63《地理六》，卷26《仁宗三》。）
元朝重视经营今贵州地区，其决心之坚定与态度之积极，表现在统治者不厌其烦出兵平定，派遣宗王重兵镇守并在上述地区广置官署，《元史·本纪》对此有详细记载。据《元史·地理六》，位贵州地区属于云南行省的官署，有乌撒乌蒙宣慰司、普安路、普定路、乌撒路和茫部路。属湖广行省的官署有：八番顺元蛮夷官，在西南八番、罗氏鬼国一带即辖1620处洞寨；管番民总管，辖小程番等53处蛮夷军民长官；顺元等路安抚司，辖九溪十八洞蛮夷以及雍真乖西葛蛮等处长官司等24处；思州宣抚司，辖镇远府等67处；沿边溪洞宣慰司；播州宣抚司，辖黄平府等33处土府州；新添葛蛮安抚司，辖南渭州等131处土州和洞寨；定远府，辖桑州等5处土州。元朝在西南边疆普遍推行以土长为官吏的土官制度，但在贵州地区仍然任命一些蒙古人和色目人担任地方官吏，甚至因任职年久许可世袭。如蒙古人别儿怯不花，属燕只吉歹觫氏，“世为八番宣抚司长官”。（注：《元史》卷140《别儿怯不花传》。）
元在今贵州和与之毗连地区广为屯田，具体情况如下：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乌撒路军屯，以土军114户屯田，田数阙载；延祐七年(1320)又开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2000人赴之。八番、顺元等处亦设军屯，《元史·成宗二》说：大德元年(1297)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行省，以后改隶云南行省，“云南戍兵不至，其屯驻旧军逃亡者众，仍命湖广行省遣军代之”。另据《元史·刘国杰传》：大德五年(1301)，顺元土官宋隆济率众反，湖广行省平章刘国杰在行省西部南北3000里的地域置38处屯戍，“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以上屯田的西面已进入贵州地区。
元朝积极开拓贵州地区的种种做法，为前代所未见。蒙元对贵州地区的积极经营，于当地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始在贵州单独设省，即以元朝的统治为基础。
综而言之，在前代统治的基础上，蒙元在西南边疆地区的经营取得明显成效，对西南边疆地区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西南边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明清两代在西南边疆施行全面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亦应指出，蒙元经营西南边疆，在统治思想上较前代虽前进了一大步，但对以之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进行全面开发和充分利用，还缺乏必要认识，这一点把蒙元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积极经营与明清的全面开发区别开来。另外，元朝享国日短，中期后统治趋于腐败，对其在西南边疆的经营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对元朝经营西南边疆取得的成就，估计过高也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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