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导者”的失效——当文本遭遇历史：《顽主》与“蛇口风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口风论文,文本论文,历史论文,范导者论文,顽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 程光炜/李杨
引言：从王朔、秦兆阳说起
一九八七年的某个时刻，王朔的《顽主》写作有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我本来想写一个骗子故事，他们真正的弄了个公司行骗，甚至最后我还想落到教育意义上，就是结尾时他们痛心呀后悔呀内疚呀什么的。但写到后来，我写不下去了，就是说完了，就此收笔。你再往下编实在编不动了，你前面写了真的东西，再想放进虚假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只要对自己诚实点儿的人，都放不进去。最后就停在这儿，完了。”①
这个终止似乎恰到好处，对惯习成规的逸出使《顽主》成为王朔写作生涯的重要界标。王朔在一个对话中解释《顽主》所标志的转型时，对其初涉写作的一些观念和经历有一个简单的回顾：
刚写小说那会儿，我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当然“灵魂工程师”们、理论家们、编辑们不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时候编辑们就是这样跟我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老编辑，挺有名的，当过副社长，反右时也当过右派，主管当代小说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好像是秦什么吧。(老侠：秦兆阳)对。就是秦兆阳。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②
在此，暂且不论王朔所指认的“真实”或“虚构”，王朔实际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富有意味的故事：位高权重的文学编辑如何引导和规范文学青年的成长，文学青年又如何心怀质疑并在实践中试图偏移既定的文学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引路人”的秦兆阳不仅没有被谦卑地供奉为精神之父，甚至一度产生的短暂影响也在王朔论及前辈时轻描淡写甚至颇为不恭的语气中被当作可笑之物遭到否弃。事实上，秦兆阳的“失效”其下潜藏的背景是一种写作范式即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做法已经开始失效。不过，如果把这个故事理解为王朔有意识地在克服“影响的焦虑”就可能轻易赋予王朔一种转型的自觉。参照开头的引述，王朔写《顽主》并没有像有的论者所言明确地准备“颠覆”或“解构”某个对象，但是最终的叙事却扰乱了本来的意图，反而呈现出多义的复杂和暧昧。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制到文本的表面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③其间产生的裂隙生动地验证了“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的逻辑，因此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一个“潜在的历史纬度”——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如何融入和组织起日常生活与文学生产。尤其是当类似于秦兆阳这样失效的“范导者”形象作为某种心理投射或情节原型同时出现在《顽主》的小说、电影以及同时期的热点事件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隐喻，它具备了惊人的指涉能力，不仅表征革命社会逐渐消散的时代氛围，为文本叙述和电影叙事提供互证，更预示了改革推进过程中某些人和物的前途和命运。
一、“范导者”：在青年成长的地形图中
任何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都把青年的教育视作重要的方面。陈映芳曾提出过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认为在中国，“青年”作为一个年龄阶层和社会角色的确立在清末民初才得以实现。其中，“一九一○年代中期青年导师群的出现是‘青年’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期间广为人知的青年导师中，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最具影响力……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赋予‘青年’一种特殊意义，并以‘青年’角色为媒介将年轻人和社会联结起来，使其形成特定的相互关系”④。这提醒我们不仅应该关注“青年”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而被赋予的内涵，而且必须关注其起源装置中占据特殊位置的“青年导师”。
如果认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为第一代“青年导师”，那么，我们可以将“青年导师”定义为首先是某种规则制定者，即通过阐释和推广何谓“青年”、“青年的职责和任务”以及如何区分“新(先进/好)的青年”和“旧(落后/坏)的青年”等建构起一套关于“青年”的权威叙事，然后以自身象征资本的积累、人格魅力的感召乃至于躬亲示范的实践在思想上吸引青年的认同和追随，最终帮助“青年”形成基本的价值判断和完成主体的成人仪式。需要注意的是，早期“青年导师”的主体构成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大学课堂和印刷媒介。这些特征在二十-四十年代得以保留和延续，鲁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青年导师”，讲课、著文、通信、参加活动、赞助生活……他在青年中产生影响的方式和与青年的日常交往成为“青年导师”介入“青年”成长的典范模式被不断模拟和仿效。正是通过这些“青年导师”的鼓吹和引导，中国的“青年”作为启蒙和救亡的重要力量才逐渐在“新青年”、“五四青年”中得以显现。
当一九四九年，中国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国家并试图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重新塑造和整合模糊混杂的青年群体以创造出某种与革命和生产相适应的“想象的共同体”。由于“革命”被认为是一个绵延不绝的进化过程，“青年”被指命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或“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要求与工农兵结合，改造自身，因此“青年导师”的角色将不适合再由传统的知识精英来承担，新型的“青年导师”以“革命途中的引路人”或“日常生活的规训者”形象大量出现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前者可以具体化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精神之父”，“这位精神之父既隐于幕后，是一种理念、信仰或组织，比如共产党，也是一位具体的男性共产党人，他是党派来的代表，他成熟老练”⑤；后者则更多地体现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之中，通过及时发现和挽救误入歧途或暂时出轨的“落后青年”典型，以语重心长或苦口婆心的阶级教育和道德感化播撒光荣的革命传统，“帮助他们摆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重新成为合格的接班人。这两种形象都特别突出了“引路人”或“规训者”超乎常人的崇高境界和纯而又纯的革命血统，使其本身镀上一层神圣的“卡理斯玛”或幻化成党/真理的象征而拥有了居高临下面对青年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青年导师”在此阶段凸显为“范导者”。有意思的是，除主体构成的变化之外，“范导者”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全面地扩散至革命社会的各种微观权力机构，从学校到单位，从公共领域到私人生活，“范导者”泛化为无处不在的日常景观——学校老师、单位领导、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简言之，“范导者”所代表的是一个“整全性社会”的“缝合”机制，通过强调纪律、服从、奉献乃至牺牲消除和防止青年可能产生的越界行为。在意识形态灌输自上而下的有序流动过程中，青年逐渐获得对自身的使命和位置的明确认识，并因此产生一种集体身份的想象和认同。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持续而庞大的就业压力犹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首先暴露出被强行拧合在一起的“青年共同体”内部的种种不协调。据统计，“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国务院)知青办(原称安置办)系统存在了整整十九年(除‘文革’初期的短暂瘫痪)。正是在它的运转下，一千七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广大农村，同样是在它的运转下，这些知青又被陆续调离农村，回到城市”⑥，除此之外，“每年还约有三百万新成长起来的适龄青年等待安排就业”⑦。尽管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一部分青年重获教育机会，一定程度地分流和缓解了这种压力，但能够进入大学校园的毕竟只是少数，城市街头出现了大量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弟，“待业青年”就是描述这类青年的新词汇。随着形势的渐趋严峻，一方面，待业青年中静坐示威、寻衅滋事的现象屡禁不止，最终汇成了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初动力。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决定》说：“城镇青年就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然后明确指出：“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进一步调整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方针，说明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对于发展生产、搞活经济、满足需要、扩大就业的重要作用，消除干部、群众和待业青年的思想顾虑，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的发展。”⑧国家此举意在通过有意识地打破个体经济的禁区，将待业青年从无序状态中重新纳入组织和管理中，之前已经潜伏于城市各个角落的个体经济迅速活跃起来。伴随一九八四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个体经济应该大力发展”，中国分别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七年兴起全民经商的热潮，大量蠢蠢欲动的城市青年相继辞去公职，这些青年在告别公有制经济体制下的集体生活的同时也告别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所宣扬的诸如勤俭节约、无私奉献等价值观念，物质生活成为其孜孜不倦的追求重心。另一方面，“单位”之外的又一青年规训重地——大学，也处于喧嚣和浮躁之中。正如蔡翔的观察：“一九八○年代中期，集体政治和个人政治，双重失望的一种茫然，当时对年轻人的感召力很大，既是对集体政治的失望，又是对个人政治的失望。集中表现在艺术领域里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学青年，主要在文学青年中间得到传播和生产，尤其进入大学。”⑨不仅是文学青年，其他的“知识青年”在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狂热的迷恋，一种对革命价值疏离和拒绝的态度逐渐蔓延开来，其中也包括一成不变的灌输方式。可以说，“青年”已经很难再集合为一个充满激情感召的“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信仰危机”和“青年问题”层出不穷的状况之下，“范导者”再一次从隐匿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被召唤至前台。尽管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运动，“从‘文明礼貌月’到‘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从‘四有新人’运动到‘爱我中华’运动，从‘华山抢险’运动到‘老山英雄’运动……然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并且每一次总是被列为解决青年思想问题的首要措施。”⑩此时期最为活跃的“范导者”是一些著名的德育教授和教育专家，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介——期刊、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为青年答疑解惑，并乐于在生活中与“广大青年”“交朋友”，共同“探讨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帮助青年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另一些“范导者”则从各行各业中被挑选出来，如身残志坚的艺术家、在前线受伤的战士、“五连冠”的女排队员，作为时代的楷模和弘扬的典范，他们中的一些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展开巡回报告。于是，一种催人奋进或声泪俱下的演讲术、“范导者”与青年贴近心灵的开导与面对面的交流一时演化为某种“时代风尚”，以更为亲和的方式渗透进青年的成长。
二、小说：“沉默”的拒斥
《顽主》讲述的就是一个在这些“范导者”和青年之间实际可能发生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朔有意设置了一个以“范导者”面目出现的反面人物——赵尧舜，通过原封不动的复制和挪用，在此人物身上集中了当时最为常见的“范导者”特征和最为通行的“范导”话语，却在貌似“零度”的叙述中产生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不仅打破了某些常规认知，也让人注意到隐含的“叙述者”的立场与姿态。我将探讨赵尧舜在文中仅有的三次出场，需要说明的是，这三次出场不仅在王朔的笔下所费笔墨一次比一次少，而且与三T成员的距离也一次比一次远。
第一次出场是三T文学奖颁完后不久，宝康为接近林蓓设宴款待相关人等，并将赵尧舜介绍给了于观、马青和杨重：
宝康转过身，喜洋洋地微笑着，他身边站着一个面目和蔼、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这位是赵尧舜，我的老师。”(11)
在心平气和的语气之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外表与身份相当协调的形象，不过，作为个人标记的“名字”，却以拙劣的戏仿透露出反讽和揶揄。众所周知，“尧”、“舜”是中国古代最为圣化的帝王，象征着毋庸置疑的权威和高尚美好的德行。“尧舜”与“老师”的组合尽管引导我们不由自主地将此人假定为一个“范导者”，却也隐隐预感到某种戏剧性将扰乱对“范导者”的角色期待。
落座后，赵尧舜的第一个动作便是抽烟，然后在喷云吐雾中将自己置于一个前辈和导师的位置：
今天的年轻人和我们年轻那时候大不一样，很多心态、想法需要重新认识。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难理解，关键是你想不想去理解他们。我有很多年轻朋友，我跟他们很谈得来，他们的苦闷、彷徨我非常之理解，非常之同情。(12)
“苦闷、彷徨”作为八十年代对青年最为常见的指认，始于《中国青年》一九八○年第五期发表的署名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信中表达的情绪绝望而困惑：“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界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潘晓的困惑也正是许多年轻人的困惑，引起了广泛共鸣，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大讨论(13)。“潘晓”这个半虚拟的人物因此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八十年代青年最为典型的代表，而潘晓讨论后来则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发端之一，也因此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大幅度地介入青年的精神世界。当一位青年被告知其现实处境是“苦闷、彷徨”的时候，就意味着宣告这个青年有接受训导的必要，已经纳入了“范导者”的职责范围。三T成员对此自然躲闪不及，慌忙辩称：“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只知饮食的男女。”对此，赵尧舜不以为然，在他的眼里，所有的青年都固定为一种刻板模式：
不能这么说，我不赞成管现在的年轻人叫“垮掉的一代”的说法，你也是有追求的，人没有没有追求的，没追求还怎么活？当然也许你追求的和别人追求的不一样罢了。人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总希望自己的环境变化，变得新一点，不可捉摸一点，否则便会觉得平淡、空虚，你也一样。(14)
而“年轻人”们却不耐烦地一次次岔开话题，饭局终于正式开始。林蓓自告奋勇给大家斟酒，斟到赵尧舜时，赵尧舜表示自己要“来一点”，并力劝不喝酒的杨重“可以喝一点嘛”，“我原来也不能喝，后来老要去应酬，也就练出些酒量”。赵尧舜显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而这一点又是常人对“范导者”必有的角色期待，因此，林蓓在饭后对宝康流露出对赵尧舜的不满和质疑：
“我真不喜欢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林蓓低头捂着坤包，和宝康并排慢慢走在稠密的人群中，“假模山道的。”
“我也不喜欢。不过对他你完全不必用喜欢不喜欢衡量。”
“他真是你老师？”
“就那么回事罢，我叫老师张口就来，这世道上老师也太多了……”(15)
宝康的回答使赵尧舜的象征资本几乎化为零，赵尧舜当然并不知道，依然如密探般企图进入青年的生活：
“你们平时业余时间都干些什么呀？”
“我们也不干什么，看看武打录像片、玩玩牌什么的，要不就睡觉。”
“找些书看看，应该看看书，书是消除烦恼解除寂寞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16)
青年的“业余时间”从来就是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重要场域，最为有力的说明就是六十年代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丁少纯在业余时间打野鸭子卖钱，成为滑向资本主义的危险征兆。有意思的是，丁少纯的问题在八十年代已经并不罕见，随着个体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的活力，不少公有制企业职工对自身经济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在八小时之外寻求致富之路。“第二职业”尽管并未被鼓励和提倡，但却屡禁不绝最终任其发展。也就是说，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逐渐显示作用的市场逻辑肯定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个人载体所拥有的自主权利。类似于丁少纯这样的青年尽管可能会受到单位的劝说和警告，但却更多地是在八十年代以“民富”实现“国强”的思路中获得了某种不被言明的正当性。因此，“丁少纯问题”在八十年代实际已不复有阶级斗争激化时期被上纲上线的严重性，对青年“业余时间”的规训必然会寻求新的重心。一位青年专家对失足犯罪青少年做过一次抽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约百分之八十的犯罪青少年的违法犯罪活动，是在闲暇时间里进行的(17)。于是，一种普遍的正面引导话语时常出现在当时出版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青年辅导书籍中：“青年的价值量，是同时间的利用率成正比的，因而也是同闲暇时间的利用率成正比的……要使青春不虚度，一生事业学业有成就，倍加珍惜，充分利用和科学地支配自己闲暇时间这个宝贵资源，是至为重要的。”(18)赵尧舜的话显然是对此不痛不痒的“复制”，更有趣地重现了“十七年”时期“精神之父”对青年发挥影响的一个重要场景：捧读革命书籍。通过阅读“精神之父”指定或赠与的书籍，青年从中获得了向上的革命动力从而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应该看到，这一单向传输的可能之所以实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时代现代娱乐资源的匮乏。一旦当“武打录像片”之类的舶来品进入中国，“玩牌”之类一度被指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新复苏，“书籍”的功能就被压缩到一个相对有限的范围了。因此，三T成员宣称：“我们不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没烦恼。”赵尧舜锲而不舍提出新的建议：“不爱看书就多交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时候一个知识广博的朋友照样可以使人获益匪浅。”这次则遭到了戏谑的调侃：“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在“猥亵、淫秽”的惊呼中，赵尧舜完成了第一次出场。王朔始终没有交待赵尧舜具体的职业背景，也没有涉及其任何丰功伟业，而把活动空间限制在“饭桌”、“街道”和“商场”等日常生活领域，同时，他的泛泛开导并没有为他赢来青年的热情拥戴，相反，却始终是被嘲弄的对象。不过，他并未死心。
在与三T成员初步接触后，赵尧舜显然深感责任重大，以致把三T公司当成了据点，一连数天定时报到，“年轻人”们对他的出现已经不胜其烦：
老赵老来，一来就坐半天。我们跟他也没话说，就听他吹，吹得没劲了也不走，干坐着，那么大岁数我们也不好意思轰他，才尴尬呢。(19)
赵尧舜在此已经转换为一个不值尊敬的游手好闲者，更何况他依然操持那套一成不变的话语：
这不奇怪。像你们这种年轻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在社会上备受人歧视，内心很痛苦，但又只好如此，强颜欢笑。(20)
如果说这套充满暗示的“断言法”在第一次出场时被“年轻人”有意忽略未加分辩，这次不仅没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反而遭到了反驳：
“你说我们内心痛苦？”
“当然这太明显不过了，你不说我也能感觉到。”
“要是我们内心并不痛苦呢？”
“这不可能——这不合逻辑，你们应该痛苦，干嘛不痛苦？痛苦才有救。”
“那我告诉你，我们不痛苦。”(21)
赵尧舜最终被彻底扫地出门，而他遭到拒绝的方式居然是“年轻人”唯一一次接受的他的训导：
“……你知道要是讨厌一个人怎么能不失礼貌地请他走开吗？”
“最好是不说话，表示你已对他失去兴趣。”
“……”
“那我走了。”(22)
被拒后的赵尧舜显示出巨大的心理落差并上演了变态的一幕，在伪装成马青声音的一连串粗口中，他的“范导者”角色彻底瓦解了。
在小说的结尾，王朔给了他一次最后的出场机会，他“阴着脸带一个中年妇女不时看着脚下和身后左右的人进出舞场”，这个“道貌岸然”的人瞬间消失在人群中：
所有的人都在舞，在咧嘴欢笑，人头汹涌，胳膊腿横飞，音乐已经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从人们脸上挥洒出来的汗水在灯光下形成一片蒙蒙的亮闪闪的雾，使人们的脸变得模糊不清、混沌一团，只间或有鼻子或眼睛等局部清晰、一闪即逝地显露，在这层雾的下面是成百上千疯狂扭动的身体和不停跺地的脚，交织在一起，无律杂沓地变换位置。(23)
在这段颇似新感觉派的描写中，我们已然看不到任何中心，赵尧舜的故事似乎就此结束了。然而，《顽主》发表后不久，历史却为我们写出了“续篇”，这一次，“赵尧舜”来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蛇口。如果说，在小说中，王朔仅仅展示了“赵尧舜”是“如何失效”的，那么，蛇口发生的事件则进一步为其“为何失效”作出了解释。
三、“蛇口风波”：正面的冲突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前中央歌舞团舞蹈演员彭清一在蛇口招商大厦出席了“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青年们对教育专家空洞而不切实际的宣讲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争论由此而起。随同南下的教师郭海燕以李燕杰的名义起草了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由于多家媒体的相继介入，这个本来很平常的事件逐渐从蛇口播散到全国，引发了持续的热议，最终酿成当年的一场“风波”(24)。我关注的重心是这场“风波”中媒体的角色和作为“衍生物”的舆论倾向，其中，“叙述”和“报道”在受到某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支配的同时是否又建构和凸显了这种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而这正是“赵尧舜”、“李燕杰”们失效的根源。如前所述，之所以能够从“事件”发展到“风波”，媒体的推波助澜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不同媒体从不同角度为现场之外的人开辟了挖掘座谈会的“真相”的途径。有意思的是，从地方到中央呈现出的是相对接近的立场和姿态，以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份报纸《蛇口通讯报》和《人民日报》为例。
《蛇口通讯报》总编辑张梦飞说：“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25)二月一日，《蛇口通讯报》发表了《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这是关于“蛇口座谈会”的首篇报道。我们注意到，这篇报道的作者正是事件中的“蛇口青年”，再加上编辑部“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的设想，“报纸”在此实际被调动为与“材料”抗衡的工具，或者说是“蛇口青年”与“三位专家”在会场之外的持续博弈。由于蛇口作为“改革试管”在八十年代的特殊意义，全国各地不少媒体都依据《蛇口通讯报》的立场迅速跟进，《人民日报》则在八月正式介入。尽管记者声称目的是“为使读者得到客观、公正的事实”，但是从被访人员的分配比例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些端倪，十三人中九人皆为蛇口方面的各界人士，口径一致地以“商品经济”这个客观条件为“蛇口青年”辩护。不难看出，在“经济实利主义被提升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特定情况下(26)，“蛇口青年”被赋予的正当性其实源于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塑的呼应。尽管自始至终，作为党报和讨论组织者的《人民日报》始终坚持编辑部内部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舆论已经在历史趋势中形成了偏移。从八月八日《人民日报》正式开辟《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专栏至九月十四日专栏结束，报社共接到一千三百五十一件来信稿件，仅有二百六十六封倾向或赞同李燕杰等人的观点(27)。
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风波”与《顽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范导者”面对青年，更确切地说是体制外的青年不再有效的故事。更为重要的是，二者都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空，因而必然分享了某种潜在的共同逻辑。正如一封来信所揭示的：“这种争论由来已久，在社会上早已公开或私下地进行着”(28)，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顽主》为何会有意料之外的这个结局。如果《顽主》和“风波”的出现还带有偶然性，不足以看清赵尧舜、李燕杰等人的命运的话，那么接下来的电影改编则强化了这一氛围。
四、电影：重新被诠释
“蛇口风波”发生的同一年被称为中国电影的“王朔年”，王朔的四部小说被同时改编成电影，其中也包括了《顽主》。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电影文本，它敏锐地毫不掩饰地吸纳并内化了一个历史文本，在一个道德化的情景中，将“李燕杰”们与“赵尧舜”合二为一重新诠释了“范导者”的处境。
电影一开始首先是一段当年流行的“西北风”音乐《黄土高坡》和“瞻仰毛主席遗容凭本人的工作证、身份证，或者介绍信入场”的广播声音，然后大量采用偷拍镜头复现了八十年代末期北京街头的城市景观：拥堵的车流(非自行车而是汽车)，高楼大厦的钢化玻璃映出的建筑景象和飘舞的国旗，在阳台上跳霹雳舞的青年，身着“没有外汇券”“洋鬼子”字样T恤的老外，磨白水洗牛仔裤下的大片纹身，蓦然回首的长头发嬉皮……导演米家山视线下的“北京”已不再单纯是一个森严肃穆的政治场域或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古都，而已然是弥散着自由开放气息的多元化现代都市。正如列斐伏尔所坚持的“空间是政治性的”(29)，“北京”在空间内涵上的转变其实间接地暗示了以消费和欲望为导向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兴起将使曾经在革命化政治化的空间中如鱼得水的“范导者”面临位置的失落。
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不断变换的画面中插入了王迪的摇滚乐：“我曾梦想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可现在的感觉我不知该怎样说/这里的高楼一天比一天增多/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拉个朋友在酒馆里随便坐坐/录音机里唱着市面流行的歌/你是这样想的你却那样地说/人人都戴着一层玩具面膜/该怎么样说……”歌中的“我”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个体代替了“组织中的个人”在烦躁的宣泄中表现出难以言述的焦虑。这种焦虑在电影中无处不在，对丈夫不满却无处发泄的少妇，永远觉得生活无趣的中年男人，为手淫困扰的男青年……三T公司因此应运而生。三T公司的业务范围是“替您排忧，替您解难，替您受过”，正是彼时大为提倡的服务业。一九八七年前后，随着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逐步推行，起初作为解决城镇就业权宜之计的“第三产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国家强调第三产业“在‘七五’和以后的五年计划中，都必须予以重视，使之得到协调发展”(30)。因此，在米家山看来：“《顽主》的主人公们跟石色、丁建、张明都不一样，更豁达了。他们的行为态度已与社会上许多人不同。没职业、没工作，他们自找出路、自办公司，而且替别人排忧解难，管一些没人愿管的事。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在报复社会，报复谁，他们是在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生活。比起有些人，比起那些倒爷、违法乱纪者，比起那些貌似自食其力、实则利用权势投机的人，他们要诚实得多，也可爱得多。”(31)影片刻意添加了一些情节来表现三T成员的这种“诚实”、“可爱”，如照顾大小便失禁瘫痪老太太被诬陷敲诈却毫无怨言，公司倒闭后需要“服务”的人却在门外排起了长龙……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惊人的颠倒，是具体的“服务”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才是切实解决现代人日常生活焦虑的途径。
在凸显三T公司合法性的同时，“赵尧舜”作为对这支新生力量的干扰和对立而出现和活动就明显不合时宜。赵尧舜在电影中一共出场四次，从一开始他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身份——“著名的德育教授”。这很难不让我们联想到正讨论得如火如荼的“蛇口风波”，“赵尧舜”将不仅仅再是“赵尧舜”个人而更具有了典型的象征意义。几乎原封不动地将“饭局”场景搬上银幕后，赵尧舜第二次出场被安置于“五讲四美演讲会”的电视演讲之中，向现场的大学生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述自己接近三T成员的目的是“摸清他们的思想”。在复述了关于“书”和“朋友”的对话之后他用“可怜”、“堕落”来形容三T成员，这一场景也几乎是“蛇口风波”中“名片事件”的翻版，与饭桌上口口声声“最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的姿态两相对照，赵尧舜的“虚伪”因此形象地呈现了出来。最为有趣的是第三次出场，他被三T成员发现正无所事事地在街头抽烟，打望对面的美女，相比小说而言这无疑是一次重要的推进。小说中，赵尧舜之所以注意到“穿牛仔裤的小姑娘”是由于三T成员的酒后调侃，而在此，米家山让赵尧舜化“被动”为“主动”则更能暴露其人格的缺陷。三T成员一番恶作剧之后，谎称以赵尧舜名义与“小姑娘”约好“明儿下午五点，长城饭店门口不见不散”，赵尧舜略带责怪但又颇感兴趣地询问：“嗨，你都跟人家说了些什么，这么快就搭上了，真有你的。”马青的一句：“老赵，说真的，您这辈子肥水流没流过外人田？”立刻引来了赵尧舜大段的自我撇清和感慨：“没有，我们这种身份的人其实你们不了解，看上去有名有地位令人羡慕，实际上很受束缚，自己就把自己束缚住了，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们年轻的时候都很拘谨，谈恋爱都要向组织汇报。我那个老婆就……不说这些了，说这没意思，我们这代人，个人生活都是悲剧。”画面很快切入到第二天下午的长城饭店，赵尧舜站在门口心急火燎地守候，抽烟、徘徊、张望、看表……久等不见佳人，方才明白自己被骗。正如李杨所说：“当作者试图取消某一种政治前途的合法性时，总是通过取消其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来完成”(32)。身体和情欲是“范导者”不能突破的禁区，这段对赵尧舜个人道德的精彩想象，彻底撕下了赵尧舜的假面，不仅让人很难再将赵尧舜看作一个“范导者”，而且对一直以来高高在上的“范导者”本身也会产生怀疑。第四次出场是在三T公司伺候无人照管的瘫痪老太太的医院里，赵尧舜对三T公司的工作大发“无谓”的感叹，认为他们的“付出是廉价的”、“实际上是对青年才华的浪费”，既违背伦理话语，也不符合国家对服务业的正面宣传。赵尧舜的故事最终结束了。
片子拍完，米家山在访问中说，电影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其中包括：“要改德育教授，让他不要在长城饭店门口等”，但同时也认为“审片以来很久没见过这种影片了，剧场效果最好”。另外，“团中央看了这部片子，也提出要改德育教授，说什么全国就一位德育教授，不要让人对号入座”(33)。但此事实际上不了了之，这表明“范导者”赖以生存的整全性机制已经开始松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播出后引来评论的广泛关注，针对米家山一直强调的“娱乐性和宣泄性”(34)，有人呼吁：“我们的艺术家们，别忘了引发观众的良知”(35)。但这种要求艺术家继续扮演“范导者”角色的声音却不能妨碍不少人对米家山电影理念的认同。在此过程中，小说《顽主》也逐渐被重新发现和评价，正如日后的发展所显示的：王朔小说渐渐走向了与影视合作之路，赢得了广泛的受众，与此相伴随的却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在“文学市场化”中渐次衰落。
余论：历史的垃圾堆
以上我们回顾了一九八七—一九八八年间一个又一个“范导者失效”的故事，这些“范导者”在某种意义上无疑类似于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的某种“废弃的人口”，他认为，“随着人类废弃物的增加，在全球那些被‘现代化’影响的地方扮演着垃圾场的重要角色”，而“人类废弃物”即“人类废品”(human waste)，或者用更准确的说法——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多余的”和“过剩的”指那些不能或者人们不希望他们被承认抑或被允许留下来的人口)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构建(order-building)(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和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这种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必然的副作用(36)。
然而，那些在当年看来理所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人和物的意义和命运，却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间或被重提和反思。比如李云雷认为应该重新理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重新认识“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以及它所承担的责任(37)。赵勇则认为在“蛇口风波”中，“曲啸们的处境无疑是尴尬和窘迫的，尤其是当袁庚那句‘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出来后，他们更是几乎沦为人人喊打的极不光彩的角色。但其实，曲啸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冤枉的。首先，在人格上他们都堪称楷模”(38)。甚至连赵尧舜，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他试图拯救三T成员的动机和真诚。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越来越多王朔这样的“文化个体户”以游戏文字与大众媒介合谋参与了重塑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过程，尤其是当“现代化”在中国日益显露出越来越复杂的面相而不再被认为是完美无缺的普适价值时，作为业已消散或已成点缀的风景，我们感觉到“范导者”并不是曾经的叙述中那么可笑和无用。面对历史的垃圾堆，我们不禁要问：所谓的“改革”或“现代化”是否一定要以一些人的边缘和被遗忘为代价？其中被遮蔽的是否就仅仅只是所谓的底层、流动人口和女性身体？这或许是我们今天经由王朔的文本重新回到历史现场必然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②王朔、老霞：《美人赠我蒙汗药》，第5、1-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③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第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④陈映芳：《“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第6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⑤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第30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⑥刘晓萌：《中国知青史》，第8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⑦苏颂兴、胡振平主编：《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第7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⑧见马立诚《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第151页，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
⑨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见文化研究网。
⑩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第190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1)(12)(14)王朔：《顽主》，第39、39-40、40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3)刘溜：《1980：未完成的追问》，见经济观察报编《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第33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5)(16)王朔：《顽主》，第44、4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17)(18)刘崇顺：《新时代与生活方式》，第125、12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19)(20)(21)(22)(23)王朔：《顽主》，第62、63、63、64、6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4)相关内容见马立诚《“蛇口风波”始末》，《文汇月刊》1989年第2期，以及马立诚编《蛇口风波》，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25)曾宪斌：《“蛇口风波”答问录》，《人民报》1988年8月6日。
(26)潘国灵：《商品经济大潮下大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十五期(2003年6月30日)。
(27)马立诚：《蛇口风波·后记》，马立诚编：《蛇口风波》，第329页，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
(28)石路：《不同观点的交锋是正常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8月15日。
(29)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的反思》，第54页，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0)《国务院领导同志谈进一步把“第三产业放开”》，《中国经贸导刊》1984年第12期。
(31)王云珍：《访米家山谈〈顽主〉》，《电影艺术》1989年第5期。
(32)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125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3)王云珍：《访米家山谈〈顽主〉》，《电影艺术》1989年第5期。
(34)王云珍：《访米家山谈〈顽主〉》，《电影艺术》1989年第5期。
(35)安瑞华：《〈顽主〉的反道德、反文化的倾向》，《电影评介》1989年第8期。
(36)齐格蒙特·鲍曼：《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第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37)李云雷：《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38)赵勇：《“蛇口风波”随想录》，见天涯博客“赵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