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反思与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图像论文,模糊论文,年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1—01—0063—06
一、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进程
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大转型过程：第一个转型是研究立场的转型，即从批判的研究立场转向认同的研究立场；第二个转型是研究主题的转型，即从注重资料评介和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和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这两个转型的发生，既同研究主体的哲学立场、哲学理念的转变和哲学视野的拓展密切相关，也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密切相关。
从研究主体的哲学立场、哲学理念的转变和哲学视野的拓展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2年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之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模式被看作是唯一的“正统”，研究主体大都以此作为尺度来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必然结局是把它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或异端地位予以批判性地评介。随着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教科书体系并不能完全反映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个重新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意义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反复争论的问题。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哲学从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过程展开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 学术界开始认识到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超越了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等近代哲学理念，使哲学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虽然具体理论观点各异，但是其共同点都是反对从近代哲学的立场和视野来解释和阐发马克思哲学，主张立足于近代哲学的断裂点上重新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既被认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应坚持的道路，也被认为和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精神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被学术界称为“以西解马”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2](P78—181) 从而也实现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批判的立场向认同的立场的转型。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传入我国之时，虽然经过了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拨乱反正阶段，但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残余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世界。再加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和我国社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错位，导致了学术界和社会民众还不能完全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看，它们主要是反思和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解读模式，这就决定了我们学术界不可能真正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实问题看，它们的现代性理论所包含的工具理性批判、科学技术批判、消费主义文化价值批判和生态批判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不仅显得相当的隔膜，甚至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相当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没有产生像现代西方哲学那样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根本原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展开，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客观上要求我们以更加科学的方式研究和评价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话语系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出现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共鸣，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批判理论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主题的转换，一方面缘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强调学科意识、文本研究的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面对时代，面对我们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则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研究者不同的研究立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很难得到一个为学术界所共识的结论，绕过这一问题，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和具体问题研究正好可以成为进一步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策略。
总的来看，20年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初步形成了二者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促进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和研究。对此，张一兵先生曾经指出：“最初接触这一新的理论领域，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其时是在徐崇温先生撰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年）中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思想流派的。在当时的直觉中，有一种深深的震惊：研究马克思哲学还能这样出彩”。[3](P482) 而为了获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权，迫使他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即“回到马克思”。[4]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反过来又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和正确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但这种双向互动关系导致了出自各种目的的“以西解马”和“以马解西”的现象，一方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导致马克思哲学的图像日益复杂和模糊；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性质的不同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图像也日趋模糊。
二、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
长期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在组成部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级学科予以研究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诞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又被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的内在组成部分予以研究。学术界也越来越热衷于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称谓代替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但这种称谓的转换却暗含问题，以至于到底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它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和流派，理论性质、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等这些关乎学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问题，学术界目前事实上也难以达成共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难以达成共识。徐崇温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着重从两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作了界定。[5](P15—27) 其一，主要采用了梅劳·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看作是一种“反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二，主要采用了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的相关观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致归纳为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赖希、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梅劳·庞蒂、意大利学派、阿尔都塞、高兹等。尽管后来部分学者对此提出疑问，但都并不否认他们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存在，只是不同意他们都是反列宁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这种对作为学科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事实上一直为学术界所认同。但近年来出版的多种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或教材，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代表人物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如俞吾金和陈学明先生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下册）一书中，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学派和后马克思主义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论述；张一兵和胡大平先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一书中则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予以探讨，但是却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终结了，理由是从阿多诺开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进步和人的解放逻辑都被否定了。”[6] 在此基础上，张一兵先生提出了“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哲学思潮”等概念标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排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围之外。[7] 衣俊卿教授等合著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部分，主要论述的是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理论的发展，分析学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都不在论述之列。如果我们不仅仅拘泥于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或教材，进入到各高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学课堂，其讲授内容恐怕更是五花八门。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缺乏共识的状态，显然不利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走向深入，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边界呈现出不断模糊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在国务院学位办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之后更进一步增强了。国务院学位办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规定为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潮，这一界定显然过于抽象，难以划清作为学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边界。如果按照以上的规定，那么德里达也可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研究对象，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源和理论目的来看，这样做显然是不恰当的。[8] 更多的学者则越来越倾向于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称谓取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其目的和彰显一种无主观偏向的“客观研究”不无相关。但是，其后果是那些仅仅借用马克思的方法研究西方社会问题，同马克思的思想似有关联而又无本质关联的理论家也被我们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在笔者看来，把这样的理论家纳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并无不妥。但是，由此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同一意义上的概念使用，则是存在较大问题的。
第二，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这一问题难以达成共识。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实际上也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非马克思主义说、具体人物具体分析说、马克思主义说”三种主要理论观点。由于目前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对于学术界来说依然是一个相对敏感的问题，学术界由此也形成两种应对策略。一种应对策略主张使用一个比较中性的称谓，即“国外马克思主义”来代替“西方马克思主义”另一种应对策略认为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无法说清的“形而上学”的问题，主张绕过这一问题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第一种应对策略虽然从出发点看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体说，“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国外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称，根据国务院学位办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通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国共产党人根据时代变化和本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中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产党的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二是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三是既批判资本主义又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研究；四是由马克思主义文本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流派等。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既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理论家的理论与实践，也包括抱着借用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西方社会问题和以反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理论家的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西方共产党内一批理论家反对共产国际推行的“布尔什维化”运动和教条主义指导思想，力图探索一条适合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由于在如何进行西方革命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了哲学理论上的争论，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问题。其理论的目的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由于共产国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导致了其理论逐渐在党外发展，丧失了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并不断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自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始终把实现工人阶级的自由和解放作为自己的理论目的。这显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部分理论思潮是存在原则区别的，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概念并不能相互替代。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不能随意泛化，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二个应对策略的出发点是希望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停留在一般的原则争论上，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一策略不可能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同西方一般的哲学文化思潮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区别，必然会模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以对生态问题的研究为例，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方法论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分析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它始终把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建立在对资本批判的基础上，指出只有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和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西方生态主义思潮仅仅停留于对主体形而上学的抽象批判是存在本质的区别的。[9] 这种对具体理论问题的不同解答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立场的认同，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蕴。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批判当代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所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系统，而决非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搞不清这个问题，就极有可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简单地归为一种西方的“新左派”思潮。[10]
第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以及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难以达成共识。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极大地影响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程。根据徐崇温先生的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专业的确立，“从一开始就是由努力完成政治任务所带动起来的：在1977—1978年间，胡乔木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工作后不久，找学术情报、哲学等研究所的领导前去领受任务说，中央某领导出访欧洲期间，接触到一种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我院搞一份材料出来供参考”。[11](P1) 由此批判地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主要的研究目的。随着学术界对教科书体系的批判反思，人们开始出于一种理论自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学术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而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资料评介、流派研究转向个案研究、具体问题研究之后，为什么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应该肯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问题研究标识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但问题在于，似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研究范围更加狭窄，所选择的研究人物名不见经传，而且这种研究往往是建立在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起源、理论发展历史进程和理论特点的把握基础上的；而学术界对人物研究的热点不断转换，存在着过高评判研究对象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的倾向。我们并不否定上述研究的学术史意义，但当这种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时尚和潮流时，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从宏观背景上看，和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思想淡出，学术凸现”不无关系；具体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则在于不理解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建立在关注当代中国问题的基础上，而不能使之变成单纯的学院式研究。
在讨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时，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一般都高度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贡献，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和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来源。[12] 这种观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和现代性质，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同一性和断裂性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把“回到马克思”与“推进马克思”结合起来，建构中国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哲学解释路向击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害，并且是以马克思的文本为基础，理解了马克思的哲学是超越了近代哲学形态的现代哲学。另一方面，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研究者则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心存戒备，在他们眼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用西方哲学思潮解读马克思哲学，可以说他们是“以西解马”的典型。这种“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把马克思哲学简单地归属于西方哲学范畴，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某一学派或某几个学派的固有逻辑，作为理论框架，来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忽视马克思哲学自身逻辑、独特个性、精神实质和重大创新的解读方式。”[2](P78) 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正确地解释马克思哲学，反而从根本上偏离了马克思哲学，制造了“马克思与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与上述两种观点相对应，我国学术界一方面大量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批判传统的教科书体系，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理解；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把这种研究方式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介式方法”，强调通过这种方式得出的研究成果只能被称为这个人或那个人所理解的“马克思”，却很难被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这种状况既说明了部分研究者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图像上；同时也说明我们学术界的确出现了对马克思哲学多样化、个性化，然而又是越来越带有个人化色彩的解释。
三、走向清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是否可能
日益模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不利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也不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更不利于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的吸收，因此，走向清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实际，严格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如果我们追寻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缘起于西方共产党以及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力图摆脱共产国际教条主义指导思想，探索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西方道路，这必然会引发一场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一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文化传统的结合中，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但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自产生起就受到批判，并由此逐渐在党外发展，不得不丧失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其理论主题也转向了哲学研究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也使其理论呈现出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并善于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总结和研究社会主义运动和当代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而其理论不仅显示出了深刻性和创新性，而且在西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地域来说来自西方，从其理论底蕴来说则源自马克思。因此，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具备如下三个特征：一是自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二是认同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三是认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笔者主张将具备上述三个特征，来自欧美国家的理论家纳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至于那些和马克思的思想只具有“弱的联系”，如仅仅只是借用马克思的方法或具体理论观点分析西方社会问题，而不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和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家归到“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流派予以研究。比如德里达、鲍德里亚等。只有这样，才能既使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保证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同时又使我们避免随意突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边界，保证研究对象的统一性和对话的可能性。
第二，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就是无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还是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都是以形成中国气派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为最终目的的。这实际上规定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所在。应该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理论问题的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这只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决非最终目的。只有通过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服务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才能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也是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极终意义。这就意味着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该有所侧重，有所选择，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研究那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突出意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和代表人物。具体说，应该特别注重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欧美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因为，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看，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长期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内进行的，缺乏研究的系统性和理论的深刻性；而对分析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研究队伍都相对薄弱。从理论上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注重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性质、理论形态、理论功能和理论体系等问题的探讨；分析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则注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的未来、阶级和国家问题以及生态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探讨，[13] 他们所探讨的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当然，也必须指出，我们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有所选择和侧重，并不意味我们排斥和否定对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我们只有真正明确我们研究的极终目的，才能够真正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深入。
第三，加强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推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要把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推介给学术界，以便消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隔膜状态，使之真正成为我们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除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者之外，学术界相当部分的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图像上。在他们眼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那股用西方哲学思潮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端”或“非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源流、哲学理论运思过程的理解和把握还有待加强。因此，向学术界大力推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改变长期支配学术界部分研究者头脑中陈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图像，奠定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之间进行对话和互动的前提与基础，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