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变法失败原因与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史学界对维新变法运动失败的原因有不同的评价。一是“过激论”，认为康有为与光绪帝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新政上谕如倾盆大雨，“过激”“过急”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一是“改良论”，认为康有为等维新派，依赖光绪帝，没有实力，没有真正取得政权，也不愿意采取激烈手段夺权，是改良主义导致了失败。如假设康有为进行的改革不是“齐头并进”、“倾盆大雨”，变法能否成功？如果维新派不搞改良，武力夺取政权，结果又会怎样？历史不能以假设为前提，而且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可以被证明。
一
历史是这样证明的。
首先，康有为领导维新派进行的“百日维新”，被后来的清末新政证明。清末新政基本上接受了百日维新的内容，与百日维新在几个方面是相同的，甚至某些方面走得更远。
第一，两者改革的内容基本相似，都是在不改变政权性质的情况下，进行一些行政机构、经济政策上的建设及教育方面的改革。清末新政期间，创设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外交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同时撤弃了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部门。在经济政策上，设立商部，颁行了一系列商律，奖励工商实业，劝办商会。在教育方面，废除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创办了新式学堂，派学生出国留学。这些正是康有为多次上书的内容。
第二，两者采取的方式相同，都是仿照日本，依靠清政府这一绝对权威，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政府立法，是仿日本宪法。日本宪法给天皇以立法权、司法权、裁决权、军队统治权，同时议会的召集与解散、法令的发布、官员的任免大权，握于天皇一人之手。康有为在百日期间，要求清政府仿日本明治维新，敦促他们心目中的天皇——光绪皇帝雷厉风行地把权利集于一身。他提出的政治要求并没有马上要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
第三，两者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产生的结果也相同，改革流于形式。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众多小官吏对改革敷衍，甚至持反对态度，督抚们对于中央下达的许多新政措施大多阳奉阴违，敷衍搪塞，不是借口“非仓促所能告竣”，就是借口自治程度不齐，延搁不办。这种情况于百日维新时期几乎一样。
百日维新是维新派敦促光绪帝而发动，清末新政是慈禧太后代表清政府发动，虽然发动者不同，但结局大体相似。这是不是从某一方面说明维新变法无论是否“过激”，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其次，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不走自上而下的和平道路，而是进行推翻清政权的武装斗争，是否就可成功？辛亥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被称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纲领，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宪法，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这个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这一结局向世人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即使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同样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将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两个历史事件，放在中国现代化这一历史长河中，便可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它们都是以学西方为中心，搬用西方现代化模式，效法西方的改革方案。这条道路的尝试清楚地告诉我们，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西化。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探讨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原因是“过激”了还是“改良”了，已没有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从康有为变法后的思考，或许能得到一些启示。
二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出亡海外，游历诸国。亲身体验与冷静思考后，他说：“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辨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乃益信吾国经孔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也。凡万国政俗之初更，志士学人阅历必浅，既寡书传，又未亲游，但愤于积弊，耻于国弱，发愤太过，张脉怒兴，故未及深思，轻为举发。故皆欲先行破坏而后徐图建设之功。”（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21页。）众所周知，康有为一向刚愎自用，在变法失败后，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变法有任何过失，如果有错，那也是别人的。但法国大革命给他的感受，使他言不由衷地反省自己的过去。他的思考有三层含义：
第一，不能轻易丢掉中国的传统文化，妄自菲薄，也不能不顾一切照搬西方的经验。
康有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思想的评判有些偏颇（本文不加以评论）。但他在“熟考中外之故”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全盘西化的主旨较变法前更为强烈。康有为如此坚信这一观点，主要有几个原因：(1)西方国家并非是他以前想象得那么美好。他说：“吾昔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而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在风俗教化方面，他们的进化水平与中国没什么不同。在中世纪，比中国还黑暗，只不过是一日之强富。如果举中国数千年道德教化文明一切弃之，是“大愚妄也”。东西方民族文化具有极大的差异。首先，不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民族风格，这是无法一致的。因为欧洲诸国的地形造成了“故各阻险，立国统合极难”，“不能增拓于陆者，则思增拓于海”。中国是“一统自足有以致之，必无可望于再开新地者矣。故中国断无能产出科仑布也”。其次，是东西方国家形成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传统，这也是无法一致的。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源头，来自古希腊文明，希腊之能创民权政治，是希腊文明的政治习惯。因为“希腊国家地僻国小而民寡，又多富民、秀民，地僻海岛易守，国小则易交通，民寡则易聚集，富民、秀民多则其势平等，而难以一人行专制”（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573页。）。中国的情况不同，“若吾中国，自黄帝时即已征服万国而统一之，泱泱大国，比于全欧，假令立民主乎，则中国反不能强，不能安，而为人所弱，或分乱久矣”。就是同属一种类型的欧美国家，也有不同的国情。他说：“古今万法皆如方药，惟问适时病何如耳……然普（鲁士）早用英立宪之制，则普不能立国，岂不惟霸哉。英之能先行立宪者，亦以远避在海岛，不丁欧陆百战之冲故也”（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页。）。如何改造中国，康有为十分赞赏英相巴科的观点。巴科说：“各国各自有教化、风俗、历史，万无以他国之政化可骤移用之理。我英国之政，是自然积化，非仿效而来，亦非可仿效而得。病症不同，不能用一方。”（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
第二，康有为检讨了自己过去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行动过于草率，愤怒多于理智，是在对中国的情况了解过浅，对西方认识不深刻的情况下，“发愤太过”，“未及深思”，“张脉怒兴”的举动。
维新变法时，康有为提出的改革计划过于庞杂，上至“变官制”，下至“剪辫易服”，二三百条一揽子解决。康有为图功太急，其主要原因，一是他把改变中国看得过于容易，中国变法只在“皇上自强之一心，畏敬之一念而已”。二是他把追不世界看得相当容易，认为经过10年努力就能“诸学如林，成才如麻，铁路罗织，矿产洋溢，百度举而风俗成”。三是民族危机的紧迫感，时时在催促他快变，大变，全变。他常说“忧虑强邻四逼，不能容我从容图治也”，中国再不变国将亡。愤怒大于理智，使康有为无法正视中国自己的弱点，也无法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难怪有人说，较小的日本变法，施行三十年而强，而较大的中国变法，反而只要三年，康有为行的是什么推理。
第三，康有为认识到，万国政俗初变，往往是考虑破坏旧事物多。破坏后，社会如何稳定，如何建设和发展，是志士仁人考虑欠缺的。包括他自己都是先破坏，后再慢慢地考虑如何建设。但是“破坏甚易，建设甚难，大火随风不知所底，其不至亡国者幸耳”（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从破坏和建设的关系，康有为对法国与德国的社会变革给予贬褒不同的评价。他认为法国革命就是破坏多于建设的典型，造成血流成河。而对德国的改革则进行了相当高的评价。德国国家政权稳定，重建设，这是“水流沙转自然而成之也”，不是说“吾欲变某法，吾欲师某国而能得之哉”（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因此康有为不再循变法时期那种仿别国政治体制模式的思路，而重新考虑中国的国情，寻求适时宜民的改革方案。
中国的国情是“国土之广大比于欧土，而铁道不通，舟车日行不逾百里，自省会至边县逾旬弥月，况于云南、甘肃程期半年，若西出伊犁北逾兴安，非经年不能至矣”。这样极差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物质条件，“故进化极迟，改良极难，政治难行，农工难盛，士人难见开闻，商旅难为交通……”（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从这一国情出发，康有为此时的救国方案与变法时发生了极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变法时期的“政治救国论”变为“物质救国论”。
变法时期，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以君权行变法，实行政治改革。这时，康有为却提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所说的物质，有时是泛指欧美国家的物质文明，有时是指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康有为称之为“粗而形而下者”。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即“科学中之化光、电重、天文、地理、算数、动物生物”（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等，这属于“力数形气之物质”，也就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第二层次是技术基础科学，康有为称之为“实用科学”。第三层次是工程技术科学，康有为称之为专门业学，即“工艺兵炮者”。
第二，学习参照的国家和内容发生了变化，由变法时仿照日本的政治改革，变为学习德国的发展经济。
康有为从物质救国的角度再审视西方诸国，他仰慕叹美的是德国。德国物质文明之所以发达，其物质之学之所以讲求，是因为凡有一政艺即立一学，故事事物物见诸实效，“不在其虚理学而在其实业学也”。总而言之，“德人能以实用与学理相融，无在非学问，无人非学人”，即讲究科学方法，注意实际效果，而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缺乏的。“若我国学者，尤为望空，好谈哲学文章而轻鄙工商，故机艺尤拙”（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3页。）。故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科技，就应向德国学习。
第三，将变法时的所谓“枝枝节节”，“微特偏端”的部分，作为中国之最缺的、最应改变的主要内容。
在变法时，康有为曾说铁路、矿务、学堂、商务是“变事”而已，是变革中的枝节问题，而政治体制的改革才是根本。这时他认为，“夫今中国之缺处固多矣，而吾暂缓一切，独汲汲焉特以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事至粗者相望何也？诚以百凡要政之缺，可以一朝而举，而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者，不可曰吾欲为之而即为也。”康有为认识到，政治变革可以由我们主观决定而一朝完成；发展物质文明，发展经济的工业化进程，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是一个自发自律的过程。所以，发展生产力最为重要，不可耽搁。
第四，变法时的下策改为上策。
康有为在变法时向光绪皇帝提出上、中、下三策，请光绪采纳。上策是仿日本实施变法。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法。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并认为下策是国家灭亡之策。这时，他从发展经济，开办实业，“成物质学”考虑，提出自下而上的策略，允许设省府县乡议院，各省府县乡的缙绅有志之士，实行公议，逐步形成民权公议的习惯，随着“公议之事日多一日，公集之期，今亦日多一日，其势若江河之东流，浩瀚而莫之能御也”（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1页。），水到渠成，循序渐进地建立新事物，推翻旧事物。
总之，康有为的变革观同维新变法时期相比发生了变化，即认为现状改革、发展物质（工业、科学技术）为根本，变革观走向世俗化，讲求使用性、有效性。康有为也无意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他说：“然民权、国会、公理也，义之至也，势所必行也，但待其时耳。”要政治改革与物质建设相协调，因为，“国会，民权实赖物质文明”（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1～573页。）。
三
“物质救国”，是康有为在审视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世界各国发生的重大变化后而提出的。他高度评价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他说：“欧洲近者室屋华丽，皆在百年中。所以在百年中者，以华忒（瓦特）既出机器后，国民富源大进而得之。然欧美新世界，固非一人之功，然华忒之力，实可谓有八九分也。物质之利用，机器之发明，以数千年前圣所极力经营而不能成者，一华忒生出新世界，所关岂不大哉。”（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他已意识到工业革命是影响世界进程与方向的划时代巨变，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与变革。康有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熏陶的思想家，能提出这种思想，标志着他的思想紧紧地跟上了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开始从生产力的角度来审视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康有为提出，“科学实为救国之第一事，宁百事不办，此必不可缺者也”（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6页。）。他对世界未来的预见是“方今新世界之争胜，非以其哲学也，以其物质也。物质大盛者强，物质不讲者弱，故我国之专门工学尤要矣”（注：《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他的这些看法正像今人所说：“任何一个文化，只要得到科学思想与技术的要领，都可以有所贡献于现代化。”（注：殷海光：《中国现代化的问题》。转引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康有为提出的物质救国思想，超越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模式，可以说是对同时代人思想的超越。
康有为还较早地意识到当今国际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10年前（1895年），康有为还认为世界竞争之势，“必以商立国”。这时他提出当今世界的竞争是国力的竞争。他说：“势者，力也；力者，物质之为多。故方今竞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物质文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则国力强盛。反之，削弱危殆。他说“无物质学”的一些国家正逐渐削弱，而美国“以言工艺，则华忒之后，机汽（器）日新，汽舟、铁路之交通，电光化重之日出……盖突出大地万国数千年之所无，而驾而上之”。可见康有为所说的“力”、“竞新”、“物质学者”是指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
康有为提出“物质救国”，我们不能看成是反对革命。他是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来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它是康有为救国思想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在维新变法时，康有为的思路是“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这种策略包含着极大的风险。这种变革要依赖于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强劲的现代化推动力量。但这些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是不具备的。康有为在欧美的考察，使他认识到近代社会发展变革最根本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今为物质之世界，精于物质者强。电尤物质之至精新者，精于电者尤强”。谁走在科学技术的最先列，谁就最强。他说：“我国人今之败于欧人者，在此一二百年间，而所最大败远不如之者，即在一二百年间新发明之工艺兵炮也。凡欧人于百年来所以横绝大地者，虽其政律学论之有助，而实旨借工艺兵炮以致之也。”他改变了从难以模仿的西方政教风俗入手，学习西方的方案，而直接走容易模仿，马上致用的发展生产力，引进科学技术这条路。他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1)中国数千年之文明，重道德哲学，物质最缺。(2)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工艺兵炮，对中国救亡更有实际效果。康有为批评中国近数十年改革变法（也包括他领导的维新变法）皆误歧途，“分毫未得其实用”。(3)先进的物质文明，科学与技术具有普遍性，是国家强盛的共同特征。(4)科技可以致富，摆脱贫穷（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8页。）。如以此为导向，“则民得以自富，而国因以强焉”。
如何发展“物质之学”，康有为认为中国急需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他说：“物质之方体无穷，以吾考之，则吾所取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而已。”（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4页。）“苟得工艺炮舰之一二，以存矣，可不忧亡之矣。”可见他是从“救亡”的角度，急学与生产活动有最密切关系的工程科学。为此，还要开办实业学。康有为所说的实业学，不是指变法时所说的声、光、电、数、化、力等基础科学，而是较强的实用性科学技术。
康有为发展物质之学的途径也同政治体制改革有关。他主张，实行地方的公民自治，在稳定社会的前提下进行改革。这样，“上无损于君权，中有助于有司，下大纾民气”。他主张公民自治的目的，是发展“物质学”。因为“物质学者在理财，理财之本，又在官制，官制之本，在人民自治”（注：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80页。）。这种灵活的适合发展经济的政治体制，没有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土地为当地国民公有，财政由当地国民自出、自理，民有较多的自主权，有利于私有经济的发展。康有为称此为“今日救中国第一政”。康有为这一举措正是打破中国乡村社会封闭的宗法组织，走向近代市民社会的开始。其发展下去，正像他所说的“虽欲压抑之，犹绝江河之流而塞之也，必不成矣。”
总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后的思考，是以既保持社会的稳定，又重社会实效为出发点。他已意识到，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并不是西方的枪炮兵舰，同时也不能把西方的政教风俗移入中国。真正能启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是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工业技能。这种工业化的经济变迁会使中国的社会逐渐改变。从这一点看，康有为似乎又回到了洋务派学习西方的器物阶段。然而他们之间却有根本的区别：其一，洋务派是盲目的不自觉的“东施效颦式”的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康有为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要把西方的工业技术学到手。其二，洋务派是顽固地坚持“中体西用”的模式，对近代工业文明采取割裂的态度，只要其“用”，不闻其“体”，只用其“器”，不取其“制”；康有为是在采其“体”与“制”失败后进行的反省，他并没有因为这一失败而否定西方文明的“体”与“制”，而是从实效来逐渐推行“体”与“制”的改革，如实行地方公民自治等。其三，洋务派学习西方，是采取“痒起急处抓”的急功近利的态度，他们之所以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是因为西方的“船坚炮利”对中国所造成的问题最急；康有为是在对世界形势充分了解，与中国政改失败后进行的通盘思考。一方面他认识到以“华忒既出机器后”的工业革命，是中国与世界巨大差距之所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与欧美的国情及历史条件相距甚远，西方制度不论多么优良，也难为中国之模式。因此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先借用先进的欧美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经验。
中国近代化延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近代意识的国家政权，但近代意识的国家政权是历史的产物。梁启超曾对民国失败的现实这样总结；“政治的根本不在制度，而在社会。”他说：“人们常痛心恶政，多注意制度的改建或政府中的人物，殊不知制度与官吏之良否并不是政府的命脉。凡一国之政象则皆其国民思想品格的反影而已。政治发自政府，而官吏来自民间，恶劣的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生，善良的政府惟善良的人民乃能产生。”当时中国还不能提供一个这样的社会条件。在此情况下，康有为力图不搞空泛的争论，而谋求另一种可以马上致用，并非西化式的模式：通过物质救国，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从经济层面突破，逐渐走向现代化。
肯定康有为的这一方案，无意否定孙中山的革命，因为无论改良还是革命，都是走以西方为模式的道路，这条路被后来的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康有为思想的意义恰恰在于较早地意识到西化是不可能的，较早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与机器工业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较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开始的全球性大转变，是从经济层面突破。这个突破将会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中国必须加快这个步伐，不能迟疑、耽搁。
当然，康有为的思想也有局限性。他对科学的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他强调的是要学习实用科学与专门业学，也就是技术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而对基础理论科学并不重视。他是本着救急之实用的态度，从工艺、汽电，炮舰与兵数着手。如果仅是这样，将最终会制约科学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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