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型深化期的国企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投资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在改善铁路、公路、基础设施、民生等多个方面产生了积极效果，但同时也引发了所谓的“国进民退”之担忧，使得国企改革的问题再度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国企面临着二次转型和二次创业的重大机遇和挑战，使得我们有必要对转型深化期的国企改革与所有制调整进行深入探讨。
一、新的国企改革要汲取产权改革的经验教训
“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的教条，在中国的改革中并没有能够幸免。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围绕价格改革和所有制改革的两条主线争论，实质上所涉及的就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运行机制改革和以所有制改革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次序之争。中国经济转型的正确次序就体现在选择了价格改革的主线，而不是所有制改革的主线；俄罗斯则是同时选择了在两条主线上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无论当初的争论者采取了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所有制改革的意图，私有经济是所有制改革中不可避免的发展内容。体现在占据社会资源主体的国有企业身上，就存在改革是着眼于增量培育还是存量调整的难题，增量培育是不同所有制竞争发展的基础，而存量调整过程中就很难避免私有化的改革结果；前者是发展的路线，而后者只是一种资源占有关系的调整。产权改革的目的在于形成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但却被错误地当做激发、激活国有企业效率的手段，甚至成为一些私有化改革主张的理论通道，认为产权自由转移就可以解决企业效率不足的问题。对于产权通过自由转让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提法，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1997年前后就明确指出产权是个“非常危险的神话”。即人们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正确地确定产权，做到这一点就能保证效率；如果人们对所确定的产权形式并不满意，还可以通过一次性转让(lump-sumtransfer)轻而易举地加以改正。[1]实际上，企业是产业体系长期演进的结果，产权转让则往往是以危害产业演进路径的形式造成生产力的破坏，现有转型国家的实践无不证明了产权神话的荒谬，但这个思想却成为大多数课堂上不断重复的定律。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路，转型国家中观层次企业体系的改革并没有能够普遍激发、激活国有企业的活力与效率，不是规范地进行企业组织形式的转换和市场化运营，而是热衷于通过产权改革重新界定这些资源的所有者，这就除了使得国家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被迫市场化释放之外，并不能够形成更加富有效率的国有企业。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私有化的改革非但没有加速俄市场经济的进程和企业效率的提高，反而引起了俄经济内卷化的发展过程，大量企业在产权改革的过程中解体，从生产领域退出，厂地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发财资本，工人成为社会失业人群，产业体系出现了违背产业演进规律的低端化发展趋势，从而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整体衰退。随着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激进转轨使得其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3.3%，工业生产总值更是下降了48%。这些指标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年代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30.5%）和1941-1945年苏联在卫国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24%）。[2]研究表明，仅此一点，就足足使俄罗斯经济倒退了20年。而要在市场自发演进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国民生产体系，没有技术突变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中是非常困难和缓慢的历史过程。
现在，经过30多年的持续改革，国有企业经历了市场化企业组织与运营形式的艰难转型，但如何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有企业发展模式则还在不断的探索之中，国企面向国内外市场竞争实现自主发展与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在新的国企改革中，要有效汲取产权改革的经验教训，按照市场法则推动国有企业的自主发展与改革创新，推动国企与其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平等竞争与优胜劣汰。
二、新的国企改革要推动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所有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宏观的经济制度安排，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与国有企业密切相连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作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主体部分，固然有社会制度的独特性，但这种独特性完全是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际发展环境相联系的，这就需要探讨国有企业在这些国家产业结构与经济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和发展方向，形成独特的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思路。有些强调产权改革的人，事实上并不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国企改革，而是把国企改革仍然局限在所有制的存量调整上。不是从市场自发演进的角度来探讨这些体制外和增量改革力量的市场化进程，而是热衷于使这些力量依靠产权改革或者市场化改革，参与公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资源占有，加速其财富积累，这已经成为产权理论最坏的影响领域。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并不是像萨伊所相信的那样决定于它所蓄积的财富（也就是交换价值）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3](P127)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取决于以企业为载体的生产体系的发达程度。苏联曾经是世界第二号工业强国，拥有强大的生产力体系，但随着激进转型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没有得到有效的构建，产业结构却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国家解体。以企业体系为核心的产业结构是一国生产力体系长期演进的结果，一旦被破坏便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通过世界企业百强排行榜就可以清楚地把握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世界生产力体系最发达的美国基本上垄断了服务业、汽车、石油、银行等行业的最强企业，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霸主。俄罗斯的转轨实践充分证明，自由价格和私有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全部内容，以企业体系为框架的生产力体系才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除了私有化预期，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也一度出现了不是夯实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而是热衷于追求企业资本运营、上市圈钱、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所谓的“改革”做法，其结果是搞垮了企业搞富了个人，搞弱了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企业的本质是生产组织，企业体系构成了国家生产力体系的基本框架，面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建立和完善中观层次上的市场运行机制；通过公司制企业组织形式解放和发展企业的活力。一方面，从一定领域、一定程度上来看，国家所有制是“马克思—列宁范式”和“凯恩斯—萨缪尔森范式”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国家所有制来实现，能够更好地推动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切实认识到我国生产力低下的现实，扎扎实实地抓技术革新、产业更新、结构调整，利用市场经济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高效性和敏捷性，以求最大程度的发挥和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型在生产力体系发展方面的必然要求。遗憾的是，在国企改革中，甚至有把特定时间和条件下的技术换市场、比较优势原理扩大为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趋势，这和发达的国家生产力体系建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不合拍，忽略了国企作为我国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的龙头作用。俄、中在企业生产组织转型的层次上，都有一定的经验教训可资吸取，无论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可以肯定的是背离了企业的本质搞企业改革肯定得不到好的效率，离开了国家生产力体系的提升放任企业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提高不了国家竞争力。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国有企业在抗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间的竞争日益体现在产品与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较量，这就需要国有企业不断提高技术研发与自主创新的能力，主动进行二次创业与发展转型，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中坚力量。
三、新的国企改革要符合产权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产权改革实际上直接构成了所有制调整的制度通道，所有制作为市场经济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不但是关系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的问题，而且实际上决定和影响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这是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早在1997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对比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4](P7)问题是明确的，宏观层次的所有制改革已经成为理论上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究竟如何创新？这直接涉及了宪政性法律制度的坚持或变革。在实践中，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明确强调“警惕公有制主体地位流于空谈”，说明了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困境。[5]但除了庸俗的私有化改革倾向，所有制作为重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内容，一直存在着广泛的理论探讨，但始终缺乏实质性的理论突破。民营经济、民本经济以及以股份制为主体的新公有制理论成为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民营经济和民本经济作为增量改革的内容，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发展方向，但把民营经济和民本经济狭隘地理解为对应于公有制经济，前者是藏富于民，后者是藏富于国，则是机械地理解、狭隘的思想。公有制经济的实质是强国富民，并不是社会财富完全属于国家，而是属于人民，公有制更重要的是调动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建设强大的社会生产体系；而民营经济和民本经济的实质是富民强国，如果没有民营和民本经济的充分发展而热衷于通过所有制改革来实现这个愿望，老百姓社会财富的占有往往以强大社会生产体系的崩溃作为代价，俄罗斯就是这样。从中国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力体系出发，公有制为主体和民营、民本经济的发展是相互补充，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强必然民富，但民富并不必然国强；这在历史的长河中屡见不鲜。
因此，所有制改革的标准，应该立足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调整，这应该成为转型经济的一条基本法则。摆脱私有化的预期，客观来看所有制的改革，产权社会化的发展是所有制市场化演进的最新成就，机构持股、社团法人的发展、公共所有制的大量存在，甚至国家资本的混合发展都是产权社会化发展的重要形式。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表现尤其突出，公众和机构持股的投资形式，使得公司制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层层分离。只有投资者的初始财产权是明晰的，投入到企业中的财产权转化为法人财产，这就使得公司制企业的产权是社会化投资的结果，法人财产由公司实际占有，并不为任何投资者所有，产权界限完全呈现了模糊状态。通过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层层委托代理的关系，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并不是源自产权是否明晰，而完全来自公司治理层是否具有严格的信托责任和社会监督治理结构。2001年前后连续发生在美国以私有制作为产权基础的安然公司(Enron)、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安达信(Arthur Andersen)、施乐(Xerox)等一系列著名企业的造假和欺诈事件，充分证明现代公司制企业的经营好坏、效率高低，与产权是否私有制无关；重要的是要规范现代企业制位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信托责任制度，加强企业的社会监督治理结构。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不但体现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方向，而且兼顾了民营、民本经济的一般特征，是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然要求和最佳选择，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结合点。这为市场经济宏观层次的所有制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内容，这也是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值得很好关注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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